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之辨

学而优则仕之辨 摘要:“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子张》篇的第十九章。自两汉以来以朱熹为代的理学家坚持认为优指的是“有余力”而非优秀。我们认为，训诂学作为不完全的归纳法不能成为辩驳的依据，从字面上解释则更是不通常理。我们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回归《论语》本身，从孔子的思想主张出发来优秀的解释当是更为合理与接近原意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论战某种程度上也是春秋以来长达千年的义利之辨的延续与发散。 关键词:学有余力;学习优秀;内圣外王;义利之辨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50-02 “学而优则仕”作为《论语》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自其问世之后的解释便莫衷一是，分歧一般集中于“优”的不同理解，其一解为“优良、优秀”，其二解释为“有余力”。自南宋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将“优”的意思定为后者伊始，由于朱熹程朱学派以及整个宋明理学奠基人的地位，朱熹的《四集注》成为历朝历代钦定的教科书，关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似乎有了定论。时至今日，零星的论辩虽时有出现，但只要关注一下近年来相关的学术论文便不难发现其受关注的程度显然无法与其他问题等量齐观，其中赞同朱熹观点的亦仍为多数。不过，尽管作为少数派，笔者仍倾向于认为“学而优则仕”的正确解释应为前者，并提出自己的理解与依据，以与学界共享。 一、以科学的态度回归《论语》本身 在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确立一个基本的假设与前提，即对于前人思想的解释与推断，后人只可能做到尽量接近而非言之凿凿;正基于此，笔者在前文中特意提出是倾向于而非笃信前者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够将此假设与前提确认为科学的态度，那么要揭开学而优则仕的论战迷雾应得不会像有学者认为的“一本难念的经”那般复杂艰涩。 对于将“优”解释为“优良、优秀”的观点，反对者提出了众多反驳的依据。 首先，他们从训诂学的角度出发，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将“优”解释为“饶”为基点，搬出了包括《诗经》、《左传》、《礼记》、《荀子》等诸多先秦经典，指出在先秦经典中很难发现将“优”解释为“优良、优秀”的例子，一般都解释为“饶”、“柔和”、“宽泰”等。据此断定前一种观点是后人对“优”字含义的引申与附会，认为“这是一种误会”，“优”字不可以作优秀讲。对此我们不得不说，以目前所知的先秦经典中没有将优解释为优秀这样一种归纳法作为反驳的依据，且不论依据的内容如何，该依据本身就是不科学的。须知，关于古文学的研究与探索永远只可能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法;而将不完全的归纳法得出的结论奉为圭臬和唯一正确的来衡量一切研究对象的做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大型汉墓的发掘使得大量不同版本的秦汉经典的竹简与帛书的出土，让学界惊诧的发现原先很多已经盖棺定论的研究结论都需要重新研究与探索;更遑论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的灾难性举措使得无数先秦经典付之一炬。所以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先秦经典远非全部，那么以部分研究之结论来取代全部，其中是非对错一目了然。 其次，反对者从《论语》整体与秦汉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认为唯有将“优”解释为“有余力”才是正确的。学而优则仕出自《论语》第十九篇“子张”的第十三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他们认为，此句应解释为“做官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有余力了便去做官”。反之，将“优”解释为“优秀”乃是隋唐大兴科举之风把做官作为学习的唯一目的而出现的附会和一种庸俗化解释。孔子一贯的思想是”内圣而外王”，其中内圣是根本。而要实现内圣，就必须“学”，其核心是伦理道德，具体一点就是仁义礼智信等诸多美德。有学者便认为，“孔子之时，仕者多为世族，‘未学而仕者’并不鲜见，故有仕而优则学之语。‘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与仕而 优则学有相同之义。在孔子看来，立德、修身乃学者之先务，亦其本务……学而优则仕，孔子时代，只是儒家的一个政治口号，或曰政治号召，它所代表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笃信将“优”解释为“有余力”的此一论据依然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做官有余力了便去学习”的解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一句“学习有余力了便去做官”就解释不通了。问题恰出在“余力”二字上。从逻辑的角度说，某人做A有余力了便去做B，这里面的逻辑先后便是A为主B为次，否则就没有“余力”一说。如果该逻辑为真的话，那么支持者对后一句的解释则为假。我们有理由相信，历朝历代不管是先秦还是隋唐抑或是明清，出仕为官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而言都不可能是排在学习之后的次一级的事情。既然如此，将学而优则仕解释为学习有余力了便去当官岂非荒谬。反对者可能辩称学习足够有余力了便可以将做官作为主业，在做官的余暇去学习，这样前后两句就可以毫无破绽的连在一起了。殊不知，这样的解释更为荒唐。按照孔子在《论语》当中思想的阐述，“学”从而达至内圣的境界这一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注定是一个持续不断甚至是终其一生的过程。如此，“学习有余力了就去做官”的解释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其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与“仕而优则学”有相同之义的观点是说不通的。这方面，华东师大的陈桂生教授有着清楚的辨析:如果把所“学”单指学文，那么，所谓学有“余力”还有可说，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学，并非单指“学文”。子夏有言:“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 ’矣!”证明子夏所谓“学”，是在事(含仕)中学，并非单指学文。既说未学，吾必谓之‘学 明在其观念中，不存在“学”之“优裕”问题。学之优良可事(含仕)，又可从中得出事(含仕)优良即为学。 二、笃信“有余力”释义的历史溯源 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学而优则仕”的历史窠臼，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与角度来审视这一论战，关于“优”究竟是“有余力”还是“优良、优秀”的本真面目将更加的清晰一些。自唐宋以降，对学而优则仕的解释尚各执一词的辩论格局伴随着东汉以来把持朝政数百年的门阀制度的日渐消解、隋朝初立并在唐朝全面实施的科举制度的推行以及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色彩的宋明理学的奠基人朱熹的横空出世而迅速有了定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随着唐朝统一局面的出现与稳定，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混战与纷争局面终于告一段落，社会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国家急需大量人才去建设与维护。为了最大限度的招揽人才，唐朝统治者有意识的打压和解构东汉以来的门阀制度，士族豪门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并被彻底扭转，寒门子弟寄希望于进入统治阶层的希望得以实现。人心思治的大好局面在科举制度在全国的全面铺开这一催化剂的作用下导致了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官场规模的井喷。自此，出仕为官成为读书人“学”的最直接目标。所谓学而优则仕，大量学识优秀的人才成为一方父母官，能够在仕途中发挥所长，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出人头地、衣锦还乡，所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不过与此同时出现的，便是自先秦以来就争辩不息的“义利之辨”伴随着宋明理学的出现而逐渐走向极端。在先秦时期，包括孔夫子在内的众多思想家尚能客观对待义与利二者在人这一载体上的对立统一，虽然大都强调君子立身处世都应将义放在第一位，但是也都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的合理性，所谓见利思义，其本意与核心仍然着眼于人对道德伦理的学习进而达致内圣的目标。然而，随着政治实践层面读书人对利益追求的意识增强，政治思想与理念层面上对读书人的道德要求却越来越不近人情，越来越趋向于苛刻与保守，具体要求就是读书人应当“存天理、灭人欲”，为了达至内圣的境界使之不受利益的侵扰，应当从根本上杜绝人的欲望。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学而优则仕”即学习非常优秀就可以出仕为官的理念能够真正实现孔子提出的“内圣外王”的目标。按照孔子在《论语》中的设想与记录，所谓内圣便是人们通过学习六艺知识和伦理道德思想，成为恪守周礼、谨守礼仪的君子;所谓外王就是要改变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的混乱局面，恢复西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原有秩序。显然，要实现这一点，仅仅依靠那些学习“有余力”的人是无法做到的，而必须是学习非常的“优良优秀”。之所以坚持认为“学而优”是学有余力，则是基于对伦理道德仪礼的学习出现庸俗化的倾向的担心，而《论语》中的“学而优则仕”作为春秋时期以来义利之辨的某种形式上的延续由于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加以借用而将个人修养理论釜底抽薪，所以就有了我们看到的，一边是读书人通过优异的学习出仕为官、逐步实现自身价值与外王的目标，一边是宋明理论家们把企图套在读书人头上的道德金箍不断缩小，直至将人变为不受道德禁锢限制的神明。而这无疑是不现实的更是欲盖弥彰的。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学有余力说最大的鼓吹者，朱熹年轻时便出仕为官、后来官至宝文阁待制，恐怕不是他本人觉得学习有余力就去做做官玩玩吧。 参考文献: [1]罗安宪.“学而优则仕”辨[J].中国哲学史，2005，(3):31-38. [2]陈桂生.“学而优则仕”辨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9):8-11. [3]刘尧.“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异化之觞[J].教育与考试，2010，(3):56-60. [4]何怀宏.古代“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奇观[J].中国报道，2009，(7):50-51.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