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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中国画风格.doc 转贴-历代中国画风格(欣赏国画参考贴) 历代中国画风格 有关中国绘画的起源问题，象有关中国历史的起源一样，令人不可琢磨。究竟中国的绘画开始于何时,何地,是何人所创造,这一谜团千年以来一直萦绕在历代美术史研究者的思绪中。唐代的张彦远在他的开创性著作《历代名画记》中，将中国绘画的起源追溯到传说时代，指出那时的象形文字便是书写与绘画的统一。 而在他看来，图形与文字的脱离，才使得绘画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探讨绘画技巧的工作则晚至秦汉才开始，魏晋时名家的出现，才标志着绘画臻于成熟。这1000多年前提出的有关早期中国绘画发展的理论至今仍基本成立。所不同的是现代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史前和历史早期绘画形象的实物，不断增加着我们对早期绘画艺术的了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在彩陶及绘画、陶塑和雕刻方面，均有一定的成就。 我们习惯上把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开始，经过商、西周直到到春秋、战国的这一时间段统称为先秦。由于铜器和铁器的相继发明和推广，加上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各种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除了为礼教服务的青铜艺术、商周的玉石雕刻及战国的彩漆木雕以外，寓有兴废之诫的庙堂壁画及人物肖像画，受到了先秦统治者的普遍重视。但直到本世纪初，对于先秦绘画的研究还只是凭借着那些并不完全和丰富的记载进行的。近年在长沙等地出土的帛画与漆画，为探讨先秦绘画艺术的面貌，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史前绘画 我们现在对史前绘画的了解都是从出土的彩陶及遍布全国的岩画遗存中得来的，而今天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作品的创作大多出于宗教和巫术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审美和欣赏的需要。 绘画的萌芽 石器时代是中国绘画的萌芽时期，伴随者石器制作方法的改进，原始的工艺美术有了发展。但在若干年以前，我们所掌握的中国绘画的实例还只是那些描画在陶瓷器皿上的新石器时代的纹饰。但近年来，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发现了岩画，使得史学家们将中国绘画艺术的起源推前至旧石器时代。在这些众多的发现中，也包括了许多描绘人的图像，有些堪称宏幅巨制。内蒙古阴山岩画就是最早的岩画之一。在那里，我们的先人们在长达一万年左右的时间内创作了许多这类图像，这些互相连接的图像把整个山体连变成了一条东西长达300公里的画廊。据推测，是宗教或巫术的感召促使先人们不辞辛劳地创作了这些图像。类似的图像还可以在苏北的连云港孔望山将军崖岩画遗址中见到。 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艺术 探讨新石器时代的绘画，我们仍然要把目光投向那些地处边远地区的神秘岩画。在云南沧源发现的岩画反映了人类的活动，包括狩猎、舞蹈、祭祀和战争。岩画的构图更趋于复杂，所表现的内容也由单个的物体发展为互相关联的具有动感的人。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当然，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在绘制岩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边界的限制，岩面也并没有作任何的处理，它们的创作是无拘无束的。 这一切的改变源自于陶器和木结构建筑的出现，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家们马上就发现这些材料是绝好的作画之处，于是，缤纷的色彩和丰富的纹样出现在这些器物上。以质朴明快、绚丽多彩为特色的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案，是我国先民的杰出创造。此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彩陶。仰韶类型的彩陶以在西安出土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最具特色，也最耐人寻味，关于这种图案具体的含意一直在猜测之中。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的图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绘制于陶缸上的《鹳鸟石斧图》，出土于河南临汝闫村。该图以写实手法所描绘的鸟、鱼及斧据说代表了鹳氏族兼并鱼氏族的历史事件。此外，在青海大通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描绘了氏族成员欢快起舞 的景象，堪称新石器时代绘画艺术的杰作。 先秦绘画 在整个“先秦”时代中，春秋以前属于奴隶制社会，战国以后则进入了封建社会。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各种手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青铜文明”。统治阶级的需要带动了美术各门类的发展，绘画当然也不例外，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先秦绘画遗迹少之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被推测为大部分的绘画都绘制在了易于腐烂的木质或者布帛上面。在商代的多处墓葬中发现了残存的彩绘布帛，在商代王室的墓葬中更是发现了很多的木质品上的漆画残留。可见，用漆作为颜料绘制器物在当时已很广泛了，常用的黑、红两种基本色的并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据说，那时的漆绘制品经常是与铮亮的青铜器以及白色的陶器摆在一起的，极富观赏性。在殷墟也曾发现过建筑壁画的残块，以红、黑两色在白灰墙皮上绘出的卷曲对称的图案，颇有装饰趣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庙堂壁画创作的情况被记载下来，楚国屈原著名作品的《天问》就是在观看了楚先王庙堂的壁画后有感而作的。 幸运的是，在长沙的楚墓中先后出土了两幅战国时期的带有旌幡性质的帛画，它们都属于公元前3世纪的作品。两画描绘的都是墓主的肖像，一幅为妇人，其上方绘有飞腾的龙凤;另一幅则是一位有身份的男子，驾驭着一条巨龙或龙舟。墨线勾勒的侧面肖像及伴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是两画的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人物御龙图》所表现出来的画家技巧要熟练了许多。 秦汉绘画.概况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使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宣扬功业，显示王权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在事实上促进了绘画的发展。西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可以为其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服务的绘画，在西汉的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绘画变成了褒奖功臣的有效方式，宫殿壁画建树非凡。东汉的皇帝们同样为了巩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祥瑞图像及标榜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成为画家的普遍创作题材。汉代厚葬习俗，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中见到当时绘画的遗迹。秦汉时代艺术以其深沉雄大的气魄，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绘画艺术:秦汉时代的绘画艺术，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等门类。 宫殿寺观壁画 秦汉时代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有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陆续消亡几乎丧失殆尽。本世纪70年代发现的秦都咸阳宫壁画遗迹第一次使我们领略到了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在秦宫遗址3号殿的长廊残存部分上，发现了一支有七辆马车组成的行进队列，每辆车由四匹奔马牵引;另一处残存的壁画则表现的是一位宫女。这些形象都是直接彩绘在墙上的，并没有事先勾画轮廓，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没骨”法的最早范例。西汉的壁画则主要是为了标榜吏治的“清明”而创作的。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记载了当时一个诸侯王所建宫殿里壁画的盛况。宣帝时更是在麒麟阁绘制了11位功臣的肖像壁画，开了后世绘制功臣图的先河。东汉明帝时，由于明帝本人的爱好，壁画创作之风更盛。派使赴西域求来佛法后，在新建的白马寺绘制了《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这是中国佛教寺院壁画的肇始。 墓室壁画 秦代的墓室壁画遗迹，迄今尚未发现。但是汉墓壁画的发现，则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传出洛阳八里台的那组空心砖壁画，是有关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重要发现。1931年，辽宁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清理，则揭开了东汉墓室壁画的面纱。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全国各地又发现了四十余座壁画墓，为探讨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 物资料。 这一时期，已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壁画墓和墓室壁画有:属于西汉时期的河南洛阳的卜千秋墓壁画、洛阳烧沟61号墓、陕西西安的墓室壁画《天象图》;属于新莽时期的洛阳金谷园新莽墓壁画;属于东汉时期的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山水图》、河北安平汉墓壁画、河北望都1号墓壁画以及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壁画墓等。它们分别描绘了有关天、地、阴、阳的天象、五行、神仙鸟兽、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车马仪仗、建筑及墓主人的肖像等，含意复杂，但大多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以及对其死后升天行乐的美好祝愿，希望死者在艺人们营造的地下世界里享受富足的生活。 汉代帛画 汉代画在缣帛上的作品很多，但历经千年之后，遗存极少。目前最重要的发现有本世纪70年代分别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金雀山的汉墓中的西汉帛画。马王堆1号墓中出土的帛画的含意最为隐晦，学者们的解释极为多样，但一般都认为帛画的上部和底部分别描绘的是天界和阴间，中间两部分则表现的是死者軑侯夫人的生活场景。墓主及各种神禽异兽的刻画极为生动，勾线流畅挺拔，设色庄重典雅，显示了西汉绘画的卓越水平。此外，马王堆3号墓中的三幅帛画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除墓主人外，还描绘有“导引”、仪仗等内容，精美非常。金雀山的帛画内容与马王堆汉墓帛画相近，上有日月仙山、下有龙虎鬼怪，中间部分描绘的是墓主人的人间生活景象，此画“没骨”与勾勒相结合，反映了汉画技法的多样性。 汉画像石 画像石是遗存丰富，很有特色的秦汉美术史资料。艺术家们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面上创作了众多精美的图像，用以作为建筑构件，构筑和装饰墓室、石阙等。全国发现的汉画像石数以千。据载，画像石萌发于西汉昭、宣时期，新莽时有所发展，到东汉时进一步扩大，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及其周围地区。 西汉晚期画像石以山东沂水鲍宅山凤凰刻石、山东汶上“路公食堂画像”为代表;新莽时期则以河南唐河冯君孺人画像石墓为代表，墓内刻30余幅画像，描绘现实生活及神怪异兽等。东汉前期画像石的代表作品有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和南武阳石阙画像石。东汉后期的画像石以山东嘉祥武氏祠最为著名。该石祠自宋代即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元代受水后被掩于地下，至清乾隆时才重见天日。其中的武梁祠的画像石最为精美，皆用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技法雕成，多为历史故事及神仙、奇禽异兽，技法高超。作者善于抓取历史故事矛盾冲突的高超，并善于运用必要的景物以交代特定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出色，如《荆轲刺秦王》。出土于成都羊子山1号墓、现藏于重庆市博物馆的《出行、宴乐画像石》为四川汉画像石的优秀代表作。 秦汉画像砖 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秦汉至西汉初期，多用于装饰宫殿衙舍的阶基;西汉中期以后，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面;东汉则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 秦代的画像砖用模印和刻划两种方法制成，形状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临潼出土，今藏陕西省博物馆的一块《侍卫、宴享、射猎纹画像空心砖》，是现存秦代模印画像空心砖的代表作。西汉画像砖则以河南洛阳的出土品为代表，以简洁有力，形象生动传神著称。东汉的画像砖以河南、四川两省出土最多。艺术造诣最高的是四川成都一带出土的东汉后期画像实心砖，画面一次模印而成，构图完整，大多表现现实生活情景，代表作有《弋射收获画像砖》等。 概况 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是由统一而分裂的过程。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随后由司马家族统一为西晋，但十六国的连年战乱，使得中国再次进入了一个分裂的时代。5世纪时， 由北魏的统一和相继分裂而形成的北朝和西晋王朝偏安江左后被宋、齐、梁、陈替代形成的南朝相互对峙。政治的不稳定、时局的混乱动荡，带来的是经济的普遍衰退，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有了超乎寻常的改变。此时的统治阶级早已被儒家思想所左右，民间的风气也随之俯仰。纷乱的社会，又给宗教的蔓延和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社会各个阶层都对佛教有了更为迫切的需要和更为广泛的接受。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映象之一的书画艺术在此时也发生了强烈的变化。绘画中的人物画得到了突出的发展，对其他对象的描绘则还处在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隋唐是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重要时期。隋朝书画，继往开来，酝酿着新风格的出现。初唐的书画则承袭了隋朝的风尚，崇尚法度，但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一转变到盛唐时就已经完成了。各科画家先后涌现，风格趋向于健美飞动。以吴道子为代表的人物画(包括宗教画)与山水画，展现了唐代绘画的卓越成就。中晚唐的绘画又发生了新的变异，它的影响直到五代时仍能体现出来。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艺术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书法艺术方面，楷书真正出现了。绘画艺术的变化虽然不象书法那么显著，但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崇佛思想的上扬，都让本来简略明晰的绘画进一步变得繁复起来。曹不兴创立了佛画，他的弟子卫协在他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作为绘画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南方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的画家，北方也出现了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多大家，画家这一身份逐渐地进入了历史书籍的撰写之中，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时期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包括佛教人物画)和走兽画，而中国绘画中的其他各科还远未成熟，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洛神赋图》中出现的山水只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衬景，山水画的逐步独立直到南北朝后期才趋于完成。之所以会这样，也是由于这一时期绘画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为政教服务，“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这也是那时绘画的一个主要特点 一 南方的画家 (约315,406)，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人。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擅画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与陆探微、张僧繇并称“画界三杰”。我们可以从他的几张画的摹本中推测他的绘画的本来面貌。他的绘画的传世摹本有《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列女仁智图》卷等几种，以《洛神赋图》数量最多。描绘古代妇女清规戒律的《女史箴图》被认为是隋唐官本，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洛神赋图》则是根据三国曹植的名篇《洛神赋》所绘制的一卷故事画，描写曹植与洛神之间的一段情缘，画面随着情节发展而展开，并描绘有车船、山水等景物及女娲、雷神等仙人，人物衣纹用线“紧劲连绵”，似春蚕吐丝，被后世称为“游丝描”。这幅画现在有四个摹本，分别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等处。有专家认为辽宁省博物馆的那一卷更接近原作面貌。此外，他所提出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艺术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 陆探微(,,约485)，吴(苏州)人，是南朝宋文帝和明帝时的近侍之臣。他的画被南齐的谢赫评为当代之冠。但是他的画现在一张也没有传下来，我们今天只能从文献中去了解他的本来面目。据记载，他画的人物形象属瘦削型，符合用笔“劲利，如锥刀”的效果，正是“秀古清象”的感觉。又提到他在线条的运用上，“连绵不断”，所以又有“一笔画”的说法。后人把他和顾恺之归在一起，作为“密体”的代表画家。 张僧繇，吴(苏州)人。梁天监中为武陵王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苦学成才，长于写真，并擅画佛像、龙、鹰，多作卷轴画和壁画。成语“画龙点睛”的故事即出自于有关他的传说。记载他在金陵一乘寺用讲求明暗、烘托的“退晕法”画“凸凹花”， 有立体感，可知他已接受了外来的绘画技法。文献里说他作画，“笔才一二、像已应焉”，很象现在的速写，被称为“疏体”。今有唐人梁令瓒临摹的《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图》传世，现已流往日本，但这幅画的用笔和记载并不相同。他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朝画家阎立本和吴道子都远师于他。此外，他还善于雕塑，有“张家样”之称。 萧绎(508,554)，梁武帝萧衍第五子，由湘东王职即帝位，称梁元帝，字世诚，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记载里说他善画佛画、鹿鹤、景物写生，技巧全面，尤其善于画域外人的形貌。传世的《职贡图》是北宋年间的摹本，虽已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到六朝的风貌，技法朴拙，人物神情生动。此画对于我们了解南朝人物画的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北方的画家 曹仲达，原籍西域曹国，官至北齐朝散大夫。记载中说他善画佛画，也长于泥塑，所做佛画，到了唐代被称为“曹家样”，与“张家样”并称，其特点为“曹衣出水”，意思是说他画的人衣服窄紧，好象刚从水里出来一般。已无传世作品。 杨子华，在北齐世祖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常侍。记载说他“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在长安等地画了很多的壁画，但到今天都已经了无踪迹。只有一卷传为宋临的《北齐校书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是我们今天唯一能见到的杨氏的卷轴画。该画描绘北齐天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诸人刊定五经诸史的故事。画中人物的特征，已不同于顾、张等人的“秀骨清象”，人物面孔都呈鹅蛋形，与出土的娄叡墓壁画相吻合。因为他善于画壁画，所以有人把1979年出土的北齐娄叡墓的壁画推测为他的手笔。 出土的画 在北方，墓葬壁画依然流行。但是广阔的中原从汉末就变成战场，到此时大多已是废墟一片，昔日的文化繁盛已不可见。倒是在东北和西北这两个地处偏僻的区域发现了绘制于公元3世纪到4世纪上叶的墓葬壁画。当时许多中原人为躲避战乱而移居到那里。在朝鲜安岳的3号墓中，其结构、装饰以及墓中的文字都表明墓主来自中国。虽然，这座墓中仍有盛大的出行图，但是儒家题材如劝善故事和祥瑞图像不见了，画家更偏重于对世俗生活和女性形象的描绘。在西北地区的墓葬中，儒家影响的减弱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大量墓葬壁画是表现这一边远地区的现实生活。在嘉峪关附近发现的一系列3世纪建造的砖室墓的装饰风格极为独特。墓中的砖上分别有用鲜艳的颜色和流畅的线条描绘的壁画，各个独立，连续起来看仿佛是连环画一样。甘肃酒泉发现的丁家闸5号墓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它的两个墓室为连续性的大型壁画所覆盖，后室中描绘墓葬中的各种摆设，而前室壁画则描绘有神仙世界和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图景和歌舞伎乐表演。这种与中原及东北墓葬壁画一脉相承的题材，其产生是由于古代酒泉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位置决定的。1979年对位于山西太原的娄睿墓的发掘是近年中国考古界一起引起轰动的事件。墓葬中发现了71幅、共200多平方米壁画，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其艺术水平也超过了已发现的早期或同时期的墓葬壁画。这座墓的主人是北齐的东齐王，他的生活图象及出行、归来图，门卫仪仗，天象和十二辰图等被绘制在墓中的墙壁上。构图的设计、人物形象的刻划，直至鞍马、走兽的勾描，无不显示着北朝末年壁画艺术开创一个新阶段的惊人发展。难怪学者们将它的作者猜测为当时的大画家杨子华。 遗存下来的北朝石窟壁画是了解该时代佛教绘画的重要资料，以克孜尔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最为著名。 在克孜尔的236个洞窟中，有70余窟的壁画保存完好。现存最早的壁画可能开始于4世纪的后半期，延续至7、8世纪。主要题材是说法图、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和譬喻故事等。尤以本生故事画的形式最为独特，均以单幅的形式表现一个故事内容，这种独特形式对敦煌早期的壁画有一定的影响。 举世闻名的敦煌的第一个洞窟兴建于公元366年，敦煌早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受印度和中亚影响比较大，独特的“敦煌风格”直到北魏时才开始出现，而中原文化对其影响到西魏 时期变得更为明显。这一时期所创作的绘画多为佛本生故事和僧尼故事。总的说来，北朝时期的敦煌艺术精力了逐步本土化的过程，此时，印度、中亚传入的题材和源于中国的主题和风格往往以独特的方式汇聚在同一个洞窟中，在北魏末年建造的249窟中集中反映出来。在这个窟中，正面佛立像的两旁是菩萨和飞天，佛像的周围绘有许多小佛像，俗称“千佛”;上方的彩绘佛龛中绘有演奏各种乐器的乐伎飞天。 隋唐绘画 隋代的绘画风格，承前启后，有“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特点。来自各地，集中于京畿的画家，大多擅长宗教题材，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作为人物活动环境的山水，由于重视了比例，较好地表现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山水画开始独立出来。 唐代的绘画在隋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人物鞍马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青绿山水与水墨山水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也作为一个独立画科引起人们注意，可谓异彩纷呈。初唐时的人物画发展最大，山水画则沿袭隋代的细密作风，花鸟画已经出现个别名家，宗教绘画的世俗化倾向逐渐明显和增多。从已发现的乾陵陪葬墓壁画的山水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比较简单的斧劈皴。以薛稷、殷仲容为代表的花鸟画，则设色和水墨的形式都已出现。此外，这时最著名的画家还有阎立德与康萨陀等。他们的作品和作风丰富了初唐时期的画坛，为盛唐画风的突变奠定了基础。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但是我们从乾陵各陪葬墓的壁画、新疆出土的绢画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不同的风格。 盛唐时期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出现了巨人与全新风格的时代。宗教绘画更趋世俗化，经变绘画又有发展。不同地区的画法交融为一，产生了颇受欢迎的新样式，以“丰肥”为时尚的现实妇女进入画面。以吴道子、张萱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从初唐的政治事件描绘转为描写日常生活，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在心理刻划与细节的描写上超过了前代的画家。而山水画则在此时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代表的画家有李昭道、吴道子和张璪，分工细和粗放两种。破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花鸟画的发展虽不象人物画和山水画那样成熟，但在牛马画方面却名家辈出，曹霸、韩干、陈闳、韩滉与韦偃等都是个中好手。此外，著名的画家王维、卢稜伽、梁令瓒等也名重于时，时至今日还能看到他们的传世作品或者后世的摹本。 中晚唐的绘画，一方面完善盛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开拓了新的领域。此时，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及宗教画更见完备。而王墨等人的山水画则发生了变异，盛行树石题材，渐用重墨，泼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边鸾、滕昌祐、刁光胤等的花鸟画作品则体现出了花鸟画的日臻完善。此外，李真与孙位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已无从得见，但从日渐发现的出土作品与壁画中，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的盛况。 隋代的著名的画家有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和展子虔，孙尚子与尉迟跋质那亦名重于时。他们各有所长，如杨擅“朝廷簪组”，董擅“台阁”，展擅“车马”，孙擅“美人魑魅”。他们大多继承了前代的传统，更多地受到 顾恺之的影响，作风近于密体。孙尚子则“善为战笔，甚有气力”，尉迟跋质那来自新疆的于阗，善画外国佛像。唐朝的人物画的内容由取材历史故事转而把目光对准当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功臣勋将。中原风格和边区风格并行不悖，亦相互影响。以阎立本为代表的中原作风的人物肖像画，继承了北朝杨子华与南朝张僧繇的传统，在把握人物造型和气质上有所前进，用笔洗炼圆劲，赋色沉着典雅，富于概括性。以尉迟乙僧为代表的边陲作风的人物佛像画，造型则富于变化，有一定的凹凸感，用笔紧劲屈曲，设色浓厚鲜明。 隋人物画家 展子虔，历北齐、北周入隋，在隋朝时曾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善画人物、车马、楼阁、山水，尤以画山水闻名。他的山水画被称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被认为是其传世之作，这也是现存的最早的卷轴画。该画用青绿重着色法 画贵族春游的情景，用笔细劲有力，设色浓丽鲜明。图中的山水“空勾无皴”，但远山上以花青作苔点，已开点苔的先声。人马体小若豆，但刻划一丝不苟。此画已脱离了为山水为人物画背景的地位，独立成幅，反映了早期独立山水画的面貌。虽然与发现的隋代壁画中的山水相比显得成熟一些，但与记载并不相悖。历来史家皆根据隔水上的宋徽宗题签认定此画为展氏手笔，今人则根据建筑等细节对此画的年代和作者提出质疑，认为此画的底本在中晚唐以后，为五代摹本，但并未获得公认。 董伯仁，生于西魏，历经北周、陈，隋朝初年尚在，汝南(今属河南)人。多才艺，官至光禄寺大夫殿内将军。工画佛像、人物、楼台、车马，与展子虔同时入隋，并称“董展”。曾在汝州白雀寺等地作壁画，备受唐代张彦远等人的看重。《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等著录其作品6件，今画迹已无存于世。 郑法士，吴(苏州)人。北周时为大都督左员外侍郎、建中将军，封长社县子，入隋后授中散大夫。善画人物、楼台，师法张僧繇，曾于上都海觉寺等多处作壁画。《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等著录其作品20件，今已不传。 李思训(651,716)，字建，一作建景，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唐宗室。历任扬州江都令等多职，因玄宗时官至右武卫大将军，所以被称为“大李将军”。擅画青绿山水，受展子虔的影响，笔力遒劲。题材上多表现幽居之所。传为他的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江帆楼阁图》轴，画游人在江边活动，以细笔勾勒山石轮廓，赋重青绿色，富于装饰性。此画虽今被认定为宋人手笔，但可以反映他的画风。他的儿子李昭道，官至太子中舍人，也是著名的画家，人称“小李将军”，秉承家学，亦擅青绿山水，风格工巧繁缛。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画唐玄宗及随从逃难四川的情形，宋以来相传为他的作品，现被断为宋人摹本。此派的山水风格，在初唐的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壁画中亦可看到。 王维(699,759)，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擅画人物、丛竹、山水。唐人记载其山水面貌有二:其一类似李氏父子，另一类则以破墨法画成，其名作《辋川图》即为后者。可惜至今已无真迹传世。传为他的《雪溪图》及《济南伏生像》都非真迹。 . 张璪，字文通，吴郡(苏州)人，曾任检校祠部员外郎、盐铁判官等，活动于盛唐。擅画山水树石，长于破墨，尤工画松，传说可以双管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已无作品传世。但他的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后世的绘画理论有极大的影响。 花鸟禽兽画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名臣魏徵外孙。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人称“薛少保”。以书法名世，为书法初唐四大家之一。也擅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其生动，时称一绝，李白、杜甫等都曾吟诗颂其画鹤。绘画作品已无存。 曹霸，谯郡(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魏高贵乡公曹髦后裔，官至左武卫将军。画承家学，擅画马，亦工肖像。成名于玄宗开元年间，天宝末年曾修补《凌烟阁功臣像》及画“御马”，技艺精辟，杜甫曾作《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推许之。今画迹已不传。 韩幹，京兆(今西安)人，活动于玄宗时代。少年时曾作酒肆佣工，得王维资助，改学绘画，十年而成。擅画肖像、人物、鬼神，尤精于画马。画马师承曹霸，但更重写生，所画之马，壮健神骏，被誉为“古今独步”。现存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牧马图》册页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的《照夜白图》卷。《牧马图》画一虞官驾白马缓行，右侧为一黑马，用笔纤细遒劲，色墨渲染得宜。此画曾经南唐内府及宣和内府收藏，并有宋徽宗题“韩幹真迹”。《照夜白图》画玄宗坐骑照夜白，也是流传有绪的作品。另有旧题《韩幹神骏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今定为五代人仿作。 韦偃，长安(今西安)人，寓居于蜀，擅画人物、鞍马及山水。虽承家学传统，但青出 于蓝。据记载，他画白川原牧马，马的姿态变化万千，穷极生动。今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卷一画来了解其风范，该图绘骏马一千二百余匹、圉人等一百四十余名，众马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此外，他所画山水，也对唐代山水松石的变革有过重要作用。 石窟、墓室绘画 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场面宏大，色彩瑰丽。无论是人物造型、风格技巧，以及设色敷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壁画的创作中大量出现净土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如初唐220窟的各种经变壁画所呈现出的盛大歌舞场面，众多的人物、绘制精巧的建筑物等，使整个洞窟形成一个“净土世界”。除了经变画以外，还有说法图、佛教史迹图画、供养人像等。盛唐以后的经变内容逐渐增多，直接取材现实的供养人像身高日渐增加，占据了洞内、甬道的醒目地位。盛唐103窟的维摩变、中唐158窟的涅槃变、晚唐196窟的劳度叉斗圣变等是其中的精彩作品。晚唐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更是以特有的长幅形式表现了场面宏大的人马队列，堪称巨制。 近年来发现的年代可考、真实可靠的墓葬壁画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唐代绘画最重要的实物资料，为鉴别和确定传世作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些发现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为了解唐代绘画的发展以及在某些特定阶段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提供了大量实例。在西安地区发现的27处唐代高官及皇室成员的墓葬使我们可以看到了唐代绘画题材的变化。长乐公主和执失奉节的墓葬壁画证明了七世纪时各种绘画流派共存的局面;而懿德太子、章怀太子和永泰公主三处皇家墓葬中的壁画则为研究八世纪初期宫廷绘画的风格变化提供了最好的例证。章怀太子墓中绘有狩猎出行图和马球图，其绘画线条自由奔放，犹如书法中的行草。 五代两宋的绘画 五代十国历时53年，虽然纷争并峙，但在绘画创作方面并没有停止，仍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五代十国的书画，在唐代和宋代之间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和面貌。中原地区的战乱，并没有使得寺庙壁画的创作陷入停顿，但是风格都依托于吴道子的风范之下。在山水画的创作中则将唐人的水墨法大大发展了，出现了荆浩开创的北方山水画派。南唐的相对安定和其统治者对书画艺术的偏好，使得南唐绘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画院的创立为画家开辟了新的出路和去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左右民间的绘画观念和风尚。人物肖像画、宗教画和仕女画都有名手出现，皆从前代的吴道子和周昉等处脱胎。在山水画上，则出现了与北方相异的江南山水画派，它的开创者时著名的画家董源。花鸟画也由于宫廷贵族的喜好而逐渐发展起来。南唐的著名画家有曹仲玄、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高太冲、董源、徐熙、赵干和卫贤等。地处内陆的西蜀则因为晚唐以后不断有画家避乱入蜀，也设立了画院，在宗教壁画的创作方面极为兴盛，宗教人物画方面则出现了贯休、石恪等有变形风格的作品和写意画法。同时代的花鸟画则显得极其精致，黄筌父子是其完善者和光大者。 960年到1127年间的北宋和南宋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并多次经过战争破坏，但社会的发展却没有止步，在手工业、农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文化艺术也走向的新的繁荣，绘画也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北宋继承了五代西蜀和南唐的旧制，建国之初，就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对宋代绘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培养和教育了大批的绘画人才。徽宗赵佶时的画院日趋完备，“画学”也被正式列入科举之中，天下的画家可以通过应试而入宫为官。这是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北宋画坛上，突出的成就是山水画的创作。画家们继承前代传统，在深入自然，观察体验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不同的笔法去表现不同的山石树木的方法，使得名家辈出，风格多姿多彩。李成和范宽为其代表。花鸟画在北宋时期的宫廷绘画中占有了主要地位，风格是黄筌的富贵之风，直到崔白等画家的出现才改变这个局面。北宋人 物画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宗教绘画和人物肖像画及人物故事画、风俗画的创作上。武宗元、张择端都是人物画家中的卓越人物。 在北宋时，除了宫廷和民间各自存在有数量可观的职业画家之外，还有一支业余的画家队伍存在于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文人学士之中。他们虽然不以此为业，但是在绘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方面，都有显著的特点和突出的成就，并且已经自成系统，这就是当时被称作“士人画”，后来被叫做“文人画”的一类。以官僚贵族和文人身份参与绘画的创作活动，古已有之，但是那些人的作品和职业画家的作品没有分别，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从北宋中期以后，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在画坛上活跃起来，文人画声势渐起。苏轼明确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并且认为士人画高出画工的创作。他们还为士人画寻找到了一条发展脉络，唐朝的王维甚至东晋的顾恺之都变成了这一体系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追求“萧散简淡”的诗境，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主张即兴创作，不拘泥于物象的外形刻画，要求达到“得意忘形”的境界。采用的手法主要是水墨，内容从山水扩展为花鸟，这一时期文人贵戚出身的山水花鸟画家增多与此有关。这股潮流的兴起，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但对后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左右了中国画坛。 南宋的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号称“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他们各自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造。 文人画在南宋时期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外，在实践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扬补之的墨梅，赵孟坚的水仙兰花都为世所重。被称为“四君子”，时至今日仍被画家看重的梅、兰、竹、菊，在南宋时已基本成为文人画的固定题材。 南宋的著名人物画家有李唐、萧照、苏汉臣等。他们的人物画创作，很多都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有关，多选择历史故事及现实题材，擅长减笔人物画的梁楷的出现，则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五代绘画 五代时，人物画的题材内容日渐宽泛，宗教神话、历史故事、文人生活等都成为描绘的主题。画家多注重人物神情和心理的描写，传神写照的能力的能力又有提高。在技法风格上则向两大方向发展:工笔设色的一路用笔更加细劲多变，赋色也变得鲜丽起来，色调比唐代有所丰富;水墨一路除了超变形发展以外，还出现了水墨大写意的画法。 山水画在此时的变化是最大的，从选材到技法，都有了一个飞跃，山水被作为生息的环境加以描绘。“荆关董巨”四大家的出现，成为中国山水画发展史的里程碑事件。荆浩和关仝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开创了大山大水的构图，善于描写雄伟壮美的全景式山水;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山水画派，则长于表现平淡天真的江南景色，体现风雨明晦的变化。作为中国山水画重要技法之一的“皴法”在此时得到了很大发展，墨法逐渐丰富，笔墨成了画家们的自觉追求，水墨及水墨淡着色的山水画已发展成熟。 五代的花鸟画也出现了两大阵营，以西蜀黄筌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黄家富贵”，因为他们多描绘宫廷苑囿中的珍禽奇花，画法精细，以轻色渲染而成;而江南的徐熙所代表的一派，则多取材于水鸟野卉，画法多用墨笔，色彩极少，相对黄筌一派的风格，这一派被称作“徐家野逸”，这种现象被称为“徐黄异体”。 人物画家及其作品 周文矩，句容(今属江苏)人。曾在南唐后主李煜时任画院翰林待诏。工冕服、车器、人物、仕女，多以宫廷或文人生活为题，以“用意深远”著称。其仕女画师从周昉，作风更加纤丽繁复，用笔多以“战笔”为特点。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重屏会棋图》是他的传世作品之一，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兄弟们在屏风前对弈的场面。因背景屏风上又画屏风，所以称为“重屏”，该图无名款，宋元藏印均伪，但人物服饰及生活用品为五代遗制，至少可以反映周文矩画法的面貌。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琉璃堂人物图》卷为清人摹本，该画描绘盛唐诗人王昌 龄与其诗友李白、高适等人在江宁琉璃堂唱和的故事。宋徽宗误题为韩滉《文苑图》的传本其实是该画的一部分。《宫中图》一画为南宋摹本，记载说为周文矩真迹临本。 顾闳中，江南人，南唐中主画院待诏。曾与周文矩奉后主之命潜入“多好声色，专为夜饮”的大臣韩熙载府第，目识心记，绘画以进。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也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作品，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长卷。该画真实地描绘了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韩熙载纵情声色的夜生活，成功地刻划了韩熙载的复杂心境。为古代人物画杰作。但有人将此画断为宋人摹本，未得公认。 贯休(832,912)，俗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生于唐末，入蜀后称为禅月大师，善诗书画，画承阎立本风格，后自成一家。其风格奇古，造型夸张，富于装饰趣味。传世作品有藏于日本京都高台寺的《十六罗汉像》，为宋摹本，绘释迦的十弟子，有唐画遗风。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绶深受其风影响。 花鸟画家及其作品 徐熙，金陵(今江苏南京)人。擅画花木、禽鱼、蔬果，作画多取材于田野自然物象，画法是“落墨为格，杂彩副之”，墨迹与颜色不相隐映，传达了一种“野逸”之趣，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可惜其真迹已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雪竹图》被认为可以反映徐熙的风格。 黄筌(903,965)，字要叔，成都人。曾先后供职于王蜀与孟蜀宫廷。北宋初年与儿子黄居宝、黄居寀、黄居实及弟黄惟亮等转入宋代画院。曾师从刁光胤、滕昌祐、孙位等人，取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尤工花鸟。他的取材宫苑珍禽的题材、工整细丽的画法，创造了一种充满“富贵”之气的效果，深得宫廷贵族的喜好。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写生珍禽图》卷，描绘飞禽昆虫等20余种，刻划精细逼真。因款书“付子居宝习”而被确定为他给儿子的习画范本，也有人认为款为后添。 北方山水画家及其作品 荆浩，字浩然，沁水(今属山西)人，五代后梁画家。于唐末隐居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他的画囊括了唐人`用笔用墨的经验，开创了以描写大山大水为特点的北方山水画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匡庐图》相传是他的作品，该作品虽未经《宣和画谱》著录，但一直被认为是可以代表荆浩画风的作品。此画描写庐山一带景色，气势宏大，结构严谨，高远法与平远法并用，画法则是先以线勾轮廓，再以短条子皴其质感，复以水墨渲染。 关仝，一作同，长安(今西安)人，活动于后梁至北宋初。早年师法荆浩，晚年笔力过之，喜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等题材。他的画风，笔简景少，但气壮意长，在北宋时与李成、范宽并称“三家山水”。传世作品有《关山行旅图》与《山溪待渡图》，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关山行旅图》轴写高耸峰峦，深谷云林，寺庙隐于其间，近处小桥茅店，有旅客商贾往来，富有生活气息。所画树木有枝无干，用笔简劲老辣。据记载，关仝不擅人物，画中人物多求同时画家胡翼动笔。《山溪待渡图》亦绘堂堂大山之景，极具时代特点，突出了山川雄壮之气，亦北宋以前画风。 江南山水画家及其作品 赵幹，江宁(今南京)人，南唐后主李煜时的画院学生。擅画山水、林木、楼观等。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江行初雪图》是他流传的唯一作品，也是南唐时代江南山水画家流传的最为可信的作品。该画描写江南渔村小雪中渔民的艰苦生活，用细笔绘树木、芦苇及树石等，小雪则以粉弹法为之。 董源(,,962)，字叔达，锺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南唐中主时曾任北苑副使，世称“董北苑”。他的山水多画江南景色，草木丰茂，秀润多姿，被人们形容为“平淡天真”。其用笔细长圆润，称“披麻皴”，有时也用点描绘郁茂的丛树苔草。宋代沈括说董源的画:“用笔甚草草，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视则景物粲然”。现存的可以认定为董源真迹的有三类。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龙宿郊民图》所绘山岗圆深，草丰木茂，杂树掩映，山麓则有人家张 灯于树，似乎有节日之气。此画人物近于工笔重着色法，山水为小青绿，用披麻皴，山顶作矾头，已自成一家面貌。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和辽宁博物馆的《夏景山口待渡图》以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则属另一类，水墨淡色，形体如一，都是描写江南多泥被草的山峦丘陵，风雨明晦中的平远景色，用短条子和墨点的组合描绘景物，这是董源确立的一种新的风范。还有一类为藏于美国王季迁处的《溪岸图》，今已售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有“后苑副使臣董源画”款，画高山峻岭景象，不突出用笔，重用墨，有推测为董源早期作品者。但此画真伪争议极大，曾于1999年末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引发一场大讨论，有专家说其为张大千伪作之画，双方各执一词，但国内专家多倾向于真迹一说。 巨然，江宁(今南京)人，在江宁开元寺为僧，北宋时仍在活动。工山水，师承董源，笔墨清润，多画烟岚气象，擅用长披麻皴，以破笔焦墨点苔，较之董源更为雄秀奇逸。传世真迹有《秋山问道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万壑松风图》(上海博物馆藏)、《山居图》(日本斋藤氏藏)与《溪山图》(藏处不详)等。另外，历来被断为巨然真迹的《层岩丛树图》、《萧翼赚兰亭图》(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溪山兰若图》(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博物馆)属另一种面目，山上布满被称为“矾头”的小卵石，树木草苔等均不如前四图，有专家推测为其早年所作。 宋代画院 两宋是中国画院的极盛时代，在画院的组织形式上是最为完备的。在艺术教育上，无论学科与考试诸方面，都有健全的体制，它随着两宋经济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成为历代画院的典范。来自西蜀的黄筌、黄居寀、赵元长、高文进等及来自南唐的王齐翰、周文矩、厉昭庆、顾德谦等，都随其故主来到北宋，成为宋初画院的骨干。西蜀画家更是直接影响了北宋画院风格的形成。此外，中原和其他地区的画家也应募入宫，真宗时绘制玉清昭应宫壁画的画家都是应募而来。但是真正《瑞鹤图》 使得画院达到鼎盛局面的还是宋徽宗赵佶。 赵佶(1082,1135)，神宗第十一子，在位25年。未做皇帝之前，就喜好书画，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画家往来。即位以后，在政治上可谓是昏庸无能，但在书画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画院的重视和发展。他于崇宁三年(1104年)设立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摘古人诗句作为考题。考入后按身份分为“士流”和“杂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加以培养，并不断进行考核。入画院者，授予画学正、艺学、待诏、祗侯、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当时，画家的地位显著提高，在服饰和俸禄方面都比其他艺人为高。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加上作为书画家的徽宗对画院创作的指导和关怀，使得这一时期的画院创作最为繁荣。在他的指示下，皇家的收藏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且将宫内书画收藏编纂为《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成为今天研究古代绘画史的重要资料。赵佶本人的创作面目并不象他要求画院画家的那样工谨细丽，而是偏于粗犷的水墨画。传世作品中，有其签押的作品较多，但所画比较工细的，如《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雪江归棹图》(以上均藏于故宫博物院)、《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翠竹双雀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等作品皆被专家认定为是画院中高手代笔之作。只有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四禽图》卷和上海博物馆藏的《柳鸦图》卷被认定是他的亲笔，两画都是水墨纸本，笔法简朴，不尚铅华，而得自然之趣。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池塘秋晚图》也属此类。 北宋灭亡后，兴盛一时的徽宗宣和画院随之结束，一些画院画家经过辗转逃亡，逐渐集结于南宋的都城临安，先后被恢复在画院中的职务，成为南宋画院的骨干力量。李唐、刘宗古、杨士贤、李迪、李安忠、苏汉臣、朱锐、李从训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宋高宗虽然在政治上也是苟且偷安，但对于书画之事，仍十分重视，特别是后来他利用绘画为他的政治服务，组织画家进行创作。所以，南宋时绘画活动主要还是以画院为中心。 宋代人物画 由于北宋统治者对于道教的重视，道教壁画的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宫廷组织了多次创作活动。王霭、高益、王瓘、武宗元、王拙、孙梦卿、赵光辅、孙知微、勾龙爽、高文进、武洞清等都是此类高手。但随着寺庙的破坏，这些人的画迹已不可见。但是可以从敦煌的宋代洞窟及苏州瑞光塔出土的“四天王像”中见到宋代宗教壁画的风尚，主要还是受吴道子传派的影响。肖像画的突出成就则表现为宫廷写真高手和民间写真画师的活跃，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为宋代的帝后画像及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和耶鲁大学博物馆的北宋无名氏所绘的王涣等四人的肖像，也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人物故事画和风俗画的发展则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李唐的《采薇图》和《晋文公复国图》都暗含有深刻的寓意，或者可以说表达了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他的学生萧照创作的《中兴瑞应图》、《光武渡河图》等都是借近世或古代的历史故事为赵构歌功颂德的。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则描绘岳飞等抗金名将，是现实题材的典范。虽然这些人物画不能脱掉层层的重负，但是较之前代仍然时有更加富于意匠的经营。梁楷的减笔人物画更是在发展写意人物画的技巧方面作出了卓绝的贡献。风俗画的发展则是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艺创作的繁兴而兴起的，反映的社会面之广，人物阶层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美术的范围。著名画家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都是描写城市生活的名作。毛文昌、陈坦等则以描绘农村生活习俗为长。今所存祁序的《江山牧放图》为此代表。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城(今安徽潜山)人。历任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等，后因病致仕，归老龙眠山。他的一生在仕途上不甚得意，但诗文书画成就很高，也擅辨古器物。李公麟虽然被列入了文人画家之列，但是他除了后世文人画家所擅长的山水花鸟题材之外，更擅长人物、鞍马。在此方面，他继承了顾恺之以来的传统，而又有所创造，自立新意，在刻画人物个性和情态上极具功力。他把过去仅作为粉本的白描画法确立为一种画种，使之独立成科。有描写文人诗酒生活的《莲社图》和《西园雅集图》等作品，今有摹本传世。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传本《免胄图》和《孝经图》的真伪尚待研究。 梁楷，祖籍东平(今属山东)，居钱塘(杭州)。善画人物、山水、道释、鬼神。师法贾师古，为南宋画院待诏。曾置御赐金带不受，人称“梁疯子”。他的画以“减笔”之法著称。传世的《秋柳飞鸦图》(故宫博物院藏)、《六祖破经图》、《六祖截竹图》(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藏)、《泼墨仙人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都是以极其简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描绘出来的。《泼墨仙人图》中的仙人系以大笔蘸墨画人物的衣着，寥寥数笔勾写人物面目，生动传神，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创造。上海博物馆藏的《八高僧故事图》卷和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藏的《释迦出山图》则造型严谨，用笔谨慎，与减笔法面貌不同。日本还藏有一幅《太白行吟图》，系仿本。 龚开(1222,约1304)，字圣予，号翠岩，淮阴(今属江苏)人。曾为南宋两淮制置司监职。入元后不仕，以遗老身份往来于杭州、平江等地。善画人物、鞍马，用笔雄健厚重，喜作墨鬼，尤以善画钟馗著名。画马师曹霸，山水师大小米。传世作品主要有: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中山出游图》卷、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骏骨图》卷。前者墨画钟馗暨小妹乘舆出游情形，小妹面颊即用墨涂作胭脂，世称此法为“墨妆”，奇趣横生。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属山东)人，徽宗时画院待诏。工界画，尤擅舟车、市桥，自成家数。故宫博物院藏所《清明上河图》是其传世名作。该画描绘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汴河两岸的风光，以全景式的构图、严谨精细的笔法，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风貌。全卷总计画有人物500余，牲畜50余，船只、车轿各20余，安排得有条不紊，各得其所，并富有戏剧性。该画自问世以来，屡有仿作，现存各类仿作(伪本)数十本，大多为明清人的作品。另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署名“张择端”的小幅《西湖争标图》，系伪托之作。 苏汉臣，开封人，据说他是徽宗宣和画院待诏，画师刘宗古，擅画道释人物，尤长于画儿童。高宗南渡后，他到绍兴画院复职，后授承信郎。今传有《秋庭婴戏图》轴(故宫博物院藏)，描写官宦家儿童在玩弄红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货郎图》轴，则描画一货郎在被五、六儿童围绕的情景。两画皆笔法精致，设色艳丽，描绘的应是宫中或贵族生活。 李嵩，钱塘(杭州)人。曾为木工，被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后入画院为待诏。山水、花鸟、人物皆能。上海博物馆藏有《西湖图》卷，故宫博物院藏有其《观潮图》及表现节令花卉的《花篮图》。但他的农村生活风俗画更为知名，其《货郎图》有多种本子存世，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卷为最佳。此画描写一挑担货郎在乡村被孩童围住的情景，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另有《骷髅幻戏图》轴藏于故宫博物院。 宋代花鸟、禽兽画 与山水画的发展类似，北宋时期的花鸟画创作，在继承前代多种风格的基础上，偏重对于黄筌所创立的工细画法的发扬，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与黄筌齐名但风格迥异的徐熙的孙子徐崇嗣也不得不改变家风，转而效仿黄体而创造了“没骨法”。神宗前后，黄家画风的统治逐渐被赵昌、崔白、吴元瑜、易元吉等画家出现而打破。徽宗本人则创造了一种粗笔水墨的画法。北宋的花鸟画在重视写生的同时，也注意唤起人们的感情。在代表官方意见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强调了要赋予花鸟画的伦理道德观念:“有以兴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登临览物之有得也”。从宋代把“传神”之说从人物画扩展到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做法，也从侧面表明了山水和花鸟两科所取得的成就。 院体花鸟画家及其作品 黄居寀(933,,)，字伯鸾，成都人，黄筌次子。原在西蜀画院供职，后随旧主入宋。黄筌去世后，黄居寀成为领袖人物，受到太祖、太宗的重用，他的画法也成为画院的，在宋代宫廷中占了90余年的主导地位。其传世作品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山鹧棘雀图》轴，以细线勾出轮廓，然后敷重彩，层层晕染，感觉极为细腻，有富贵华丽之趣。 赵昌(,,约1016)，字昌之，广汉(今四川剑南)人。擅画花果，师事滕昌祐，有“出蓝”之誉。喜画折枝花卉，擅长着色。作品传世极少，故宫博物院藏《写生蛱蝶图》卷传为其作品，专家多以为不真。画院待诏林椿以花鸟翎毛著称于时，画法师赵昌，今有《果熟禽来图》(故宫博物院藏)传世，与记载中赵昌画法相似。 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善画獐、猿及花果禽鸟等。据说曾深入山中居住，观察兽类活动，所画动物极其生动传神。英宗时应召入画院在西庑殿作《百猿图》，未竟而卒。今传有《聚猿图》(藏日本)，画于崇山峻岭间嬉戏的群猿。台北故宫博物院所 崔白，字子西，濠梁(今属江西)人，宋神宗时画院画家。除擅画花鸟外，也擅画道释鬼神，创作不少壁画。其花鸟画重写生，并且不打草稿。传世作品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双喜图》轴，描绘西风袭过的深秋野外，一对绶带鸟飞来，对野兔叽叫。禽兔刻画细腻，树石草坡则用笔老健。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寒雀图》卷，画数只麻雀于枯枝间栖憩的情景。其弟崔悫，字子中，也是画院画家，兄弟齐名，且画风相近，都是改变宋初以来“黄氏体制”的中坚人物。 文人花鸟画家及其作品 文同(1018,1079)，字与可，世称石室先生，又自号笑笑先生、锦江道人。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人。历任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和陵州、洋州、湖州知州等。擅诗文词翰，亦长飞白书，在绘画上以墨竹闻名，称“湖州竹派”，成语“胸有成竹”即出于他的说法。与表弟苏轼诗词往来唱和，确立了四君子题材。其画竹，“深墨为面，淡墨为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广东博物馆藏有《墨竹图》一轴，系此轴临本。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枯木竹石合卷》，真伪待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墨竹图》轴，系传派作品。 扬补之(1097,1169)，字无咎，号逃禅老人，又号清夷长者，南昌人。生平事迹不详，据传一生不仕，擅词翰，工书法，尤长画梅。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四梅花图》卷，四枝梅花分别描绘从未开、欲放、盛开、残败等开放全过程。画法全用水墨，枝干皴擦用飞白法，花瓣用白描勾写。故宫博物院还藏有《雪梅图》卷等。其传人有其外甥汤正仲及徐禹功、赵孟坚等。 赵孟坚(1199,,)，字子固，号彝斋，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南渡后寓居嘉兴海盐。其虽为宗室，但家境清寒，进士及第后任过一些小官，后提拔为提辖左藏库，出守严州。擅画水墨白描水仙、梅花、兰、竹石等，风格清秀淡雅。今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墨兰图》卷、《岁寒三友图》页、《水仙图》卷。其中，《水仙图》卷系白描手法勾画花叶，微染浓淡墨色，分出阴阳向背，实为独创之画法。 牛、马画家及其作品 李公麟(生平事迹见前)，传世作品中的《五马图》是最为可信的真迹之一，虽无款，但有其好友黄庭坚的笺题和跋为证。该画描绘西域进献给北宋的五匹骏马，分别有奚官牵引，人马造型准确生动，线条洗炼概括，神情各异。《临韦偃牧放图》是李公麟奉皇命而临摹的，画中已掺杂了他自己的画法。前图二战前曾存日本私人处，后称已毁于战火。后图藏于故宫博物院，千马百人，巍为壮观。 祁序，江南人，工花竹翎毛，擅画水牛。今存《江山放牧图》卷，藏于故宫博物院。此画描写江南水乡儿童们放牧情形，儿童们或吹笛，或弈棋，或放风筝，远处还有农民荷锄而行，充满着田园之乐。 南宋时代的山水画家，一部分人仍在表现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全景式的构图，细腻的皴法，曲折多变的山势都来自于上一时代大师的创造。传为宗室画家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故宫博物院藏)卷实际上是南宋画院高手的作品，代表了承继上代山水画法的作品。其弟赵伯驌有《万松金阙图》(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写临安凤凰山景色，点染与勾画相合，笔法朴拙，是在传统青绿基础上，吸收董源、米芾等的水墨技法而成的新风格。但真正代表了南宋一代山水画创作的是那些讲究意境的创造、以抒情为主要目的的所谓“偏角山水”。画家以突出一个局部的方法来加强描写的力度，用笔更加泼辣，水墨的韵味发挥得更加充分。李唐是公认的开创这种新风的一代宗师，他的《万壑松风图》轴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继承他的技法的刘松年则在描写江南景色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马远、夏圭更是因为构图多截取一角或片断的不全之景，画面中留下大块的空白，而被人称为“马一角”和“夏半边”。这种构图简洁，主体鲜明的山水画有一种全新的境界。正是这种创新引起了许多评论，而有的评论甚至从政治的角度认为他们的山水是对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的“残山剩水”的反映，已属附会之说。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法则流传于文人士大夫画家之中，成就同样可观。 李唐，字晞古，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北宋徽宗时画院画家，与刘松年、马远、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金兵攻破汴京后，他辗转到了临安，以卖画为生。年近80被举荐入宫，授成忠郎、画院待诏，颇受高宗赵构赏识。擅长山水及人物故事画。山水取法荆浩、关仝及范宽而有所变化。布局多取近景，突出主峰或崖岸;山石作大斧劈皴，积墨深厚，开南宋一代山水画新风。《万壑松风图》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李唐70岁左右的手笔，反映了李唐北宋时期的山水画面貌。藏于同一地的《江山小景图》卷与前幅的格调接近。故宫博物院藏的《长夏江寺图》为绢本重青绿设色，虽为青绿山水，仍以墨笔勾皴为主，勾勒挺健多断折，皴笔横劈竖砍，放纵自由，以“大斧劈皴”和青绿着色相结合，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创造。李唐也擅长人物故事画，故宫博物院藏其所绘的《采薇图》卷和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晋文公复国图》卷都是借古喻今的作品。 刘松年，钱塘(杭州)人，因居清波门而被人称为“暗门刘”，是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时的宫廷画家，他的老师张敦礼是李唐的学生，因此他的画风与李唐一脉相承。他的山水、 人物都有很大的影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四景山水》卷是其山水画代表作，分四段描写春、夏、秋、冬的景色，并穿插以人物活动。与李唐的取材不同，刘松年多描写西湖一带的风光，因此他的绘画风格显得精细秀润一些，与李唐的气势雄壮形成了对比。 马远，字遥父，山西永济人，宋光宗、宁宗时的画院待诏。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伯父、兄弟、儿子都是画院画家。他近承家学，远学李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对南宋后期院画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山水画在取景上善于以偏概全、以小见大，时人称之为“马一角”。在用笔上，他扩大了斧劈皴法，画山石用笔直扫，水墨俱下，有棱有角。故宫博物院所藏《踏歌图》可称是他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品。画中远峰巨石下，竹翠柳疏，几个老少农民歌舞于垅上，形象地表达了“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的诗意。同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水图》也是他的代表作，原为册页，今裱成手卷，以勾线为主，分别描写十二种水态，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技巧。其人物、花鸟画也有《华灯侍宴图》(两本，一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在重庆市博物馆)、《梅石溪凫图》(故宫博物院藏)等小幅真迹。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还藏有其《西园雅集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其《欢梅图》轴，也为珍品。其子马麟，承家学，工人物、山水、花鸟，曾为画院祗侯，代表作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山水画《静听松风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的花鸟画《层叠冰绡图》轴，画风较其父更为致密纤巧。 夏圭，字禹玉，钱塘(杭州)人，宋宁宗时画院待诏。画风与马远极为相近，构图亦多空白，人称“马半边”，画史中多以“马、夏”并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其《溪山清远图》卷，画面上巨石远山、丛林茂树、楼观村庄等都布置得疏密有致，笔法坚挺峭秀，将烟雨迷濛的江南景色，描绘得极其清幽秀丽。他的另一代表作品《山水十二景图》卷现只存四景，藏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各自独立成章，但在布局上却连为一气，描写江天空阔的黄昏景色。夏圭的小幅作品，大都笔法简括，墨色苍润，诗意浓厚，故宫博物院藏的《遥岑烟蔼图》为其代表。另有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洞庭秋月图》轴，也是夏圭精品。 辽金西夏元的绘画.概况 在中国古代的绘画中，往往人物画是最先发展起来的，辽代绘画也不例外。但是由于生活环境的关系及契丹民族的艺术思想的原因，辽代的山水画创作一直没能发展起来。另外，与汉族地区相比，辽代并没有类似汉地文人画大发展的阶段，也没有许多属于此类的作品。但在辽金绘画的鉴赏中，许多并非辽金时期作者的绘画因为描画的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形象，被误为辽金画者甚多。辽的文化直接接受唐、五代及北宋的影响，尽管契丹族本身有自己语言文字和游牧的风俗习惯，但是汉文化仍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辽太祖长子东丹王耶律倍(李赞华)和辽兴宗耶律宗真都擅长绘画，后者还常常以自己所画的鹅雁送于宋仁宗。《辽史》中还提到了一些怀有绝技的画师，但都没有作品传世。但李赞华和胡瓌父子有小幅流传。考古发现中也发现了一些卷轴画，加上在北方各地出土的墓室壁画，数量也不算少。当然，生活在辽国的画家，有契丹本族人士，也有汉族人，但他们的作品都因时代、环境等条件的限制，或多或少地会体现出时代的总的风格，这就是:内容多为无情节的本民族生活，人物鞍马画居多;花鸟画则带有浓郁的装饰趣味，多对称构图，技法也有独到的地方;山水画处于发展阶段，不够成熟完善。 北方兴起的女真族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灭掉了辽和北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史称金，辽的全部疆土和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都归于金的统治范围。经济条件的优越和保留下来的文化的滋养，使得金的绘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宫廷秘书监下设书画局，相当于北宋文思院。除了金人因崇尚薄葬，壁画墓少见之外，在书画家的数量、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同为少数民族国家的辽。至今，我们仍能从金人和元人的诗文集中看到对于金代书画繁盛局面的侧面记载，关于任询、王庭筠父子、杨邦基、李早、武元直、赵秉文等人和他们的作品的记载和评论散见于各家的文集。金宫廷中的书画收藏是在所获汴梁宣内府所藏名作的基础上征集充实起来的。金章宗完颜璟甚至直接仿效宣和，将库存的 书画卷册，一律改装并亲自用学来的宋徽宗所创的瘦金体题签。经他庋藏的书画至今还可见到。金代似乎也存在过画院的设置，这从元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出。金的山水画师承范宽、郭熙诸大家，北方气息尤为浓郁，与宋人意趣不同。金的文人写意画则并未象辽一样停止了发展，而是多受文同、苏轼诸人影响，与山水画异曲同工。人物故事画中的人马画较多，应与金人的生活习俗有关。 党项族在西部建立的西夏政权，前后经历了二百年，历十帝，与宋、辽、金相对峙。但其绘画流传不多，但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都有发现有西夏题记的壁画存在，间或有木板彩绘等出土，黑城遗址也出土有大量西夏时期的藏传佛教影响下的宗教绘画，可以对解读西夏绘画面貌起到参考作用，已有专家开始对此进行研究。 元代取消了五代、宋代的画院制度，除少数专家画家服务于宫廷外，还有一部分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但更多的是隐居不仕的文人画家。元代绘画在继承唐、五代、宋绘画传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标志就是“文人画”的盛行，绘画的文学性和对于笔墨的强调超过了以前的所有朝代，书法趣味被进一步引申到绘画的表现和鉴赏之中，诗、书、画进一步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画的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人物画相对减少了，山水、竹石、梅兰等成为绘画的主要题材。此外，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也促使了社会审美趣味的转变，在绘画上强调要有“古意”和“士气”，反对“作家气”，摒弃南宋院体即所谓的“近体”，转而主张师法唐、五代和北宋。绘画理论上进一步强调的神的重要作用，把形似放在了次要的地位，以简逸为上，重视绘画创作中主观意兴的抒发，把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当作画家抒发主观思想情趣的一种手段，与宋代绘画的刻意求工求似形成了鲜明对照。元代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在绘画上却是名家辈出，成就可观。其最重要的画家有赵孟頫、元四家等。 辽代的画家及其作品 胡瓌和他的儿子胡虔都是辽代的著名画家，他们的作品曾出现于《宣和画谱》的著录之中和宋元诗人的题咏之中，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究竟是契丹人还是沙陀人等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人,现在的大多数专家认定他为范阳人，因为善于画游牧民族生活的未必尽是本民族画家。范阳在澶渊之盟后归辽所有，所以他即使是范阳人，也有条件深入生活。其胡瓌的传世画迹有故宫博物院藏《卓歇图》，画契丹族贵族狩猎中的休憩场景。另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回猎图》与《出猎图》，与《卓歇图》人马造型相近，虽不一定是胡瓌真迹，但至少是宋人作品。 李赞华(899,936)，原名耶律倍，契丹人，辽太祖长子，封渤海王。因在其弟即位后遭受猜忌，投奔后唐明宗，赐姓名为李赞华，后被明宗养子遣人暗杀。熟谙汉文化，擅画契丹人物。《宣和画谱》和宋元诗文集中对其作品多有记述和题咏。现传世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射骑图》、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人骑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射鹿图》等，皆画人马骑猎之状，但可靠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辽宁省博物馆还藏有两幅1974年出土于辽宁法库叶茂台第7号辽墓中的《竹雀双兔图》、《深山会棋图》，皆为无款的绢本设色立轴，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绘画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中，后一图中人物、屋宇、服饰均为汉制，树石山峦则属于北方山水系统，当属辽代汉族画家描写汉族士大夫隐逸生活的作品。另外，山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出土于山西应县辽木塔佛腹中的《采药图》，人物造型质朴，笔墨简略，笔法犹存唐风。 金代画家及其作品 王庭筠，字子端，祖籍辽宁盖县，号黄华山主。擅诗文绘画，备受金章宗完颜璟重视。史载其画多以梅竹和山水为题材，也偶为墨戏，还善写真。传世作品仅《幽竹枯槎图》卷，其画构图笔法皆似苏轼《枯木竹石图》，现藏于日本藤井有邻馆。 武元直，别号善夫，工山水，画多避世山水题材，属文人画家之流。他的艺术活动在金代中后期，生卒、籍贯不详。今传世画迹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赤壁图》卷。画写苏轼《游 赤壁赋》词意，笔法劲利，墨色浓淡相间，表现山石皆有特色。 张瑀，生平不详，传世书画有《文姬归汉图》藏于吉林省博物馆，旧题为南宋人作，后在画上发现署款“祗应司张瑀画”六字，祗应司为金章宗泰和元年所设，所以张瑀应为金代画院画家。此图绢本淡设色。此图笔法简练劲拔，衣带飘忽。画蔡文姬及侍从等十余人骑马而行，有鹰、犬相随。另有一卷宫素然作《明妃出塞图》，藏于日本大阪美术馆，构图人物皆与此相似，究竟两画是何关系，专家争议较大。 西夏绘画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西夏绘画作品，除有77个洞窟在莫高窟，11个在榆林窟外，还有一些出土于墓葬之中的木板彩画及黑城出土的许多西夏帛画。其中，在，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墓葬中的29幅彩绘木板画所描绘的全是现实题材，有人物、驭马图、仆侍、婢女、武士及家禽家畜形象，服饰、发饰多表现为民族杂居特点。用色平涂，略有晕染，技巧类似于传世卷轴画。 元山水画 元代的山水画创作，初期以钱选、赵孟頫、高克恭为代表，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唐以来的山水画。钱选在青绿山水的创作中注入了文人画的笔法和意趣，表现了一种生拙之美;赵孟頫的山水画面貌多变，他广收古法，自创新机，成就极为突出;高克恭浑穆秀润的画风则来自他对董源、李成、米芾等人绘画的研究。元代中后期，则出现了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王蒙、吴镇和倪瓒，他们在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赵孟頫的影响，但是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面貌和特色。元四家的山水画创作实践和理论，代表了此时山水画发展的主流，对明清乃至现代的山水画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移情寄兴手段的山水画，在元代画家手中被运用得淋漓尽致，充分表现了画家的人格与个性，在笔墨技巧的探索上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历程中的高峰。 赵孟頫与高克恭的山水画: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别号鸥波、水精宫道人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宗室，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在宋曾任小职，入元后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据载，他生前“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卒后封魏国公，谥号文敏。赵孟頫博学多才，诗词、书法、绘画、音乐等均有很深造诣，以书画成绩最为突出。其画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山水、人物、竹石、花鸟均长;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工笔、写意、青绿、水墨都十分精彩。其绘画继承前代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自成面貌。赵孟頫主张作画要有“古意”，倡导“书画同源”，强调以书法用笔入画，并主张师法自然，提出“到处云山是吾师”的口号。他的理论和创作对元、明、清三代都有极大影响。赵孟頫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各种题材的绘画精品，传世山水画作品主要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的《幼舆丘壑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鹊华秋色图》卷、上海博物馆藏《重江叠嶂图》卷和《吴兴清远图》卷以及故宫博物院藏的《水村图》卷等。设色纸本的《鹊华秋色图》卷是赵孟頫传世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该画描绘济南郊区的鹊山、华不注山及其周围景物，采取平远法构图。整幅作品笔法潇洒、设色明丽，山石、坡岸等用披麻皴或荷叶皴，山头则用青绿皴染，树木、屋舍等则描画精细，以青、赭、红、绿等多色渲染，富于节奏感，风格古雅俊秀，代表了其师法古人与造化，将水墨山水与青绿山水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的风貌。 高克恭(1248,1310)，字彦敬，号房山，大都房山(今属北京)人，祖为西域人。历任刑部主事、大名路总管、太中大夫。他能诗善画，工山水、墨竹等。山水初学二米，后学董、巨、李成，兼数家之长于一身，被誉为“当代第一”，与赵孟頫并称为“南赵北高”。主要传世作品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云横秀岭图》轴和《春山晴雨图》轴，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春云晓霭图》轴、《横山晴霭图》卷、《墨竹坡石图》轴等。《云横秀岭图》绢本设色，画白云横岭的远山烟树及山下的溪桥坡岸，山顶用青绿横点，山石坡角多用披麻皴施以赭色， 笔法凝重，墨色淋漓酣畅，为合参董、米二家的典型作品。此画为其至大二年(1309年)所作，时年高氏62岁，为去世前一年的作品，为其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一改其早年作品“秀润有余而颇乏笔力”的缺憾。 元人物画 元代的人物画相对山水、花鸟题材而言，少了一些，但仍不乏高手。其中的刘贯道、何澄、钱选、赵孟頫、任仁发、王振鹏、周朗、颜辉、张渥、卫九鼎、王绎等人都在人物画方面各有所长。刘贯道、何澄、王振鹏属宫廷画家，多以前代和古人法为师。钱选的人物画衣纹多用游丝描，稳而不滞，有古朴之风。赵孟頫、任仁发皆为人马画名手。周朗于元代中后期间名重一时，笔法潇洒，设色淡雅，有唐人遗意。王绎以善作肖像出名，造型准确生动，于肖像创作中成就最为突出。 任仁发(1254,1327)，字子明，号月山道人，松江(今属上海)人。擅水利之事。历任都水佣田使司副使、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使司副使等，吏事之余，从事绘画创作。鞍马、人物、花鸟等均长。画人马师法唐人及宋李公麟，与赵孟頫齐名。传世主要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出圉图》卷、《二马图》卷、《张果见明皇》卷等。《出圉图》描绘马官牵马出圉(养马的地方)的情景。画四匹毛色不同，姿态各异的骏马，西域马官三人，碧睛虬髯，唐人装束。用游丝描法，用笔工细圆劲，设色明净古雅，意态生动。《张果见明皇图》以传说故事为题材，描绘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在唐玄宗面前施展本领的情形，线条简练刚劲，人物刻画生动，设色古雅明丽。 颜辉，字秋月，浙江江山人，生卒不详。擅画道释人物，亦工山水。笔法粗犷，有梁楷遗法，以水墨画居多。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水月观音图》轴、《李仙图》，河南省博物馆藏《山水图》轴等。其画李铁拐，表现褴褛衣衫下的精神品格，神情肃穆。 王绎，字思善，自号痴绝生，其先为睦州人，寓居杭州，生卒不详，是生活于元末的著名肖像画家。据载，其十二、三岁时已“能丹青，亦能写真”，画像“非惟貌人之形似，亦具得人之神气。”著有《写像秘诀》一文，总结其实际经验。其存世作品仅与倪瓒合作的《杨竹西小像》，藏于故宫博物院。该画纸本墨笔，王绎画像，倪瓒补松石。有倪瓒书款题记，后有元代诸家题跋，是流传有绪的杰作。画元末寄情诗酒，放浪松竹坡石间的杨谦肖像。人物面部以细笔淡墨勾描，衣纹则用极简练的铁线描法，造型准确传神，突出表现了杨谦的高洁不凡。 元代花鸟画 同样适于寄情表意的花鸟画，也在元代随着文人画的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墨笔花鸟及梅兰竹石题材的广泛流行就是突出的标志之一。元代的许多山水画家也兼擅花鸟，画家们更加注重画面的自然天趣，设色也比较素雅。工笔花鸟则没有得到大的发展，钱选、陈琳、王渊、张中等人以花鸟闻名。他们都是在前代的院体基础之上进行了改变和突破。钱选花鸟清润淡雅，晚年水墨花鸟更是不假雕饰;王渊变黄派工整富丽为简逸秀淡，易色为墨;陈琳、张中则以粗简为特色。画枯木竹石有名的大多是山水画家，赵孟頫、柯九思、吴镇、顾安、李衎、倪瓒等都是个中高手，皆在文同影响下而有发展变化。张逊的双勾竹在元代几成绝响。画梅著称的有邹复雷、王冕等。 钱选(13世纪至14世纪初)，字舜举，号玉潭，别号巽峰、清癯老人、习懒翁、霅溪翁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宋进士，工诗、书、画，以绘画成就最为突出，山水花鸟、人物故事、鞍马等均深有造诣，是一位技法全面的画家，与赵孟頫同里，并称为“吴兴八俊”。入元后隐居不仕，潜心作画以终其身。他的绘画继承前代传统，山水花鸟师赵昌，青绿山水师赵千里，广泛吸收前贤经验而自出新意。主张作画要体现文人的气质，即所谓“士气”，力图摆脱对于形似的刻意追求，这种主张在元初画坛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重要影响。传世作品主要有:上海博物馆藏《浮玉山居图》卷、故宫博物院藏《山居图》卷、《八花图》卷，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花鸟》卷和《白莲花图》卷(山东朱檀墓出土，藏山东省博物馆)等。《八花图》是钱选早期花卉代表作，此图继承了宋代院体画法，笔法精工细密但富于文人画的气质。《白莲花图》卷为水墨淡设色，变早期的工丽为放逸。这种画法对明清水墨花卉画有较大影响。 王渊，字若水，号澹轩，钱塘(今杭州)人，生卒不详，主要活动于元代中后期。善画山水、人物，尤精花鸟竹石，山水师郭熙，花鸟师黄筌，但改黄筌之设色工细之法为水墨晕染，自成一格，在元代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其传世作品主要有:故宫博物院藏《山桃锦鸡图》、《墨牡丹图》、山西省博物馆藏《花鸟》轴、上海博物馆藏《花竹禽雀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桃竹春禽图》轴等。《山桃锦鸡图》画山桃修竹下的两只锦鸡，背景为坡石溪水，春意盎然。结构严谨，笔法沉稳凝练而又清劲秀润，是王渊水墨花鸟代表作。其弟子臧良也能传其法，有《草虫图》传世。 李衎(1244,1320)，字仲宾，号息斋道人，燕(今北京)人。早年曾为小吏，后累官至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晚年辞官后居维扬。卒后封蓟国公。善画枯木竹石，墨竹初师金代王庭筠之子王曼卿，后学文同，双钩设色竹师唐代李颇，极富盛名。其存世作品主要有《四清图》卷(后半卷藏于故宫博物院，前半卷藏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双钩竹图》轴、《沐雨图》轴、《新篁图》轴、《墨竹图》卷(以上藏故宫博物院)和《新篁树石图》轴(南京博物院藏)等。《四清图》是李衎65岁时所画，用笔沉着稳健，墨色淋漓清润，将各种竹子的姿态及竹子的新老枯荣都表现得十分真切，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并著有《息斋竹谱》传世，是他画竹经验的总结。其子李士行继承家学，传世作品有《乔松竹石图》轴等，画法出于乃父，惟功力稍差。 赵孟頫在古木竹石和花鸟画方面，也是具有突出成就的高手。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秀石疏林图》卷和《古木竹石图》轴。《秀石疏林图》纸本墨笔，画巨石周围分布数株古木丛篁，用飞白法画巨石，表现了巨石的坚硬质感;用圆劲的笔法画古木，表现了了树木挺劲的枝干;用峭利的笔法画竹叶，表现了竹的潇洒。充分施展了书法笔墨在绘画中的效用。他在此画后的跋中题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这首诗进一步阐明了唐代张彦远关于“书画同法”的理论，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以来文人画创作的风气。此外，上海博物馆藏的赵孟頫《出墙图》以青色写竹，故宫博物院藏《幽篁戴胜图》则笔法工细，得院体花鸟画法遗意。赵室一门中，许多人都是著名的书画家，其妻管道昇(1262,1319)，字仲姬，善画竹，是古代最有名的女画家之一，书画均学赵孟頫。故宫博物院藏其《墨竹》卷，笔法尖劲。其子赵雍(1289,,)，字仲穆，以父荫入仕，官至集贤待制，同知湖州路总管府事，书画得家法，均有较高成就。与其父一样多才多艺，并精于鉴赏。存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松溪钓艇图》卷、上海博物馆藏《竹石图》等。 王冕(,,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农家，屡试不第后，遁迹江湖，遍游名山大川。后归隐九里山，朱元璋进军浙东时出山，任谘议参军，不久病死。他能诗善画，尤工于墨梅，继承了南宋扬无咎之法并推崇华光和尚所画梅花，自成一家，以胭脂作没骨梅花是其首创。他的画梅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并著有《梅谱》传世，总结了前人及自己的画梅经验。传世主要梅花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墨梅图》卷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枝早春图》轴等。《墨梅图》是《元五家合绘》卷中的一段，纸本墨笔，画枝干挺秀的梅花一枝，穿插得势，淡墨点花瓣，浓墨勾蕊，显得极为清润。并有题诗“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诗画相得益彰，画家借画墨梅标榜自己清高孤洁的思想。 元四家中的吴镇和倪瓒也都善画竹石题材。吴镇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竹谱册》传世，共22幅，各有姿态，笔法简洁苍劲，为其竹石代表作。倪瓒的竹石画也极负盛名。传世竹 石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竹枝图》卷、《怪石丛篁图》轴等。《竹枝图》画修竹一枝，以秃笔浓墨画成，笔墨瘦劲苍健，表现了新竹的秀嫩潇洒之姿。倪瓒画竹，往往超乎于形似之外，着重抒发“胸中逸气”，自题其画竹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它人视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辨为竹。”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 概 况 明代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绘画，是在沿着宋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变得发达起来，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绘画方面，如以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派，董其昌、赵左等人的松江派、华亭派、苏松派，蓝瑛则另称为武林派等等，流派纷繁，各成体系，各个画科全面发展，题材广泛，山水、花鸟的成就最为显著，表现手法有所创新。总的说来，元四家的影响在初期犹存，前期以仿宋“院体”为主;中期以后，以吴门各家为代表，回到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派，占据画坛主流。整个明代绘画大体可以分为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这三阶段相互有所区别，但也不能截然分开，而应该说是相互交替衔接的。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1644年至1911年，历286年。清代的绘画艺术，继续着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的创作以及水墨写意画盛行。在文人画思想的影响下，更多的画家把精力花在追求笔墨情趣方面，造成了形式面貌的更加多样，愈加派系林立。在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下，清代画坛流派之多，竞争之烈，是前所未有的。清代绘画的发展，大致也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四王”画派占据画坛的主体地位，江南则有以“四僧”和“金陵八家”为代表的创新派;清代中期，宫廷绘画由于社会经济的繁盛和皇帝对于书画的爱好而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在扬州，却出现了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文人画派，力主创新;晚清时期，上海的海派和广州的岭南画派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画派，涌现出大批的画家和作品，影响了近现代的绘画创作。 此外，壁画的创作渐趋衰败，但仍有许多精彩作品传世。便于传播的版画和年画在明代中期以后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直至晚清，出现众多的版画流派和年画生产中心。 明前期绘画 明代前期的绘画从洪武到宣德、成化、弘治时期，基本形成三大体系并立的局面。即继承元代水墨画法的文人画、宫廷“院体”绘画和活跃于江浙一带民间画坛的“浙派”绘画。三派之中，宫廷绘画和“浙派”的绘画在这一时期占主要的地位，影响较大。画家王履因为即善于写生又能师法传统，成为明代前期独树一帜的重要画家。 宫廷绘画 明代宫廷绘画的历史，从明代建国伊始就已经开始，经过永乐、宣德、成化、弘治几朝，宫廷绘画达到了兴盛阶段，到嘉靖、万历以后，逐渐衰微。赵原、卓迪、周位、王仲玉等是初期院体画家的代表。宣德以后，宫廷画家不断增多，著名的有谢环、商喜、倪端、李在、石锐、周文靖等，他们的绘画，技艺全面，师法南宋“院体”，各有特点。成化、弘治之际，宫廷画家主要有以画花鸟著称于时的林良、吕纪;山水、人物画则以吴伟、王谔的成就最为突出，正德年间的朱端，其人物、山水、竹石画也具有相当水平。在明代的宫廷绘画中，无论花鸟、山水还是人物画，作品中都多多少少可以找到两宋院体画的影子。黄筌父子的工笔重彩花鸟画法在明代宫廷绘画中得到了传承;山水人物画方面的主要效仿对象是南宋的李、刘、马、夏，也有的宗法郭熙，刻意的摹仿和自己的特点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明代院体画的特有风格。主要特点表现为形象精确、法度严谨、色彩艳丽。但与宋院画相比，明代院画则显得在严谨细腻之中多了一些轻灵的气息，所用水墨也较多，成化以后，受到浙派的影响，风格则更加趋于豪放挺拔。 在明初的宫廷画家中，有些是自元入明的文人，在画风上仍保持元人传统，如赵原、卓迪的山水，取法于元四家，郭纯则师承盛懋，周臣、王仲玉等的人物画，以清淡秀逸取胜。边景昭的花鸟画与上述等人的师承有所不同，他直接效法的是宋代的院画，以工笔重彩著称。 刘俊(约15世纪)，字廷伟，身世、生平不详。因其传世作品中署有“锦衣都指挥”的款识，知其为宫廷画家。工山水、人物，院体风格。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雪夜访普图》轴，画赵匡胤雪夜访问赵普的历史故事，画法工整。 浙派画家及其作品 戴进(1388,1462)，字文进，号静庵，钱塘(今杭州)人。初为银工，后习画，早年负盛名。宣德中曾被举荐入宫，为谢环等人所忌，以画《秋江独钓图》不称旨被黜，后回杭州买画为生。技艺全面，山水、人物、花鸟皆长，面貌多变。其主要画法来自院体，山水画取法郭熙及李、刘、马、夏诸家，兼取元人水墨传统。人物画多以道释、历史故事、隐士渔樵等为题材，衣纹用线多铁线描及兰叶描，有时也用蚕头鼠尾描，行笔顿挫有力。早年花卉画以工整为主，中晚年笔墨趋于豪放，用笔由方改圆。由于他是浙江人，在当时部分画家中影响很大，被称为“浙派”之首。戴进的传世作品较多，面貌不一。辽宁省博物馆藏的《达摩至慧能六代像》卷取材于佛教六祖故事，工笔严谨，线条劲练，为师承南宋院体的典型作品。而藏于台湾的《罗汉》轴用粗笔水墨写意法，面部描画细腻，衣纹用线粗重有力，山石用大斧劈皴，水墨淋漓，被认定为其中年人物画的典型之作。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钟馗夜游图》轴则笔墨更加豪纵奔放，应是其风格发展至晚年的变化。上海博物馆藏他62岁时所画的《春山积翠图》轴则师承马远、夏圭，笔墨劲爽，略带写意笔法，是他晚期仿宋院体的代表作。此外，从他的多幅存世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分别取法荆浩、关仝、范宽及郭熙等人笔法尝试，以及在宋元人的水墨写意风格之间游移的表现。至于他的花卉画的变化，则可以从故宫博物院藏其《葵石蛱蝶图》轴、《墨松图》卷、《三鹭图》册页中见到。戴进的继承者颇多，直接继承者有其子戴泉、婿王世祥、弟子方钱、夏芷、夏葵等，多无作品传世。夏芷有传世山水一幅，合装于李在、马轼的《归去来辞图》卷中，80年代又在江苏淮安明王镇墓出土书画中发现一件他的《竹石图》，风格秉承戴进。 明中期绘画 明代成化、弘治到嘉靖前后的时期，是院体一派和吴门派画风并存的时代，同时也是两派兴衰交替的时代。以林良、吕纪为代表的宫廷花鸟画包含了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的不同风格。王谔则以山水画被称为当代马远。在民间，受到戴进影响的浙派画家江夏人吴伟，师承马、夏，而风格变得更加纵放，对当时的影响很大，被称为“江夏派”。浙派的影响在成化、弘治前后逐渐深入宫廷，出现了宫廷内外的画风都趋向于粗笔水墨的现象，但有些流于粗俗。与浙派同时并称于时的还有周臣的院体人物、山水画，近代画史称为“院派”。郭诩、徐端本以及杜堇等画家，各有面目，但作品中多少都流露出院体的余风。嘉靖后，浙派势力日渐衰微，在苏州代之而起的是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他们以元四家为宗，属于文人画体系。这一派绘画对明代中后期画坛影响极大，长达百余年，支派繁衍，名家辈出。王问、沈颢、陈焕、杜冀龙等师法沈周，文嘉、文伯仁、钱榖、陆治等都是文氏的嫡传弟子，谢时臣则兼取沈周和浙派二者之长，自有面貌。陈淳的写意花鸟画在师法沈周、文徵明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元代的写意水墨画法，为明清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路。 宫廷画家及其作品 林良(约1436,1487)，字以善，南海(今属广东)人。正统、成化间的宫廷画家，官锦衣指挥，以花鸟著称。画史中称他的着色花鸟画极为精巧，而水墨禽鸟则放笔点染，如作草书。他的写意花鸟在当时工笔重彩盛行的时代中，显得尤为独特。传世作品有多为水墨写意画。上海博物馆藏有他早期的工笔重彩画《山茶白鹇图》轴，故宫博物院藏有他水墨写意《灌木集禽图》卷，广东省博物馆藏有其晚年代表作《双鹰图》轴。 吕纪(15世纪)，字廷振，号乐愚，鄞(今浙江宁波)人。供奉仁智殿，官锦衣指挥，工花鸟，与林良齐名。画史记载他初学边景昭，后临仿唐宋名画，在画风上，他继承了两宋院体风格，创作以工笔重彩为主，又受林良影响，能画水墨写意。传世的水墨写意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竹禽图》轴和《残荷鹰鹭图》轴及《鹰鹊图》轴，前两图为其早期作品，画风近林良，后图为其晚年所作，水墨苍劲。传世的工笔重彩作品主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桂菊山禽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溪凫图》轴、天津市文管处藏《花鸟图》轴、辽宁博物馆藏《狮头鹅图》轴等。 王谔(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字廷直，浙江奉化人。弘治正德中官锦衣千户。工山水，师南宋马远，被孝宗朱瞻基称为“当代马远”。他的画较之马远笔触更细，稍有放笔，体现了明代中期院体的时代风格。传世主要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的布局开阔的《江阁远眺图》轴，山东省博物馆藏《雪山行旅图》轴及济南市博物馆的《秋堂吹箫图》轴。 朱端(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字克正，浙江海盐人。正德时供奉宫廷，授锦衣指挥使，赐图书印章曰“一樵”。兼长山水、竹石，山水学郭熙、马远和盛懋，工致严谨。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烟江远眺图》轴、《弘农渡虎图》轴，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柳院闲吟图》轴，烟台博物馆藏《仙桃图》轴等。 吴伟(1459,1508)，字士英，又字次翁，号小仙，江夏(今武昌)人。少年时生活孤苦，流落于南京，为钱昕收养，后为当时王公贵胄所赏识，声名日起。成化、弘治时，以善画，先后两次被召入宫，授锦衣镇抚，赐“画状元”印。不久，辞归南京。正德初，再次被召见，因饮酒过量，未及上路便醉死南京。吴伟擅山水、人物，面貌有粗笔和工笔两者之长，早期白描师李公麟，粗笔法梁楷。山水远师马、夏，近受浙派戴进影响，因其粗细兼备，水墨淋漓的风格被称为“江夏派”。善画大屏巨幛，当时南京寺观壁画多出于其手笔。早期人物代表作是上海博物馆藏的《铁笛图》卷、故宫博物院藏《问津图》卷、《歌舞图》轴，广东省博物馆藏《洗兵图》卷。中年时粗笔人物山水画有《柳阴读书图》轴、《灞桥风雪图》轴及《长江万里图》长卷、《渔乐图》轴，后两图反映了他的粗笔写意山水的雄伟气势。吴伟画风在成化、弘治年间影响很大，追随他的画家有张路、蒋嵩、汪肇、郑文林、朱邦、史文等，都是职业画家，以张路的成就最为突出。 张路(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字天驰，号平山，祥符人。工人物山水，受戴进、吴伟影响，也有粗笔和工笔两种面目。粗笔写意法吴伟，但较吴伟更加放纵，故宫博物院藏的《山雨欲来图》轴、《风雨归庄图》轴都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品。南京博物院藏的《鹰兔图》是他传世作品中仅见的一幅写意花鸟画，禽鸟的动作十分生动。工细一路的传世作品有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人物故事》四段卷及济南市博物馆藏的《桐阴望月图》轴。 蒋嵩(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号三松，金陵人，工山水，学吴伟、张路笔法，多用方笔，水墨厚重，善用焦墨，自成风貌。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的《渔舟读书图》等。 汪肇(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字德初，号海云，安徽休宁人，工山水、人物、花鸟。多用粗笔水墨，风格近吴伟、张路。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的《起蛟图》轴、《芦雁图》轴及《柳禽白鹇图》轴等。 郭诩(1456,1528,)，字仁弘，号清狂道人，江西泰和人。工山水、人物，兼有粗笔和工细两种面貌。写意人物画，风格豪放，与吴伟齐名。传世作品有上海博物馆藏《杂画册》、故宫博物院藏《琵琶行图》等，及现藏湖北省文物商店的设色《山水》卷，可以代表他的不同风貌。 杜堇(15世纪)，原姓陆，字懼男，号柽居、古狂，又号青霞亭长，丹徒人。工人物、山水、花鸟，尤精白描。画风师法宋元，兼融院体之长。故宫博物院藏的其传世作品《古贤诗意图》、《九歌图》都是水墨兼白描的人物故事画，笔墨秀劲，风格潇洒。此外，辽宁省博物馆藏有其《竹林七贤图》，上海博物馆藏有其《梅下横琴图》轴。 周臣(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字舜卿，号东村，吴人。成化至嘉靖年间的著名职业画家，擅长人物、山水，师承李唐、马远，又受戴进影响，画法严整工细，被称为非院派的民间“院派”画家，是著名画家唐寅、仇英的老师。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的《春山游骑图》轴、《春泉山隐图》卷，济南市博物馆藏《访友图》轴等。 吴门四家及其传派 作为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画派的吴门画派因其重要画家皆为苏州人而得名，创始人沈周与他的学生文徵明，以及周臣的弟子唐寅和仇英四人，因有师友关系，所以被称为“吴门四家”，亦称为“明四家”。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人称白石先生，长洲人。世代隐居吴门，居苏州相城。其伯父、父亲都以诗文书画闻名乡里。沈周一生居家读书，未应科举，始终从事书画创作。他博学多识，富于收藏，交游甚广，极孚众望。他是吴门画派的创始人，其绘画在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中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书法学黄庭坚，绘画秉承家学，兼师杜琼，后出入宋元各家，主要继承董、巨及元四家的水墨浅绛画法，又参以南宋李刘马夏的笔墨，融会贯通，刚柔并用，形成了粗笔水墨的新风格。早年多作小幅，四十岁以后作大幅，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年笔墨粗简豪放，气势雄强。其水墨花鸟成就巨大，师法南宋牧溪的粗简水墨法及元人墨戏和水墨淡色的写意法，风格朴厚淡逸，陈淳、徐渭等人的写意花鸟画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庐山高图》是其早期山水画的代表作品。中年时的沈周常以园林景物为题，表现文人的日常生活。南京博物院藏有其《东庄图》，画法脱胎于董巨和元代吴镇，风格文雅劲健，已形成了自己的面貌。晚年风格的代表作当属辽宁省博物馆藏的《沧洲趣图》卷，长卷巨制，取景平远幽深，山势起伏绵亘，合元四家之法于一体，笔墨疏简苍劲，格调雄健开阔。其传世早期花鸟画作品有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合裱为一卷的《辛夷图》和《墨菜图》;中晚年之作有同藏一处的《卧游图》等。 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后以字行，又改字徵仲，祖籍衡山，故号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出身仕宦之家，师事吴宽、李应祯及沈周，与吴中名士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交游，时人称此四人为“吴中四才子”。数次应举未中，54岁时由诸生举荐为翰林待诏。居官四年辞归，归乡筑玉磐山房，从事书画创作30余年。名声显赫一时。文徵明书画造诣全面，山水、人物、花卉、兰竹等皆精。山水多描写江南景物，法出沈周，融汇赵孟頫、王蒙和吴镇笔意，自成一格。早年以工细为主，所绘青绿细笔山水，笔墨藉含蓄，格调文雅恬静，山水中之人物，则直仿赵孟頫;此时山水画间或有一种粗笔面貌。至晚年，则粗细兼能，笔墨愈加苍秀，人物画师法李公麟及其以上传统，用线工细流畅;花鸟画取法远法元人，近师沈周，风骨秀逸。因其成就卓著，所以继其师沈周之后称为吴门派的领袖。吴门派的主力大多来自其门下，他一家子侄和弟子得其真传、各有成就者甚众:子文彭、文嘉、侄文伯仁，弟子钱榖、陆师道、陆治、陈道复、居节、朱朗等。文徵明传世作品很多，以山水画为最，中年时精品尤多，面貌也有不同。如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师法王蒙的《林榭煎茶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的画法秀润的《浒溪草堂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的描绘文氏自己与朋友郊游情形的《惠山茶会图》卷则直仿赵孟頫，工笔青绿，风骨细秀文雅，类似者还有同藏一处的《猗兰室图》。晚年的文徵明有粗细两种风格，愈晚愈工。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江南春图》，细笔设色，作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是78岁的文徵明的精心之作。晚年粗笔风格的作品，则以故宫博物院藏的《溪桥策杖图》轴为代表，以水墨画古木溪桥，笔墨粗简劲挺，气势磅礴。其花鸟代表作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花鸟册》及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各藏一卷的《兰竹》长卷，前者法出沈周而细秀过之。后者法赵孟頫，但运笔更为随意洒脱。 唐寅(1470,1523)，字子畏，一字伯虎，号六如居士，吴县(今苏州)人。出身商人家庭，少年有才名，二十九岁时因科场舞弊案受累入狱，罢为吏。后以诗文书画为生。据载， 其性格狂放不羁，才气横溢。绘画造诣全面，书法学赵孟頫。曾学画于周臣，后远师李唐、刘松年、马远等院体传统，吸取元四家水墨浅绛法之长，融院体的工笔与文人画的笔墨于一体，自树一帜。其画题材面貌多样，山水画多表现崇山峻岭、楼阁溪桥的四时朝暮，描绘文人生活者则取法元人一路;人物画多以古今仕女生活和历史故事为题，造型优美，早年工细艳丽，后来则以水墨写意为之，线条更见细劲流畅，风格洒脱;花鸟画有工笔与水墨写意两种面貌，介于沈周与林良之间，有元人余韵。唐寅传世作品中，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王蜀宫妓图》轴代表其早年人物画面貌，用工笔重彩法，色调浓艳。中年时的人物画面貌则从上海博物馆所藏《秋风纨扇图》轴中得见，写仕女独立平坡，受执纨扇，若有所思。此画已略带写意笔意，较杜堇画风更加流利洒脱。故宫博物院藏其《风木图》卷，为水墨淡色写意人物画，描写思亲的士子，于树下掩面哭泣，情状十分悲痛。此画构图简括，风格苍秀，为其晚年代表之作。唐寅的山水画，则以仿宋院体的风格为主。早年作《骑驴归思图》轴，绢本淡设色，画陡壑飞泉，一人骑驴攀登于半山，一樵夫于山下木桥上向山间行进。景物具高远、深远之致。山石作淡设色带水长皴，气韵湿润。中年时所作《山路松声图》、《落霞孤骛图》(藏于上海博物馆)都为绢本设色，表现高山复岭中的人物情怀。表现文人雅士生活的则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春山伴侣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事茗图》卷等，则在院体风格中掺入了较多的元人水墨技法，是其成熟期具有独创风格的作品。花鸟画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墨梅》轴及上海博物馆藏的《枯枝鸜鹆图》等，多以水墨为之。 仇英(约1505,1552)，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后居苏州。出身工匠，以善画结识许多当时名家，为文徵明、唐寅器重，又师周臣学画，在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周六观家见识大量古代名作后刻意临仿，技艺大进。工人物、山水、花鸟及界画，长于临摹，功力精湛。以临仿唐宋名家稿本为多，主要师承赵伯驹及南宋院画，以工笔重彩为主。所画青绿山水及人物故事画，形象准确，工细雅秀，有文人画笔韵。他的仕女画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刻板习气，对后来的尤求、禹之鼎及清代宫廷仕女画有很大影响。尤以苏、扬地区民间摹仇之风最盛，最终形成所谓的“苏州片”的流行。仇英传世作品中摹古之作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临摹南宋萧照的《中兴瑞应图》卷等。青绿山水中有两种风貌，一是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莲溪渔隐图》轴，描绘渔家风光，布局爽朗，笔墨含蓄，界画工细而不板滞，别具清新之气;二是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桃泾仙境图》轴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桃村草堂图》轴、《玉洞仙源图》轴，都是大青绿山水，面貌相近，但与《莲溪渔隐图》的清疏淡雅不同，画面布局繁密，意境深邃，具有高远深远之景，是从赵伯驹画法中变化而来。仇英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代表作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人物山水》册，共十幅，每幅描写历史人物和神话故事，笔法分别仿周文矩、马和之等五代、宋人。其水墨写意人物画有上海博物馆藏的《柳下眠琴图》轴和《右军书扇图》轴，有文雅秀逸之气。花鸟画则有故宫博物院藏的一片双钩兰花散页及上海博物馆藏的《沙汀鸳鸯图》轴传世，同样为精工之作。 文嘉(1501,1583)，字休承，号文水，长洲(今苏州)人，文徵明次子。官和州学正，工诗文书画，画承家学，画风传乃父衣钵，几无发展。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仿董源溪山行旅图》轴及南京博物院藏《停琴听阮图》轴等。 文伯仁(1502,1575)，字德承，号五峰山人，文徵明侄。工山水人物、传家法，参以王蒙笔意，笔墨细劲缜密，有独到之处。传世代表作有上海博物馆藏《花溪渔隐图》轴、故宫博物院藏《太湖图》轴及辽宁省博物馆藏《万壑松风图》轴，技巧较文嘉为高。 陈道复(1483,1544)，初名淳，后以字行，更字复父，号白阳山人，吴(今苏州)人。文徵明弟子。中年以后，笔墨放纵，诗文书画皆显个性，自立门户。工山水，效法米友仁及高克恭，尤长于花鸟画，师法沈周、文徵明，中年后用淡色或水墨大写意，水墨淋漓，对明清以来的画家，影响很大，与稍后的徐渭并称“白阳青藤”。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葵石图》轴和《花卉》卷，山水画有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罨画山图》卷。 陆治(1496,1576)，字叔平，号包山子，吴(今苏州)人。文徵明弟子，工山水、花鸟。山水画笔墨劲峭，花鸟画则工写兼能，风格清秀。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三峰春色图》轴及《山水花卉图》册等陆治还长于摹写，辽宁省博物馆藏有其摹宋元花卉草虫一卷，上海博物院藏有其仿明初王履的《华山图》，可谓皇皇巨制。 钱榖(1508,,)，字叔宝，号磐室，吴(今苏州)人。文徵明弟子，工山水、兰竹，画风近乃师，少有新意。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虎丘前山图》轴、《求志图》卷及上海博物馆藏《苍山茅屋图》轴，但都为应酬之作，不见精品。 王榖祥(1501,1568)，字禄之，号酉室，长洲(今苏州)人。官吏部员外郎，官场失意后弃官归里，拜于文徵明门下。工书画篆刻，长于花鸟，介于工笔于写意之间。中年后不作画，因此传世作品极少，所见多为赝品，从故宫博物院藏《桂石图》轴和辽宁省博物馆藏《书画合册》中可以看出他是文徵明的忠实追随者。 谢时臣(1488,1567,)，字思忠，号樗仙，吴(今苏州)人。长于山水，画史称他师法梅道人，学沈周而稍变其意。多作屏幛大幅，构图雄伟严密，气势纵横。传世作品有辽宁省博物馆藏的《虎阜春晴图》、《江山胜揽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夏山飞瀑图》轴，故宫博物院藏《杜陵诗意图》册，山东省博物馆藏《武当霁雪图》轴等。上海博物馆还藏有其水墨花卉册，颇有风致。 明代后期的绘画 明代后期的画派很多，山水画中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影响最大，在他的画风和理论的带动下，文人画的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同时著名的有赵左的“苏松派”、沈士充的“云间派”，都以仿古为时尚，注重笔墨效果。吴门画派的文人画体系在此时则以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弥等“画中九友”著称。浙江的蓝瑛，号称“武林派”，项圣谟则有“嘉兴派”之称。一时间，派系纷繁，这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出了明代后期文人之间讲究宗派的风气。明末出现的陈洪绶独创一格，以夸张变形的手法表现人物和景物。同样以人物画闻名于时的还有尤求、吴彬、丁云鹏等，他们的画风都受到仇英的影响，但都有自己的面貌。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的创立，是花鸟画创作的新里程碑，号称“勾花点叶派”的周之冕及其与他风格相近的孙克弘也是当时的著名花鸟画家。 董其昌及其华亭派 董其昌(1555,1636)，字思白，号玄宰，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人。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工书画，精鉴赏，富收藏，且理论著作甚多，有《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等著作传世。专长于山水，融董、巨、高克恭、倪瓒和黄公望于一体，尤致力于倪、黄。传世作品中常见的面貌为水墨或兼用浅绛法，也有青绿设色及没骨法作品留存，但数量较少。他十分注重师法传统，题材变化较少，但笔墨造诣很高。所画山川树石，墨色分明，用笔柔中有骨力，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以平淡天真取胜。画名在当时极盛，成为华亭派首领。他极力推崇和倡导“文人画”的“士气”，主张书画相同通。他在绘画理论史中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南北宗”的概念，以禅宗的南北两个宗派来比喻绘画史中自唐代以来的山水画的不同风格。将王维和李思训分别定为南北两派的祖师，荆、关、董、巨、米家父子至元四家为南宗正传;赵伯驹、赵伯驌和李、刘、马、夏为北宗。极力推崇南宗为画家正统，贬斥北宗为行家画。他的这一理论观念对明末、清代乃至当代的中国画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明末清初，董其昌在画坛的地位达到了顶峰。董其昌传世作品较多，代表他水墨风格的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高逸图》轴，作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时年董氏63岁。以墨笔作平远景色，坡石杂树，远山重叠，表现清旷雅逸之意味，画法仿倪、黄，用折带干笔皴。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作于崇祯八年(1635年)的《关山雪霁图》卷，时董氏已81岁。以墨笔绘层叠山峦，幽林深壑，用笔老练，墨色浑厚，有生拙秀润之意。董其昌青绿风格的代表作品，当属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绢本设色没骨《昼锦堂图》卷。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董其昌同乡好友，与董氏齐名在画法和理论上都与董氏相投。以书画闻名，兼工诗文，有著作《眉公书画史》、《妮古录》等行世。善山水，尤长于画梅。传世作品有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梅花图》册等多种，疏朗清雅，士气十足。 清初的绘画 初期，受皇室扶植的“四王”画派，成为画坛的正统派。他们以摹古为主旨，崇尚董、王和元四家，讲究笔墨趣味和技巧功力，但是内容缺乏生气。他们的山水画风影响了整个清代。在江南地区则出现了一批富于个性和创新精神的画家，他们主要是明代遗民，政治上无法与清统治者合作，艺术主张也迥异于北方的四王。代表人物为“四僧”、“金陵八家”及“新安派”等。其中，以四僧的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清初的山水画 四王、吴、恽及有关传派 四王(王时敏、王鑑、王翚、王原祁)与吴历、恽寿平六人在清初并称为画坛“六大家”，其中，四王的擅长、崇尚、画风相近，形成“四王”画派，占据了画坛的正统地位，吴历也以山水闻名，恽寿平则以花鸟见长，在他们各自的影响下，都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清初的山水画 四僧及有关流派 原济(1642,1705)，本姓朱，名若极，小字阿长，广西人，明宗室。出家后改名原济，字石涛，别号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瞎尊者等。入清后出家为僧，康熙时以画名播四海。康熙南巡时，他曾两次在扬州接驾，并奉献《海晏河清图》，晚年与上层人物交往密切，但内心充满矛盾。石涛长于山水、兰竹... 清初的山水画 金陵八家 在“新安派”在安徽风行的同时，南京地区也聚集了一批遗民画家，他们遁迹山林，以诗画相唱和，风格虽不尽相同，但有着相近的艺术意趣，其中龚贤、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八人，被人称为“金陵八家”，龚贤为八家之首，成就最大... 清初的山水画 江西派及武林派等传派 清初江西地区，活跃着以罗牧为代表的江西派。罗牧(1622,1705年)，字饭牛，宁都人，居南昌。工山水，笔意空灵，风格在黄公望、董其昌之间。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墨笔山水图》等。 明末蓝瑛的画法在江浙地区传播较广，师法者很多，如刘度、陈衡、顾星、冯仙湜等，被称为武林派。重要画家有其子蓝孟、孙蓝深、蓝涛等。蓝孟，字次公，工山水，稍变父风，笔法工致，苍劲不及其父，而秀润过之。蓝深，字谢香，工山水、花鸟，笔墨繁复。蓝涛，字雪砰，号豫庵，工山水，花鸟，兼能人物。画风工致妍丽，画名过父兄... 清中期绘画 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随着政权的巩固、疆域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绘画也变得更加活跃，名家辈出。皇室扶植的宫廷绘画的内容和形式都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尤以人物画的成就最为突出。南方的扬州，由于商业的发达和交通的便利，许多画家集中于此卖画为生，形成了扬州画派，其代表画家被称为“扬州八怪”。他们继承四僧及先贤传统，以革新的面貌出现于画坛。常以四君子等花卉为题，抒发性情，手法上采用了水墨为主的多种手段，形式更加不拘一格，对后世直至今日，都有深远影响。 清中的山水画 扬州画派 扬州八怪是指清代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些职业画家，具体所指，说法不一，一般指金农、黄慎、郑燮、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另外，也曾列入八怪的画家还有华喦、高凤翰、边寿民、闵贞、李勉、陈撰、杨法等人。由于人数众多，故有“扬州画派”之称。其实，扬州画派诸家在艺术上面目各不相同，但也共同之处:首先，由于他们大多都出身于知识阶层，虽有人任过小官，但最终都以卖画为生，生活清苦，故多借 画抒发不平之气;其次，他们都注重艺术个性，讲求创新，强调写神，并善于运用水墨写意技法，画面主观感情色彩强烈，并以书法笔意入画，注意诗书画的有机结合。这些因素使得他们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艺术潮流，以标新立异的精神给画坛注入生机，并对后世水墨写意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清中的山水画 宫廷画家 清代宫廷绘画，以康乾两朝为最盛。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画家，有专在内廷所设画院机构供职的宫廷画家，也有兼任官职的大臣画家和院外卓有成就的画家。各自以不同的技艺受到皇室的重用。康熙年间有焦秉贞、冷枚、崔?、唐岱等人，乾隆年间有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翰、徐扬、汪承霈、张宗苍等人。还有一批外国传教士画家，以郎世宁为代表。他们日常所绘的主要题材有:描绘帝后及皇家、大臣等上层人物的肖像画;表现宫内生活场面的宫廷生活画;纪录当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纪实画;装饰宫廷用的山水画及花鸟画等。院画的形式多种多样，人物有工笔重彩和白描两种画法，花鸟画也有工笔和没骨两法，山水则宗四王一派，另外，中心合璧的画风也风靡一时，唯独水墨写意画没有传播... 清中的山水画 其他画派 (一)丹徒派 乾、嘉年间，在江苏镇江地区，崛起了一批画家，他们不同于金陵八家，也没有陷入娄东派的窠臼，而是自辟蹊径，自称一派，画史称为“丹徒派”、也称为“京江派”、“镇江派”或“东江画派”。其代表人物为张崟... 从道光年间开始，清王朝逐渐走上了下坡路，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伴随政治的衰败，以怡情养性为尚的士大夫画逐渐衰微，在新开辟的通商口岸上海、广州等地，越来越多的画家聚居于此。为了适应新兴的市民阶层的需要，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著名的有上海地区的“海派”和广东地区的“岭南派”。 清晚期的仕女画: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两位比较著名的人物画家，他们就是改琦和费丹旭。他们善画人物、佛像，尤精于仕女，有“改派”和“费派”之称。 改琦(1774,1829)，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先祖为西域人，后侨居松江。擅长画仕女，亦能山水、花草。所画仕女，形象纤细俊秀，用笔轻柔流畅，创造了清后期仕女画的典型风貌。他绘制的《红楼梦图咏》木刻本，流传广泛，深得时人好评。所作人物、肖像也很简洁生动。传世代表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玄机诗意图》轴等。其孙改篑，传家学，亦善仕女。 费丹旭(1801,1850)，字子苕，号晓楼，又号环溪生，浙江乌程人。父亲费钰长于山水，幼得家传，因家贫寒，不得不依附豪富之家，绘画以供人玩赏。以画仕女闻名，与改琦并称“改费”。他笔下的仕女形象秀美，用线松秀，设色轻淡，别有一种风貌。代表作为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十二金钗图》册，画红楼梦十二金钗肖像。亦长于肖像画，后期所作《果园感旧图》卷，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技巧更趋成熟。也能山水，取法王翬和恽寿平。承其艺者其弟费丹成、子费以耕、费以群等。他的画风对近代仕女画和民间年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与民间工匠美术家关系更为密切的壁画、版画与年画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状况。壁画由盛转衰，版画、年画则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壁画的功用大多已为卷轴画所替代，所以壁画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自唐代就已经出现的木刻版画，作为插图在宋元时期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史及讲解技术生产的书籍。到了明代，由于市民文化和民俗文学的兴盛，版画在戏曲小说插图中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吸引了一些著名画家参与绘稿，佳作叠出。五代北宋时期的年画多以手绘的形式出现，在明中期以前，也开始有刻制的形式问世，但数量较少。随着版画的兴起，木板年画也勃兴起来，至清代已巍为大观。作为最为普及的美术形式，年画在民间曾经起到了传播知识的作用，在西方印刷术冲击中国之前，曾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繁盛局面。 在明代，继承唐宋传统的寺庙壁画仍是壁画的主要表现形式，较之前代，明代的壁画显得更为规范化和世俗化，也显示出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之间的融合。这一时期的壁画遗存尚多，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地。其代表为完成于1444年的北京郊区的法海寺大雄宝殿中的壁画《帝释梵天图》，在性格描绘上颇具匠心，画法亦沿用唐宋遗法，沥粉贴金，风格精密富丽。这幅壁画的作者是工部营缮所的画士官宛福清、王恕及画士，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现了宫廷画风的特点。民间画工所作的壁画的代表作为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后殿壁画，内容为元代以来流行的“水陆画”，佛、道、儒三教混而为一。位于云南、青海等多民族聚居区的佛寺壁画，题材往往具有显密合一的特点，画法则融合了汉藏两族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品有云南丽江白沙、束河的大宝积宫与大觉宫的壁画、青海西宁塔尔寺壁画等。 清代寺庙壁画与宫廷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现实重大题材的描绘以及民间小说与文学名著的表现。西藏布达拉宫灵塔殿东的集会大殿内，画有《五世达赖见顺治图》，记载了五世达赖率领3000人的使团进京朝见顺治的史实，以连环画的手法成功处理了众多的人物和丰富的活动，堪称清代壁画的杰作。此外，山西定襄关帝庙壁画取材于《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北京故宫长春宫回廊上的《红楼梦》壁画则参以西洋画法描绘了这部千古名作里的部分情节。 版画的发展始终与刻书业密切相关，宋元时代的中心在福建的建安和浙江的杭州，在明代的时候则转移到南京和北京。但是真正使得版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是徽派版画的兴起。自15世纪以来，徽派版画即以刻制闻名于时，高手如林，尤其以黄、汪两个家族最为突出。明清两代新安黄氏一族所刻书达200余部，能图者有100多人，成为一支阵容庞大的队伍。代表作品有《养正图解》、《古列女传》等。在徽派版画以典雅、精巧的风格畅行于世的时候，金陵(南京)、武林(杭州)、苏州等地的版画插图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明代版画不仅用作书籍插图，而且也用于画家传授画法的“画谱”、文人雅士的“笺纸”、制墨名家的“墨谱”，以及民间娱乐用的“酒牌”。画谱中的较早者是1603年杭州双桂堂所刊的《顾氏画谱》;墨谱的代表则为万历年间出版的丁云鹏参与绘制的《程氏墨苑》;热心酒牌版画创作的是著名画家陈洪绶，他和徽州黄氏高手合作的《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成为传世名作。古代套色版画的出现，已知最早的是明刻的《萝轩变古笺谱》，但影响最大的却是刊刻于1633年的《十竹斋画谱》和刊刻于1644年的《十竹斋笺谱》，它们的作者是明代的出版家、书画家胡正言。 清代版画除了徽派以外，北京的殿版也很有名。代表作品有1696年北京刻手朱圭所刊焦秉贞的《耕织图》、1717年所刻冷枚画的《万寿盛典图》等。而1679年运用分色水印木刻法所印制的《芥子园画传》初集，是由金陵画家根据李流芳的稿本缯辑而成的，其后又出版了二、三、四集，广为流传，成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部绘画教科书。 印制木板年画的作坊出现于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又有扩大和增长，全国已经形成了若干生产中心。这些年画中心的生产能力强，行销范围广，而且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最著名的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和山东潍县的杨家埠。 位于天津以西的杨柳青自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出现年画作坊，已知最早的有戴廉增、齐健隆两家。后来从两家中滋生出很多店铺，到乾隆年间便达到了鼎盛，杨柳青随之成为了北方的年画重镇。杨柳青年画题材广泛，包括神码、生活风俗、历史故事、戏曲小说、娃娃美人等，技法上追求绘画效果，单色制版，人工染色，刻工精细，赋色鲜丽。产品行销北方、东北和西北等地，代表作品有康熙年间的《喜叫哥哥》、乾隆年间的《盗仙草》和道光年间的《庄稼忙》等。 桃花坞在苏州北城工艺美术行业的集中地。明代开始印制年画，康熙年间出现了年画作坊，雍正、乾隆朝时更为兴盛，重要画店有张星聚、张文聚等。表现内容以故事性画面为主， 并乐于表现城市面貌与市民生活，采取套色木刻的方法，乾隆时又加强了色彩晕染，作风比较写实，明净强烈。代表作品有《苏州阊门图》、《花果山猴王开操》、《百子全图》等。 杨家埠在山东潍县城东北，年画生产在乾隆时已具规模，同治后则进入盛期。内容以神码为主，体裁形式丰富多样，印制方式主要是分色套版，造型夸张，构图饱满而富有装饰性，色彩对比强烈，风格质朴生动。代表作品有《门神》、《男十忙》、《女十忙》等。 此外，河南朱仙镇、陕西凤翔、四川绵竹、福建泉州、广东佛山等地均有年画产地各有特色，直到晚清西方石印传入以后，各地年画才逐渐衰落下去。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就一直在动荡之中生活着，她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她的不屈的子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奋争的权力，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改变中国的命运。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也开始向新的民主与自由的社会迈进。但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还是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被高高举起，传统的制度，尤其是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百年来的中国人第一次把外来的侵略者赶出了家门，随后的解放战争又使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安定和平的局面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侵扰，但是，我们毕竟走过了20世纪，站立在了新时代的面前。 西方文化的传入，是近现代中国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要不要接受西方艺术，怎么样接受西方艺术，怎么样保持本土艺术的面貌，成了本世纪中国画家思考的最多的问题。 清末民初的绘画 几乎可以用“萧条”两个字来概括清末民初中国画坛的景象，大部分的著名画家在辛亥革命前已经去世了，只有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画家和后起者以及岭南派的“二高一陈”的出现，才使得中国画坛有了生气。身居北京的画家大多恪守着“四王”的衣钵，没有大的突破。接受了新思想和革命洗礼的艺术家，开始仿照西方的模式开办新学校，倡导“美术革命”，对古代绘画重新加以评定，贯穿本世纪的关于创新与保守的争论就此开始。 吴昌硕的传派:由于吴昌硕的在清末画坛声望的影响，以及他本人融入金石风味的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成就，使得一批后起的年轻画家追随了他的脚步，比如王震、陈师曾、赵云壑、王个簃等，此外，齐白石和潘天寿也受到了他的画法的影响。... 传统阵营的画家 在革新派的国画家进行艰苦探索的同时，在各地都有一些有传统主义倾向的画家的起来反对他们的做法，在几个大城市，还成立了社团，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创作来维护传统国画的观念，并参与到与革新画家的论战中去。这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广州的国画研究会等。 岭南三杰 20世纪初，伴随着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在广东出现了以革新传统绘画为己任的“岭南派”，代表人物是号称“岭南三杰”的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 民国中后期的画家 1927年，由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与封建军阀的争战基本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宣告破裂，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同一年，吴昌硕在上海去世，齐白石则在北京完成了他的“衰年变法”，中国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齐白石(1864,1957)，原名纯芝，字渭青，后改名璜，字濒生，以号行，别号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齐大、木居士、三百石印富翁等，湖南湘潭人。家本贫农，12岁其学木工，以此闻名。27岁时学书画，习诗文，刻印章。中年时多次出游南北，57岁后定居北京。常与陈师曾切磋画艺。推崇徐渭、八大、石涛、李鱓及吴昌硕诸家。60岁后，“衰年变法”，画风大变，自成一家。山水、花鸟、人物皆能，写意、工笔兼善，尤以画花鸟虾蟹闻 名。其大写意花鸟，笔墨纵横雄健，造型简练质朴，神态活泼，色彩鲜明强烈，并善于把工细草虫与写意花卉结合;山水、人物皆执笔涂抹，不入常格。作画主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书法及篆刻成就亦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美协主席等职，并于1956年获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传世画迹很多，国内外各大博物馆都藏有其画作，影响极大。代表作品有:藏于中国美术馆的《虾》、藏于荣宝斋的《荷蛙》、《贝叶工虫》、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雨后》等。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有《齐白石全集》。 在30、40年代的北京，还生活着许多画家，著名的有陈半丁、萧谦中、溥心畬、于非闇、胡佩衡、秦仲文、徐燕荪等。其中以溥心畬成就最大。 溥心畬(1887,1963)，名儒，以字行，号西山逸士，辽宁人，满族，清宗室，恭亲王后裔。自幼好学，通经史，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后隐居北京西山戒檀寺，前后十年，后迁居颐和园。以山水画闻名于世，与张大千合称“南张北溥”。其山水画兼有南派山水的秀丽含蓄和北派山水的力量和气势。1949年移居台湾，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晚年对台湾画家有很大影响。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溪舟访友图》轴、《秋山楼阁图》轴等。 陈半丁(1877,1970)，名年，以字行，一作半痴，又字静山，浙江绍兴人，居北京。曾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等职。工山水、人物、花卉，以花卉见长。初得任伯年、吴昌硕之法，后吸收明清诸家法，有秀润苍古之趣。代表作品有《牡丹》、《菊花》等。 萧谦中(1883,1944)，名?，以字行，号大龙山樵，一作龙樵，安徽怀宁人。为姜筠弟子。山水似其师，并多为其代笔。后学石涛、龚贤，笔力苍劲，气势雄浑。曾任北京美专教授，代表作品有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山水横幅》等。 于非闇(1887,1959)，原名照，以字行，又号闲人，山东蓬莱人，生于北京。清末贡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画院副院长。擅书画篆刻，书宗瘦金体，画初学写意花鸟和山水，46岁后开始趋向工笔花鸟，从陈洪绶入手，上溯唐宋诸家法，所画花鸟，富丽绚烂，对现代工笔花鸟有较大影响。代表作品有《双钩水仙图》轴等。 胡佩衡(1892,1965)，原名衡，又名锡铨，以字行，号冷庵，河北涿县人。工山水，取法四王并上溯元四家等，风格苍茫深秀，亦重视写生，富于生活气息。曾任北京画院画师。传世作品有《漓江春雨》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处于半封闭的状态，所以这一个时期的中国画创作是在一种相对狭小的空间中进行的。处于美术的正统地位的是由延安革命美术传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新中国模式的现实主义形式，但是由于上半世纪的美术发展的余波仍在，许多已有成就的老画家的艺术更加臻于成熟，一批新人也开始登上画坛。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使得中国画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 林风眠和他的彩墨画探索 林风眠(1900,1992)原名凤鸣，广东梅县人。出身石匠世家，18岁赴上海，1919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学习西画。1924年在巴黎与同学林文铮等组织霍普斯会，并举办中国美术作品展览。1925年回国，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1927年任国民政府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1928年，创杭州国立艺术院并任校长。抗战时曾一度潜心创作。1945年后，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后复回杭州艺专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杭州艺专教授，1952年退休后居上海，任上海美协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1977年出国举办展览，1979年定居香港。早年创作以油画为主，兼画水墨山水、花鸟等，30年代后，致力于变革传统绘画的探索，历经多年，探索出一条中西融合的道路，并吸收了民间瓷绘的意匠。其画多方形构图，线钩色染，水墨淋漓，多画秋骛、白鹤、枫林、睡莲、瓶花、仕女等，别具一格， 在现代变革中国画的探索中，他的创造性劳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代表作品有藏于上海画院的《鹭》、《静物》等。受其影响的人很多，如吴冠中、黄永玉等。 新时期的国画创作 文革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解放。一批卓有成就的老画家的作品大放异彩，显得格外的突出，中年和青年的画家则开始改变旧的思维方式，重新思考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问题。水墨画的现代转向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卓有成就的老画家 李苦禅(1898,1983)，原名英杰，后改名英、超三，号励公，以艺名行，山东高唐人。1925年就学于北平艺专西画系，不久后师从齐白石学国画。先后在北京师范学校、北京华大艺专、北平艺专、杭州艺专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等职。长于大写意花鸟，广泛吸收石涛、八大、扬州画派及吴昌硕、齐白石诸家画法，笔墨雄阔，气势磅礴。代表作品有《盛荷》、《群鹰图》等，作品多藏于山东济南万竹园的“李苦禅纪念馆”。 朱屺瞻(1892,1997,)，乳名增均，号起哉、二瞻老民，江苏太仓人。幼习丹青，1913年与徐悲鸿等熟识，任上海图画美术园教师。1917年赴日，入川端美术学校，从藤岛武二学习素描。不久回国，在家乡辟画室梅花草堂。后历任新华艺专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美协常务理事、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等职，遍游山川，80年代后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初习油画，后转中国画，善写意山水，花卉，间作人物。其山水朴拙淋漓，设色秾丽，并率先将丙烯色用于国画。所作花卉，多用浓墨、焦墨和重色，用笔酣畅，造型质拙。传世代表作品有中国美术馆藏《兰幽香风远》等。 陆俨少(1909,)又名砥，字宛若，上海嘉定人。曾入无锡美术专门学校，退学后拜画家冯超然为师，并结识吴湖帆。30年代起，遍游南北胜地。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画院画师，并在浙江美术学院兼课，后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画院院长等职。以山水闻名，兼作人物、花鸟。善于用笔，以笔之不同部位表现山川的不同变化。尤善描绘云水，其山水多江河浩淼，云蒸雾霭，变化丰富。代表作品有《硃砂冲哨口》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