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其动力研究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其动力研究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其动力研究 李稻葵1，徐翔2 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当下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外部结构失衡体现于过高的贸易顺差，内部失衡的表现则是居民消费比例过低。对于中国结构调整的进展，国内外学者的主流观点是调整进展有限，结构失衡仍然严重。我们对这一判断提出质疑，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开始改善。我们的证据来自两点，一是贸易顺差正在迅速缩减，二是重新计算的居民消费率的复苏。我们进而论述，结构改善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市场机制，而非任何短期或刺激性政策的驱动。即，迅速减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不断提高的工资率使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不断回升，并进一步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上升，这一趋势正是消费率出现U型回升、结构改善的核心动力。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应该坚持市场化道路，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 关键词:结构调整 居民消费 劳动份额 市场机制 1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电子邮箱 lidk@sem.tsinghua.edu.cn 100084 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博士生，电子邮箱 xux.06@sem.tsinghua.edu.cn 100084 一、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话题，而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必须调整。2008年爆发的、至今仍然不断发酵的金融危机逼着中国经济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国经济的结构是否正在改善，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主要动力是什么。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经济学界以及政策界极为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试图通过最新的统计数据以及理论分析来比较系统的回答这两个重要问题，也力图推动中国经济学界在中国经济结构问题方面的研究。 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国际和国内在这一问题上意见比较一致。首先，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外部的失衡，那就是中国经济过分的依赖外部市场，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在各大国中极为突出，而贸易顺差在本世纪初的高速时期高达百分之八以上。这不但让中国经济过多的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且也带来一系列国际政治上的压力。结构失衡的第二个表现是内部失衡，内部失衡的最重要表象就是居民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太低，发达国际这一比重一般要占到60%甚至更高，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比重一般都在5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国经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以来一直处于40%以下的水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太低，这不仅带来了投资率过高、投资质量下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出口被迫上升，贸易顺差居高不下等等经济运行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也大幅度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福利水平。根据李稻葵，徐欣，江红平(2010)的研究，中国经济消费率太低以及投资率过高所带来的福利损失相当于GDP增长水平降低了3%的水平(核实)。因此，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必须围绕着降低贸易顺差减少对外依赖以及提升居民消费比重这几方面来下功夫。 如果说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认识，国内外学术界是有共识的;那么对于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是否有进展。中国经济的结构是否在改善，相应的研究是非常少的。在没有系统性的研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学者仍然沿用长期形成的基本的学术结论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他们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改善非常有限，而基于这种结构改善非常有限的结论，国内外学者分别给出了各自不同的药方，大量的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加快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必须让中国经济的汇率和利率等更加的灵活，必须大幅度提高政府提供的福利水平，等 等。 国内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得到的一个共识是，体制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吴敬琏(2008)认为这一障碍的来源是从命令经济所继承下来的，政府仍然掌握着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行政定价和低价政策使要素价格出现扭曲。厉以宁(2008)的观点综合了对劳动力和经济体制的现状分析，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城乡二元体制实质上未被触动。当前,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城镇化、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当着手进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旦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成就,必将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2011)认为，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的经济转型给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赖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黄益平(2012)认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可能已经开始，消费占GDP 之比也在2008 年之后有明显回升，不过后者尚未在官 方数据上体现出来。 国外研究者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诊断的基本结论与国内研究者有共通之处。NR Lardy(2006，2007)认为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曾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再平衡的过程要求减少对外贸的依存度，消费驱动的增长路线是中国的前进方向。奈特等人(Knight et al)在研究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相同比例存在的矛盾，认为中国的农村-城市劳动力迁移约束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主要的性障碍。B Naughton(2007)纵览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认为人口政策演变、工业化、外贸是转型的主要动力所在。 本试图从最新的统计数据出发来得出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结论，以及分析这种结构改善的主要动力。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两个: 第一，通过统计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已经开始改善，我们的证据来自两方面，首先是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迅速下降，从金融危机前最高点8.8%降到2011年的2.7%;而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中国经济的外贸顺差还将继续下降。与此相关，中国经济的经常账户顺差也在下降，从金融危机前最高的9.4%降到了2011年的1.4%水平。而外贸顺差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出口增速的下降，更多的是是进口的加速。这表明中国内需的上涨事实上是外部结构改善的主要原因，内因是外部失衡缓解的主要因素。 第二，通过系统的统计数字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居民消费率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已经开始改善。2007年作为一个转折点，居民消费率低到35%水平，而到2011年，居民消费率已经上升到38.5%水平。我们通过统计分析论证，官方的消费统计具有系统偏差，而基于国家统计局入户调查的消费分析得出的消费率是不准确的，误导了对中国经济整体结构改善的判断。在论证了中国经济结构改善之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主要动力，我们通过理论和经验数据分析论证这种经济结构改善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已经在中国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基础性的市场机制而并非短期政策调整。也就是说，结构改善的根本原因是市场机制而非政策驱动。 通过构建一个二元经济演变的模型，我们论证，当中国经济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减少时，劳动工资率会越来越快的与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挂钩，因此而不断上涨。劳动工资率的不断上涨加上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向城市部门，使得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提高。这一结论与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8)的分析完全一致。而随着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涨。这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上涨最终带来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上涨。围绕理论模型，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经验证据，我们的经验证据表明，中国经济消费率的提 高，主要原因并不是来自于住户部门本身储蓄率的下降，事实上，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只能解释13.1%的消费改善。因此，我们不认为，一些学者所说的―婴儿性格比的失调导致中国居民储蓄率上升:可以解释中国消费的改善。通过计算，我们发现，以新农合为核心的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尽管降低了居民的储蓄率，提升了居民的消费，解决了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但是由于这种政策的力度相对而言非常有限，他仅仅能够解释 0.13%比例的消费提高，而08年之后推出的促进消费的种种刺激政策经过我们的计算也仅能解释9.5%比重的消费比重提高。我们的研究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政策的讨论具有一些启发意义。 首先，我们的研究表明，应该对中国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基本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应该来自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在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对市场机制本身应该有信心。政府的政策不应该操之过急，拔苗助长，尤其不应该打破当前中国经济中国已经深入人心的、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制度。 第二，我们的研究也认为，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消费将扮演越来越多，越来越主要的作用，而中国经济对外的依赖度将不断的降低。如何进 一步推动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也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做出的贡献，这让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更多的、更自如的挪腾空间。 第三，通过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阶段将有可能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相对的生产能力过剩逐步减少的局面，由过去的产能过剩经济走向均衡经济，而在局部将有可能出现一定的短缺，这些判断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毫无疑问应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经济结构改善的证据 (一)外部失衡的缓解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伴随着的是出口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其带来的贸易顺差上涨。中国经济被认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外部失衡。如果不能显著改善贸易状况，经济再平衡无从谈起。事实上，从衡量对外经济的各项指标上来看，我国的外部失衡已经逐步得到缓解。 首先我们关注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图一给出了2004年到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外贸顺差占GDP份额的变化情况。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外贸顺差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1551.4亿美元，顺差占GDP比重则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在2007年达到8.8%这一最高值，到2011年又回到了和21世纪初持平的2.5%左右水平。从顺差来看，我国出口量远多于进口量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明显缓解。 图一 贸易顺差占GDP份额 10% 8.80% 8% 7.49% 7.69% 6% 4.36% 4% 3.91% 2.53% 2% 0% 0.2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Q1 贸易顺差/GDP 来源:国家统计局 为进一步说明外部失衡已经得到缓解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作为证据。经常账户衡量了一个国家当年商品、服务、收入和经常转移的总体变化，资本账户则包含资本转移和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收买和放弃。图二和图三分别给出了2000年到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份额以及资本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份额的变化和外贸顺差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是在2007年达到了最高点，之后开始下降，2011年的数据是2.71%。2007年，后资本账户占GDP的比重没有超过5%的水平，相对04年最高点6.7%的水平有所缩减。 图二 经常账户余额占GDP份额 图三 资本账户余额占GDP份额 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无论是从外贸顺差，经常账户还是资本账户占国民经济的份额来看，我国外部失衡正在逐步缓解。国民经济的内外一致 性，让我们很自然的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贸易顺差的消减是由哪些因素带来的,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回到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上进行分析。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有如下公式: 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与服务进出口 其中， 最终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 考虑国内生产总值一年到下一年的变化，用―消费‖表示最终消费支出，―投资‖表示资本形成总额，―贸易顺差‖表示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我们可以很容易写出这样的关系: ?(贸易顺差/GDP)，?(消费/GDP)，?(投资/GDP),0 其中， ?(贸易顺差/GDP) ,第T年的贸易顺差/第T年的GDP,第(T-1)年的贸易顺差/第(T-1)年的GDP 对消费和投资采取类似的处理。在下一部分中，我们会对居民消费进行重构，将重构的居民消费加上官方的政府消费数据代入等式(1)中，并使用统计局公布的资本形成和进出口数据，我们得到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表一是使用调整后的2004年到2011年的数据得到的贸易顺差占GDP份额的分解。 表一 哪些因素带来了贸易顺差的缩减 年Δ(贸易顺差/GDP) Δ(最终消费/GDP) Δ(投资3/GDP) (相较于前一年) (相较于前一年) (相较 -0.98% 2006 2.13% -2.55% 0.42% 2007 1.01% 0.68% 于前一年) 2005 3.04% -2.07% -1.69% 2008 -1.31% 0.32% 0.99% 2009 -3.28% 0.15% 3.13% 2010 -0.71% 2.22% -1.65% 2011 -1.13% -0.47% 1.74% 2008-2011 平均-1.61% 0.56% 1.05% 来源:国家统计局 说明:上面的计算基于重构消费和调整后的GDP 表中的数据和图一反映了相同的信息。贸易顺差占GDP份额下降从2008年开始，在08和09两年，贸易顺差份额的缩减主要由投资份额的上涨承担，涨幅?直鹞?%和3.1%。到了2010年，投资占GDP份额收缩，消费所占比重较快上升。这一趋势在2011年再次出现反转。从总体上看，2008年到2011年，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平均下降1.6个百分点，其中60%以上来自投资占GDP份额的上升，剩下的40%来自消费的上升。 贸易顺差是出口贸易总额比进口贸易总额高的部分，如果仅仅看顺差的缩减，我们不能获得对其变化来源的准确理解。因此，我们需要同时分析进口贸易总额和出口贸易总额的变化情况，并甄别顺差缩减的动力所在。 图四 进出口同比增速差及每年增量 6000 15.0% 10.8% 4000 10.0% 2000 5.0% 0 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00 -5.0% -4.5% -7.5% -4000 -10.0% 出口增量(亿美元) 进口增量(亿美元) 同比增长差(出口-进口) 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五中列出了两类数据，一类是出口贸易总额的年同比增长率减去进口贸易总额的年同比增长率;另一类是每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相对于前一年的变化量。从这两类数据上都可以看出相同的趋势变化。以增长速度为例，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五年，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进口，这一差值在2005年达到10%以上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出口增量比进口增量也高出最多。从2006年开始，无论是从增速还是增量上来看，都出现了反转的趋势，到2008年，进口 3 这里使用的―投资‖的含义是固定资本形成，即支出法GDP中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购置、转入和自产自用的固定资产，扣除用于销售和转出的部分后得到的价值。 同比增速已经超过出口并一直维持至今。与此同时，除去2009年这一危机后震荡期的特殊情况，出口贸易总量的上升趋势并没有出现逆转，减速而不是负增长。由此可以说明，贸易顺差的本质原因是进口增速超过出口增速而非外需减弱，并得到这一趋势可持续的结论。 下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进口中增长最快的是什么部分,根据用途，我们将进口商品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资本品和消费品。其中， 资本品包括原料性初级产品、工业中间产品和不能用于直接消费的制成品，而消费品则是被消费者消费掉的进口产品或服务。笔者将计入进出口货物分类的22类98种产品一一按照上面的分法进行分类，对于难以纯粹的界定为资本品或消费品的货物按照其主要或较多属于的类别分类，如―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就被计入资本品，虽然也有部分被直接消费。图五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分法下的进口结构变化。 图五 进口货物结构变化(2000-2010) 9000 62.0% 8000 60.4% 60.0% 7000 6000 58.0% 55.4% 5000 56.0% 4000 3000 54.0% 2000 52.0% 1000 0 50.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进口资本品，亿美元 进口消费品，亿美元 消费品占比,右轴 来源:统计年鉴 从进口贸易结构中我们获得了一致的结论。从07年开始，进口上升中有71.2%来自于消费品进口的增加，而这部分上升是不能用原材料价格上升所解释的。2007年之后，进口消费品占比和总数都在较快上升，成为顺差下降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贸易顺差的下降来源于内需上升的结论是准确的，并会随着经济结构改善的继续发展进一步深化。 (二)居民消费:官方数据存在严重偏差 在支出法GDP中的最终消费指的是常住单位在核算期间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消费支出，具体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其中，政府消费指的是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的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而居民消费，顾名思义，指的是居民部门的最终消费支出。根据官方数据，最终消费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直在下降，而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07年开始消费占GDP份额就开始上升，尤其是居民消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关键在于我们并没有使用官方数据，而是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了消费的重构。而通过这一做法我们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中国的居民消费正在复苏，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也在逐渐缓解。 针对消费率这一课题，基于理性预期理论的经验研究占了绝大部分。袁志刚和宋铮(1999)从生命周期假说、永久收入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等消费理论出发,研究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异的原因，得到的结论是启动消费需求可以吸引投资，促进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罗楚亮(2004)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城镇住户调 查数据，说明了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对化解居民收支风险将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叶海云(2001)建立了一个―短视消费模型‖，论证了造成我国目前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是短视行为与流动性约束太强。陈亮等(2012)基于日韩及金砖四国等典型国家1961-2010年的经验比较，认为伴随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速的变动，消费率呈―U‖型变化，出口依存度和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逐步走高。针对如何衡量居民消费率以及如何看待官方数据，许宪春(2009，2010)比较了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异同，并谈及对消费数据和国民收入等项目的准确理解。我们的分析就从消费核算出发。 在国民经济核算的过程中，政府消费通过对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状况表进行汇总得到，相对而言比较准确。饱受质疑的是居民消费的核算。我国的现价居民消费支出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的总数由以下的方程得到: 居民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年平均人口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年平均人口 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口的数据来自人口司的农村和城镇人口调查资料，而关于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主要来自于农村和城镇住户调查资料。对官方数据的主要质疑，就集中在农村和城镇住户调查得到的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上。 根据当前我国统计部门采取的住 户调查办法，在调查中使用随机等距抽样和逐日逐项的方式获得6.6万户城镇住户和7.4万户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总结下来，我们认为当前的住户调查中存在两类显著的系统性误差: 第一类，抽样误差。抽样误差与抽样量和抽样有关。根据当前的住户调查户数可以知道，县级市的调查样本数不到100户，而省辖市的调查样本数也在100~300户之间，样本和总体的数量差距很大，与此同时，因为采取的是无标识分级抽样，且只调查在居委会登记的家庭，中高收入群体不在样本中的可能性很大，二者综合造成了较大的抽样误差。 第二类，家庭报告误差。对这一类误差的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当前使用的记录方法和居民的心理。目前我们使用逐日逐项记流水账的方法，记账户需要连续记录每一天的每一笔收支达两到三年之久，把帐记全、记好的难度极大，相应的每个月给予记账户的补贴仅有15到50元，记账的准确性可见一斑。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迅速上升和个人隐私权意识的加强，记账户居民缺少真实记录每一笔收支的动力。 除了上面两类主要误差以外，由集中向分散转变的消费模式、家庭消费支出的逐渐多样化、人口流动迁移的愈发频繁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得到的住户调查中居民消费支出的质量。为了更准确的了解实际居民消费情况，我们需要从别的途径得到或者估算居民消费支出的具体数字，而一个常被用来衡量消费的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被我们用来作为重构消费率的基础。 根据SNA核算体系，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定义是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这里的消费品指非生产、非经营使用、用于公共消费或者私人消费的消费品。从定义上可以看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消费的关系非常紧密，在实践中，由于消费支出统计按年公布，在对月度和季度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因为其可得性以及与消费的高度相关性被作为衡量总体消费的主要指标使用。 虽然经常被用来分析消费，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消费具有十分显著的区别4。居民消费支出中所拥有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没有的部分包括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具体包括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医疗保险服务支出、居住性服务支出、金融媒介服务和保险服务支出等，以及居民自产自用并不经过市场配置的消费品;相应的，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也有 4 许宪春在2009年的文章《如何理解2009年一季度支出法GDP增长率》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居民消费在内涵上存在的区别有相似的表述。 并不属于居民消费的部分:根据定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包括了销售给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5。按照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这一部分的消费品零售额与居民消费并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这部分直接销售给社会集团的消费品的一部分最终也可能是以实物工资或者低价提供的形式进入居民消费中。因为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在当前的估算中并没有引入这部分消费品的影响。除此之外，居民建房或装修时所购买的建筑材料是居民住房投资的组成部分，不应该计入居民消费。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到了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重构居民消费的公式: 重构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服务类消费(含住房服务)，居民自产自用产品,建材零售额,社会集团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下面需要做的就是使用数据进行估算。等式右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我们直接从年鉴中获得。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的部分中，建材零售额可以直接从统计数据中得到，社会集团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官方的统计数据只到1992年，之后的数据我们通过假设社会 集团消费的消费品和政府消费具有相同的增速进行估算。对于居民自产自用的产品，我们分成两个部分，对于农村居民的自产自用产品，使用农村居民实物性收入进行估计;对于城镇居民部门，我们采用其他研究中得到的自产自用产品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推算。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居民服务类消费的数据。我们将居民服务类消费的数据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的来源是生产法GDP等资料而非住户调查，对于这一部分的服务消费我们直接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包括金融中介服务虚拟支出和城镇居民公共医疗消费支出等。剩下的部分，主要包括文教娱乐、医疗、居住类服务等，我们使用衡量行业发展水平的数据结合现金收支进行估算，将上面二者加总得到居民服务类消费的总数。 图六 重构的居民消费占GDP份额和官方消费率的比较 消费率和零售(1990-2011) 55.0% 官方 50.0% 重构 45.0% 40.0%39.0% 36.0% 38.5% 35.0%零售 35.1% 33.5% 30.0% 重构 官方 零售 来源:国家统计局和我们的估算 图六展示了重构的居民消费占GDP份额和官方数据的对比。在重构消费率的过程中，我们根据居民消费的变化调整了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在2007年之 5 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部分产品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根据定义，社会消费品在最终由消费者购买之前的重复计算都隶属于社会集团购买的消费品零售总额部分。而我们的算法中已经将其排除出去，只保留最终消费者直接购买时的支出。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后，重构消费率出现了明显的U型反转趋势，与官方消费率出现了较大差异，到了2011年差距达到GDP的5%。而这一趋势与外部失衡的缓解、外贸顺差的缩减是一致的，体现了内需的上升以及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下降。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看，我国经济结构改善都是有实际证据的。 在2007年之后，重构的消费率和官方数据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偏差,重构消费出现了反弹，而官方消费率继续下跌。我们从数据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发掘，发现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出现在居民常用消费品支出的官方统计数据偏低，而非服务业统计上的问题或社会集团购买造成。考虑到住户调查的记账户多为中低水平的家庭消费者，这一部分的收入上涨和消费趋势变化相对较慢，反映在数据上就是居民住户调查得到的常用消费品低于从零售口径得到的数据。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关于住户调查失准影响总体数据质量的观点。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自然而然的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消费出现逆转的动力是什么。金融危机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这其中既包括消费刺激性政策如家电下乡和汽车以旧换新等，也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健全。我们需要衡量这些政策带来了多少的消费上升，并寻找结构改善的真正动力。在第三部分中，我们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作为背景，建立在有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部门的经济体中劳动力转移的变化。 三、经济结构改善的动力 (一)消费反弹的主要驱动力:劳动者收入上升 为了更好的了解结构改善的本质动因，我们需要分析内需上升的内在逻辑。从理论上来说，有两类因素会对内需产生影响，它们也分别代表了对经济增长动力的两种不同见解:其中一类认为市场机制才是结构改善的主要动力，消费上升的原因是劳动收入上升;另外一类则认为内需的上升是政策调整与变化的结果，主要的关注点是消费刺激政策和通过影响储蓄倾向影响消费的其他政策。下面我们会对这两种因素分别进行分析。 关于劳动收入，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从早期古典经济学中继承的生 存工资理论，还是以马歇尔为代表新古典综合学派以均衡价格为核心的收入分配理论，都对劳动份额的决定进行了分析。关于研究要素分配份额的经验研究中，Blanchard(1997)并不支持卡尔多所提出的要素分配份额是常数的事实，提出劳动份额至少在中期内不是常数的观点。Harrison(2002)发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劳动份额在富国上升，在穷国下降。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有相对稳定的劳动份额，从90年代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这这一现象的解释，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居民收入不足和分配不均造成的(Bai et al,2006;李扬和殷剑峰，2007)，世行经济学家Kujis(2005)的观点是利润占GDP的比重过高，压缩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空间。 为了更好的解释劳动份额的上升导致消费回升，我们建立一个二元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借以发现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居民消费劳动者份额伴随总产量上升的变化。首先看生产部门。我们根据刘易斯的经典理论假设，将经济分成两类生产部门:农业生产部门(刘易斯理论中的―维持生计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刘易斯理论中的―资本主义部门‖)。农业生产的投入只有劳动力，工业生产的投入是劳动力和资本，工业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高于农业部门。根据假设我们写出以下的关系: Y1 A (农业部门1L 11??) Y2 A2L 22K21 ?? (工业部门) 2 ??L+ 1,且1L2A2 !A 1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工资传导机制中的摩擦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工业部门的工人拿到农业工资，一直到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等于工业部门生产率为止。在这期间，劳动份额的大小由全社会劳动工资总额占总产出份额所决定: LSwagew (L L) ??AL ?? ??11111211YYYAL1AL 2??K1 ??12112222 我们假设工业部门相对农业部门的水平为A，A 2K K A21劳动份额可以简化6为: LS?? 1111L ??11 AL ??22K ??22L ??11 A (1L1 ) 2K ??2 ?? 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至于劳动力转移的机制，我们在之后会进行描述。 在劳动转移的初期，工资上升，劳动产出下降，工业产出上升。因为在这一阶段工业劳动力具有很高边际产出，工业产出上升速度大于农业产出的下降和工资的上升，总产出上升待遇工资的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劳动转移的中间阶段，工业产出上升速度减缓，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工资上升速度变快，总产出上升速度减慢，二者相等的时候劳动份额达到最低点;劳动力转移后期，劳动份额不断上升，知道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劳动力净转移停止。图九中反映了劳动转移过程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图七 劳动份额比重变化 劳动份工业劳动 额比重边际产出不 断下降 两部门劳动边际产出初农业劳动相等，劳动力转移结束 期边际产出下不断上升 后降 期上升 劳动份额比重最低点 自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均GDP增加 人均GDP 下面，我们引入家庭和生产企业，将劳动力转移内生化。在经济中，家庭提供劳动服务以换取工资，同时获得资产的利息收入，购买产品进行消费，同时通过积累额外的资产进行储蓄。我们假设每个家庭代际通过交叠可以生存无限期，他们的消费由农业产品消费和工业产品消费两部分组成。每个家庭希望最大化效用U: 6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8年5月: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U型演变规律研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UE φ t0[logC1t ΕlogC2t] ?? t 0 ?? 其中， Ε是消费的跨期折旧因子，C是t期对工业产品的消费，C是t期对农业产品1t2t 的消费， ??是两种产品的消费替代弹性。这个模型中，随机性的来源可能是技术劳动增进性或者中性的技术进步，因为脉冲反应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核心内容，所以在简化的模型中我们并没有引入随机性。 根据上面的假设，两个部门中，只有工业生产部门需要资本投入。工业企业生产出产品，对劳动投入支付工资，对资本投入支付租金。企业追逐自生的利润最大化，带入上面的工业企业生产函数我们可以得到在第t期企业利润π的表达形式: t A2 ?? tL2t2K21t2 w tL2??t(r t ?)K t Γ其中，w是工业企业向劳动者支付的工资，根据前文的假设由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t决定。r是资本市场的利率， Γ是资本的折旧率。 t家庭选择将自己的劳动分配给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并选择最优的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企业选择最优的生产投入，家庭和企业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得到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均衡的结构。通过解这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我们可以模拟得到均衡路径。我们采取了数值解法，并根据对具体参数的校准，得到图八中的消费路径，发现对于一个允许劳动力自由进行分配的经济中，在消费路径上也出现了明显的U型反弹。7 图八 消费占比变化 来源: 居民收入的不断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对Matlab模拟 随着总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于高收入的家庭或纯农业家庭来说，可能财产性收入或者经营性收入会在总体收入中占较高比重，但是对于经济中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说，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劳动者报酬仍然是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 7 因为我们对初始状态设定了很低的工业水平，所以消费率在较低水平即出现了U型反弹。如果提高基础工业投入，并使用贝叶斯方法对劳动生产率等要素进行校准，我们可以得到较高的消费水平。 也进而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在图八中，我们列出了劳动者报酬和重构的居民消费的同比增长速度。可以看到，二者具有非常高的相关性。在绝大多数时候是同时到达增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们在上面的判断。数据证明，劳动份额上升对2007年以来消费上升的解释力为79.3%。 图八 劳动者收入和居民消费同比增长 40.00% 35.00%劳动收入 37.41% 30.00% 25居民消费 .00%25.26% 20.00% 18.33% 1515.51% .00% 10.00% 5.00% 0.00% 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 为了更好的说明消费率的解释情况，我们使用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用省际水平重构的居民消费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因为这个变量在0到1之间波动，我们对其进行了logistic变换，提高模型的整体拟合性。解释变量包括劳动收入占GDP份额，城市化水平，抚养比，保险覆盖率等因素。劳动者收入份额根据2003年到2004年的统计口径变化进行了调整。城市化水平使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保险覆盖率定义为养老保险持有人口占比。考虑到抚养比和保险覆盖率对消费水平的作用可能会受到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模型中分别加入了二者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交叉项进行了控制。 在回归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使用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模型，而是直接对省际数据进行回归。这一做法是基于我们的一个基本假设:劳动收入份额是消费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且这一作用机制并不具有地区性差异，且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我们采用全国所有省份1990年到2010年的数据，去掉了部分在统计上有明显问题的样本点(如消费率连续多年超过100%或小于0%的部分)。 回归结果表明，劳动份额是消费率回升最主要的原因所在。其他影响消费率的因素中，抚养比是一个比较显著的变量，且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和劳动收入份额有关。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从回归中发现城市化水平对消费率的显著影响。 对于另一个控制 变量保险覆盖率，因为我们使用的保险覆盖率是持有养老保险的人口占比，所以回 归效果不一定很好，但是因为失业保险及其他险种或统计不全或数据问题严重，没 有办法用来作为衡量保险覆盖率的。这也是在今后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可以尽力 提升的地方。 表二 消费率实证结果 模型 1.1 1.2 2.1 2.2 2.3 3 劳 动份额 1.025*** 1.177*** -2.438 1.800*** -2.737 1.584*** (0.228) (0.206) (1.476) (0.538) (2.646) (0.195) 城市化 0.265 0.223 0.186 0.230 0.0994 (0.209) (0.207) (0.214) (0.214) (0.140) 抚养比 0.759** 0.68 9** -3.211* 0.706* -3.439 (0.383) (0.297) (1.714) (0.383) (2.398) 劳动份额×抚养比 8.396** 8.890* (3.536) (5.077) 保险覆盖率 0.04 10 0.3 69 -0.00375 3.4 06 -0.416 (0.435) (0.345) (0.429) (2.163) (3.063) 劳动份额×保险覆盖 率 -7.366 0.897 (4.639) (6.596) R-squared 0.2 20 0.2 50 0.2 48 0.2 33 0.2 48 0.2 83 注: 每一列都使用截面回归。*、**、 ***分别代表在10% 、5% 和1% 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消 费率上升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劳动者收入的上升。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劳动者收 入份额的上升是消费率上升的本质原因。为了更好的说明劳动力演变的规律，我们 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作为理论基础，建立在有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部门的经济体中 劳动力转移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在整体经济中的变化8。 从 图十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消费率和劳动份额出现了明显的U型变化趋势，初次 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和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比重均已进入上升轨道。 图十 劳动 55.00% 50.00% 劳动份额47.11% 45.00% 40.00% 者份额和居民消费率的U型反弹 消费率41.10% 38.59% 3535.99% .00% 30.00% C/GDP LI/GDP 来源:根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 劳动者收入为何上升,根据我们的二元经济模型，劳动者份 额上升出现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中后期，表现是工资率的上升，本质原因是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减少。下面我们从工资率和剩余劳动力的角度看这一问题。从数据上讲， 劳动者份额呈现U型反弹，关键是工资的增速超过人均GDP的增长。从图十一中我 们可以看到这一趋势的出现。 图十一 工资率和人均GDP (单位:元) 8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年1月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GDP中劳动份额 演变的U型规律》中给出了关于劳动份额变化的相似解释。 40000 36539 35000 3000029992 25000 工资 20000 GDP 15000 10000 5000 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来源:2011年统计年鉴 按照国有单位、城镇 集体单位和其他细分数据，我国的工资统计中，近些年来，增幅最快的部分就是城 镇集体单位企业的平均工资，而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进入城市之后，首先进入的大多 的就是这一类单位或企业。在农民的非农业收入中，工资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收 入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图十二)。这些证据都能够说明，工资率的确在以较快速 度增长。 图十二 农民非农业收入结构(单位:元) 3500 3000 2500 工资性收入 2000 1500 1000 其他收入 500 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来源:中宏数据库 除了工资率以外，劳动力转移与社会经济结构调整 的关系也会影响对经济结构的整体判断。主要的观点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中国 剩余劳动还有多少，和中国是否已经迈过刘易斯拐点。蔡昉等人最早提出剩余劳动 力问题，在其2007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已经通过刘易斯拐点。他通过直接观察农村 劳动力年龄结构和分布的办法，估算在2004年中国有1.2亿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同 样是从农业人口及其年龄结构出发，田岛俊雄(2008)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 中国还有很多40岁~50岁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和日本进入刘易斯拐点前后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作比较，认为中国还没有通过刘易斯拐点。汪进和钟笑寒(2011)根据中国所处的人均收入区间得到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但是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高于同等收入国家水平，我国的劳动力转移仍然大有可为。 根据蔡昉(2007)的估算，在2004年，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为1.2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5%。我们采用了劳均耕地面积法，在充分考虑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这一前提下进 行了计算，我们对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是1.5亿，略高于蔡昉(2007)中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变化趋势的估计。在2000-2003之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做了实地调查，我们根据他们的调查数据回溯推断出2000-2003年的剩余劳动力状况。 图十三 农村剩余劳动力 (2000-2011)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单位:亿) 2.50 2.26 2.00 1.5 1.50 1.00 1.00 0.80 0.66 0.47 0.50 0.26 0.0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剩余劳动力 剩余劳动力上限 剩余劳动力下限 以往的研究中，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多是使用住户调查数据计算具体的时间点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用这种方法的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无论是统计局的住户调查，还是研究者自己所做的调查，以截面数据为主，很难用来做趋势性判断。除 农村剩余此之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准确定义和测算方法还存在分歧。 图十四劳动力占比 30.0% 25.0% 20.0% 15.0% 10.0% 7.1% 4.9% 53.5% .0% 0.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占总人口比重 占农村人口比重 为了准确的把握农村剩余劳动力变化，我们计算出了两类人口转移数据，并根据它们分别得到剩余劳动力的上限，下限和估计值。第一类数据是，由乡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我们利用城镇总人口增长减去人口自然增长的办法得到这一数据。通过它我们可以估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下限。第二类数据是新增外出农民工。通过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上限。用转移人口减去农民工的人数，我们得到净迁徙人口，之后通过抚养比估算出在这部分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加上农民工数量，皆可以得到我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计。 根据我们的估算，到2011年，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4655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不到4%。这一数据建立在一个基础假设之上:从2004年到2011年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2004年，我国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约为1.7亿人。考虑到这两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根据已有研究估计又有近2000万人从农业劳动中释放出来。在此基础上调整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为6000多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约为5%。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十 二五‖期间(2011年到2015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将由2.95亿人下降到2.5亿人左右，4500万农业劳动力需要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如果确实如该报告所述的话，到―十二五‖结束之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实现完全转移。 (二)消费上升的主要动力不是政策调整 政策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是通过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即影响居民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权衡取舍关系，进而影响消费率9。能以这种方式影响消费率的政策包括影响性别比的调控政策，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另外一种则是直接通过消费刺激性(或抑制性)政策，通过补贴等手段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支出。 我们首先关注通过储蓄率的影响。在对储蓄率的研究中，Modigliani和Cao(2004)使用永久收入假说(LCH)分析中国居民储蓄率变化，认为高储蓄率的主要内因在于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属于世界上的较低水平。王 鑫和文一(2012)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中国的高储蓄率的解释能力，在考虑分期付款结构的基础上，发现上升的购房成本仅能解释总储蓄率的5%。魏尚进(2009)探究了性别比对储蓄率的影响，认为新生儿中男女比例的失衡提升了居民储蓄倾向。 从图十五中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是使相对稳定的，在2000年后出现了较明显的先降后升的U型反弹趋势。在2007年达到最低点63.6%，之后便开始恢复，到2011年回到了02到03年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储蓄率从2007年的36.4%下降到2011年的26.8%的水平。我们以年为单位，以2007年为基年，计算每年的储蓄率变化带来的消费比重上升，乘以当年的可支配收入，得到当年消费因储蓄变化而上升的份额。通过对5年的数据进行加总和平均，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居民储蓄率下降仅仅可以解释13.1%的消费回升。这就从数字上说明了消费倾向的改变对消费复苏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 图十五 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1992-2011) 100.0% 90.0% 80.0% 74.9% 73.2% 70.0% 60.0% 63.6% 50.0% 40.0% 30.0% 20.0% 10.0% 0.0% 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 为了分辨具体政策对消费的影响，我们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为例进行分析。图八中列出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和新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在总人口中的覆盖率(图十六)。 图十六 社会保障制度改善 9李稻葵和陈实(2010)中将消费率分解成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和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分析了消费率变化的结构因素和行为因素。 最低生活保障(MLS) 和新农合(NRCMS)覆盖率 8.00% 7.00%6.90% 6.00%5.90% 4.90% 5.00% 4.00% 4.00% 3.00%33.50% .50% 2.00% 1.80% 1.00% 0.90% 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 低保覆盖率在05年到10年这段 6.9%。下时间是下降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负的;新农合覆盖水平从0.9%上升到面我们估算新农合覆盖率上升对居民消费的拉动。我们假设在(t-1)年仍未被新农合覆盖到，从t年开始享受新农合的农村居民，从t年开始将其之后的所有收入用于消费，将这样算出来的消费拉动作为新农合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上限。根据我们的计算，这至多可以解释消费回升的0.13%，影响非常之小。这个例子加强了我们对政策调整并不是消费上升的主要动力的判断。 下面，我们考虑刺激性政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我们主要分析两类政策的影响，汽车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开始于2009年6月1日，第一阶段到2010年12月31日结束。行业专家预测一共拉动汽车消费300亿，占居民消费增长约0.3%。家电下乡在2009年2月1日起向全国推广，对该项目五年整体拉动效果的最高预测为9200亿人民币，占居民消费增量的9.2%。将两项政策的影响相加，对消费的拉动尚不到消费上升的10%，说明消费刺激性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综合以上的分析，政策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是消费复苏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 本文从国内外再平衡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再平衡的端倪，并给出了两个方面的证据。再平衡的主要驱动力是消费率的U型回升，其具体表现除此之外还包括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的下降。其根本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推动工资率和劳动份额的反弹。 14亿中国消费者正在觉醒，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一事实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并会在深层次影响世界性再平衡的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由此得到的一个推论就是，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应该适当放缓，人民币国际化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B Naughton(2007)，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MIT Press Books,2007 Bentolila, Samuel and Saint-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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