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_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已处理）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_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已处理）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认识论范式的概观与评介 王 铭 铭 在中国研究中, 长期存在规范社会科学范式与中国文化独特范式之争。鉴于这一争论 对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本文对在中国社会研究范式建构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诸 种社会人类学理论逐一加以评介, 并论述了中国学 汉学 社会科学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认识论与解释问题。 作者王铭铭, 1962 年生, 人类学博士,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近年来, 汉学界? 出现了大量有关 “范式” p arad igm 的讨论。这些讨论针对的 是传统汉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1 汉学研究是否存在 自身独特的社会科学理论 ? 体系? 2 作为区域性研究类别的汉学与一般社会理论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 事实上, 这些问题在探讨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那里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从本质上 讲, 社会人类学综合了两种探讨, 即区域性的社会文化知识的探讨和社会人文学科的 理论探讨。在这一社会人文学科中, 一部分学者专攻中 国社会研究, 他们被称为 “汉 学人类学者” sino lo g ica l an th rop o lo g ist s 。汉学人类学 者一直面临如何使其在中国社 会中发现的地方性事实与一般社会文化理论形成对话的问题, 向来十分关注地方性知 识与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鉴于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对回答汉学研 究的上述 ? 16―19 世纪, 欧洲各国统治者为了达到侵略和掠夺的目的, 鼓励教会、学者、探险家致力 于中国的研究, 组成不同的 “东方学”研究团体, 使 中国成为西欧学界的研究对象, 于是产 生了中国学。最早的中国学就是注重汉语研究的 “汉学”。后来, 它扩大成了一门关注一切 中国事物如地理、风物、语言、哲学、社会、军事等等的区域研究学科。 ? 参见 , 1990, “ ”, , 16 ?3 ? W illiam Row e T h e p ub lic sp h ere in m odern Ch in a M od ern Ch ina 309―329; , 199 1, “ ”, , Ph ilip H u ang T h e p arad igm ic cr isis in Ch in e se stu d ie s M od ern Ch ina 17 ?3 ?299―34 1. ??106 ??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问题颇具启示意义, 本文将对此加以评介, 并力图进行相关的理论思考。 一、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社会人类学原是与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并列的人类学的四大分 科之一。在本世纪初的西欧, 它逐步从广义的人类学中分离出来, 脱离生物进化论和 地理学的影响, 从过于广泛的 “人类史”转变成一门社会人文学科。“社会人类学”一 词首先出现于英国。1907 年, 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 F razer 被任命为社会人类学教授。 在本世纪上半叶, 一大批英国人类学者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从事研究工作, 使 自己的人 ? 类学探讨有别于原有的宏观人类学 。1946 年, 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 A SA 的成立, 不仅宣告社会人类学在英国国内正式成为一门教学和科研门类, 而且促使此一学科的 独特理论方法路径走向系统化, 使之成为欧洲人类学的主流。在美国与加拿大, 某些 高等院校中至今仍然采用早期人类学四分科并列的界说作为学科入门教学门类, 但是, ? 在具体研究中, 与社会人类学类似的文化人类学 也已成为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路易斯 L ew is 在其 《社会人类学导论》一中总结了这一学科的基本取向。他 说: 的确, 社会人类学家献身于 “奇风异俗”的研究――包括其传统、变迁以及 目前的形式。但是除此之外, 社会人类学家有更长远的企图: 置身于世界的所有 文明中, 让那些我们不易了解也不熟悉的信仰与风俗, 冲淡我们民族中心的限制, ? 从而进行所有社会的比较研究。 社会人类学的兴起, 一方面是学科分类变化的表现, 另一方面与本世纪人类学研 究旨趣的转变有关。可以说,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类学是在反思进化论和传播论的宏 观人类史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社会人类学的视野和理论方法特点, 在 其与广义人类学的比较上体现得最为清楚。 首先, 从研究对象看, 广义的人类学研究的是过去的人种、文 化以及社会类型, 而 关于这些研究对象的资料大量地不仅来 自对世界各民族的了解, 还来 自游记、历史记 载和考古发现。社会人类学从过去的人类学继承了对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形 态的兴 ? , 1962, , , . 1―20, 43― Evan s P r itch ard S oc ia l A n th rop ology and O th er E ssay s N ew Yo rk pp 62. ? 传统上, 美国人类学者称 自己为 “文化人类学者”, 但也有不少人 如 Geer tz 等 采用欧洲 的 “社会人类学”一词指代 自己的研究。目前, 大多数学者认为 “社会文化人类学” Socio cu ltu ra l an th ropo logy 一词更为合适。 ? Io an M . L ew is 著, 黄宣卫、刘容贵译: 《社会人类学导论》, 〔台〕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5 年版, 第 1 页。 ??107 ?? 中国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5 期 趣, 在本质上是以研究 “非西方社会”――包括亚、非、拉美、太平洋岛屿――为目 标的。但是, 与广义的人类学不同, 社会人类学研究非西方社会并不是为了证明人类 史的过程, 而是为了把所谓 “异文化”当成与 “本文化” 如西方文化 具有同等地位 和价值的实体加以理解, 并通过这种理解思考 “本文化”的局限。这一研究取向的转 变, 是人类学从全球文化时空建构的取向迈向文化多元并存观的具体表现。 其次, 在方法论上, 因为广义的人类学重视的是人类史, 因此它主要是以宏观的 社会文化探讨为内容和研究单位。相比之下, 社会人类学的特色在于对小型社区或族 群的透视以及对文化的整体观和关系分析的强调。在社会人类学内部, 对于这种 文化整体观――其实践被称为 “田野工作” f ieldw o rk ―― 的社会代表性问题, 历来 有争议。但是, 人们无法否认社会人类学与古典的广义人类学和其它社会人文科学的 分立点, 就在于它的社区透视。通过对小型社会单位的透视, 社会人类学者比其它领 域的学者更容易深入到被研究者中, 体会和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 避免本身文化价值 观和主观规范的制约, 较为开放地对待 “本文化”之外的现象和事物。可以说, 人类 学者是从宏观的人类史走进微观的社区参与之后, 才将 自身改造为社会人类学者的。 在表述风格上, 与划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宏观分析不同, 社会人类 学采用的是较为微观的社会文化整体描写法或所谓的 “民族志” ethno g rap hy 方法。 民族志的微观性和个别性, 也已引起学界的批评, 新的替代模式是在微观描写中, 包 容宏观的社会和历史视角。不过, 民族志方法作为基础, 是大多数社会人类学者所坚 持的研究路径。 在对所谓 “非西方社会”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 社会人类学者大多对这些社 会的整体面貌和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有广泛的兴趣。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 所说的: L ev i St rau ss 社会人类学是从一个发现中发展出来的。这一发现就是: 社会生活的所有方 面――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美感以及宗教――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 ? 而且, 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它方面的关系中考察, 任何一方面也无法被理解。 不过, 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表明, 社会人类学者越来越把 自己的研究视野集中在某 一特定的课题之上, 如社会组织、经济观念和过程、政治制度和行为、象征符号、仪 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等。列维斯特劳斯在比较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时曾指 出, 社会人类学以社会的概念为组织分析体系的工具, 而文化人类学则以文化为分析 ? 单位和概念。不过, 二者均是为了了解人的整体 。此外, 无论社会或文化人类学者如 何看待 自己的分析概念体系, 一般来说, 他们的研究 均可分为如下几个方向: ? , 1972, , . 1, , . 358. C lau de L ev i St rau ss S truc tu ra l A n th rop ology V o l L on don p ? , 1972, , . 1, , . 356―359. C lau de L ev i St rau ss S truc tu ra l A n th rop ology V o l L on don pp ??108 ??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亲属制度 k in sh ip ――对亲属制度的探讨被视为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功, 这主要 是因为社会人类学者认为亲属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社会人类学者试图借以透 视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 经济人类学 econom ic an th rop o lo gy ――社会人类学者与一般经济学者一样, 对 经济现象十分感兴趣。但是, 他们的研究与后者不同。经济学者在其研究中把经济看 成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形态。社会人类学者则主张, 经济观念和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的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 他们从社会和文化的全貌入手考察 经济, 并提出一系列有 关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关系的论点。 政治人类学 p o lit ica l an th rop o lo gy ――非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比较曾被视为政 治人类学的主要研究 目标。不过, 自50 年代以来, 社会人类学者在探讨这一专题时, 更多地倾向于政治制度、权力以及它们与文化的关系探讨, 由之对政治的本质加以界 定。同时, 一些人类学者运用一般政治科学的概念以描述他们所研究的社会, 另一些 人类学者则力图通过独特的民族志研究, 对一般政治理论提出挑战。 宗教人类学 relig iou s an th rop o lo gy ――宗教学把 自己的研究限定在经典和教义 范畴之内, 其对宗教的界定也偏向于 “制度化宗教”, 即有一定统一神谱、经典以及教 义的宗教。社会人类学者眼中的 “宗教”既包括制度化的宗教, 也包括其它宗教类型, 并把象征符号、仪式、信仰、意识形态等等都视为宗教探讨的对象。 此外, 根据研究的区域特征, 又可以划分为非洲人类学、 中国汉学人类学、印度 人类学等等。 社会人类学者不管是以何种主题和区域为专长, 他们大多有一套共同的关注点。 1979 年, 法国人类学家奥格 指出, 传统人类 学的研究有四个具体的关 M arc A u ge 切点: 进化、文化、象征、功能。进化与文化形成一个轴, 象征与功能形成另一个轴。 ? 传统人类学理论的分类, 可以以这两个轴、四个关切点为标准 。进化论分为美式和英 式两种, 美式进化论所关心的是文化的进化, 英式进化论关心的是文化功能的进化。法 国社会学派和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关心的是象征 宗教仪式 的功能。英国功能主义人 类学所关心的是文化、象征与功能的三角关系。传播论关心的焦点与进化论一样, 是 历史与文化的关系, 但其所谓 “历史”指的不是进化而是 “退化”, 或文明从中心到边 缘的空间传播和时间衰落。历史具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是象征和文化 ? 两个焦点, 几乎把象征和文化视为自在的与社会无关的空间分布体系和逻辑体系 。 社会人类学对奥格所界定的进化、文化、象征、功能四个关切点均有所涉及。但 是, 它对进化文化的轴线不感兴趣, 而对其它三个关切点的联系十分关注。具体地说, ? M arc A u ge, T h e A n th rop olog ica l C irc le, Cam b r idge, pp. 14―18. ? 王铭铭: 《人类学与文化学说》, 《国外社会学》1996 年第 1、2 期。 ??109 ?? 中国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5 期 社会人类学内部分化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涵盖文化、象征、 功能的类型, 其起源是人 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 ; 另一种是 只涵盖象征和功能的类型, B ron islow M a linow sk i 其起源是法国学派以及在英美传播法国学派的英国人类学家布 朗 。 R adcliffe B row n 不过, 社会人类学并不完全反对变迁的观点。相反, 大多数现代社会人类学者对社会 文化的过程、历史等历时性变动十分关注。诚然, 这种关注与进化论者的超地方人类 史的观察在取向上有很大差异。 二、汉学人类学研究史 社会人类学之所以成为西方学界与公众广泛关注的学科, 主要是因为它作出了如 下两个十分 “开明”的承诺: 一方面, 人类学者声称 自己要拯救那些独特的文化与生活 方式, 使之幸免于 激烈的全球西方化破坏。借助于其浪漫的感召力以及其引人的科学宗旨, 人类学 者挺身而出, 反对席卷全球的西方模式。另一方面, 人类学者用较隐晦的词句许 诺要使 自己的研究成为对我们西方 自己文化的批评。他们说, 通过 描写异文化, 我 们可以反省我们 自己的文化模式, 从而瓦解人们的常 识, 促使我们重新检讨大家 ? 想当然的一些想法。 ? 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 亦即 “汉学人类学”, 是社会人类学区域性分支的一门。 这一区域性分科的缘起与其它区域性的人类学基本一致, 其最早 目的就是把中国社会 当成受现代西方文明冲击的文化加以 “拯救”。最早符合社会人类学学科特点的汉学家 是荷兰的德格鲁特 , 他不仅把中国社会当成 “异文化”研究, 而且还长期 D e Groo t ? 在中国从事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 。不过, 这些早期人类学家并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社会 人类学家, 而与专注于 “奇风异俗”的古典人类学家颇为类似, 他们的中国文明研究 也还称不上 “汉学人类学”。汉学人类学的建立是以功能主义民族志方法和 社会结构理 论被引入社会人类学为标志的。 ? Geo rge M arcu s an d M ich ae l F isch er, 1986, A n th rop ology as Cu ltu ra l C r itique, Ch icago , p. 1. ? 一般读者容易把汉学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研究相混淆。实际上, 除了个别的例外, 中国少数民 族族群的研究与汉学人类学有很大不同。一方面, 汉学人类学吸收了传统汉学中国学的因 素, 对中国占人口多数的汉族 汉人 文化和社会组织特别感兴 趣。另一方面, 它不仅是对 汉族社会文化的描述, 而且还力图从研究中提炼出有益于理解中 国社会和总体人类学理论 发展的观点。“汉学人类学”就是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 , 1974, “ ”, M au r ice F reedm an O n th e socio log ica l stu dy o f Ch in e se re lig ion R elig ion and R itu a l in Ch inese S oc ie ty , A r thu r W o lf ed. , Stan fo rd, pp. 19―4 1. ??110 ?? 社会人类 学的中国研究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出现, 是近代欧洲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自18 世纪以来, 欧洲社会产生了两种思潮: 一是对 “西方”的过去的关注, 二是对如何看待 “西方”以 ? 外的世界产生兴趣。正如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前任主席吉尔耐 E rn e st Gelln er 所言 , 表达这两种思潮的是一个当时十分流行的问题: “为什么世界会越变越好? 我们可以用 何种标准来衡量世界的变化? ”对这一问题, 出现两种不同的回答。历史主义的理论主 张, 世界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是欧洲的进步战胜 “非欧洲社会”的落后的表现; 实 证主义者则主张, 欧洲的先进在于它拥有别的社会所没有的求证和知识结构。在人类 学界, 这两种答案是通过生物的类比法来表述的。十九世纪的文化进化论从生物的类 比中得出一个结论, 即文化与生物界的生存法则一样, 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 世 界的发展是从 “非西方的落后文化”到 “西方的进步文化”的演进。功能主义的创设 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则从生物学的启示中得出一个与进化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 人文现象与生物现象的雷同, 不在于它们有高低之别, 而在于他们存在的目的与生物 体一样, 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欧洲的优势不在于它在进化阶梯上的地位, 而 在于它可以通过实证的科学研究掌握 “非西方”的文化特性。功能理论对人类学发展 的主要贡献, 在于它们指出了与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不同的文化形态, 不能被贬低为 比欧洲文明低等的文化。功能的解释, 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 “平等生存权利”, 以及 “非西方文化”的合理性。同时, 它还指出对 “异文化”的研究所获得的实证知识, 有 助于对西方文化的自我反省。这两点成为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观念, 对于人类学者 的文化价值判断有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不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与 其它区域性人类学不同, 汉学人类学的开创者是本土人类学者。在 目前西方学术界, 多 ? 数汉学人类学家倾向于推戴西方的人类学家 如活跃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弗里德曼 为他们的学术带头人。实际上, 第一代运用严格的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 进行研究的, 不是来 自西方的 “远方来客”, 而是被从中国本土派往英美学习社会科学 的一批青年学者。三四十年代, 费孝通、林耀华等就已比较系统地学习过社会人类学。 在他们的研究中, 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被较为完整地运用, 其对经济、亲属制度、 信仰与仪式等方面的旨趣也得以较充分的表述。尽管他们并不 自称为汉学人类学者, 但 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开了这门社会人类学区域性分支学科的先河。 也正是这一时期, 西方社会人类学界对于社会人类学的学科界定问题 产生了争论。 ? E rn e st Ge lln er, 1983, Cu ltu re, I d en tity and P olitics , Cam b r idge, pp. 47―48. ? 参见 , 1985, “ B u r ton P a stern ak T h e d isqu iet ing Ch in e se lin eage an d it s an th ropo log ica l re le ”, , . , , . 165― van ce T h e Ch inese F am ily H sie J ih ch ang an d Chu ang Y ing ch ang ed s T a ip ei pp 19 1. ??111 ?? 中国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5 期 牛津大学的布朗和步他后尘的埃文斯普里查德 在社会人类学和社 Evan s P r itch ard 会学之间划定了边界。前者认为,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内部构造的学科, 并偏向于以本 土社会 西方 为研究重点, 而社会人类学不仅应研究社会的内部构造, 还应对不同 社会类型进行比较。后者则认为, 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基本差别在于: 社会人类学 是对简单社会 社区 的整体描述和分析, 社会学则是对社会中的不同面向进行切割 性分解。两者都坚持, 社会人类学者应当以 “异文化”或 “原 始简单社会”为研究对 象。按布朗的观点推论, 中国社会的研究是针对社会内部结构而展开的, 因此构不成 以比较为特点的社会人类学, 而只能是社会学。而从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角度看, 对中 国这类 “复杂社会”进行研究, 只能获得有关 “大社会”的片段性信息, 构不成整体 的文化理解, 因此也不可能是社会人类学。 相比之下, 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马林诺夫斯基则对社会人类学采取较为开放的态 ? 度。他在为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所写的前言中 , 对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两点 希望: 第一, 他希冀中国人类学成为本土社会研究的先锋, 第二, 他还希望从此之后 社会人类学可以把注意力从 “简单社会”转向 “复杂的文明社会”。 费孝通等人开始进行本土人类学的研究时, 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通过民族志 方法描述中国社会及其变迁。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亲属制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 类学以及宗教人类学这四个社会人类学所关注的焦点逐渐进入汉学人类学的学术视 野, 而且有些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在亲属制度范围内, 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引起了 一系列有关中国家庭与社区的关系、地方与国家的关系、祖先崇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 讨论。在经济人类学范围内, 施坚雅的经济空间理论不仅引起汉学人类学的改变, 而 且对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的研究也颇有影响。此外, 自60 年代以来, 大量的汉学人类学 者在象征人类学、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从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出发, 提出了许多颇有见 地的文化理论。 从学术史的断代看, 汉学人类学已经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发展: 第一个时期是本土人类学时代, 它只延续了约十年之久, 其特点是对社区民族志 的强调。此外, 除了费孝通坚持以社会人类学整体论民族志描述乡土中国之外, 其余 学者对社会人类学的传统失去了兴趣, 这主要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当时的 “文化与 人格”、宗教社会学等新理论所吸引。 第二个时期 自5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 其支配性人物 是弗里德曼 M au r ice F reed 和施坚雅 。弗里德曼根据海外华人社会的 研究和第二手材料 m an W illiam Sk inn er 写出一批关于中国社会 宗族 组织和文化的论著, 施坚雅根据文献从清史的角度运 ? , 1939, “ ”, , , . B ron islow M a linow sk i P reface to H siao T ung F ei P easan t L fi e in Ch ina pp . x ix xxv i ??112 ?? 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他们的作品形成一种 “反社区”的理 论取向, 而其对非正式制度与国家的考察的影响至今依然十分强大。 第三个时期是 70―80 年代, 其特点表现为对社区方法和田野工作的重新重视以及 对旧范式的经验验证的发达。民族志方法的重新运用, 使一大批学者有机会对弗里德 曼、施坚雅等人的模式进行实地体验。同时, 新的社会人类学思潮的出现也造就了新 一代汉学人类学家。 第四个时期开始于 80 年代后期, 其特点是对旧有理论的综合以及视 角和方法论上 所受到的一般社会科学的冲击。与一般社会人类学一样, 现阶段的汉学人类学研究出 现了空前的多样化的局面, 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与方法 进行研究, 有的采用宏观 理论和非传统的研究法, 有的坚持社区调查法并对功能民族志 的作用深信不疑。在批 评理论和激进派话语的影响下, 理论的新综合正在出现。 不同时期的汉学人类学一方面十分强调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 另一方面, 他 们对这些特性的解释, 大多来 自其他人类学者的理论认识范式, 而这些理论范式又深 受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制约。正如上文指出的, 汉学 人类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 深受此 一时期的主流理论 即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理论 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 西 方理论界认识到过去的 “社会越变越好”的命题实际上不一定准确, 因此, 人类学者 开始对他们的社会理论加以修正, 而这些修正也是汉学 人类学理论变迁的根源。 另一方面,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东方和非洲大量新的民族国 家宣告成立, 使欧洲失去许多殖民地。对于人类学者来说, 殖民地 的失去, 等于调查场地的失去。在 此背景下, 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宏观理论人类学, 它一反功能主义人类学 ? 强调社会现实的传统, 把思维当成第一性的体系加以探讨 。 汉学人类学的第二个时代与这一系列的变动密切相关。它的主要代表人 物弗里德 曼深受埃文斯普里查德和格拉克曼 的影响。作为战争受害族群犹太 M G lu ckm an 人的一员, 他体会到和平、一体化社会模式的虚设性质, 从而与其他正在重新思考功 能主义理论范式的学者形成了共识。1949 年, 中国推翻 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 冷 战的格局使汉学人类学家只能依赖文献分析中国社会。弗里德曼、施坚雅等 人的学说 之所以充满历史学的意味, 与这一政治变迁有密切关联。同样 地, 他们对社区民族志 分析法的质疑, 与此一时期社区研究的衰落有关。 七八十年代, 汉学人类学出现两大潮流: 其一是 社区调查的复归和范式的地方性 检验的兴起, 其二是象征人类学的发达。这两大潮流构成了汉学人类学第三个时代的 主要特点。前一潮流的出现条件是港台地区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的开放以及中国内地 ? 参见 , 1962, , 1969, , C lau de L ev i St rau ss T otem ism T h e E lem en ta ry S truc tu res of K insh ip ; 1969; . 1―2 , . L on don S truc tu ra l A n th rop ology V o ls L on don ??113 ?? 中国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5 期 改革以后对外交流的提倡, 而后一潮流的出现则与更广泛的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变动相 呼应。 在新结构主义的影响下, 西方人类学界从 60 年代后期起开始重视象征体系与社会 体系关系的探讨。由于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 世界出现了新的格局, 文化之间 的交往方式也从战争转入经济文化霸权的争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世界文明格 局中的地位问题重新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题, 符号象征体系作为文化独特性的主要表 现形式成为人类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道格拉 斯 、吉尔茨、特纳 M ary D ou g la s V icto r T u rn er 等著名学者的倡导下, 象征人类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 流?。在这一主流的推 动下, 许多汉学人类学者 如武雅士 [ ]、马 丁 [ ]、王斯福 A r thu r W o lf Em ily M ar t in [ Step h an F eu ch tw an g ] 等 十分重视 “汉人民间宗教”的探 讨, 他们力图在中国人的 信仰、仪式与象征体系中发掘中国文明与社会构造的模式。 中国实行改革以来, 一批学者 如波特 [J ack Po t ter ]、萧凤霞 [H elen Siu ] 等 带着他们对社会变迁的极大兴趣, 在中国南方地区展开田野工作; 港台地区的人类学 研究, 进一步深化了对民族志与地方史的理解; 留学欧美的一批中国青年学者, 也开 始结合国内外理论进行汉学人类学调查研究。80 年代以来, 新的人类学思潮逐步影响 了中国社会的研究, 使之与其它区域性人类学界一样, 进入一个理论反思和多元化的 时代 即汉学人类学的第四个时代 。 必须承认, 汉学人类学不完全是社会人类学的 “中国复制”。与其 它区域性社会人 类学相比, 汉学人类学具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五十几 年前早已指出的, 中国社会的人类学是 “复杂的文明社会”的人 类学。半个世纪以前, 一些社会人类学者以为, 用在简单社会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社 区民族志方法来研究中 国, 同样可以创造中国人类学。而在此后, 汉学人类 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 复杂性以及在对简单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传统民族志方法的局限性。于是, 越来越 多的汉学人类学者试图在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基础上考察中国社会和文化, 也就是在 社区中考察当地的社会文化与超当地的社会文化, 并力图理解二者的互动关系。 第二, 中国是一个有文字历史的国家, 传统汉学对 中国的研究大多是以 “文字文 化”或 “精英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在传统汉学的研究中, 从 “文字文化”所得出的 结论和对中国文化理解的著述成为汉学人类学的主要参考文献。这一方面促 进了汉学 ? 参见C liffo rd Geer tz, 1973, T h e I n terp re ta tion of Cu ltu res , N ew Yo rk : V icto r T u rn er , 1957, S ch ism and Con tinu ity in A f r ican S oc ie ty , M ach e ster; 1966, T h e r itua l P rocess: S truc tu re , ; , 1966, , ; and A n ti S truc tu re N ew Yo rk M ary D ou g la s P u r ity and D ang er L on don E dm un d , 1964, “ ”, L each A n im a l catego r ie s an d verb a l abu se N ew D irec tions in th e S tudy of L an g uag e, E. H. L enn eb erg, ed. , Cam b r idge, pp. 28―63. ??114 ?? 社会人类 学的中国研究 人类学与史学的综合 此为其它区域性人类学类型所少见 , 另一方面也把传统汉学的 “东方观”引入汉学人类学中来。“东方观”的存在给汉学人类学带来对文 明的尊重, 同 时也带来传统汉学原有的保守特性, 这种保守特性的基本特质是对描述的偏重以及对 理论的排斥。汉学人类学至今没有提出一般社会人类学通用的概念就与此有关。 由于这两个特点的存在, 汉学人类学与一般中国学汉学之间的差异有 日益消解的 趋势。与其它区域的人类学者一样, 受过社会人类学专业训练、在汉人社区 包含台 湾、港澳、海外华人社区 作过田野调查并在人类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学者被 称为 “人类学家”。不过,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已经把兴趣转向原属社会学、史学、政治 学、经济学的学术领地。同时, 不少非专业的汉学家所从事 的研究与汉学人类学无异。 大多数汉学人类学的研究计划也并不受一般社会人类学的关注, 汉学人类学的也 并不为一般社会人类学的杂志 如 [ ]、 [ ]、[ M an Cu r ren t A n th rop o lo gy A m er ican A n th rop o lo g ist ]、[D ia lect ica l A n th rop o lo gy ]、[E thno s ] 等 所青睐, 它们反而常常是在 中国学杂志 如 [ ]、[ ]、[ ] 等 L ate Im p er ia l Ch in a M o dern Ch in a T h e Ch in a Jou rn a l 中找到 自己的位置。 对于一般中国学家来说, 汉学人类学的 “汉学化”无疑是一件好事, 因为社会人 类学的理论、方法与资料可以弥补一般中国学的缺陷 汉学人类学者向来重视家庭, 宗 族, 民间宗教组织, 社团, 非正式经济活动, 大、小传统的关系, 而这些是中国学所 缺乏的 。但是, 对于汉学人类学者本身来说, “汉 学化”使他们失去了在一般社会人 类学界的应有地位。这种困境表面上是一个知识与职业的矛盾问题, 而在其背后还潜 藏着一系列与 目前正在发生的表述危机相关的危机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三、范式问题与表述的危机 在六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 汉学人类学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1 社会人类学在部落社会研究中提出的社区民族志方法论与中国这个国土如此 之广大、历史如此之悠久、传统中央集权如此之强大的社会是否相匹配? 2 中国研究应与西方社会理论形成何种对话、应在何种程度上强调中国素材的 独特性? 3 西方对 “人”的看法 如理性人、经济人的观点 可否 运用来探讨中国人的 问题? 4 中国人的象征和社会世界是一个一体化的体系, 还是大、小传统分立, 区域 分立的多元体系? 5 把中国当成西方的 “异文化”加以探讨存在何种问题, 本土社会的人类学探 讨能否克服上述问题? ??115 ?? 中国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5 期 上述五大问题实际上是普同论与文化相对论之间的矛盾的具体表现, 是对中国研 究应具有 自身的独特理论体系还是应从属于一般社会科学此一问题的不同 分述。 第一个问题产生于学界对吴文藻、费孝通等的 “中国社区论”的评论 之中。如上 所述, 吴文藻、费孝通等把社会人类学在 “简单社会” 原始部落 研究 中发展出来的 社区民族志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50 年代以后, 社区研究法被欧美人类学者 ? 视为方法论反思的对象。于是产生了下面的问题 : 对中国这样一个 “复杂文明社会” 进行社区分析, 是否能体现中国社会的特点? 换言之, 社区研究针对的是小地方, 在 大型的文明社会中, 小地方无疑也是大社会的一个部分, 但是, 它们是不是可以被视 为大社会的缩影? 对这个问题, 社会人类学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争论的双方是普同论者和文 化相对论者。前者从人类学方法论的角度出发, 肯定功能主义的社区分析本身所具有 的作用。他们关注的不是 “中国社会”, 而是社区在人类学描述 即 “民族志” 中的 作用。因此, 对他们来说, 汉人社区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并不重要, 而 重要的是, 汉人社区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描述对人类学整体理论和话语的意义。换言 之, 汉人社区研究只要能够提供符合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与描述方法标准的知识, 就 是 “成功”的研究。 持这种看法的人类学者, 以利奇为代表。在 《社会人类学》 1983 一书中, 他以 功能主义民族志的标准对数本中国人类学家的英文著述一一加以评判, 他认为其中最 成功的是费著 《江村经济》, 因为它避免了早期民族学的方法论缺陷, 而且不声称是中 ? 国社会的 “典型”。 虽然利奇一再说明人类学描述不应有任何 “一般预设”, 但是他在本质上是一个 “普同论者”, 因而主张人类学社区调查的意义与 “中国社会”的特征无关, 而仅仅是 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特点的通论。这一看法显然违背了费孝通的本意。在对利奇 评论的回应中, 费孝通多次提到, 他的理想是 “了解中国社会”, 而不是发现人类行为 与文化的一般规则。与利奇不同, 第二种评论针对汉人社区研究与 “中国社会”的相 关性而展开。这种评论与拉德可利夫布朗的 “社会结构”概念及其后来的变异有密切 的关系。布朗本人也曾应吴文藻的邀约到燕京大学讲学, 他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不在 于方法论, 而在于理论方面。他是把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导师涂尔干 的 D u rkh eim ? 不过, 对于这个问题, 费孝通早已加以重视。在江村研究之 后, 他开展了 “云南三村”社会 经济模式比较研究, 并在理论上对中国社会与发展进行超区域的 论述。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