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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十讲 ——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 严中平 人民出版社 目 次 第一讲 关于几个一般问题……………………………………………(1) 一 不过是家常……………………………………………………(1) 二 历史出科学……………………………………………………(3) 三 普及和提高……………………………………………………(6) 四 治学泎风………………………………………………………(8) 五 史料问题………………………………………………………(11) 六 对口和兴趣……………………………………………………(18) 七 集体写书………………………………………………………(20) 第二讲 关于学科研究对象……………………………………………(24) 一 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问题………………………………………(24) 二 经济发展史是历史曲线的中轴………………………………(32) 三 马克思在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 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35) 四 经济史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突破口……………………………(44) 第三讲 关于选择研究题目……………………………………………(48) 一 按照认识事物的正常秩序，从小处着手……………………(48) 二 明确普遍联系的全局观点，从大处着眼……………………(52) 三 典型研究的目的性、代表性和局限性………………………(56) 第四讲 关于校核前人论据……………………………………………(62) 一 校孩前人论据的必要性………………………………………(62) 二 由于疏忽形成的论据失误示例………………………………(64) 1．曲解引伸，主观臆断…………………………………………(64) 2．只知其一，不知其二…………………………………………(66) 3．时代失考，结论失误…………………………………………(69) 4．以讹传讹，纯属子虚…………………………………………(72) 5．宁左勿右，脱离实际…………………………………………(75) 第五讲 关于积累文献资料……………………………………………(79) 一 工作提纲和分工协作…………………………………………(79) 二 舍弃成见，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反复中锻炼 对资料价值的判断力和敏感性………………………………(83) 三 明确历史记载的确切含义……………………………………(86) 四 广征博引，比较对照，去伪存牢真…………………………(90) 第六讲 关于研究方法……………………………………………(99) 一 追踪历史过程的依次发展阶段，通过事物 的历史联系去探索事物的逻辑联系…………………………(99) 二 多级加工，分阶段地总结写作，强迫自己进行 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周密的逻辑思考……………（102) 三 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先进性，历史正当性和 历史反动性………………………………………………… (104) 四 破除陈见，力求创新………………………………………（113) 第七讲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 (117) 一 结合历史实际去体会经典理论的精神实贡……………… (117) 二 明确概念和实际之间的“渐近线”的关系， 避免从定义出发……………………………………………（127) 第八讲 关于历史规律问题…………………………………………（133) 一 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133) 二 中国历史上的特殊规律问题……………………………… (140) 第九讲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自我修订…………………………… (149)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治学态度………………………………（149)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著作的补充和修改(1)……………(152)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著作的补充和修改(2) …………（l55) 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著作的补充和修改(3) …………（162) 五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峰………………………………(167) 第十讲 关于马克思的失误……………………………………………(170) 一 马克思关于中国“闭关自守”问题的提法……………… (170) 二 所谓“闭关自守”和“自由贸易”……………………… (172) 三 所谓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造成中国仇视外国人， 实行“闭关自守”政策问题…………………………………(178) 四 海盗和明政府的海防政策……………………………………(185) 五 清政府的所谓“闭关自守”政策……………………………(189) 六 评价明清对外政策时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93) 关于几个一般问题 《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之一 严中平 理论方法 / 方法手段 / 《科学研究方法十讲》 论著选载165 下面是我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1982的硕士研究生作参考用的几篇讲义，人们常说，科学家作出贡献是他们进行刻苦钻研所取得的成果。我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工作，瞎摸乱撞，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不知道怎样“刻苦钻研”法，以下所说只是提出问题，并非科学结论。 一 不过是家常 经济史是一门兼跨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两大门类的边缘学科。不言而喻，人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都有一定的修养，才能胜任这门科学的研究工作。我本来是一个在旧社会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训练的蹩脚学生，只学到一些替资本家算帐的技术，没有受过史学训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在五十年代初，我却受命搞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资料工作。要说我三十多年来根本不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指导自己的工作，未免有点冤枉。但是当时的学风对我的影响极大。我孜孜用力于语录摘抄，不求甚解于理论思维，用零碎捡来的历史资料去填充语录搭成的框架。这样做，当然谈不上作出什么贡献。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懂得究竟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看来，所谓“刻苦钻研”的第一件事情似乎应该是“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我以为，科学研究工作，本质上乃是创造性的工作，也就是探索新的规律的学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授予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的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时，把孙冶方同志的治学态度归结为六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上，当然不是反领导，而是不看长官的脸色决定科学问题的是非。不唯书，当然不是反马列主义，而是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当成教条。唯上唯书，科学就完结了。 说到这里，我要当一回文抄公。大段摘抄别人文章，并不光采。不过我没法说的比抄的更好，所以便抄。 有一位同志在《人民日报》纵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列举“突出的”优秀传统有三，既“爱祖国，爱人民的坚贞气节；不重名利，不怕困难，献身事业的治学精神；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关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品格一条．文章说： “坚持真理，刚正不阿，是要冒风险的。为此而丢了脑袋的事，也不乏其例。春秋时，齐国之相崔杼杀了国君，太史据实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怕留下恶名，杀了太史。继任的太史又这样写，也被杀。第三个同样被杀。第四个照写不误。崔杼无奈，只好作罢。于是流传下来的《左传》里，不仅记载着‘崔杼弑其君’，而且写上了崔杼杀史官的罪行。正直史官的浩然正气，常使某些专制帝王也畏惧三分。宋太祖曾一怒用斧柄打掉了一位大臣的两个门牙，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其实，“上悦”是假，怕史官的直录才是真。 “不断地探索科学，勇敢地坚持真理，不随人俯仰，不任人方园，不唯上，不唯书，这是我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宝贵品质。这种品质，难免招致锋芒毕露之议，惹出清高孤傲之讥，甚至带来贬官、杀身之祸，而他们仍然恪守不渝。”① 但是，怎样坚持真理呢？这就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又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至于怎样做到这个“既要”和“又要”，那不外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就是我写这些讲义的中心思想。 新中国的胜利，引起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极大兴趣。1949年以来，外国所出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远比我们的多得多。其中有不少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歪曲历史真相的。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当然有必要走上国际讲坛，和这些谬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战而胜之，争得那种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崇高声誉相称的国际地位。这是我对青年的一个殷切希望。 科学方法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思维方法的哲学问题。我不懂哲学，不能从那么高度去谈问题。同时，我的语文工具很不够用，过去的长期的政治动乱又浪费了许多时间，所以我对国外新兴的科学研究方法一无所知，我的知识严重老化了。但是，我既然已经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就有义务向青年说点什么。而既谈科学研究方法，也就必须对历史上的实际问题有所议论，否则就成了空对空。我对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心里并不踏实，所以我告诚青年，我非如来，青年切勿烧香。我所能自信的仅仅是下面我之听说，来自实践，卑之无甚高论，借此提醒青年，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难免会碰到这些问题，最好要小心一点儿。我不过拉拉家常而已。家常包含经验。经验可以是好东西，经验主义肯定是坏东西。 这里附带声明一点。过去，我对研究所以外的任何青年的任何文章都不提任何意见．这是因为我自知翦陋，深恐把青年引上歧途。我认为，我对中国近代经济史这一行既很翦陋，就不该充当这一行的教师爷。但这些讲稿已流传到院外去，所以也就公开出版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穆福田：《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人民日报》1983年8月10日。 二 历史出科学 有的青年问我，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有什么用？马王堆的女尸和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是到1949年以后才发现的，在那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存在，然而我们照样推翻三座大山。可见这些东西的存在及其研究对革命斗争的胜利毫无用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没有联产责任制这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委实毫无用处。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进行了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在此同时，他们还写了许多历史著作。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又写了《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原始社会里没有现代无产者这个阶级，德国古代语言里没有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恩格斯为什么要写这些著作呢？把撰写这些著作的精力放到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去，不是更有用得多吗？看来恩格斯的目的是通过这些著作，更加有说服力地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而这些理论原则乃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些看来毫无用处的著作很有大用。不然的话，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斥责“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①呢？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科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②。另一种说法是， “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③。前一种说的是广义的历史科学，后一种说的是狭义的历史科学。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④子马克思是继承了这种“巨大的历史感”去研究人类史，才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历史感或历史观念是一切科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观念。这个道理很简单，既然人们探索的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就必须从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去探索。生物学家除非从事生物的发生、发展、灭亡的研究，就谈不上生物的发展规律。地质学家除非从事地层变化的研究，也谈不上地质的发展规律。就连物理试验和化学试验也是观察物质的变化才能得出物理和化学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也是历史性的科学，或历史科学。 科学研究无非采用两种方式，历史的方式，或者逻辑的方式。为了避开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不致打乱思想过程，“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维过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⑤。“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⑥ 这里说的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可见，任何问题，都要带着历史感、历史观念去进行研究，才能成为科学。所以说，历史出科学。 如果历史性的研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那么人类史的研究就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聂老帅说，“现代科学技术是复杂的，要采用多种途径，不能‘一刀切’。不应该排斥基础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不能因为有些基础科学的研究一时看不到经济效果就轻视它。基础科学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只要应用科学的研究，没有一定的基础科学研究是不行的”。⑦聂帅这里讲的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道理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如果历史科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那么，认为历史研究一时看不到它的效果就轻视它，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不研究自己的历史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页75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恪斯全集》卷3，页20注。 ③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一，《马克思恩格格斯全集》卷13，页526。 ④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l3，页531。 ⑤⑥ 思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3，页532、535。 ⑦ 《红旗》1982年第24期。 三 普及和提高 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普及呢？还是提高？我认为，既是科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主要的任务就应该是提高，而不是普及。我认为称得上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著作，至少必须三“新”有其一。这就是，或者提出新的问题，或者提出新的观点，或者提出新的材料，对前人已经提出的旧观点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如果这三者一新也不新，只是抄袭前人的旧观点，旧材料，炒冷饭，那就称不上是科学研究成果，做得好，也只是普及的著作。我并不反对普及著作，如果科学家也做些普及工作，当然是好事。但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青年，却应趁精力旺盛之际，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上，须知提高是非常费劲的事情。 有两句话，说是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前一句话说的是把科学家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压缩改写成非专家所易于接受的形式。任何学科都包含许多方面的许多专门问题。科学家对这些专门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作出超越前人的新成就。这些著作，多半资料丰富，论证细致，小题目，大文章，为数众多。这不是非专家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一一通览的著作，也不是他们所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所以需要把它们加以综合，压缩，取其最必要的论据和最主要的观点，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写成广大读者所易于接受的小本著作，普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这种著作当然并不排斥新问题，新观点，但是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最新研究成果。这就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所谓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需要作具体分析。普及和提高，都有不同的层次。教育不普及，中学教育的水平就难以提高；中学教育不普及，大学教育的水平就难以提高；推而广之，全国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半文旨，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就难以提高。如果说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指的是这种普及和提高，那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完全是这样。首先，高等院校和研究生院号称是培养高级研究人材的地方，其实就我们的情况而论，这不过是传授基础知识的地方，就是基础知识的课程也不很齐全，就连文字工具的训练也不太够。要在科学研究上有所突破，还需要补充不少的基础知识。 其次，任何工作，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科学研究工作也不例外。向来科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都是科学家继承前人的成果，按照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律进行独立钻研的结果。现代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例如原子科学上的突破就是由少数科学家在过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独立进行高度理论思维的产物，甚至常常是首先在抽象的理论思维上作出了突破，然后再经科学实验加以证实的。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理论思维的产物，没有一项来自工人农民的思想。 恩格斯说过，“如果德国人象我们在1845-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那末他们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①这里况的是，首先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去检验工人阶级的普遍性的运动实践，找出实际的错误来源于错误的理论，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普遍性运动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曾经说过“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② (着重点是原有的，下仿此)不可能通俗易懂的科学，哪里有什么通俗易懂的普及之可言呢？那种以为做到了普及就能得到提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四 治学作风 科学研究工作是为探索真理所进行的艰苦劳动。这有一个治学作风问题。探索真理是根据客观实际探索事物发展规律的事情。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有采取纯粹客观的态度去进行研究，才能发现。我们不要客观主义，不能不要客观。这种事业和任何主观私心绝对不相容。要当科学家，首先必须做老实人。 古往今来，颇多见多识广之士，但探得真理的就不那么多，其故就在于许多人的治学作风，心眼不正。这种人把科学研究工作当作进身阶梯，为猎取功名利禄而舞文弄墨。他们摆事实，则夸大缩小，弄虚作假；论国是非，则随风转舵，颠倒黑白。他们剽窃抄袭，掠人之美以抬高自己；断章取义，篡改文献，为打击别人而捏造论据。有些报刊是以人取文的，于是有些小有地位的人就特别喜欢和别人合写文章，利用自己的权势为文章找出路，把对别人文章只提了那么几条不疼不痒的意见说成是大有份量的实质性贡献，列名于作者之首。其尤甚者，则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把那种自己一窍不通的著作，据为已有，遇到作者有所不乐，则打击报复，大施淫威。诸如此类的论坛蛊虫，当然谈不上艰苦劳动，更谈不上真理。 以后我还要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治学作风问题。这里我只就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怎样进行艰苦劳动，略说一二。 大家知道，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了终生。他们为了论证这一伟大事业的必然性和必胜性，在理论研究上，也奋斗了终生。马克思是抱着这样的心情进行理论研究的：他认为即使是自己所完成的最好的著作，对工人阶级来说也还是不够好的，如果向工人阶级提供的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正是由于抱有这样的伟大胸怀，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研究上，全力进行艰苦的劳动。 1844年11月19日，青年恩格斯报告马克思说，“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给我的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搜集材料。我想，到(明年)1月中或1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我已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完成了最困难的工作，即整理材料的工作”。①这里，恩格斯把整理材料的工作看成是“最困难的工作”，而他在1844年11月中旬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还在继续收集材料。 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发给拉萨尔的信上说，他正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稿，进行加工，“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②这里，马克思对已经写成初稿的多年研究成果，到最后定稿时又发现新的方面，需要做出新的考虑。可见马克思是以何等严格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了进行理论研究，总是尽一切可能搜集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有关材料，其工作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发现，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遗稿，单是在1861-1863年所写的就有四开本1，472页。③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引用和提到过的著作共达505部，所用的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凡59种，报刊56种，其中包括长达40多年的《泰晤士报》，几乎每年都用。列宁为了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参考了几百种基本上是用外文出版的书籍、学位论文、小册子、报刊上的文章和统计汇编。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包括从148本书(其中德文的106本，法文的23本，英文的17本，译成俄文的2本)和49种期刊(德文的34种，法文的7种，英文的8种)上的232篇文章(其中德文的206篇．法文的13篇，英文的13篇)中作的摘录。”④ 尤其令人起敬的是，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告诉库格曼说，《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工作，整整中断了一个冬天，“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生病。我发现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⑤。在探讨土地问题时，为了根据原文材料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马克思认真学习一种新的外国文字，而这是在马克思既有病魔缠身，又届五十二岁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 难道青年不该学习马克思的治学精神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l844年11月l9日《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思格斯全集》卷27，页11。 ② 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9，頁53。 ③ 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资本沦>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2，页588。 ④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说明，页X YⅡ。 ⑤ 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2，页672—673。 五 史料问题 以后我还要回到史料问题上来，这里只说点至今还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外国史料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处于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侵华史，就是中国近代史。就经济史面言，情况更加如此。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归根结底都是为的从经济上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就是由于这样，所以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如果只利用中国方面的史料，忽略了外国方面的史料，那就只能算是研究了这一“最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而忽略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我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必须充分利用外国有关中外关系的史料，所有和近代中国有过关系的各国史料，都要利用。如今研究国际关系史的著作，要是不利用有关国家的外交部档案，就称不上是科学著作。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上搞“闭关自守”，在国际论坛上是谈不上争得地位的。 外国所藏有关中外关系史的材料，份重庞大，主要是出自外国人之手的公私两类文献，也有少量材料是从中国盗窃、掳掠去的汉语文献。就我对英国公私两类文献所得的远不全面的印象，可知英国官方所公布的文献主要是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的辩论记录和蓝皮书两大类。马克思主要就是根据这两类文献揭露英国的侵华罪行的。 所谓蓝皮书虽是英国官方公布的文件，也包括非官方文件。蓝皮书包括“往来公文”(Correspondence)，“报告书”(Reports)“文件和数据”(Papers and Accounts)四大类。“往来公文”主要是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在华官员之间的往来公文，其中还附有外交部和有关各部的往来咨文以及私人或工商团体提交给外交部的信件、备忘录、请愿书等等。外交部要向在华官员下达训令，在华官员要向外交部报告英人的行动经过。他们一方指示侵略政策，一方报告侵略经过，都是研究英国侵华史的真实记录。另外还有一种专门为内阁阁员用的机密公文，例如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有一种题为“关于中国事件的往来公文1839—40—41”(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Affair of China，l839—40—41)，分发给内阁阁员，印数极少，现在非常难得。 “报告书”是英国议会上下两院为某个问题临时组织的小组委员会所做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书除委员会根据调查材料所做的简单结论而外，绝大部分都是被调查人员的作证记录。英国上下两院为了研究中国问题，多次组织过小组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进行调查，提出报告书。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印度对华鸦片贸易问题成为英国对华政策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上下两院为郑重其事，组织过所谓“皇家特派鸦片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Opium)进行调查，提出了五大卷的报告书。这一类委员会的人选，受党派斗争的影响。不过，调查对象都是当时工商金融各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委员所提问题的答词和所提的书面材料大多都是实际情况，是我们研究历史实际的很有价值的史料来源。 “文件和数据”也是收的公私文件和会计、统计报表。这些材料，有些也见于“报告书”。 上面所说的这些官方公布的文献，既已公开发表，人人皆得利用之。对外政策是国家大计，在决策的当时，必须保持高度机密性，就是专门为内阁阁员刊印的机密印件，也未必包含核心秘密。要追索幕后的核心秘密，还必须深入到外交部以及有关各部如商务部、海军部\殖民部等等档案和私人档案里去。私人文献尤其比官方文献更能揭露核心内幕。私人文献，种类庞杂。凡是和对华有关的个人，如商人，教士，军人，政治家，银行家以及各种团体如工商企业的协会，宗教组织等等，都可能发表过著作、游记、回忆录等等，其未经发表的档案更丰富许多许多倍。此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大类，即政治家的个人文件和企业的档案。 今天我们有幸看到马克思曾经对两次鸦片战争中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don)和罗素勋爵(Lord Russell)都写过一系列的文章，刻划这两个资产阶级凶神恶煞的嘴脸。①可惜马克思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的私人文件。根据这种文件，如今我们发现，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外交大臣巴麦尊一面百般诋毁中国，一面私下又说“中国人是地球上唯一最不好战的民族”。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命令英军进军北京的外交大臣罗素私下说，根据他的经验，“再没有比我们海军舰长更好的外交家了。”③ 外国许多历史悠久的企业单位，有不少把过去的档案公开供人阅览。这种档案成为研究经济史绝好的第一手材料。国外已经有人主要根据这类档案研究中外经济关系的历史。例如英国格林堡的《不列颠贸易和中国的开放》④和美国勒费窝《清末西人在华企业，1842—1895年怡和洋行活动的概述》⑤主要都是根据英国早期在华最大鸦片贩子怡和洋行的档案写成的。美籍华人刘广京的《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⑥是根据美国早期在华的最大鸦片贩子旗昌洋行的档案写成的，美国洛克伍德的《琼记洋行》⑦就是根据美国在华琼记洋行的档案写成的，如此等等。 我曾经利用公开文献和档案材料编过《英国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⑧的资料汇编，揭露和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国各地商会和英商个人叫嚣和策划两次鸦片战争的公开的和幕后的活动。我又编过一份《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⑨揭露英国鸦片贩子策划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为了引起大家对搜集外国公私文献中帝国主义侵华史资料的兴趣，下面说几个事例。 大家知道，自从十六世纪的一、二十年代起，广东人就把西方来客称为“番鬼”。这个称呼被西方人当做中国人蔑视、仇视外国人的证据，大事喧嚷。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十六世纪一十年代第一批闯到广东的葡萄牙海盗，在广东沿海抢劫商船，掠卖子女；二十年代，他们的所谓来华使团，在北京骄横跋扈，横行无忌，同时他们在广东的所谓商人更加放手地进行海盗活动，终于迫使明政府把使团押到广州去，关进监狱。1534和1536两年，被关在广州监狱的华士哥·卡尔乌(Vasco Calvo)和维依拉(Crestovao Vieira)居然偷漏出信件去，向葡萄牙人鼓吹征服中国。这些信中有这么一句话，中国人“是出于仇恨和憎恶才把葡萄牙人叫做番鬼的。”⑩广东人对于罪恶滔天的葡萄牙海盗能不“仇恨和憎恶’吗？后来，陆续闯到中国来的西方各国所谓商人，并不比葡萄牙海盗文明多少，因而“番鬼”也就成了西方人的通称。我们认为，把他们称为“番鬼”，总比他们在世界各地到处砍杀掳掠，征服殖民地文明得多了。“番鬼”一词并不是广东人仇视外国人的侮蔑之词，倒是根据他们的行动所概括的确当称呼。 大家知道，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商人根本拿不出什么值得中国人民欢迎的商品向中国推销，同时又大量运去茶叶，贸易收支不平衡，所以一面向中国走私鸦片，一面便诋毁中国对外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埋怨这种政策使英国货物无从向中国全境推销。到了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以后，所有和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国各地工商团体和印度对华贸易商人都狂叫“打开中国大门”，而英国的鸦片走私贩子则在这个口号的掩护之下，策动运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 打一场国际战争，当然必须根据交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去决定政略战略。这里不是讨论英国怎样决定鸦片战争的政略战略的地方，不过略举几件事情，也可以说明搜索外国史料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性。 在发动鸦片战争的前夕，向许多国家挑起过侵略战争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无知，是否发动战争，迟疑不决。1839年9月27日，英国在华的头号鸦片走私贩子，绰号“铁头老鼠”的查甸(william Jardine)和巴麦尊的好友斯密斯(John Abel Smish)“带了许多地图、表册之类”去面见巴麦尊，向巴麦尊详细说明对华作战的政略战略，要求条款，需用船舰，作战方针和步骤等等，策动武装侵略。巴麦尊“仔细研究我们带去的地图，表册，提了许多问题，……沿海最容易遭受攻击的地点，以及(中国)战船的作战力等等”⑾在1839年10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巴麦尊就是根据查甸的建议，提出对华作战方针的。⑿1842年11月28日巴麦尊在发给斯密斯的信上说，“主要就是你和查甸给了我们那么完美无缺的情报和帮助，我们才能就对华事件给我们的海陆军及外交人员下达那么详细的训令，取得了如此满意的结果。你和其他方面在1839年秋天提给我们的建议是真正非凡出众的，我们在1840年2月所发的训令中把它说得如此其精确完整，以致我们的后继人找不出任何理由作任何修改。事实证明，决定性的行动是我们1840年2月训令中所建议的长江行动”⒀。剥开外交辞令，鸦片贩子在这次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如此。 巴麦尊所说的决定性的长江行动指的是占领镇江。进军南京。原来1793年和1816年英国的两次来华使团，都是经过运河到杭州再改道经梅岭返回广州的。这两次使团所到之处，都密切侦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他们在北京至杭州的水路上亲眼看到有大批漕船向北京运送漕米。运河在镇江、瓜洲段和长江交叉而过。1816年的那次使团在瓜洲停留了五天，测量这段长江的航道。 到了1840年，英国开始派出侵华远征军后，当年亲自测量这段航道的考切斯特(Lord Cotchester)两次向外交部建议，派遣海军舰只到镇江去截断南北大运河的航道，断绝北京的粮食供应，迫使清政府举手投降。巴麦尊进军镇江和南京的战略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决定的。1843年4月，考切斯特见到进军南京的海军指挥军官赫伯特(Sir Thomas Herbert)和包切尔(Sir Thomas Bourchier)时，这两个家伙都盛赞他那份截断中国内部交通大动脉的“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好计划”，这段航道图也颇精确⒁。剥开外交辞令，这就是英国使团所秘密进行的勾当。 鸦片战争史上还有一段小插曲。原来巴麦尊在1839年9月27日受到查甸和斯密斯的鼓动之后，决心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准备，确定了政略战略，在1839年11月4日发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aft Elliot)的第十六号训令里，给义律送去他发给海军大臣的咨文，说是远征军将于1840年的4月到达中国海，要义律在这以前把英国留在广州的人员和财产全部撤退出来，以免在战斗打响后受到损失。这份训令有这样一句话，“不列颠政府从来没有为英王臣民要求享有进入那些和不列颠没有通商条约的外国去的权利，也没有向这些国家要求贸易上的特殊权利或者免受该国现有法律规章的约束”，如果这句出自巴麦尊之口的话，成为义律和广东当局进行交涉的指导原则，无异于自行承认和英国并无通商条约关系的中国政府拥有制定法律规章，约束英人在华行动，或者根本禁止英国人入境的一切权利，这就使英国过去和今后对中国的一切要求都丧失了合法的依据，到了11月23日，巴麦尊终于醒悟过来，赶紧向义律发出第十九号训令，指示义律把第十六号训令原件退回外交部。现在我们在英国外交部档案编号F．O．17／40的那一卷里可以看到义律退回的第十六号训令上，上述一句已被人用粗笔划去，而在档案编号F．O．228/1l的那一卷里，则发现用以代替第十六号训令的新训令，除去缺少上述一句外，其他逐句都毫无差异。这就说明，剥开外交辞令。就连巴麦尊也承认英国的对华要求，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如今我们在英国公开发行的各种蓝皮书里，所见的第十六号训令，都没有上述一句，但在内阁专用的“关于中国事件的往来公文，1839—40—41”里，却赫然有这么一句。然而有趣的是，一个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公私文献对这个时期的中英关系史进行了详细研究的英国历史学家却宣称这份训令不见了。⒂ 上面所说的几个事例的材料，取自英国公私档案，英国政治家的回忆录等等文献。可见正是出自帝国主义分子之手的资料，才能更加确切地揭示历史真相，我们的研究当然必须深入到这些材料里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9；马克思：《约翰·罗素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1。 ② 1851年10月，巴麦尊致罗崇私人信件，载古西编：《罗素勋爵后期函件集》(G．P．Gooch，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Lord John Russell，1840—1878)，伦敦，1928，卷1，页270。 ③ 泰勒，《泰勒自传摘抄》。 (H．Taylor，Extract of so much of the Autobiography of Henry Taylor as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s of Charles Elliot in China in l839—41, Prirately Printed in l874)，页191。 ④ 格林堡：《不列颠贸易和中国的开放》(M．Greent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42)，剑桥，1951。 ⑤ Edward Le Fevour，Western Enterprice in Late Ching China，A Selective Surrey of Jardine，Matheson of Coˊs Operations，1842—1895)Harward，1970。 ⑥Liu Kwang-Ching，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lry of China，1862-1874，Harward，1962。 ⑦ S．C．Lockwood，Augustine Heard&Co.American Merchants in China on the Eve of Opening of yangtse，1858-1862，Harvard，1963。 ⑧ 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一、二期。 ⑨ 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四期。 ⑩ 芥引《伽玛和他的后继人》伦敦，1910(K．G．Jayne，Vasco da Gama and His successors)，页229—230、239。 ⑾ 1839年9月27日《威廉·查甸致詹姆斯·马地臣》；1830年10月5日《查甸致孟买杰姆塞特依·介依布浩衣》(Jamsebjee Jejeethoy)，怡和档案。 ⑿ 道切斯特夫人编：《一个长寿人布劳顿勋爵回忆录》(Lady Doehcster，Reco- llections of a Long Life，Lord Broughton)伦敦，1911，卷5，页227一228。 ⒀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John Fair banls，Trade and Dipl omacy on the China Coast)，哈佛，1953,页83。 ⒁ 考切斯特：《1798至1859年间我的生平备忘录》伦敦，1869，为私人流通而印，(Admiral Charles Lord Colckhester，Memorandum of My Life，From 1798 to1859 indusive,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页10，44，81-82，99，113。 ⒂ 科斯汀：《大不列顛与中国》1833-1860(W．C．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1833-1860)，牛津，1937，页60。 六 对口和兴趣 迄今为止，高等院校还很少设有经济史专业的。连专门化也很少。因此，吸收青年从事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就要求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或历史学专业的同志改行。改行，自然就产生专业不对口和工作没兴趣的问题。三十年来，我们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小组的工作经历，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经验。 我们小组是1953年受命搞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辑工作的。最初我们八个小组成员，有的是学习资产阶级经济学出身的，有的是学习资产阶级政治学出身的，还有的是学习资产阶级历史学出身的，没有一个受过经济史的专业训练，多数只粗懂一种外文。后来，小组陆续增加了四位研究成员和四、五位资料辅助成员，情况也都如此。 经济史资料工作是个体劳动，我们的办法是由一位，至多两位负责一个经济部门历史资料的收集和编辑工作，有那么几个人，就编那么几个部门的资料。经过两三年至四、五年的工作，先后编出一批部门经济史资料的定稿或初稿，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正在闹资料饥荒，为适应那种迫切需要，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人，只好一面学习经典理论，一面收集资料。我们理论水平之低是不需多说的，就是在资料方面，我们也只查看了某些著作和报刊，搜罗得不够广泛，至于档案，基本上没有利用。这都是我们所出资料的很大局限性。不过，我们毕竟编出那么几本资料汇编，质量虽不算高，力气却花了不少。这些汇编对当时的资料饥荒是起过一定解救作用的，对于我们自己，也是进行研究的一项基本功。我希望青年充分注意这项基本功，对人对己，这都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一个工作程序，轻视、嫌烦，都是不行的。 总结我们的工作经过，有这么几点可资参考。 第一，我们接受任务，大家都抱着服从革命需要的心情。从事工作，死心塌地，没有站在这山看那山高的想法：不管专业怎样不对口，没有人闹情绪。这恐怕是我们还能做出那些成果的最基本的一条。今天的青年，也还存在专业不对口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或历史学专业的人搞经济史的工作，乃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唯一办法，要以服从革命需要的责任感对待工作。况且这两个专业和经济史也是接近的。 第二，专业不对口，起初我们大家都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经过几年的工作，我们大家都对这一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见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不过，如果老是因为专业不对口闹情绪，那大概很难培养出兴趣来。专业不对口，当然需要补充一些基本知识。在我们看来，搞古代经济史，以学习历史专业的人比较容易入门，搞近代经济史，以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人比较容易入门。不管怎样，既然已经受过高等教育，只要自己努力学习，补充基本知识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事情。 第三，工作经验具有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小组成员多半都做过一些研究工作，年头或长或短，虽然那都不是搞的经济史研究，却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选取有用资料的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在搞经济史工作时，非常有用。凡是做研究的年代较久，知识经验较多的同志，做起经济史资料工作来就成果较大，进度较快．反之，就较少较慢。 事实证明，知识经验是要通过长期而艰苦的实际工作去逐步积累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①但是我在年轻时，一走上科学研究岗位，就急于求成，致力于多产，大题目，小文章，把教材上的陈腔烂调，抄成自己的文章，幸而为报刊所采用，便洋洋得意，若小有发明，则更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就这样，我在轻视科学研究工作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中浪费了许多年轻的生命。今天的青年，即便不是这样，如果老是抱着专业不对口，工作没兴趣的态度去对待工作，那多半就没有决心去做长期而艰苦的劳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页26。 七 集体写书 我们小组在六十年代初计划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一卷(1840-1894)。为写这本书，大家分别利用自己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专题研究，撰写专题论文，1978年开始全面撰写这本书，1982年底完成初稿，如今(1984年10月)正在修改中。回顾从1953年到今天这三十年里，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经验值得参考的话，那只有一条，即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书。但在集体写书这项工作上，我们却只有失败的教训。 如今在自然科学的应用研究上，国内外部盛行大规模的协作办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不是也可以采取大协作的办法，很快做出成果吗？根据我这么一点片面的经验，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必须认清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其很大的差异，其次还要考虑集中什么样的人去写什么样的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非只要人多就能干好事情。 自然科学的研究及其应用，所研究的是物质的发展变化，绝大部分都靠科学实验去进行。科学实验是可以用人为的办法控制物质变化的条件去观察物质变化的。这是持有任何阶级立场的人都可以照样进行的事情，只要运用同样的控制物质变化的条件去进行实验，就一定会得出同样的实验结果，不管进行多少次的重复实验，都能得出同样的结果，毫无例外。这是自然科学研究能够进行大规模协作的根本条件。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就是对当前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也不可能人为地控制其发展变化的条件，只好进行试点，总结经验，不可能重复试验。至于历史上的事情，就更不可能进行试点，更谈不上重复了。就是由于这样，所以研究工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研究结果，关系极大。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可以成为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任何有神论者，决不可能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安排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时，必须考虑这个特点。 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却流行一种思想。谈到某一学科的研究工作，就要对那门学科写一部内容全面、系统、完整、结构严密的综合性专门著作，甚至是多卷本的大部头专著。当时有人把这种思想称为“一本书主义”。这种思想遇到哪门学科的現有成果和专门人才都很薄弱，就调集干部，组织集体协作，叫做“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还有理论根据，叫做“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这种作风以为，只要人多，那就什么样的专门著作都能写得出来，而且很快就能出成果。这种作风如果抽象地理解为撰写专门著作也要走“皮匠”路线，即发扬民主，吸收专家意见，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做起来，就必须明确：专门著作并不是随便抓来许多人就能写好的。须知隔行如隔山。臭皮匠的专长是修理皮鞋，诸葛亮的专长是策划政略战略。论修理皮鞋，三个诸葛亮顶不上一个臭皮匠，论策划政略战略，三个臭皮匠也绝对顶不上一个诸葛亮。然而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就是由于忽视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以下各点上遭到失败。 第一，既然是集体写书，那就必须有一个主编人。实验证明。这个主编人必须是撰写这本书的通才。他必须在开始写书之初，就对贯穿全书的中心红线和各个重大问题都有成熟的见解，至少对各章问题的提法和指导思想耍有成熟的主张，否则便是瞎指挥。我在开始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这本书的时候，们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二，协作写书人必须在上述那些见解和主张上和主编人具有一致的，至少是非常相近的指导思想，最好在收集资料和进行专题研究吋，便形成这种一致性，否则，写书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指导思想下笔写书，那就成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池们的成果独立起来，可以是很好的贡献，但是要把他们拧成一股绳，变成一本体系完整、组织严密的综合性著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须知，观点是长期形成的，难以改变．资料已失之交臂，难以追回了。我这个写书班子如果不是搞这么一本集体著作，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写他们想写的专题论文，那成果会比现在多好多倍。 第三，前面说过，我们先是有那么几个人就编那么几个部门的经济史资料的，后来大家各就自己所熟悉的资料撰写专题论文，我们不是按照编写一本综合性经济史专门著作去组织人力和安排课题的。这样，到了编写综合性专门著作时，便出现了许多空白点和薄弱点，例如关于少数民族经济史，便是空白，关于商业、货币、金融、财政等，就非常薄弱。这就使我们的书，严格说，并不成为一本体系完整的综合性著作。由此可见，撰写综合性著作，必须在组织人力，安排课题上早作全面的计划，成龙配套。 第四，以上所说，是就中国近代经济史这门新兴的学科和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具体情况而言的，并不是绝对地反对集体写书。就社会科学而言，我们国家不乏通才大雅，他们有能力主编综合性著作，也不乏学有专长的有识之士，他们能够组成协作班子，完成综合性著作的编写任务，这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事。其次，合作写书，并不一定要写成体系那么完整，组织那么严密的书，也可成为高水平的专门著作。这种著作，每本处理一个时代或一个主题范围的重大问题，各由专家执笔，各抒己见，不必要求各家的观点具有严格的逻辑一致性，也不必处理过细的问题。这种办法，在外国很流行。对于我们新兴学科，基础薄弱，队伍还不很成熟的情况而言，更加合适。 最后，我个人认为，提高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主要表现在，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重大问题有所突破。我所说的重大问题是指那些能够带动其池问题前进的关键问题。我听说：自然科学的规则，以遗传工程等八个学科为重点，想必是因为这八个学科的突破能够对其他学科起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