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俄关系的历史进程

世纪之交中俄关系的历史进程 世纪之交中俄关系的历史进程——对1992年 至2004年中俄关系的基本总结 邢广程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平稳地转变为互利友好的中俄关系,在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中,中俄两国积极合作,维护共同利益,逐步建立了新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将越来越走向成熟,越来越趋于深化,越来越获得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俄关系 历史进程 总结 战略协作伙伴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 (2004) 05—0050—08 从1992年开始至今,中俄关系已经走过了12年的历程。这期间无论国际局势还是中俄两国各自国内的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因素,但中俄关系却依然沿着自身的轨迹在不断地发展和突进。两国关系的性质在不断深化,两国关系的定位在不断提升,两国的互信程度在不断加深,两国关系的法律基础在不断巩固,两国沟通渠道在不断拓展,两国接触面在不断扩大,两国合作范围和领域在不断延伸,两国的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在不断取得进展,两国在国际局势看法上的共识在不断增加。所有这些都表明中俄关系发展是符合国际潮流的,是符合两国人民意愿的。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适时地将刚刚正常化了的中苏关系平稳地转变为互利友好的中俄关系。十多年来,中俄两国领导人不断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积极合作,维护共同利益,逐步建立了新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中俄两国关系处于有史以来最健康和最稳定的时期。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主流和趋势。这是由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所决定的。 一、关系的转型:中苏关系平稳地转变为中俄关系 1991年苏联解体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一个重大事件。苏联解体给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刚刚正常化的中苏关系能否顺利和平稳地转化为友好互利的中俄关系,这对中俄两国政府和人民都是一个现实的考验。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立即达成一些协议,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第一,中国承认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二,中俄两国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国领导人所签署的两个《中苏联合公报》依然是中俄关系的指导文件,中俄两国将继续坚持上述两个《中苏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1]这是实现中苏关系平稳地转变为中俄关系的重要步骤。尽管这里有应急的成分,但是,上述两点无疑明确了中俄两国关系的基本状态。关于第一点,中国在外交上确认了俄罗斯的国家身份、国家地位和国家性质;关于第二点,中俄双方确认两国的关系不是从头开始的,不是建立在空地上的,而是建立在中苏关系已有的外交层面上的。 在中苏关系平稳地转变为中俄关系进程中我们不能不重点分析和评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该文件是1992年12月18日叶利钦总统访华时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共同签署的。现在看来,该文件具有极其重要的外交价值和历史意义,它奠定了中俄关系发展的基础,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定了基调,是中苏关系平稳地转变为中俄关系的“换轨”文件,是中俄关系的奠基性文件。该文件的重要性在于: 第一,该文件将两国关系的性质定义为“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将两国关系定位在“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这个基点上。当然,这种“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基础上的。中俄关系的这种性质和定位的意义在于:(1)这就排除了两国关系的敌 对性质和可能,两国的关系实际上是“好”邻居的关系,而不是“恶”邻居关系。从中国哲学观点来看,就是中俄两国领导人从“善”的观念而不是从“恶”的观念出发来构想两国邻居关系的; (2)中俄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这种表述与上述两个《中苏联合公报》基本原则完全吻合,因为上述两个《中苏联合公 报》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中苏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这表明中俄关系对中苏关系具有明显的继承性质和再确认性质; (3)这种定位摆脱了两国关系的某种不确定状态,消除了两国在构筑相互关系方面所出现的一些疑虑和消极情绪,避免中俄关系因苏联解体而出现波折; (4)两国政府都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以积极的姿态来勾画两国关系的基本色调。上述对中俄关系性质和定位的表述反映了两国政府对两国关系的基本评价和现实考虑,反映了两国关系处于磨合和调整状态; (5)尽管中俄关系处于磨合和调整状态,但中俄双方依然着眼于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中俄双方一致认为,“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使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实际上指出了两国关系需要提升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第二,该文件确立了两国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重要基本原则。该文件指出:“双方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历史的因素,过去中苏关系因受“意识形态”因素强烈干扰而严重扭曲和变形,其结果是两国国家利益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 失。中俄两国领导人汲取了中苏关系中的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决心排除“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和制约;其二是现实的因素,中俄两国在探索不同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决心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则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两个伟大的邻邦的“道”不同能否影响两国的关系?该文件明确地回答并解决了这个问,这对两 国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尤其考虑到当时俄罗斯和中国国内的具体状况更感到两国领导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冷静审慎对待两国关系的务实精神。 第三,该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到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则和两国在未来国际舞台上相互合作的基本共识。例如,在两国关系方面,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间一切争端的原则、俄罗斯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官方往来的原则、两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和两国发展经贸合作的原则等;在国际合作方面,双方主张提高联合国的作用和威望、两国都不谋求霸权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扩大双方国际问题的双边磋商等。上述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至今依然成为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尽管我们谈论了这个时期中俄关系发展的基本意义和重要性,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能不指出,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和“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上看,当时的中俄两国关系的性质内涵还很平淡,内容也谈不上丰满,其两国关系的定位不是很高。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中俄两国有太多的理由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仅仅局限在“友好国家”的范围内不可能容纳下两国关系发展的全部内涵,此其一;其二,对比当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来看,中俄两国的“互视友好国家”的关系就显得有些“低洼”,两国只确认了“好”邻居的状态。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归纳起来是由两个重要因素造成的: 第一,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这里确实存在中俄两国内外政策的不同利益取向和不同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几乎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导致了俄罗斯对东方的某种忽视。俄罗斯“大西洋主义”思想和“从渥太华到弗拉基沃斯托克”的政治安全体系理念都昭示了俄罗斯急切地加入美欧政治安全体系的心情,而 1989年以后的中国处于外交上比较困难的时期。换句话说,俄罗斯亲西方的外交政策限制了俄罗斯对华政策的推进程度和深度。第二,我们不能不承认,刚刚正常化了的中苏关系还比较脆弱,从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到1991底苏联解体也不过两年的时间,中苏两国的互信程度和接触水平还不可能达到应有的热度、深度和高度。历史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这是当时影响中俄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从上述两个因素的局限性和制约性中可以得出结论,“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和“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非常现实地反映了当时中俄两国关系的基本状态。在历史和现实两大因素的严重制约下能够明确这样的两国关系性质和关系定位实属不易。以后的中俄关系就是在这个基础和层面上得到逐步发展和巩固的。它的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将两国关系人为拔高,而是现实的定位,尽管定位较低,但基本反映了现实;其意义还在于,不仅仅是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具体推动,更重要的是平稳地将中苏关系转变为中俄关系。这种“换轨”与“转型”本身就是对中俄关系发展的贡献。 二、关系的提升:由友邻关系到“伙伴”关系 中俄两国在相互了解中不断深化和丰富两国关系的性质和不断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如果说1992年中俄两国关系的性质内涵还不够丰富和两国关系的定位还不够理想的话, 1994年和1996年中俄两国关系的性质和定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概括地说,两国关系的性质和定位由“友邻”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中俄两国关系的两个重要文件中。1994年9月3日在莫斯科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这份文件为两国关系的性质和定位做出了新的阐述,双方“认为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即建立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的完全平等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既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国”。在1996年4月25日《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两国“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昭示了中俄两国关系无 论在程度上、深度上还是在高度和宽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推进。上述两个文件就是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推进标尺。 那么,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基本涵义如何?江泽民主席在1994年有过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提出六点主张:“(一)加强相互理解信任,坚持以长期睦邻友好精神处理相互关系中的一切问题。(二)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断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三)不管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方针不变。(四)充分利用两国天时地利条件,积极发展互利互补的经贸关系,促进共同繁荣。(五)加强法律与制度建设,健康有序地开展两国间的人员交往,把中俄边界建成和平、友好、繁荣的纽带。(六)加强相互磋商与合作,共同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2]这些主张既涵盖了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基本内容,又体现了其战略实质。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涵义如何?关于这一点在中俄有关声明、协定和条约中没有完整的阐述和具体的界定。1997年4月23日江泽民主席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讲演中对其做了全面而透彻的总结。他表示:“当前,中俄两国正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它的基本宗旨是:深入发展双边合作,保持长久的睦邻友好,促进两国共同发展与繁荣,造福于两国人民;密切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维护各自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各自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权益;通过双方合作和共同努力,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与稳定,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3] 这时期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意义在于: 第一,中俄两国关系由“友邻”关系发展到“伙伴”关系是一种实质性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层次上和程度上的转变。这表明两大邻居之间的亲和力和合作紧 密度有了实质性的跃进,从“邻居”关系提升为“伙伴”关系这本身就说明中俄两国作为伟大的邻邦进一步互利合作的战略思路得到了明确地展开和贯彻。 第二,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具有稳定的内涵。无论“建设性伙伴关系”还是“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都以“睦邻友好、互利合作”为基本内容,这个内容具有基本的和稳定的性质,不会轻易改变。 第三,这种“伙伴”关系具有长期性质和战略性质。在1994年《中俄联合声明》中表示,双方“决心面向21世纪,把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并且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中俄合作的巨大潜力,为促进两国国内改革和发展经济的重大任务以及在亚太地区和全世界建立持久和平提供有利的条件”。“为进一步确立新型的相互关系,从两国关系的远景出发”,双方决心在政治关系、经贸和科技、军事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四个方面“采取积极和全面的步骤”。江泽民主席也表示,“人类正在迈向21世纪,把什么样的两国关系带入下一世纪,这是我们双方共同关心的大事。中国愿意同俄罗斯一道,站在面向21世纪的高度,共同构筑两国关系的未来,把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把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精心培育和发展下去。”[4] 第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俄两国上述关系是由两国共同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中苏关系的历史告诉我们,中苏两国结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经验更有教训。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剧变,冷战思维也必须加以改变。中俄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型国家关系,其主要特征就在于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1994年江泽民主席表示:“对抗和结盟都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才真正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因而是最佳选择。”[5]1997年 江泽民进一步阐述道:“中俄的这种新型关系,只是双方的协作友好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它有利于维护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完全符合世界局势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潮流和需要。”[6] 第五,中俄两国关系从1994年起至今就建筑在“伙伴”基础之上, 1994年提出的是“建设性伙伴关系”,而1996年提出的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两种“伙伴”关系带有两种不同的政治涵义。从概念的内涵上我们可以读出两种伙伴关系的涵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后者更加宽泛,其内容更加丰富,基点更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具有递进性质,其差别更多是程度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为什么中俄两国关系在短短的几年内得到迅速发展? 第一,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归根到底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两国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发展的最强劲的动力和根源。从俄罗斯方面看,俄罗斯决策者深切地感到俄罗斯必须兼顾东西两方,只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而忽视与中国发展关系最终会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能够实现俄罗斯在安全、政治、经济和国际方面的战略利益。叶利钦也曾表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符合俄罗斯的利益。”[7]从中国方面看,与俄罗斯保持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江泽民说:“发展同俄罗斯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具有特殊意义。”“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相信,我们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深深懂得,中俄两大邻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何等重要。从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高度,精心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使之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既是两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两国政治家们的崇高使命。”[8] 第二,两国领导人和两国政府相互信任的程度在逐步加深。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定期会晤已成机制化,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个人之间建立了十分融洽 和良好的关系。这期间中俄两国政府首脑会晤机制也顺利启动,其它相关部门之间的会晤和接触也逐步展开。随着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各部门之间接触面的逐步增加,中俄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在领导人及其政府层面上得到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两国领导人和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程度在不断提高,两国领导人和政府都感到发展两国关系有利于两国战略利益的实现。 第三,随着中俄两国双边关系的不断拓展,原有的“友好国家”的关系模式不可能容纳如此丰富的内容,两国关系的模式更新和两国关系的定位需要提升。例如,中俄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各部门的定期会晤机制的要求、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要求、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要求、两国在科技文化领域合作的要求和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要求等,这些客观要求使得两国关系发展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定位。江泽民主席表示,“中俄两国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两国保持和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两国双边关系的范围。”“中俄作为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使命,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对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大的意义。”[9]?中俄两个大国的国际地位决定了两国关系必须有大的发展。1994年《中俄联合声明》就明确确认中俄两国是“互相视对方为在多级世界体系正在形成条件下维护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的大国”。 第四,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索沃战争前后,中俄两国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中俄两国需要相互倚重以获得应有的外交战略空间和维护两国的国家利益。而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密切合作就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认为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是针对美国的、两国的上述关系具有结盟对抗美国的战略意图。两国相互倚重是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压力,这与结盟对抗美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战略意图。 第五,俄罗斯外交政策和外交战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考察中俄两国关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建设性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议都是俄罗斯方面主动提出来的。例如,1994年1月,叶利钦总统就致信江泽民主席,提出中俄两国关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建议。1994年5月27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切尔诺梅尔金时明确表示赞同叶利钦总统的建议。1996年4月23日,叶利钦总统在来华途中对已经起草好的《中俄联合声明》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即将“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修改为“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叶利钦总统的建议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这表明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俄关系抱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很大的决心,也表明俄罗斯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都有了很大的调整。中方对发展中俄关系也是积极主动的,不过中国所采取的外交方针是“韬光养晦”,这在发展中俄关系方面也有体现。 三、关系的深化:三大支柱的确立 人类进入新世纪,中俄关系在跨世纪的进程中也得到了深化和拓展。如果说,我们将20世纪最后10年中俄(中苏)关系的状态描述为改善、正常化、发展和提升的大致历史进程,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将21世纪最初10年中俄关系的现实和未来描绘成夯实基础、加深互信、拓展合作领域、实现共同利益、谋求进一步发展的积极趋势。 尽管2000年至2004年中俄关系这段历史进程还很短,但无论从其内容还是实践来看都是十分丰富的。这期间中俄关系的特点在于: 第一,中俄两国国内都出现了新的因素,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相继出现变动。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变化没有使中俄关系 陷入停顿,中俄两国新任领导人继承了中俄老一代领导人发展两国关系的方针,继续发展和推进两国战略协作关系。 叶利钦提前辞职后,普京经过选举成为俄罗斯总统。2000年普京执政后,中俄两国领导人对进一步推动和充实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怀有共识。普京上任伊始就强调了中俄关系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国确实是我们的战略伙伴。因此,我绝对相信,我们两国间的这种关系状况、这种关系质量在已经来临的世纪将会保持下去。”[10]他明确表示,中国在俄罗斯同东方邻国的关系中“占首位”,[11]“中俄两国人民彼此是天生的伙伴”[12],“俄罗斯将一如既往地把同中国的关系置于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13]上述表述说明普京十分关注中俄关系。 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同志先后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胡主席非常重视中俄关系,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俄罗斯,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更是一个信号。这表明中国新的领导人将中俄关系置于中国外交中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访俄时,胡锦涛主席表示,“中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一再强调今后“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14]因为“不断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我们的共同选择”。[15] 由此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俄两国新的领导人从老一代领导人那里接过了发展两国关系的接力棒,正在全力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也表明,中俄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具有长期和战略性质,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正如2002年12月2日《中俄联合声明》所强调的,“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俄各自国内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双方决心恪守条约所确定的方针和原则,不断推进、扩大并以新的内容充实和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3年5月,在 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双方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同努力开创中俄关系发展的新局面。”[16] 第二,在世纪之交中俄老一代和新一代领导人回顾中俄关系发展历程,对两国关系发展的经验做出总结和概括具有重要意义。 2002年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普京时说, 10年来我们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第一,高度的政治互信是基石。《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确立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 思想,有了高度的政治互信,才有两国关系今天的大好局面。第二,登高望远,着眼未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看待和规划中俄关系。第三,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并机制化,及时处理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第四,相互尊重、互谅互让,相互考虑和照顾对方合理利益,通过谈判寻求彼此可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使双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第五,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实现了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信任与相互裁军,共同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使我们各自的国内经济建设有了和平的周边环境。在2003年5月28日《中俄联合声明》中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对两国关系的进程作了非常精彩的总结:“十年来,中俄关系经历了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进程,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建立起合作的最佳模式,使两国关系步入平稳发展轨道。两国之间政治互信日益加深,务实合作持续扩大,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不断加强。中俄关系的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成为处理邻国和大国之间关系的典范。” 第三,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11”事件以及随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俄关系没有受到消极影响,依然按照自身的逻辑和轨迹在深化。这显示了两国关系的成熟性和稳定性。正如普京所言,“俄中关 系不仅对我们两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长期意义,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性。”[17]在新世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依然是两国共同的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普京阐述得十分清楚:“我们两国根本的国家利益的共同点和对发展双边关系、世界构筑的基本原则以及关键的国际问题所持态度的吻合或者接近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客观 基础。”“俄中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基于长期以来苏中关系和俄中关系发展积累起来的经验,而且基于我们两国国家利益客观存在的吻合、俄中对全球性的基本问题所采取态度的接近。” 第四,进入新世纪后中俄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例如在两国的经贸合作领域出现了一些摩擦,“中石油”几次进入俄罗斯市场都空手而归。上述情况和问题在中俄学术界和舆论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和争论。但是,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并没有影响到两国关系总体发展的大局。2003年胡锦涛表示,“我们两国多年合作的经验表明,只要从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局和双方的根本利益出发,遵循互利、互惠、诚信的原则,考虑和照顾对方的关切,就能妥善处理双边合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提高双边合作水平。”[18] 普京总统曾经总结说:“政治交往、经贸合作和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相互配合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三大支柱。”[19]这个总结很精辟。上述三大支柱是中俄关系深化的最明显的标志。在普京第一任期中中俄关系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 第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石,是两个关系深化的法律准绳。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主席访俄期间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确认了“长期全面地发展两国睦邻、友 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方针。[20]这是中俄两国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条约。条约的实质内容是“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它表明俄中关系发生了实 质性变化,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指导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江泽民指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总结了发展中俄关系最主要的方针和原则,核心的思想就是: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长期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是指导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21]普京认为该条约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长期内调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文件”,是“世纪条约”但这不是上个世纪的条约,这是未来世纪的条约,普京还将该条约成为“基础的条约”,“因为它确定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友好国家在我们合作的基本方面彼此相互协作的原则”。[22] 第二,经济合作是中俄关系发展的极其重要的物质基础。关于这个问题,胡锦涛主席表示,“经贸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内容,无论对促进两国经济发展,还是对加强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物质基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双方“共同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普京也表示:“全力发展经贸联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俄中两国关系的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联系的水平与质量。”[23]中俄可以进行能源、高科技领域和开发宇宙空间的合作。[24]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地区合作的典范。2001年6月,中国与俄罗斯一道联合中亚四个国家共同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这是“上海五国”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这也是中俄地区合作的成果和结晶。普京特别欣赏“通过合作达到安全”这个口号,并相信“新的联合组织将能更好地和有效地利用我们这些国家的潜力”。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昭示了中俄地区战略合作进入新的阶段。 除了地区合作之外,“俄中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是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巩固战略稳定、有效地对付新的挑战和威胁的实质性因素”。在国际合作领域,普京表示:“当然我们非常关注协调我们在全球安全领域里,在建立现代的民主世界构架和多极世界领域里的努力。我们和中国有许多相互吻合的利益,我们持续不断地在国际舞台上协调我们的努力,这是中国和俄罗斯对国际和平和保障国际安全事业的非常明显的贡献。这是我们相互配合的第一个和非常实质性的方面。”[25] 总结中俄两国十多年来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关系越来越走向成熟,越来越趋于深化,越来越获得坚实的基础。无论在叶利钦时代还是在普京的第一任期中俄关系都得到了全面的积极的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普京的第二任期内中俄关系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责任编辑:苏 成) 注释: [1]《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3日、12月29日。 [2]《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 [3][6]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 [4][5]《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 [7]《人民日报》1992年12月19日。 [8][9]《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 [10][11][12]《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10页。 [13]《人民日报》2002年12月3日。 [14]《人民日报》2003年5月30日。 [15]《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0日。 [16]《人民日报》2003年5月29日。 [17]《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17页。 [18]《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0日。 [19]《人民日报》2002年12月3日。 [20](俄)伊戈尔?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年版,第239—244页。 [21]江泽民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共创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莫斯科2001年7月17日电。 [22][23][24][25]《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321页、第661页、第320—321页、第320页。 《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