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章新释

《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章新释 廖名春 【专题名称】先秦、秦汉史 【专 题 号】K21 【复印期号】2010年02期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09年6期第151,155页 【英文标题】A New Interpretation to the Text of "Zhaowendao Xisikeyi" in the Analects 【作者简介】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 《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传统解读存在很大的问题。无论是“知道”说，还是“有道”说、“道行”说，错就错在对“闻”的理解上。这里的“闻”，既非听闻，也非悟知，而当训为“达”，引申之，即实现。所谓“闻道”，即达道，实现道。因此，“朝闻道，夕死可矣”当译为“早晨实现了我的理想，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这里现出来的，不是孔子对“知”的追求，而是孔子对“行”、对修已成仁以及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孜孜以求。 【关 键 词】论语/孔子/朝闻道 《论语?里仁》篇第八章载:“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此章并无罕见字词，亦无重大异文，理解好像并不困难。但其实解读的问题很大，下面试作考释。 一、“知道”的矛盾 我们先来看看学界主流的。朱熹《论语集注》:“道者，事物当然之理。苟得闻之，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时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闻道，虽死可也。’又曰:‘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死生亦大矣～非诚有所得，岂以夕死为可乎,’”?刘宝楠《论语正义》:“朝夕言时至近，不逾一日也。‘闻道’者，古先圣王君子之道，已得闻知之也。闻道而不遽死，则循习讽诵，将为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闻夕死，是虽中道而废，其贤也于无闻也远甚，故曰‘可也’。”?这些解释，都是将“闻”训为“知”，“闻道”就是“知道”、“悟道”。古人大多如此理解。 如《慎子?君臣》:“孔子曰:‘邱少而好学，晚而闻道，以此博矣。’”此与《论语》“朝闻道”章可对读，可相互发明，“闻道”则“博”，《慎子》以“闻”为“知”，明矣。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中，屡有《慎子》佚文、“慎子”之言出现，?可知《慎子》此语早到先秦，也是很有可能的。 《新序?杂事》:“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于以开后嗣，觉来世，犹愈没世不寤者也。”“不寤者”即不“闻道”者。“寤”可训为“悟”、“觉”，?知《新序》解《论语》此章是以“闻”为“悟”。 《汉书?夏侯胜传》:“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黄霸狱中仍抓紧时间“明经”，根据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以“闻道”为“知道”。 《晋书?皇甫谧传》:“耽翫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滛。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皇甫谧以“朝闻道，夕死可矣”为自己“耽翫典籍，忘寝与食”辩护，也是视“闻”为“知”。 《魏书?刘昞传》:“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暠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刘昞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解释自己苦学的原因，其解“闻道”与黄霸、皇甫谧同。 上述五例都是以《论语》此章的“闻道”为“知道”、明道，也即领会道。先秦典籍不涉及《论语》此章者，如此解“闻道”者也多有之。如《孟子?滕文公上》:“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未闻道”即“未明道”。《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闻道”即明道，故老聃称“得道”。又《大宗师》:“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闻道”即悟道、领会道，故下云“道可得学邪”。《吕氏春秋?离俗览?为欲》:“不闻道者，何以去非性哉,无以去非性，则欲未尝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后来的《淮南子?齐俗》说近同:“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以入军则破。是故不闻道者，无以反性。”“闻道”，才能“去非性”，才能“反性”，显然是明道、领会道之意。《管子?形势》:“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形势解》:“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闻道而以治一乡，亲其父子，顺其兄弟，正其习俗，使民乐其上，安其土，为一乡主干者，乡之人也。故曰:‘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此“闻道”与“用”道相对，“用” “闻”显然就是知。 是行， 今天的《论语》注译本，基本上也都是这样解释的。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孔子说:‘早晨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可以。’”?孙钦善《论语注译》:“闻，知。孔子所说的道，或指治道，或指学说，这里指后者。”“孔子说:‘早晨悟到了真理，就是当晚死去也是可以的。’”?潘重规《论语今注》:“由早晨到晚上，时间极为短暂，早晨得知真理，当晚可以死去。人若能悟得真理，就能在生命中发出无限的光辉，这样才不枉生，才不枉死，旦夕之暂，胜过万年，所以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了。”? 但这种通行的解释是值得讨论的。 首先，它与孔子的思想性格存在矛盾。如果孔子以求“知”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可以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这样，孔子和纯粹的理论研究者就没有区别了。但是，孔子的人生最高追求是“德”而非“智”，“尊德性”与“道问学”比较，“尊德性”是第一位的，“道问学”是第二位的。孔子虽然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但他更明白“知礼”并不等于“得仁”、“获仁”。因此他强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因为“知之者，在彼，而我知之也。好之者，虽笃，而未能有之。至于乐之，则为己之所有”。?“知之”是“在彼”，“好之”仍是“未能有之”，还是外在的。只有“乐之”，才是“为己之所有”。在孔子看来，修己不能只停留在“知”的阶段，要想把“在彼”的客观真理，化为“为己之所有”的主体之仁，就必须依赖于“行”。因此，相对于“知”，孔子更重视“行”。他人生的目标不是“知道”、“知仁”，而是修己成仁，变天下“无道”为“有道”。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学文”属于 “知”一类，孔子将其归之为“行有余力”后之事，其态度非常明显。基于这种重德甚于求“知”的一贯性格，孔子是不可能“朝知道”而“夕死”的。 其次，孔子平常于“道”并非不“知”，也不认为“道”是难“知”的。古人感叹“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孔子也是如此。孔子曾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是其所“志”，平常焉能不“知”,他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道”是什么,他显然是很清楚的。孔子不但认为自己平常是“知道”的，而且认为其他人“知道”也不难。子游曾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学道”近于“知道”。孔子认为这并不难，不但“君子学道”，“小人”也能“学道”。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人不“知道”，又怎能“弘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志于道”是对“士”的一般要求，是基本条件。可见，就是对一般士人，“知道”也并不难，只有“行”才难。 孔子不视“知道”为难事，不以“知道”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又怎么能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当晚死去都可以”呢,可见这种通行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二、“有道”的问题 可能是意识到了前人“知道”说有难以消解的矛盾，?何晏和邢昺提出了 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邢昺疏:“有道”说的新解。何晏《集解》:“ “此章疾世无道也。设若早朝世有道，暮夕而死，可无恨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11)这里的“闻”即“听”，用的是本义。孔子“听说”了道，暮夕而死，就可无恨，未免太简单了。(12)所以何晏、邢昺都将“道”训为“有道”。这样，孔子是说早上“听说”有道，暮夕就可死了。虽然是说孔子对现实政治悲观到了极点，“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但实际是消解了“知道”说与孔子思想性格的矛盾，将孔子的人生理想由“知道”转移到道的实现上。 后来的学者有的也体会到了《注》、《疏》的这一番苦心。如孙弈就说:“孔子岂尚未闻道者,苟闻天下之有道，则死亦无遗恨，盖忧天下如此其急。”(13)毛子水也说:“这个解释最为合经意。《雍也》篇‘鲁一变，至于道’的‘道’，亦是用于这个意义的。下章‘士志于道’和《雍也》篇里‘天下有道’的‘道’，亦以这个讲法为合。这些‘道’字，与‘吾道一以贯之’、‘古之道也’的‘道’，意义完全不同～但自汉以来，除二三学者外，注释《论语》的人，都把孔子‘朝闻道’的话讲错了„„这里朝夕二字，不是表示时间的距离，而是表示‘立刻’或‘马上’的意义。从这两句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一生忧世忧民的苦心～”因此，他将此章译为:“孔子说:‘如果有一天能够听到天下已太平，马上死去也愿意。’”(14) 但将“道”解为“有道”，训诂上有增字为训之嫌。而“闻道”上古文献除作“知道”、“悟道”解外，一般都是听见道、听到道的意思，并没有听见有道、听到天下已太平的例子。如《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庄子?秋水》:“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知北游》:“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 者，亦未闻道。’”《庚桑楚》:“趎勉闻道达耳矣～”《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臣闻问道者更正，闻道者更容。”《管子?霸形》:“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韩非子?十过》:“寡人尝闻道，而未得目见之也。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说疑》:“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以至于境内日见法，又非其难者也。”《新书?修政语下》:“凡人者，若贱若贵，若幼若老，闻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闻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则谓之下人也。”《韩诗外传》卷第九:“传曰:‘君子之闻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义，出之以逊，故人无不虚心而听也。小人之闻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饱食而呕之，其不惟肌肤无益，而于志亦戾矣。’”这些“闻道”，没有一例可解为“听说天下有道”、“听到天下已太平”的。 台湾学者汪淳的分析值得参考，他说:“盖孔子生当乱世，道衰德薄，然尚未至于‘举世混浊，无道可闻’之时。《公冶长》篇:‘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卫灵公》篇:‘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子张》篇:‘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可见孔子之世，尚未全属无道，亦非无道可闻。虽仪封人见孔子，出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亦属慨乎言之，未可据。纵使天下滔滔者皆无道也，亦有孔子及其贤弟子之道存焉。何以谓‘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也’。《集解》之说非。”(15) 所以，不论从语言习惯，还是从当时的历史事实而言，“有道”说也是讲不通的。 三、“达道”的新解 既然“知道”说和“有道”说都非确诂，那么，《论语》此章究竟要如何解释呢, 我们先来看看汪淳的新解:“余以为此章之道字，应指孔子之道而言，与‘吾道一以贯之’(《里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雍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各章之道字同义。全章之旨，乃孔子叹自己之道不得行于世，故极言若朝闻吾道行于天下，则夕死亦无憾矣。圣人切盼己道得行之心，于斯表露无疑。”(16) 汪淳以“此章之道字，应指孔子之道而言”，以为“全章之旨，乃孔子叹自己之道不得行于世，故极言若朝闻吾道行于天下，则夕死亦无憾矣”，其意思的理解可谓八九不离十，但训诂则颇成问题。首先，他将“道”解释为“吾道行于天下”，犯的错误与“有道”说一样，都是增字为训。其次，他还是视此处的“闻”为听闻、闻知，可谓不得要领。 笔者认为，无论是“知道”说，还是“有道”说、“道行”说，错就错在对“闻”的理解上。这里的“闻”，既非听闻，也非悟知，而当训为“达”，到达，引申之，即实现。所谓“闻道”，即到达道，实现道。因此，“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当译为:“孔子说:‘早晨实现了我的理想，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孔子对“知”的追求，而是孔子对“行”，对修己成仁，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孜孜以求。 “闻”训为“达”，《论语》早有定说。其《颜渊》篇第二十章记载:“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 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此章从表面看，是孔子教子张如何分辨“闻”与“达”，但实质告诉我们“闻”与“达”是一对同义词，子张言其同，而孔子辨其异。子张先问孔子士人怎样才可以叫“达”。孔子却反问子张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张先言的是“达”，后又用“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回答孔子“何哉，尔所谓达者”之问。显然，在子张的眼里，“闻”就是“达”。孔子虽然力辨“闻”不等于“达”，但正好说明一般人是视“闻”如“达”，只见其同，不见其异。 《论语》中有诸多孔子辨别同义词的记载。如“周”与“比”本来是同义词，《说文?比部》:“比，密也。”又《口部》:“周，密也。”故人们常“比周”连言。(17)而孔子却力辨其同中有异，认为有君子、小人之别，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 “和”与“同”也是同义词。《左传?昭公二十年》:“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在齐侯看来，“和”与“同”义同，晏子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他感到奇怪，故反问:“和与同异乎,”可见“和与同异”，只是晏子特别的创意。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与晏子一样，也是特别的创意，而并非当时的通说。 《玉篇?水部》:“泰，骄也。”可见“泰”、“骄”是同义词。故《国 语?晋语六》、《晋语八》、《礼记?大学》、《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等都“骄泰”连言。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泰”、“骄”的不同，正是基于一般人的同而言的。 强调“ 《颜渊》篇第二十章孔子力辨“闻”不等于“达”，与上述分辨“周”“比”、“和”“同”、“泰”“骄”同，正好说明一般人如子张正是视“闻”如“达”，以“闻”为“达”之同义词的。因此，后人遂“闻达”连言。 《诗?大雅?思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郑玄笺:“式，用也。文王之祀于宗庙，有仁义之行而不闻达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谏争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备也。”(18)郑玄将《诗?大雅?思齐》之“闻”释为“闻达”，“闻达”连言，是其以“闻”、“达”同义之证。 “闻达”连言，并非郑玄的独创，文献屡见。如《督邮保举博士板状》:“隐居乐道，不求闻达。”(《东汉文纪》卷三)江淹:“臣本琐姿，不慕闻达。”(《江文通集》卷二)《神仙传》:“故时人呼白石先生为隐遁仙人，以其不汲汲于升天为仙官，亦犹不求闻達者也。”(《太平广记》卷七)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诸葛亮《出师表》的名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蜀志》卷五)这里的“闻达”，“闻”就是“达”，“达”就是“闻”。所以，将“朝闻道，夕死可矣”训为“朝达道，夕死可矣”，是信而有征的。 《淮南子?主术》:“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高诱注:“闻，犹达也。”也是以“达”释“闻”。再如，《后汉书》卷四三《隗嚣公孙述列传》:“述梦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若何,’妻对曰:‘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所谓“祚 短”，由“夕死”而来。“贵”则由“闻”出。这里就是以《论语》的“闻道”来证明其实现登祚显贵的理想。 《晋书》卷一二一《李寿传》:“寿命筮之。占者曰:‘可数年天子。’调喜曰:‘一日尚为足，而况数年乎～’思明曰:‘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寿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伪位。”“夕死可矣”对应“一日尚为足，而况数年乎”，“闻道”对应“天子”。也是以“闻道”为实现其当“天子”的理想。 《南齐书》卷三一《荀伯玉传》:“初善相墓者见伯玉家墓，谓其父曰，当出暴贵而不久也。伯玉后闻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死时年五十。”“闻道”对“暴贵”而言，“夕死”对“不久”而言，荀伯玉为了“暴贵”而不惜“五十”而“死”，也是将“闻道”视为“暴贵”理想的实现。 由此可见，以《论语》的“闻道”为“达道”，训为达到道，实现理想，不但有可靠的训诂根据，也有前人解读的先例，更符合孔子重行甚于求“知”的思想性格，是完全可信的。 注释: ?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46页。 ?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曹沫之陈》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慎子曰恭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007年。其中《曹沫之陈》篇有《慎子》佚文的考证，参见廖名春:《楚竹书〈曹沫之陈〉与〈慎子〉佚文》，见赵聪惠主编:《赵文化论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本，第71页。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页。 ?孙钦善:《论语注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50页。 ??潘重规:《论语今注》，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第66—67页。 ?《尚书?商书?说命中》。此属“晚书”。 ?从《慎子?君臣》、《新序?杂事》、《汉书?夏侯胜传》看，“知道”说起源很早。 (11)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卷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12)李零就是这样解释的:“孔子不一样，他说，早上听说真理，晚上死了也值了。王朝闻的名字就是据此而起。”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13)孙弈:《履斋示儿编》卷五，《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五集，古书流通处景印本。 (14)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0—51页。 (15)(16)汪淳:《论语疑义探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第16、16—17页。 (17)如《左传》、《庄子》、《荀子》、《晏子春秋》、《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帛书《黄帝四经》等。 (18)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一六一三，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