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班”不学艺身价提不起

“鲁班”不学艺身价提不起 “鲁班”不学艺身价提不起 “鲁班”不学艺身价提不起，这是本届全国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各方达成的‎‎共识。可以说民工眼前最发愁的，不是怎么去讨要工资，而是在新的“转型”面前，如何学好自己的手艺，提升自己的价值，得到社会更全面的尊重‎‎。 如果有人问城里人:“你住的高楼，谁盖的”,回答是:“也许就是那些搭过几天猪栏的农民‎‎工盖的”。不知你作如何感想, 搭了几天猪栏就出来盖楼,刚刚放下锄头就抓起瓦刀进城,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并非多余。日前在江苏镇江结束的全国建筑业职业技能砌筑工决赛上，建设部有关人士透露:在全国建筑业的3000万农民工中，仅有480多万民工接受过技能培训，420多万人获得技能等级证。这就意味着，每7个民工里只有不到1个人能够持证上岗。于是，“鲁班不学艺身价提不起”，便成了本届全国建筑业职业技能大赛上各方达成的共识。 在采访中，四川农民工王相藏的一句话，或许代表了一大批农民工的心声。“现在我们不发愁别人欠我们的工资了，最发愁的是自己的手艺得不到提高”。据了解，全国建筑领域清欠取得突破性进展，已偿还民工‎‎工资337亿元，占清欠总额的99.8%，预防新清欠的长效机制也在逐步建立。因此，农民工在新的转型面前，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增加文化知识，通过提升手艺来实现涨工资的目标，进而让自己的“幸福指数”得到全面提高。 来自安徽芜湖的参赛选手王金炉说，十年前，他跟扬中师傅学了一年瓦匠活，去上海干了几年，工资不好拿，结果改行到饭店打工。这两年，政府帮助民工讨工资，他又返回工地。不过这次参赛后，王金炉觉得重操旧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没点绝活还真难东山再起。 与王金炉一起代表上海参赛的通州农民黄建中，16岁进工地，除了这次代表团集中培训的8天外，在他从业的25年间几乎没受过什么培训。他感慨地说，决赛阶段增设了一些笔试，不要说难倒了像他们这样文化基础较差的老工匠，就是一些高手也栽得了文化知识课和专业课上。一些参赛的农民工叹息，“用到知识方显少”。十来年没进课堂、没进考场了，即使是考那些工地看习惯了的“题”，也常常是对了上句对不了下句。“我们的确需要静下心来学点新知识了”。黄建中说。 补课、充电的呼声在本届大赛此起彼伏。37岁的沭阳民工魏加兵工龄不算短了，一晃在工地“混”了近20年，但让人吃惊‎‎的是，就这样一个老资历的瓦‎‎匠却压根没学过瓦工知识。看到别的参赛选手拿着笔从容地答题，老魏非常羡慕。他说自己只会干点粉墙的粗活，一天下来只能挣点力气钱。他担心，如果年岁大了，力气不如从前了，就只有卷铺盖回家。“鲁班不是靠蛮力干出来的”。中国建筑协会副会长张‎‎鲁风说。过去，由于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只要有体力负荷，文化程度低点也就凑合过去了，而现在，随着建筑业机械化、标准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工程质量标准的‎‎提高，让项目的新工艺、新技术层出不穷。如果民工仍停留在“有力气，没文化;肯吃苦，没技能”的层次，农民工的价值认同就无从谈起。 本届大赛裁判、南京建工集团副总工程师鲁开明说，现在，当好一个泥瓦匠，光指望“熟能生巧”是不行的。打个比方:过去用的秦砖，绝大部分被混凝土砌块‎‎取代，重的有五六十斤，瓦刀根本砍不动，如果不会用手持电锯，只有干瞪眼。事实上，今天的“盖房子”变成了“造房子”，就像一个产品在流水线上拼装，钢筋、混凝土只不过是“罩子”。显然，对当代新鲁班来说，很多力气活注定是要被机器所取代，不经过系统的职业技能培训，显然很难适应新的执业要求。 相反，有一定文化知识，有熟练专业技能，善于局部创新的民工，就很容易成为抢手的资源。如在砌筑上分获第一名、第八名的江苏民工韩美健、沈春雷，都有技师职称。沈春雷还自费到南京工业大学进修土木专业，自购笔记本电脑，学会施‎‎工图。这位技术过硬的瓦工队长，月收入近3000元，远高于普通泥瓦匠。据了解，此次参赛的94名顶尖泥瓦匠，就有不少受过专业培训。“拿起笔来能计算，拿起瓦刀能创新”。这就是当代鲁班的新标准和新定义。 为此，许多省市希望借这次大赛的东风，培育出一批新的能工巧匠，并依托“钱进去，人出来”的平台培训农民工。如这 次大赛的东道主江苏，就是先在公共财政的主导下将“钱”送到劳务一线，然后通过培训教育后把‎‎合格的“人”输到建筑工地。 当然这个计划还需要得到建设单位和项目单位‎‎的支持。如果用工企业不愿为社会支付培训成本，只让政府和农民自己买单，这项“公共产品”就无法发挥撬杠的作用，只要让用工单位尝到了培训农民工的甜头，培训技能这项工作才能持之以恒。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凡平是一位多年研究劳动关系的专家。他认为，城市建设虽然依然处于高峰期，但建筑工人的旺盛需求是有前提的，显然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地把农民工推上工地。如果能把那些盖过猪栏、甚至没摸过瓦刀的农民工都转换成知识型、技术型、专业型的“能工巧匠”，除了城市的高楼将盖得更洒脱、更安全外，农民工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这种人力资本的增值也许会溢出更多社会和谐的效应。本报通讯员 孙巡 时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