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超越时代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超越时代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超越时代、地域的间隔，在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的人民之间沟通心灵，架起理解的桥梁，激起思想和感情的共鸣，传播真善美。因此，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出现是必然的。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提出影响研究，而后美国学派提出平行研究以来，比较文学研究方兴未艾。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早有不少学者、作家，对比较文学进行了探索研究，并取得可观成果。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闻一多、矛盾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郁达夫不仅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小说和散文作家、文艺批评家，而且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也有突出成就。他对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施托姆、尼采、卢梭等国外知名作家，都有篇章予以评价、论述，而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对他一生创作的重要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 郭沫若在回忆自己与西洋文学最早的接触时说过:日本人教外国语，无论是英语、德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既使学生的外语学习能力和水平突飞猛进，又让其在阅读中接触了解了外国文化。郁达夫1914年进入东京第一高校学习，此时的他，早已具有比较深厚的语言文学功底，日文作家的作品根本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就是加上英语原版作品也填补不了其精神求知空白，他去图书馆借书，不像别人借书先查索引，找到某册后去书架抽取，而是“一排排的借走”。受到屠格涅夫《初恋》、《春潮》等小说的影响，郁达夫开始接触西洋文学，逐渐熟悉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德国的施托姆、英国的王尔德、法国的卢梭等，“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在高等学校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郁达夫在他的《小说论》中指出:“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的小说。” 除了日本文学，郁达夫与西方外国文学的接触，首先是从阅读俄国文学作品开始的。19世纪俄国作家中的屠格涅夫，可以说是郁达夫文学创作的启蒙导师，他在多余人形象的塑造和抒情气氛的营造等方面都对郁达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则以其对描写人类痛苦的偏爱和对病态人格的刻画给了郁达夫有力的启示。其次，郁达夫留日期间所受的“德式”教育，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德国文学作品，从而培养了他对德国文学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尼采、施托姆等德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更是赞赏备至，不仅积极地向中国读者进行推介，而且自己在思想和创作上也深受影响。可以说，在郁达夫对西方文学的多元化接受和吸纳中，德国文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再次，郁达夫对法国文学也同样有着相当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他对许多法国作家评价很高，尤其是卢梭，他的大胆率真的“自我暴露” 的勇气和追求人性真实的坦率，给郁达夫深刻影响，并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最后，显然的，郁达夫曾留日十年，日本文学，特别是佐藤春夫等“私小说”作家作品对郁达夫的影响，也是肯定无疑的。但也由于此，即使目前有一部分有关郁达夫创作中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只把重点局限在日本文学这一领域。而事实情况肯定并非如此，比如德国文学。笔者有一个数字，在我手头搜集的有关郁达夫研究文章，从1994年到2004年间，约380篇，其中涉及比较文学研究内容的，有关日本的文章数量是整个其它西方文学的1/2，而有关德国的则不到5篇。 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郁达夫谈到，他开始接触外国文学时，最初感兴趣的是俄国文学，不久又对德国文学发生了兴趣。在《闲书》中，他谈到了自己为德国文学所倾倒的情况:学了德文，与德国的作家一接触，才拜倒在他们的脚下。郁达夫的德文造诣很高，阅 读不在话下，还能做德文诗，并且翻译过歌德、施托姆、林道、托马斯?曼的诗歌和小说。他后来在上海法科大学讲授过德国文学史，著有《斯笃姆》、《林道的短篇小说》、《查尔的百年诞辰》、《自歌德以后的德国文学举目》、《犹太人的德国文学》等关于德国文学的专论文章。在《闲书》与《日记九种》中，他提到的德国作家数10人之多。这都说明，除了相当精深的德语水平，郁达夫对德国文学同样有着深厚的修养。 在郭沫若将施托姆的《茵梦湖》译成中文以后，郁达夫为之撰写了一篇序言，对施托姆的生平和创作做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这篇序言也成了国内最早出现的一篇关于施托姆的专论。郁达夫谈到了他阅读施托姆小说时沉醉、迷恋的情况。他称《茵梦湖》是“千古不灭的杰作”，说:“我们若在晚春初秋的薄暮拿他的《茵梦湖》来夕阳的残照里读一次，读完之后就不得不惘然若失，好像是一层一层的沉到黑暗无光的海底里去的样子。”他还将施托姆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如果说陀的小说是严冬的风雪，盛暑的狂雷，那么施的小说就是春秋的佳日，薄暮的残阳。称赞施托姆的小说，“篇篇有内热的、沉郁的、清新的诗味在那里”，“他的小说都是朗朗可诵的，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充分达了郁达夫对施托姆由衷的钦佩与爱戴。为了将自己偏爱至深的这位德国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郁达夫不仅撰写了专论文章，还亲自翻译了施笃姆的小说《马尔戴和她的钟》。郁达夫对施笃姆小说的沉醉与迷恋，在他的创作中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如果将两位作家的创作略作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在艺术风格上，郁达夫的小说的确是明显受到了施笃姆的影响。(注1) 笔者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简要叙述郁达夫创作中比较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从郁达夫文艺观来看，他曾以西方的文艺学派和日本的文艺学家的观点来论述文学艺术上的一些重要问。 一、他以西方美学家所概括的真、善、美作为艺术的本质，并说明艺术和国家势不两立。他说“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个真字上”，“没有丝毫虚伪假作在内”，而国家“最忌的是说真话”，“国家对于‘美’完全是麻木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军阀黑暗统治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尽管他当时对艺术的本质的解释带有片面性。 二、他以泰纳的艺术观点——环境、种族、时机，来说明文学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并以古典主义盛行于希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泰纳的小说在二十年代就作为进步的文艺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当时受其影响的作家很多。从一定意义上说，郁达夫以泰纳的观点来说明某些文学现象，正是他进步的表现。当然，泰纳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三、他以厨川白村的观点来解释文学创作。厨氏认为艺术是“两种力的冲突而生的苦闷懊恼罢了。”一种是人的内在欲求力，一种是客观外在的强制压抑力。郁达夫也认为艺术“是人生内部深藏着的艺术的冲动，即创造欲的产物”，“然而因为外围空气的恶浊，或社会的不良，以及一切已成道德习惯的阻碍，我们的内部的要求，不能完全表现出来。”可见，他的观点很明显受厨川白村的影响。 从郁达夫文学创作来看，他受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同样是非常明显的。 一、郁达夫小说强调“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这本来是十九世纪圣甫伯和勃兰兑斯的文艺观。郁达夫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态度时，重申了这种自传说，并且在小说创作中实践之。自 《银灰色的死》到《出奔》，五十篇左右的小说中，属于自叙传小说的有近四十篇。这些小说中的“我”、丫、伊文、于质夫、文朴等，他们的漂泊身世、不幸遭遇、悲戚面容、郁闷情怀，都明显的体现着作家自身的气质和身影。他有如卢梭那样的坦白和勇气，其小说以赤裸裸地解剖自我形象的内心世界为特色。这种解剖的无比真实和浓烈诗情，真是郁达夫其人其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别林斯基说过:“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说，浪漫主义就是人的灵魂的内在世界，他的心灵的隐秘生活。”郁达夫小说真是实践了这样的观点的。 二、郁达夫小说受过日本流行的“私小说”的影响。“私小说”是日本近代小说的一种特殊方式，他以作家的身边事情为题材，大胆描写灵与肉的冲突。田山花袋、德田秋声、葛西善藏、志贺直哉、佐藤春夫等，都以写私小说闻名。犹以葛氏和佐氏对郁达夫影响为大。《田园的忧郁》、《沉沦》、《茫茫夜》、《秋柳》等作品是最明显的。同时，他的作品在开掘自我悲剧的社会根源方面，又突破了“私小说”多写身边琐事的局限。 三、郁达夫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同屠格涅夫笔下的“零余者”有密切的关系。《零余者的日记》是屠格涅夫“带着热爱”写成的，郁达夫对其大为赞赏。他笔下的自我形象，多有屠氏笔下零余者的孤独内向、懊恼悲沧的性情。如《茑萝行》中的主人公。而《十一月初三》中更有“我是四海一身，落落寞寞，同枯燥的电杆一样，光泽泽地在寒风灰土里冷颤”。 四、郁达夫小说的情感因素也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他的大多数小说都抒发着一种复杂而曲折的感情，凄切、哀婉，色调多端，往返回荡，在慷慨陈情之余尚能层层加深，不失其深厚蕴藉，这一点也是得益于屠格涅夫的。屠氏的《初恋》、《春潮》是郁达夫接触西洋文学的入门篇章，其笔致的细腻深刻，深为郁达夫激赏。《茑萝行》可以说是其影响的直接产物。从抒发社会上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凄厉而峻切的情感上着眼，郁达夫的小说又有某些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相近的地方，如《过去》这一篇。 五、郁达夫小说的意境同外国文学的联系。郁达夫对旧体诗词有着很深的造诣，正是这种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郁的民族气质，但他又能结合西洋小说的创作，中西合璧，使其小说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意境。他在《小说论》中曾经引用过司替芬生的话，说写小说有三种方法。诗意最浓的那篇《迟桂花》就是根据第三种方法构思写就的。而这篇小说在艺术情调上，又同德国作家林道的《幸福的摆》有相似之处。他自己说:“《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另外，他的《在寒风里》和屠格涅夫的《木木》，他的《杨梅烧酒》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其间均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简单的描述可以看出，郁达夫创作中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围是非常广阔的。无论是平行研究还是影响研究，都能在我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诗人罗洛说过，国家是有边界的，文学应该是没有边界的。他还说，当他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但丁和屈原的诗同样给他打开了想象的世界，给他以“上下而求索”的启示;曹雪芹和巴尔扎克同样地向他展示了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而鲁迅和罗曼?罗兰更教会了他怎样做一个人和怎样做一个作家。巴金和赫尔岑给他以热情，冰心和泰戈尔给他以哲理，戴望舒和保尔?魏尔仑给他以艺术之美。罗洛认为，从整体上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发端的中国新文学，就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 传统文化的共同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郁达夫则更进一步认为: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郁达夫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语言天才，精通多国语言，熟悉东方西方，加之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修养，其一生创作必然深受古今中外文学纵的和横的影响。同时，他的不朽创作反过来又给时代、给社会以各方面的影响。笔者甚至可以说，煌煌中国现代文学史，还很难找出第二个作家及其作品能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超过郁达夫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少有人涉及这片文学研究的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