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亚洲四小龙为何风光不再.

5 亚洲四小龙为何风光不再. 亚洲四小龙为何风光不再 正文 一、“四小龙”由来 所谓亚洲“四小龙”，是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俗称，即指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几个国家和地区, 自6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陷入危机的70年代，通过实行积极的外向型开发战略和开放体制，造成良好投资环境和法律环境，大力引进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以出口贸易为导向，带动整个国内经济的振兴 ,从而使较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转变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因此，从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给予了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在这种形势下。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组织 在1979年发表的年度中,首次使用NIS(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新兴工业化国家) 这一新概念,以表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发模式,并且指出它们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或“准工业化国家 ”水平。当时，在OECD报告中提出的NIS中,除了“亚洲四小龙 ”(在世界银行1993年的报告里称为“四小虎”)外，还包括拉美的巴西、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南斯拉夫等。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经济增长率下降，使其色彩有所淡化而就西欧的上述国家而言，是否具备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模式和特色仍有疑义，尚待研究。这样，“亚洲四小龙”就成为的典型国家或地区 。由于它们地小、人少，为此人们又称之 为“亚洲四小”。 在地理位置上,它们都处于“战略要地”的位置。台湾省和被韩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几十年,为台湾省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打了一定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投降了,美帝国主义又在这两个地方取而代之,把这两个地方视为他们在东方的反共“前哨”,对它们大力扶植,仅1959年至1981年韩国就获得外国援助达284亿美元,人均700美元。截至1984年止，台湾省接受的经济援助、贷款和直接投资,达200多亿美元 ,人均1000多美元。此外,还得到侨资50亿美元,大量外资流入,起到了“输血”的作用。台湾省的经济基础,原来就比大陆要好，因为日本在那地方经营了几十年。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又带去了国库大量资金和机器设备。仅从上海运到台湾省去的黄金就达273.8万两。香港地区原是我国领土 ,鸦片战争后割给了英帝国主义,成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由于香港是个自由港,又是一个天然深水港,加上基础设施好,资本家都乐于到那里去投资。新加坡原来也是英国的殖民地,1965年才正式独立,和香港一样,也是一个自由港,又是联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 ,英帝国主义在这两个地方经营了上百年,为这两个地方的发展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下图是20世纪后50年HPAEs的人均GDP的持续快速增长趋势图， 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一般地说， 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要实现赶超， 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并进一步变成发达国家， 将经过四个阶段: 一是在增长速度上赶超， 二是在总量上赶超， 三是在人均水平上赶超， 四是在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上实现赶超。在这些因素中， 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大多经历了这一过程。下列出了亚洲四小龙至 200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到: 表中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经历过了一个超过 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期， 其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以上。东亚经济的崛起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1993年9月， 世界银行发表了 《东亚的奇迹: 经济增长和政府政策》 ， 探讨了东亚奇迹的各种成因。每个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但一般的模式都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因素: 坚持宏观经济管理基础，包括: 一个稳定的商业环境，包括可以鼓励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积累的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可以维持出口竞争力的汇率政策:例如韩国实行汇率随着市场需要而变化的政策。1961年6月，取消多重汇率制，改行单一的固定汇率制，官方汇率130圆兑换1美元。鉴于国内通货膨胀、粮食欠收，1963年又恢复多重汇率制。1964年5月，韩元对美元贬值近50,，即257圆兑1美元。同年8月后汇率稳定在270圆兑1美元。1965年3月，韩国实行单一的可变动汇率制。l 965年由朝鲜圆对美元的汇价是270:1，1968—1971年为326:1，1972年是 400:1„„。韩国政府不断下调汇率，是为了更好地实行“成长第一，出口优先”的方针，增强出口商品价格上的竞争力。 金融业的发展和逐步开放，最大限度地提升国内储蓄(储蓄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快速增长)，积极引进外资，促进资金的有效配置，与全球金融体系接轨。 努力减少价格扭曲，虽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进行了程度不同、方式各异的干预，但也注重市场的配置作用，减少了价格的扭曲，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积极支持初级和中级教育，努力创造一个拥有外向发展技能的阶层。 强调一套官僚体系的策略，这个体系能够认知和执行“强政府(当局)”(即集权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当局))的功能，并能够就长期规划做出值得信赖的承诺。这个策略主要是根据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出来的，它需要一批有能力的、高薪的行政人员，他们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治压力，获得授权以推动经济发展规划，进而促成最大的产出和就业。在这个意义上，上述的独立性有特殊的含义:这些与体制紧密结合的官僚人员，不太可能迁就那些往往是近视的政治要求，而偏离对长远目标的追求。它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工商界保持距离。商界人士与政府官僚会面，以了解发展战略，并尽可能协调他们的行为。这并不妨碍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相反，东亚政府巧妙的利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防止国内竞争的弱化。 东亚政府采用积极参与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加速工业化的步伐，增加工业产出中出口的比重。外向型发展与汇率政策，是它们维持外部平衡、形成可加速GDP增长的 外部需求、迫使生产者吸收技术以及在竞争中生存的主要工具。在工业化的努力过程中，东亚政府选择性的使用关税保护和出口鼓励，其措施从道义劝喻到补贴以及温和的金融压制，以帮助他们的产业以更低成本竞争。 三次产业结构升级: 第一次，进入60年代以后，转向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这一战略的具体途径就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外向化，发展以轻纺、塑胶、钟表、玩具等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二次，7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中期以后，至80年代初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发展重化工业，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和重工业化 第三次，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新兴技术工业 政府支持有效的原因，与东亚发展战略的第四个方面有关:东亚采取实用主义的，其措施具有灵活性，如达不到就及时放弃。如经济发展战略，亚洲四小龙一开始实施的是进口替代战略，而从1959—1964年间，由于进口替代战略的局限性(内向型的发展战略，产品附加值比较低，要求采取高度的贸易保护政策，长期来看损害了企业的竞争力，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出现(科技革命的发生、国际贸易的扩大，能源及原材料的廉价供应)亚洲四小龙因势利导，纷纷转向出口导向战略。 三、亚洲四小龙近年的情况 自从进入90年代以来，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97年由泰 铢贬值导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大面积爆发，更使四小龙的发展雪上加 霜。 从上图可看出，从1996年到2001年的变动呈现一个“W”型的趋势 过程。1996年泰国、韩国就开始出现明显下降;1997年就只有香港、新加坡、台湾的实际GDP是上升的，其余的都下降;1998年则是无一幸免的下降。1999则无一例外地全面恢复，严重的危机暂时解除; 但是2001年又是一个普遍下滑，可以认为是大震后的“余震”。从就业和收入等方面同样表现为经济衰退。例如，1998年韩国的失业急剧上升，增加了3倍多，而且，实际工资大幅度下跌，不到一年下降了将近1/5。程度最轻的台湾也出现了货币贬值、外汇储备减少和外资撤离的现象。例如1997年10月份单月汇出外资达8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四、亚洲四小龙风光不再的原因 国 年份 1981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家或 地区 对 台湾 -34.49 -20.25 -40.84 -48.75 -60.6 -69.7 日 韩国 -28.27 -30.17 -54.43 -52.19 -39.2 -39.9 本 香港 -47.11 -55.45 -55.76 -64.49 -96.0 -74.23 新加坡 -30.53 -23.40 -31.45 -40.82 -59.7 -63.4 小计 -140.84 -129.27 -182.48 -209.25 -255.5 -247.23 对 台湾 30.32 94.35 128.04 159.84 127 130 美 韩国 -3.88 42.65 73.75 95.52 89 62.60 国 香港 34.71 64.52 81.23 93.64 46 34.30 新加坡 -7.13 8.39 14.37 22.06 22 16 小计 54.02 209.91 297.39 371.07 234 242.90 美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发表的《亚洲奇迹之谜》中指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是“纸老虎”，它们的经济增长和50年代的苏联一样，过多地依赖大规模的劳动力和大量资金的投入，而非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来获得，在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技术水平上差距仍然存在，因此，东亚之谜并不存在，亚洲新兴国家的前途也不会像想象的那么乐观。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仿佛是在验证克鲁格曼的预言，引发了各国学者对东亚模式的重新思考。一些经 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 认为东亚奇迹已经不复存在， 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将会遇到重重困难。那么亚洲四小龙近年经济为什么会放缓，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亚洲四小龙的产业结构对发达国家市场依赖较深 亚洲四小龙因国内(地区)市场狭小，且严重缺乏自然资源，不得不在实施了短暂的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之后迅速转向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战略辅之于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外资和外国技术的大量输入以及教育事业的超前发展等因素，使四国或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但也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四小龙的经济运行对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 出口加工型战略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原料，抑或是集群设备销售市场，都与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密切的结合起来。对于亚洲四小龙而言，这些生产要素的输入与输出都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在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作为头号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国，吸纳了四小龙输出的大量商品。 如果说美国是从需求方面带动了四小龙出口工业的发展，那么日本则是从供给方面支持了四小龙的工业化，成为其所需生产资料集资本密集型中间材料的最大供给这。从表中可以看到，就在四小龙对美贸易顺差急剧扩大的同时，他们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在加速增长。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虽然表现形式相反，但是他们却共同反映了亚洲四小龙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美国和日本 这两个大国的严重依赖的性质和程度。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亚洲四小龙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发达国家景气时，需求旺盛，出口增加，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随之跃升，反之则走向衰落。 (二)东亚地区内部在产业结构方面的相互依赖性较强 从表中可以看出，1988—1994年，新兴工业经济体与亚洲各国的贸易无论在出口还是在进口方面年均增长都在40%以上(出口为43.6%，进口为44.5%)远远高出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额。以新加坡为例，1994年该国与亚洲邻国的双边贸易额为1250亿美元，1995年则猛增至1528.169亿美元，占其对外贸易总额2422.5352亿美元的63%。值得指出的是，一方面，虽然这些新兴工业体成员努力发展电子和机械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向 高技术产业的转移并没有伴之以外围产业的发展，这些国家大多只是停留在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产品组装水平上，而其主要部件和资本则度需要从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因而这些所谓的高技术产业都没有根基。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工业体国家之间不仅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依赖倾向，而且这种倾向随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而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新兴工业经济体向亚洲各国的出口额和出口比重将会进一步增大。另一方面，东亚各国之间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而形成较高程度的产业结构相似性，存在着明显的相互竞争趋势。这种相互竞争和相互依赖程度都强的区内产业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贸易结构，最终形成了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各成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 (三)、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币值的升高使得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 由于长期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亚洲四小龙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工成本不断上升而产品竞争力下降的现象。据韩国贸易振兴社的调查统计，1988年韩国制造业名义工资的上升率为19.59%，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分别为10.68%、11.59%和9.83%，其上升率超过同年美、日等发达国家。再从包括劳动生产率因素的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指数(即工资指数与劳动生产率指数之比)来看，1977年为100，则1986年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分别上升为216.2、174.6、155.2和180.2(1984年)。而同期美国、日本、原联邦德国只分别上升为141.8、115.2和131.7。可见，亚洲四小龙制造业单位劳 动成本的上升幅度已超过主要发达国家，更大幅度地超过东盟国家。工资及劳动成本的迅速提高，使其依靠大规模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来维持增长的经济活动受到冲击。 过去，四小龙曾长期实行低估币值政策，从而大大促进了出口的增加，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四小龙对美国出口的攻势日益强劲，美国不得不正面要求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对其货币及汇率进行调整，以限制四小龙产品对美国的进口，而增加美国产品的出口，减少和抑制其不断积累的贸易逆差。几年来，四小龙除了香港以外，其他三国和地区的货币都曾一度升值。如1985年底，韩国圆对美国的汇率为1美元=890圆，到1989年9月底下降为1美元=670圆，货币升值率为24%;同期，台湾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美元=40.42新台币下降为1美元=25.50新台币，升值率高达58.5%;新加坡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美元=2.29新元下降为1美元=1.98新元，升值率为15.6%。“四小”货币的升值直接导致了出口产品价格的上涨和出口增长率的下降，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事实上，“四小龙”不断向东盟成员国以及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转移生产基地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们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以及无法同中国和越南等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产品成本的提高，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严重依赖世界市场型的产业结构，再加上资源短缺、国内市场狭小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使新兴工业体的出口年增长率普遍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 (四)为控制通货膨胀等因素而采取的调整措施 自1987年以来，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年经济增长率一般均在7—9%左右。在60—70年代的经济起飞期间，四小龙在通货膨胀方面控制得比较好。但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社会基础设施出现严重不足，生产成本迅速上升，通货膨胀率也随之攀升，有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接近甚至超过了两位数。此外，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和外贸逆差扩大等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显然，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就会影响四小龙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四小龙开始有意识地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控制通货膨胀，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年来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一种积极地政府调控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转变经济体制以维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平稳的发展。 (五)忽视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当前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加大，衍生金融工具也层出不穷。巨额的资金流动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带来利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东亚经济衰退的直接诱因是金融危机。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刚刚起步，监管不完善(对各种新型衍生工具的飞速发展认识和准备不足(从而引发了金融结构的严重失调。这充分暴露出亚洲四小龙各国(地区)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银行缺乏风险防范和约束机制，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比较薄弱。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东南亚各周仓促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短时 间内就取消了外汇管制(都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结果造成本国货币不断升值(游资大量涌人四小龙国家(地区)的证券市场。这样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泡沫(使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产生虚假繁荣，使得金融投资行为有机可乘。 五、对中国的启示 (一)它山之石，可资中国经济发展借鉴 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的魅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经济体制上的独特属性，这些独特属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不乏借鉴意义: 1、 跨越性特征。 亚洲“四小龙”国家(地区)自摆脱殖民地经济、依附经济，建立自己的民族经济以来，到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市场失灵”危机和“政府失灵”危机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亚洲“四小龙”的形成，跨越了市场经济的”古典体制”。而且政府采取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干预活动，无形中创造了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创造了政府和市场二元机制优化组合的新体制。 2、 兼容性特征。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传统的无政府的市场经济、政府刺激有效需求的膨胀型的市场经济及完全由政府直接支配的经济的扬弃:它是有政府管理的非财政金融膨胀型的非单一计划调节的经济，承袭了无政府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制度、有效需求管理型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计划经济中的政府计划指导机制。 3、 多元性、差别性特征 亚洲“四小龙”国家(地区)间及国家(地区)范围内的地区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较长的时期内，电子计算机与算盘并存，高科技与原始的农耕技术并存。这里有最富裕的人口和地区，也有最贫穷的人口和地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不同，经济起飞的时间各异，形成了阶梯多样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所以，中国应借鉴亚洲“四小龙”在多元性、差别性的背景下发挥差异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4、 政府注重培育市场的特征。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过程中中，政府与市场常常结合为一体，由于亚洲“四小龙”国家(地区)是市场经济后发育地区，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政府的干预常常是一种重市场的干预，目的是用政府的干预培育和扶植市场，而不是抑制市场。亚洲“四小龙”国家、地区的政府其财政消费和支配的国民财富较少，而留给市场调节的比重较大;从政府财税上看，战后，亚洲“四小龙”的税赋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普遍较轻，它们是在社会福利事业中引进市场的民营机制，从而大大减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 亚洲“四小龙”教训，值得中国经济发展警惕 l、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属于赶超型发展模式，而中国的 经济发展也属于此种类型。在增长方式上，表现为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率来带动经济的高增长。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一条高投人、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丽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有关资料显示，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问，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时至今日，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同当初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相似之处，普遍是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因此，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应引起中国的警惕，中国要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走一条集约型的、绿色环保的、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2、必须实现从模仿到创新的跨越。最要紧的是把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落到实处，走科技兴国、教育兴国、人才兴国、创新兴国之路。当今的国际产业竞争是比科技力、比人才。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高新科技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增加科技投入。大力培养科技人才，积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国的许多部门和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3、要把出口导向和扩大国内消费结合起来。调整结构。将过度依靠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坚决转向促进出口和扩大国内消费相 结合的模式。以便尽量降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同一时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上升到78.9,，差距可谓天壤之别。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在我国并未并驾齐驱。“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的情况一直延续(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的贡献很小。因此，我国必须发挥国内市场容量大的有利条件，扩大国内消费，才能避免走亚洲“四小龙”经济体老路。 4、应破除对过高外汇储备的迷信。亚洲“四小龙”国家(地区)对高外汇储备的偏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是有必要的。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长时间大量拥有外汇储备是要付出代价的。外汇增加太快不全是福利，过多的外汇储备是负担，无益于国计民生。亚洲“四小龙”国家(地区)的经济起飞史表明，如果容许本国货币顺应贸易情势自然升值，则预期升值就不会出现，国际游资不会大量流入。货币供给不会大量增加，资产膨胀不会发生，产业界可以从容调整以适应汇率变动，让人民可以安享经济成长与升值所引起的经济福利增加。 参考文献 1. 安岗.东亚奇迹、危机与复苏—交易结构视角的制度分析.博士论 文，2007,6 2. 李琳.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2(11) 3. 世界银行(2000).东亚奇迹的反思(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3年第1版 4. 赵春明.论亚洲“四小”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世界经济,1994(11) 5. 刘伟 蔡志洲.东亚模式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求是学刊，2004(11) 6. 保罗?克鲁格曼(张曦译，张兆杰校).亚洲奇迹的神话.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刊,2000(1) 7. 赵春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多元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卡莱尔 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普希金 人离开了书，如同离开空气一样不能生活——科洛廖夫 书不仅是生活，而且是现在、过去和未来文化生活的源泉 ——库法耶夫 书籍把我们引入最美好的社会，使我们认识各个时代的伟大智者———史美尔斯 书籍便是这种改造灵魂的工具。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