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证新规的懒政思维

进京证新规的懒政思维 公共事务 北京开始摇号购车以来，久候不至的市民便“另辟蹊径”，上了外地牌照。作为应对之策，2013年12月底，北京市交管局取消了长期进京证。今年3月25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等机构联合发布《关于对部分机动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降低污染物排放的通告》，明确“外地牌照机动车要进入北京六环路(不含)以内道路行驶的，须办理进京通行证，其有效期为7天，期满的可续签一次，有效期为5天”。 新政一出，外地牌照车主不得不每周到进京证办证处排队办证，来去路上时间不算，光排个队就得几个小时。“有需求就有市场”，网络上顿时出现大量“进京代驾证件齐全，包邮一日可达”“不需证件即可办理”的“私人定制”，黄牛投机日趋疯狂。今年5月初，有市民发起了《关于提请撤销或废止北京市人民政府设立外地车辆进京许可及相关限制措施的申请》，一个月内690多人联署。 “进京证”属于北京特有，但类似限制外地汽车在本地城区行驶的，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问下当地主管部门，理由肯定不少。第一就是交通拥堵，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车满为患，本地车尚且堵成一团，怎能允许外地车来“添堵”,第二是汽车尾气污染本就严重，怠速时排放更甚，少一辆好一点儿，怎么能接受外地车的“贡献”,第三，本地车不是靠摇号，就是通过拍卖，才得到车牌，如果听任外地车进入本地，这限 号不就成了一场空, 种种说法听上去有理，其实站不住脚。其中根本问题在于治堵治污，力气根本不该花在限号限购上，而应该放在限行上:不拿私家车当做上班通勤车，才是治理交通拥堵，较少尾气排放的根本之策，世界各国大都市普遍采用的有效，为什么在国内各地都未见推行，而让拍卖、摇号、限制外地车等事实上不能解决问题的“昏招”风行一时，将全国统一的交通网络硬生生“画地为牢”，让车到门前无路行, 拍卖摇号不能奏效的最好例子莫过于上海。不顾法无授权的现实，开内地牌照拍卖之先河，多年之后，上海正处于尴尬之中:如果放手拍卖，眼见车牌价格越来越高，“最贵铁皮”惹全国嘲讽;要是放弃拍卖，也搞摇号，每个月到手的数亿元让人如何割舍得了,无奈之下，在拍卖过程中，人为设置7万多元的“警示价”，形同让购车者先出个底价再摇号，政府既可保证收益，又不会被人批评所得太多，面子里子都有了。但二手市场上将近13万元的车牌价格带来的无风险套利空间，引得更多人来应拍，拍卖成功率越低，应拍者越多，陷入恶性循环。其他地方采用摇号办法，都难逃指望摇到号之后去二手市场变现的无成本参与者日增的困境。 如此局面之下，本应抓紧提高汽车使用成本，来减少车辆使用，但对于行政主管部门来说，常态化的用车管理远比一次性的限购来得难度更大。无论大幅度提高停车费用，还是在重点区域征收“拥堵费”，都需要主管部门争取民众同意，设计必要技术手段。而这两方面恰恰从来就是政府的短板，除了“逢听必涨”的听证会走过场，然后强行涨价之类罔顾民意、我行我素的场合之外，好好同民众商量，最后得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共识，对于不少行政官员来说完全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 至于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则更是闻所未闻。记得以前有地方为了疏导人流，提高了地铁票价格，结果因为价格不到位，没有一点儿疏导效果，只是地铁运营公司凭空增加了营收。国外城市用经济手段疏导交通人流不乏成功案例，关键在于一则必须让价格涨到离奇程度，才能产生效应;二则必须让离奇的价格仅仅落到“没必要在这个时段乘车”的游客身上，否则必招致民怨。离奇涨价容易，但没有“精确打击”，离奇涨价必成众矢之的，无法操作。现在全国各地治理拥堵为什么几无例 外都采取限制外地车的办法，就是因为这办法最粗糙但也最容易，懒人都爱用。 更可疑的是，只要有行政许可，就会产生相应的“寻租空间”，进京证一周一办的新规引来成群黄牛，代办还不用证件，其中必定利润丰厚。而这块肥肉没有办证机构的配合，黄牛吃得着,没有进京许可，办证机构吃得着,再进一步，如果依赖原有路径，大力开发行政许可的“潜力”，就可以吃到肥肉，政府官员会愿意采取更加精细的技术手段，加大社会治理的创新力度，真正解决拥堵和污染问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市场经济搞了多年，管理市场和社会的方法始终不见改进，简政放权只听楼梯响，原因无他不过利益使然耳。 种种说法听上去有理，其实站不住脚。其中根本问题在于治堵治污，力气根本不该花在限号限购上，而应该放在限行上。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文/顾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