碧血丹心垂汗青

碧血丹心垂汗青 今年，距四川华蓥山起义已60年了，也是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七支队政委杨奚勤壮烈牺牲的六十周年。遥想当年，既往之事，历历在目，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杨奚勤出生在四川省岳池县的余家坊。大约是1932年前后，他就读于岳池县城内一所高等校。“九一八”事变后，该校特设了一门课程，叫“国耻课”。担任这门课的老师叫郭秋痕，中共地下党员。老师以满腔的仇恨和悲痛的心情，历数我国长期以来遭遇的种种外侮，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忱。当讲到“九一八”事变时，老师的血泪控诉，激起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课堂里激昂地唱起了:“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救中国……”这时，一个个子不高、宽额方脸的同学高声请求道:“郭老师，我要参加义勇军，与鬼子拼一死战……”但由于他年纪太小，郭老师只好劝他先参加“童子义勇军”。这位激愤少年就是杨奚勤。 由于蒋介石媚外反共，长期内战，民生凋敝。杨家家道日衰，读完高小后，杨奚勤只好中途辍学。他带着沉重心情，随其姊杨英杰回到乡下老家，互相砥砺，阅读了不少古今文章和新旧刊物，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求索。 1937年，他正式复学，考进了岳池县立初级中学校，用的名字叫杨拯中。我有幸与他同学但不同班。由于我们志趣相投，故常交谈往来。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向我发起全面进攻。铁蹄所至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全国人民奋起抗日，青年学子一马当先。为救亡图存，我与杨奚勤都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当时，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要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和改革政治机构等，深得人心。我们认为，此乃真正救国之道路。为此，我们或以笔作枪，在壁报上宣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等思想;或讴歌前方将士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英雄事迹，鼓励军心、民心;或以唇当剑，大声疾呼，动员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杨奚勤语文基础深厚，能写现代文、古体文及诗歌等。他发文章很多，又善言词，演讲起来抑扬顿挫，很受群众欢迎。 抗日战争是异常艰苦的，我八路军和出川抗日的川军将士，在装备上和物质待遇上与蒋介石的中央军相差悬殊。时值冬日，在冰封的土地上，仍身着单衣，足蹬草鞋，与敌人奋战于冰天雪地中。闻者无不感动以至泪下。于是，杨奚勤等同学又发起为将士募集寒衣的运动。一面在街头演讲，一面沿街唱起:“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 1937年秋至1938年底，为促进学生们思想上的进步，岳池中学购置了大批进步刊，供大家自由阅读。学习中，杨奚勤因其年龄稍长，理解能力较强，发言常常能帮助大家解惑释疑，乃良师益友也。 我与杨奚勤成了言相同、行相随的挚友。一天，他约我漫步在校园后凤山山麓下的林荫道间，谈起了对共产党的认识问。我谈起了舅父詹正圣(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对我的影响，并表示切盼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也谈起了那位已经牺牲了的郭老师对他的启迪，但他却闭口不谈要求入党的问题。我问道:你没有想入党吗,他笑而不答。我明白他先走一步了。于是，我要求他转达我的要求。没过几天，他送来一张表格，要我认真填写，并约定周日8点前，去东郊的倒石桥相见。 我如约以赴。行约三里许，倒石桥到了。桥下有一溪，溪两岸全是茂密的竹林，长龙似地伸向远方。正张望间，他从林中走出来，引我至密林深处。又有两人迎了上来，一位是我们的王老师，另一位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是当时的广岳县委徐书记(后来岳池、广安各自单独成立了县委)。当我履行完入党的手续后，徐代表上级宣布我为直接入党的党员，接着又讲述了党的纲领和当前的任务以及党的纪律。最后，发了一本油印小册子，叫《支部工 作》，要求我好好学习。会完后，杨奚勤热烈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我们已经从知交升华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友了，愿今后永远携手并进，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日作战节节失利。开战后不久，先是上海沦陷，后是首都南京惨遭屠城。到了1938年10月，全国重镇武汉失守。至此，全国只剩下半壁河山～国民党内的汪精卫一派公开叛国，投降日本，蒋介石则动摇不定，欲步后尘。妥协、投降之风，甚嚣尘上，抗战危矣～民族前途危矣～为了遏制这股来势汹汹的逆流，岳中党支部遵奉上级指示，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声讨汪逆精卫”的大会。大会是以学生自治会和抗敌后援会岳中支会的名义召开的。杨奚勤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大意谓:日寇企图亡我国，灭我种，与我势不两立。而汪逆置民族大义不顾，认贼作父，实是我炎黄子孙的败类，人人得而讨之，人人得而诛之。继而驳斥了亡国论和失败论，指明了坚持抗战，抗战到底的前途。演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掌声不断。 为把反妥协、反投降之风深入下去，学校兴起深入城郊向农民宣传抗日的活动。时至1939年元月，此运动方兴未艾。如何把这一工作引向深入，这是党支部需要研究的事项。那时支部已经改选，我与奚勤都进入了新支委会。支委会决定号召党员带头团结群众，分区、分乡尽可能组织一些寒假返乡的救亡宣传团(队)利用逢场之期向农民作宣传，或深入乡间慰问壮丁家属。同时支部又决定以我和杨奚勤的名义(由杨实际负责)组织一个“第四区学生寒假返乡抗日救亡宣传团”作为工作的重点。 春节刚过，他便集合了全体团员，自备盘费，自背行李，跋涉于穷乡僻壤，费时近月，或慰问壮丁家属，或至街头演讲，或为群众演出，备尝艰辛。由于他善作群众工作，大家均无怨言，以苦为乐。此外，他还以个人的身份，接触当地的积极分子，鼓励他们在新的条件下，作出新的贡献。 1946年暑，杨奚勤大学毕业。按其所学本可留在大、中城市，但这非他所求。他的夙愿是到革命潜力深厚、斗争最艰苦的地方去。因而他满怀豪情地回到了家乡华蓥山区的罗渡溪。经过共产党员黄天朋的推荐，作了私立尚用中学的校长。黄天朋系教育界名流，又曾教过杨奚勤，对他甚为了解，极其器重。 尚中位于罗渡溪乡间的云门寺，此处不但离城远，离罗渡溪街上也有五里许。周围多是贫苦农民。这种地方特务的嗅觉很难达到，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后来尚用中学果然成为中共上川东第七工委的基地之一。 1948年春，重庆《挺进报》事件发生，由于叛徒出卖，严重地波及到华蓥山区的各级党组织。为免于束手待毙，1948年7月，川东临工委书记王璞在罗渡溪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起义，武装自卫以保存党的实力。杨奚勤积极赞同，会后立即变卖家产购置武器。又告别婚后不到一周的妻子，于酷暑中驰驱于广安、渠县道上，奉命传达会议决定，部署武装起义事宜。然后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转回罗渡溪，筹划伏龙起义(毗邻罗渡溪的另一个乡镇)。 8月22日，伏龙街上人声鼎沸，农民欢天喜地，来相庆贺，都说“蒋介石快完蛋了，农民快翻身了”。这是因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七支队在这里发动了起义，深受农民拥护。杨奚勤是这个支队的政委。从此，他书生从戎，跃马横刀，驰骋疆场了。 当日下午，队伍开到了武胜县水洞湾，住在一个院子里，准备于28日晚攻打武胜县的黑耳场，夺取枪支弹药，充实部队装备。不料28日下午，起义军就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了。这是起义军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遭遇的第一战，作战经验缺乏，又处于被动。尤其致命的是在部队住地前面和左侧的高地上，有两个机枪阵地联合向我方射击，死死地压住我方，令我方无法施展。不打破这种局面，部队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奚勤大义凛然，身先士卒，带头冲锋，端起冲锋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夺得了直接压住我方头上的一个制高点。部队趁势冲了出去。然而，杨奚勤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实践了他说过的“倘遇危 难，献身而已”的铭言。 杨奚勤遇难时，我在成都。听闻噩耗，顿时大惊，但真假难辨，故心存侥幸，祈望它是误传。过了一些时间，家乡又来人了，证实他确实牺牲了，顿时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的音容笑貌，以及一幕一幕合作战斗过的往事都浮现出来，令人肠断。又想起他说过:愿我们永远携手并进。而今他先我而去，悠悠征途，知交难寻，令人更加伤感不已。 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没有牺牲，就没有革命。因而为革命牺牲是伟大的、崇高的。杨奚勤的牺牲尤其如此。他是在同志们处于极端危险的时候，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自我牺牲的实际行动承担了最光荣的任务，承受了最大的苦难，他的革命精神岂不更崇高,他的牺牲岂不更伟大、更壮丽么,从而他那为革命献出的碧血丹心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