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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和尚喝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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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和尚喝花酒跟着和尚喝花酒 上海滩的堂子 民国年间,您若是去了十里洋场上海滩,一定要到风月场见识一番。彼时上海的烟花柳巷,基本等同于现在的各种“会所”,谈生意、干革命、讲斤头(黑社会讲和),主角们大多都是边吃花酒边听曲,谈笑间把事情办了。 蒋介石的结拜大哥、上海沪军府都督陈其美,在青帮中的辈分是黄金荣的师叔、杜月笙的师爷,性喜交游,成日花天酒地。同盟会成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清和坊怡情别墅”拜访陈其美:“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
跟着和尚喝花酒
跟着和尚喝花酒 上海滩的堂子 民国年间,您若是去了十里洋场上海滩,一定要到风月场见识一番。彼时上海的烟花柳巷,基本等同于现在的各种“会所”,谈生意、干革命、讲斤头(黑社会讲和),主角们大多都是边吃花酒边听曲,谈笑间把事情办了。 蒋介石的结拜大哥、上海沪军府都督陈其美,在青帮中的辈分是黄金荣的师叔、杜月笙的师爷,性喜交游,成日花天酒地。同盟会成员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在上海“清和坊怡情别墅”拜访陈其美:“第一次,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姑娘当然避开了,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酒,也是陈其美请的。”辛亥后,上海的《民立报》讽刺:“上海杨梅都督陈某,连取小妾四人;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身居都督,成群结党,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 陈为人仗义豪爽,即便素不相识,也热心相待,最好的招待方式就是吃花酒。上有所好,下必盛焉,连干革命的都督都热衷,其他人自不必说了。如果您在民国初年去上海滩逛堂子,大可报上陈的名号,那样就会以低廉的价格,得到至尊的服务。不过这陈其美在上海滩没快活几年,二次革命的时候,被袁世凯派人给刺杀了,蒋介石当时是哭了个半死。 也许您会问,陈其美死了,咱再去逛堂子,报谁的名号呢,黄金荣, 杜月笙, 行是行,但黄跟杜毕竟是流氓出身,属于上流社会看不起的“白相人”(旧上海对混混儿的称呼),且黄金荣跟杜月笙发迹,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事儿,您要是在民初说这两个人,估计吃不开。 有没有谁既能吃的开,又有几分面子的呢, 当然有,花和尚苏曼殊。 您只要说是花和尚的朋友,估计姐儿们的眼睛都会笑没了。为啥,因为和尚够四海(出手阔绰),隔三岔五就会在某高档酒楼办群芳宴,请各路嘉宾。有文人记载: 苏曼殊腰缠甚富,任意挥霍。到上海后,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名餐馆、妓院,叫局吃花酒„„曼殊在上海,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识无多,必托友人辗转相邀。问其故,则曰:“客少,不欢也。”客至则开宴,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人皆讶之。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怪人,他的朋友圈子很大,多数是腕儿,如孙中山、陈其美、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廖仲恺、陈独秀、蒋介石、章士钊、于右任、鲁迅等。另外,他是半个日本人。中日混血,为父亲之日本小妾所出,自幼便离开父母,在祖屋长大。因饱受欺凌不堪忍受而出家,又偷吃鸽肉,被逐出师门,此后便以和尚自称。稍长,游学日本认母,数年,精诗词音律、擅梵文佛理,热衷宣传革命,俨然一代怪才。 民国初建,不少人兴高采烈跑官求官,苏曼殊很气愤,认为“这种人有什么用,仅仅只能担狗粪,洗厕所罢了”。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请他出来担任秘书,他坚辞,说自己只想与朋友“痛饮十日,有吃就行”, 孙中山大笑“曼殊率真”。 因为跟沪军都督陈其美交情匪浅,苏和尚经常得到陈氏大笔馈赠。有了钱,这和尚自然就不守清规戒律,住在上海高等旅店沧州别墅,此处邻近静安寺,绿槐夹道,环境清幽。这还不算,还经常叫来一些美女相陪,满室春光。 民国初年,陈其美常去看望苏和尚,通常见高朋满座,美女如云,和尚与校书们诗词唱和,便艳羡不已。苏和尚不交权贵,对陈也不怎亲昵,陈却笑而对他说:“和尚在风尘中生活,不可令床头金尽。”遂赠金若干。 苏曼殊很迷恋吃花酒,只要有点钱,就呼三喝四,邀请朋友到某处吃酒,并“叫局”邀佳人作陪。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有文学素质的妓女之雅称)日常生活很丰富,若是每天在堂子里打麻将,没人叫局,会很没面子。 那么,如何才能叫局,和尚又是怎么叫局的呢, 召唤校书到堂子以外的场合,称为“叫局”。比如说您颇有盛名,在某酒店请客,想叫几个校书作陪,只需差遣酒店小厮,拿几张红色的“局票”来,写上某堂子佳丽的名字,以及您的落款,让小厮快点送去便可。任何消遣场所都备不同堂子的“局票”,也有专门送“局票”的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半大的毛孩子,擅长跑腿。 校书应召前往,称“出局”或“出堂差”,名气大的校书,通常还有小丫头或者老妈子跟着。对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来说,主要任务就是应召出局,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每日从中午开始安排一天的,有时候应付完堂差,起码要到半夜了。 一张“局票”的背后,往往是一系列的生意。首先,送“局票”的小 厮要收几个铜板的跑腿费,这玩意不入账,您随手打赏便可。另外,开出“局票”的饭店或者赌场,会将当天何人何时叫谁出局记清楚,到了月底,会派人到堂子里收取一定的“车马费”,大约一局70个铜板,相当于代买车票的手续费。堂子里也会有明细账,届时一一核对,以免将别的堂子的人算到了自家身上。 在民国初年,上海滩级别高一点的堂子,都称为“长三”,其校书的局资为3元,“长三”也可代指高等校书。到了20世纪20年代,竞争比较激烈了,“长三”出局跌到2元,继而又跌至1元。这一块钱中,校书“必须付给仆人10分,给为她操弦伴奏的10分,给妓院5分茶水费”。比“长三”稍弱的,称为“幺二”,出局收2元,“幺二”一直不落价,故有“滥污长三板幺二”之说。 民国年间,有位八卦文人仔细考究了一番,认为“出局”或“出堂差”,原指宋朝官员出公差,不想被烟花柳巷拿来套用了。有趣的是,民国年间高等校书乘轿子出堂差,经常有丫鬟提灯笼相随,灯上赫然写着“公务”,有人在报纸上发文批评: „„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按清代官制,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正堂。典史和县丞,只称左右两堂。„„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况出堂唱和上书场,都是淫业一类,如称淫务,还算合理。她们偏不称淫务而称“公务”,又为名实不符。岂妓女卖淫,也是一种正当的公务吗, 批评归批评,花酒还是要吃,您要是在上海滩待上几个月都没人请一次,那就证明人缘差。苏曼殊喜欢大宴宾客,陈独秀、包天笑等人都被他 请过。他只叫“长三”,落款总是“和尚”,也是上海局牌中的一绝。他花钱如流水,海滩高等堂子都知道有个和尚出手阔绰,他对美女们彬彬有礼,姐儿们都喜欢出他的局。 “做花头”的规矩 如果您腰缠万贯,能随便请别人吃花酒,是不是也能自己大大咧咧叫局呢, 当然不能。 堂子有堂子的规矩,作为上流人士,您绝对不能土豪做派,在上海滩一掷千金的主儿多了去,大家都得讲游戏规则不是,您想点尚不相识的校书,最好由常客介绍,在“局票”上写明是代那位熟客叫局。等对方来了之后,熟客可以介绍她“转局”坐在您的身边。 苏曼殊喜欢吃花酒,也喜欢替人家“叫局”,据包天笑记载,苏曼殊曾给鸳鸯蝴蝶派的高手毕倚虹叫过一局。某日,一群文人相会,到场的人都有熟悉的局可叫,只有毕倚虹没。苏便道:“我昨天在惜春老四家,见一女娃儿,颇娇憨活泼,可取材也。”有人接话:“和尚正法眼藏,必无错误,何妨叫来一看。”花笺飞去,不到半小时,人就来了。 若是您第一次跟某校书相处,叫做“打样局”,有个说法,“犹之商店中参观货场”,不可造次,这样才能赢得芳心。民国年间有报纸刊文指导“如在报上见其绯闻,而叫打样堂差者,切不可举其隐秘相询,以免惹其心中不快,而冷淡你”。“不可太放浪,以免露出极相”。打样之后,您下次就能以自己的名分叫局了,但最好“专叫一人”,时间一长,关系就密切了。“打样局”的时候,不可贪多,即便您有钱,也显得您花心,会给校书们笑话,被说成“垃圾马车”。人家也不会专心应酬,觉得掉价。也 就是说,即便有钱,也不能像个土包子。 为什么苏和尚能在徜徉烟花之地呢,就是因为他懂得校书们的心思,同为天涯沦落人,他对众校书从无亵玩之意,为她们赋诗,为她们作画,为她们排遣身世沉沦的伤感――最重要的是,他还肯砸钱为校书们争面子。 有人统计苏曼殊的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曾有朋友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苏曼殊笑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动了凡心,” 叫局的花销其实并不大,苏曼殊不仅仅喜欢叫局,更喜欢“做花头”,那就相当烧钱了。 “花头”是一种记账单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当于大洋12元,折合现在的物价,扩大三百倍,大约三千七百元。 “做花头”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称为“摆花酒”:找个由头,为某校书庆祝生日,或者故意给某校书长脸,在堂子里办宴席,每桌正式8人,一桌子花酒称为一个“花头”。“做花头”要支付固定的酒菜钱,外加给琴师、佣人的犒赏,合计下来也得十三四个大洋,如果酒水喝多了,账单数字过大,做东的也会让客人出一点。第二种是在堂子里请客“碰和”,也就是打麻将,通常是先上酒席再打麻将,每人都有美女相陪,高档水果茶叶奉上,打一圈麻将也算一个“花头”。 如果您办了五桌花酒,一次就能花掉六七十大洋,折合多少钱呢,大约相当于如今两万。不过购买力这玩意儿也不好折算,按照当时黄包车夫 的收入水平,每月只有三五个大洋,您请一次客,够他们忙活一年了。故时人感叹“在妓家吃一席酒,可救穷人半年粮”。 每逢立春或者冬至,以及某位校书的生日,长三都会请熟客帮忙“做花头”。此时如果某校书没人捧,那就会很丢面子。苏曼殊每次不等人家开口相求,便主动来了,而且每次都摆好几桌,倍儿给面子,自然能得到 校书们的格外垂爱。 民国时没有手机,请人赴宴往往要前几天就,可苏曼殊不一样,他兴致一高,直接拿堂子里的铜牌给黄包车夫去接人。铜牌上都刻有不同的花纹,如桃、杏、荷花等,称为“轿饭票”,在市面上能兑钱,堂子也会回收。 但凡是男人,估计都不会谢绝这种宴席。某文人记载受邀后的遭遇: 客人到后,侍应摆好台面,然后高叫“筛酒”,这是叫各房校书入席陪客。等客人入席举杯之际,侍者又叫“起炒”,声音略逊于前面那声“筛酒”。先上小吃,继上大菜,最后是米饭或稀饭。上主菜的时候,校书一个个地唱曲,乐师在一旁吹奏、操弦、击鼓伴奏。接着是校书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席间,侍者都在叫“添酒”,客人喝糊涂了,若是生客,堂倌就上兑了水的酒„„ 做花头愉人悦己,且看一段民国年间的文字: 做花头,为客人冶游妓院中的一出重头戏,亦是狎客显出面子的时候。„„凡狎客在妓家做花头的那天,最受妓家的奉承,一呼百应,应酬周到,犹其余事。徵花作伴,歌曲娱客,声达户外。左拥右抱,可得享尽艳福。酒后席散,得逢机会,还可挟其所好的妓女,随其月圆的好梦。所 以游其地者,常忘白驹的易过,做主人的开心愉快,自可不言而知了。 奇怪的是,花和尚苏曼殊喜欢逛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朋友们说:“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过凑凑热闹而已。”他最喜爱而又颇多往来的青楼女子有素贞、桐花馆、花雪南等数人。 素贞是当时上海的著名校书,苏曼殊有她的照片多幅,时常将其挂于四壁,默默欣赏。 花雪南性柔曼、寡言语,待人落落大方,兼姿容美丽,气质清高,因而苏曼殊戏呼之为“温暾水”, 意即暖而不热。苏曼殊与花雪南同居一室,共衾共枕,而终不动性欲。花雪南很奇怪,苏曼殊却说:“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据说花雪南曾对曼殊动心,想赎身做其妾室,在民国年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苏曼殊却认为,与其结为百事可哀的夫妻,倒不如相忘于江湖,留回忆无限。他这种欲行不得,欲罢不能的彷徨情绪,在一首七律诗中做了表达: 何处停侬油壁车,西泠终古即天涯。捣莲煮麝春情断,转绿回黄妄意赊。 玳瑁窗虚延冷月,芭蕉叶卷抱秋花。伤心怕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 传说钱塘名妓苏小小曾坐油壁车与恋人相会,死后葬于杭州西湖西泠 桥畔。苏曼殊以苏小小喻花雪南,问,你的油壁车停在什么地方了呢,我俩终会天涯梦断,西泠终古,然而恋情难断,犹如莲虽捣烂而丝不断,麝 已煮沸而香不灭„„ 还别说苏曼殊精神境界,就这才情,也够让一般人自觉形秽。 民国肇始,北洋当道,政治依旧腐败,孙中山极力奔走要“打倒军阀”,苏曼殊对前途极为悲观,终日逛妓院、喝花酒,收到稿费便呼朋唤友,千金用若泥沙。只是他饮食无度,肠胃又不好,是医院常客。1918年5月,时年35岁的苏曼殊在病榻上完成了他传世的最后一部爱情作品《非梦记》,留一句:“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随即去世。 和尚走后,除了几只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竟一无所有,其身后事也是由汪精卫等人料理。设灵堂的时候,许多校书头戴百花前来吊唁,个个颜色悲戚;苏曼殊去世6年后,1924年6月,孙中山先生出资千金,将其遗骨迁葬于杭州西湖孤山,与名妓苏小小朝夕相伴,民国一代妙僧,便以如此的姿势走入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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