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论文】“七君子事件”前后真相【教师职称评定】

[历史]【教学论文】“七君子事件”前后真相【教师职称评定】 “七君子事件”前后真相 “七君子”在社会各界营救出狱后,在爱国老人马相伯家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 2004年3月26日上午,一座再现1936年震惊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中的七位主角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形象的大型青铜雕像,在上海福寿园落成。雕像落成后,人们不禁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一幕: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于11月22日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37年7月31日将七人释放。 救国获罪入狱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东北四省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成为主张抗日的喉舌,所刊载的文章多以鼓吹团结御侮、反对投降为内容。当时的政府当局非常恼火,勒令查封。不久,《新生周刊》又起而代之,继续为抗日救国鼓与呼。 1935年上海文化界掀起文化救国运动,推举大律师沈钧儒为主席,邹韬奋等为执行委员,同时发表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说:“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中!„以土事故,土不尽,敌不尽餍?,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负责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由此,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在祖国大地蓬勃开展起来,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青年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唤起民众,宣传救亡图存。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这篇文章在全国各界影响很大。 在上海非法逮捕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1936年11月23日晨,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因为这七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被捕后,关押在上海公安局,12月4日移解到苏州吴县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史良因为是女性,被取保候审,但她认为“大丈夫敢作敢为”,又主动投狱,被单独关押在司前街女犯看守所。 在看守所,沈钧儒等大义凛然,指着狱吏的鼻子责问:“我们犯了什么法?凭哪条哪款逮捕我们?”狱吏张口结舌,不能答对。看守所长闻讯前去解释:“这,这,这个,请原谅,由不得我们,我们这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你们要我说哪条哪款,我也确实说 不上来。嘿嘿,委屈一下,委屈一下!” 回头,看守所长觉得将沈钧儒等这批社会名流进行关押,确实于法无据,关了一夜后,未经请示,便自作主张取保释放了。后来,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翁赞年听下属放人了,气得暴跳如雷,疾呼:“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国民政府新近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们触犯了这个法的第六条。谁敢擅自作主放人?我将提请追查!” 这一下,可吓坏了看守所长,于是,在第二天深夜1点多钟,“七君子”又被统统逮捕入狱。看守所长抹了抹头上的冷汗,心想:“好在是取保候审!” 爱国斗争终获全胜 “七君子”被捕后,社会各界的反响极大,全国人民以及海外爱国华侨纷纷向当时的政府提出抗议,“社会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宋庆龄、李宗仁与白崇禧等政要人士也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营救。1937年4月2日,中共中央也发表了《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沈、邹、章、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 4月3日,政府当局不顾海内外人民的强烈抗议,悍然指令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将沈钧儒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触犯了《中华民国刑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和《中华民 提请江苏省高等法院依法审判”。根据当国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规定, 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每个刑事被告人可以委聘三个律师为之出庭辩护。出于要求抗日的决心和爱国主义之热忱,住沪20名著名大律师自愿组团担任义务辩护人。 在6月25日的审理中,双方的交锋十分精彩。审判长问沈钧儒:“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读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审判长:“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 审判长:“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 沈钧儒:“假使共产党利用我们抗日,我们甘愿被他们利用!” 审判长:“组织救国是共产党指使的吗?” 沈钧儒:“刚刚相反,我们组织救国会,正是因为国内不安,要大家都来一致抗日,你这样的问话,是错误的。” 审判长:“救国会办了登记手续没有?” 沈钧儒:“救国会虽未登记,但所做的事情都是绝对公开的,如果认为未登记就是秘密活动,我们拿《宣言》来见吴审判长,又怎么解释呢?” 检察官看到审判长被沈钧儒反驳得尴尬窘迫,下不了台,急忙扭转局面向史良发问:“你们的抗日救国组织未经登记,那么,你们的活动自然也是非法的,你知道吗?史良?” 史良仗义执言:“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检察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律师团的辩护词由著名大律师张志让执笔,洋洋两万余言,在法庭上朗朗宣读,句句掷地有声。针对《起诉书》莫须有的指控,辩护词义正词严地逐条批驳。在提到“危害民国”时,《辩护词》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辩护词以大量客观的事实和充分有力的论据证明被告无罪,要求法庭“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 在狱中,“七君子”赤诚炽热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青年看守文六。当文六提出了希望“七君子”书赠墨宝时,他们当即应允了这位有正义感的青年人的要求。1937年7月9日,“七君子”相继在一张巨幅宣纸上,为文六题写了各自的抗战词。当时年已63岁的沈钧儒首先执笔,书诗一首:“双眼看园扉,苦笑喊前进。闻之为泪落,神往北几省。矫矫传将军,力遏敌胆进。聊想及青岛,沈子呈夙敬。努力在前途,存亡悬一瞬。国难如此殷,吾侪乃见摒。哀哉勿自饭,驼耳犹知斗。”诗中赞扬了率部抗日的傅作义将军和主抗战的青岛市长沈鸿烈,表达了自己身陷囹圄,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和矢志不渝的坚强意志。 接下来,邹韬奋的题词是:“团结御侮。” 李公朴的题词充满哲理:“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是自然的法则,我们应替天行道。” 乃役于人。” 沙千里的题词则是:“非以役人, 王造时所书是:“我们应爱和平,但更爱正义,反搞强权。” 章乃器所写的是:“秉出世观,下入世愿。” 最后提笔的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史良,她满怀激情地写道:“敌人紧逼到这步田地,只有抵抗才能死里求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 为了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诸青来、胡愈之、胡子婴等16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对当局是个震惊。《宣言》提出:“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 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冲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在1937年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宣布释放“七君子”。 背后有日本的压力 在上海“七君子”铜像揭幕仪式结束后,邹韬奋的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透露,从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给日本陆海军头目的八封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七君子事件”的幕后黑手,正是他们的施压,才造成了“七君子事件”。现在我们的史书在涉及“七君子事件”时,都说是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了1936年日本军令部(当时日本海军最高统帅机关)的一份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时过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得以解密,从而使一些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8封密电涉及了“七君子事件”。这些密电铁证如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幕后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并指名道姓地要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这才迫使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是1936年11月22日相继被捕的,从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参与了“七君子事件”的全过程。在事件发生前四天,密电就称:“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五人……”从这一密电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正是日方唆使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23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致本国陆海军电(机密第352号):今日凌晨已在静安寺路署辖区与法租界分别将李公朴、沈钧儒、王造时三人(都有大学校长名义)及史良(女律师)秘密逮捕……同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若杉总领事致本国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第550号密电中指出:“23日上海俞鸿钧就已发电537号(一)项谓寺崎云:救国会后台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邹韬奋、沙千里已于昨22日夜一举逮捕。”“又,本官本日下午因他事而会见市长。市长备述逮捕之苦心,坦陈将尽量作出努力,本官对此努力表示谢意。” 这些密电终于揭开了一个历史的谜团,证实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七君子”被捕前,上海市秘书长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对沈钧儒等人早已在监视之中,但是要有确凿证据才能加以逮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说“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必须立即动手,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说“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七君子”被逮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之苦心。 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推翻了过去历史上对于“七君子事件”的传统说法,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的幕后主使这一历史真相。 “七君子”的归宿 ,邹韬奋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1942年11月到达苏北解放区。然“七君子”中 而,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邹韬奋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邹韬奋于次年秘密到上海治病,后于1944年7月24日与世长辞,终年49岁。1944年9月中共中央致电他的家属,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李公朴于1946年7月与闻一多一起在昆明先后被暗杀,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葵彰为讨好蒋介石派人干的。历史上曾一度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 沈钧儒是光绪进士,“七君子”的领头人,也是“七君子”中最幸运的一个。1949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举行开国大典时,沈钧儒以新中国首任最高法院院长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病逝。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沈钧儒曾被周恩来称为“左派的旗帜”。 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他曾提出“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性,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 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1957年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1958年1月31日前后,章乃器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后来又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头衔。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他逝世时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只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当时,“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了追悼会。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 沙千里,字重远,上海市人,人称“沙僧”———毛泽东就曾这样称呼过他。1938年,沙千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9月,他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等职。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1949年6月,史良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刚开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坏,司法部被撤销,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人大常委委员。十年内乱开始后,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才免遭厄运。解放后,她将自己在1948年承史良也受到冲击, 办一件大遗产案所获得的报酬即在上海的十余幢房屋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60余间房屋则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 在当年的“七君子”中,解放后活下来的有五人,其中王造时是命运最悲惨的一个。王造时在“七君子”中年龄最小。1949年后,王造时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与“七君子”中其他人的身居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是中央对他1941年致斯大林的公开信问题“存有误会”。当年,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苏日中立条约》签定后,他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感到“莫大的遗憾”,及时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解放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建交,两国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加强,“公开信”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 1949年5月,史良北上前夕特地看望他,并透露因为这封公开信的问题“共产党对他有误会”。另外与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一个发言也有关系:“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正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这应该是当时在政协大会上最精彩最有价值的发言,《人民日报》也曾全文刊载。但随后他落了个“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 因此,他只能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7年他成为右派。“文革”中(1966年11月2日),王造时被捕入狱,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入狱。1971年8月5日病逝于狱中,骨灰盒上写着他的原名“王雄生”。7年后(1978年2月31日),他获得平反,接着,“右派”也“改正”了。 他的去世对于“批判右派”的斗争,是极有讽刺意义的。一代文杰,铮铮爱国君子,没有死于蒋介石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却丧生于“四人帮”苛政下的“上海第一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