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王天根作业

《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变迁》读书笔记 该书作者陈钢,1975年生,江苏兴化人。传播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与传媒、传播理论。在《国际新闻界》、《中国电视》、《中国出版》、《中国传媒报告》、《当代传播》、《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等刊物发学术论文20余篇:作为主要成员参加国家级、省厅级课题多项。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课题一项。 本书具体内容是为了能对传媒制度有一个不同的考察切入点,使得原来以革命、政治、经济或社会阶级等为焦点的分析,让位于“技术”这个思考的出发点,陈钢所著的《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通过论述晚清时媒介技术发展对媒体内部制度、媒体外部和传媒制度的形成环境的影响,试图对晚清媒介技术发展和传媒制度变迁的整体形势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解析晚清传媒制度变迁的基本诱因、前提条件和影响因素等,从而对媒介技术影响下晚清传媒制度的变迁有个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其适应的读者对象为新闻传播类专业师生、研究人员和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 抛开此书,在媒介技术与媒介制度的关系上,著名的有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说法, 一、“对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明确理解一直是那些对发展的历史和制度方面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所感到困惑的。不过,在这一研究领域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制度变迁依赖于技术变迁,另一种则认为技术变迁依赖于制度变迁。”(V.W.拉坦,1994:327)以凡勃伦为代表的老制度主义者持前一种观点。凡勃伦等人认为:技术变化和利益集团的推动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技术进步决定和引致了制度变迁。在他看来,技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是关键性的“有用的”工具性质的因素,它于制度这种“无用的”仪式性的因素相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技术总是同现实的环境相适应,如果技术与由过去检验形成的思维习惯相冲突,则产生了变革制度的需要。(凡勃伦,1964:79)中国学者尚林等人用四次技术革命及其相关的制度创新的例子论证了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也认为技术进步有其内在动力,其发展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动态的技术进步是制度得以变革的首要力量。(尚林,林泉,2004) 二、但在媒介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问题新制度主义给出的刚好与“技术决定论”相反。以诺思为代表的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诺思认为,好的制度选择会促进技术创新,不好的制度选择会将技术创新引离经济发展的轨道,或扼制技术创新。诺思因此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这一过程即制度创新。(诺思,1991:66) 综上我认为两者都失之片面。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出来,加剧了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竞争,成为媒介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之一。新媒介的出现使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功能与传播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过滤成本发生改变,也能够影响到媒介的制度安排。由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国际和国内这两种制度体系的比较与交流变得更为明显和迅速,其溢出效应同样会影响到媒介制度变迁。从长远来看,人们有理由对媒介新技术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保持乐观。但媒介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它不能决定是促进还是延缓媒介制度的变迁,关键还得看这项技术掌握在谁的手里。 因此,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媒介技术与媒介制度创新互为因果,其二呢媒介技术演化推 动媒介制度创新。 媒介技术(如印刷、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手机等技术)是人类整个技术体系中的一个技术系统。媒介技术的演化在社会变迁中起着重大作用。正如麦奎尔所说:“经过证明,任何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结果都能够激励发明的步伐与物质方面的潜力。”(麦奎尔,2006) 由于媒介技术的演化,媒介政策会随之调整,不同的媒介政策适用于不同的媒介技术。这在各国的媒介制度变迁中都有体现。“尽管数世纪以来,政府出于控制、财政或战略等原因就开始了针对运输与旅行的干预和管制,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政策只有在19世纪中叶以电报的发明为开端所出现的一系列电子产品的发明时期才开始萌生。”(简·冯·库伦伯格、丹尼斯·麦奎尔,2005:16-17)。 我们知道,由于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媒介技术作用于媒介体制大多数情况是通过一种“间接途径”,即通过作用于政治体制再传导到媒介制度上来。如网络技术的出现使政府的政治运作模式发生了某种改变(如电子政务的出现),它能够影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而传导到媒介体制改革上来。考察新的媒介技术与政治变革的关系可以使我们获得关于媒介新技术与媒介体制关系的理解。 因此现在看陈钢博士《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迁》一书从媒介技术发展的视角考察晚清媒介技术发展对传媒制度变迁可能产生的影响,阐释媒介新技术如何重塑人类传播行为,影响传媒制度的生产和供应,并对传媒制度又如何反作用于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一探索是新鲜的和有创新意义的。 下面提供精彩书摘 我们可以把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作为中国新闻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新闻改革的主要成就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传媒的指导思想有所调整,有所改变,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为中心。新闻业务针对空泛、陈旧、拖沓、迟缓等弊病,以“真、短、快、活、强”为目标,努力多写新闻,快写新闻,写好新闻,使新闻的信息量、时效性、服务性、可读性在确保鲜明的指导性和思想性的前提下有较大的改进。这一阶段短新闻写作和现场短新闻写作的大量涌现,是其中突出的成就。 第二,新闻观念得以更新,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闻新观念得以确立。诸如: 破除单一的党报观念,确立国家和人民新闻事业的观念,推动形成和发展以党报和新华通讯社为核心,报刊、广播、电视相互配合,多类型、多样式、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网。 破除单一的党性观念,在突出和强化党性的前提下,确立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群众性、民族性等多种观念,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对领导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结合起来。明确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是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 破除单一的指导观念,确立指导就是服务的观念,把新闻的指导性和新闻的服务性、新闻的思想性和新闻的知识性趣味性结合起来。明确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上情下达,而且同时肩负着下情上达、下情互达的使命。 第三,对传媒和新闻的多种功能、多元作用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实践,由单一的宣传功能,转变为新闻、宣传、信息、舆论、表达等多种功能。长期以来,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只注重宣传功能,注重新闻以至媒介的宣传价值,而对新闻的新闻价值、信息价值、审美价值等多元价值注意不够,更缺少有力的措施去开发利用。在新闻改革中,人们逐渐认识并强化新闻的传递信息和新闻、引导舆论、沟通情况、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刊登广告等功能, 使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全面发挥这些功能的过程中,进一步使媒介自身得到改革和完善。 第四,新闻传播的方式和方法得到一定的调整和改善,传播效果有所改进。 改变过去单向传播模式,代之以双向交流、上下沟通的新模式。 改变过去说教式的宣传方式,代之以对话、交流等平等协商的方式。 改变过去封闭僵化的传播秩序,代之以开放、灵活的新秩序。 姓名:韩淑娟 专业:新闻学 学号:T01114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