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败的植发手术

一次失败的植发手术 99站长网 在距离我的婚礼还有半年之际，整形医生布鲁斯?莱特从我的后脑勺上切下拇指宽的一条皮肤，手术刀在我的头骨上缓慢游走，从一只耳朵到另一只耳朵，发出刀子刮去石头上的苔藓一般的声音，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护士们在我的身边忙忙碌碌，我喝着可乐，欣赏着平板电视上播放的美国剧情片《赌城风情画》。这部影片是我在手术前挑选出来的，主演是约翰尼?德普。如果一切顺利，我后脑勺上的这条皮肤会被分成很多的小移植片，我的头上很快就会长出新头发。2014年8月16日是我的结婚日，我的未婚妻比我小7岁，我想发量饱满地说“我愿意”。 植发的愿望 就在不久前，我还在嘲笑整形手术，丝毫不担心会因此产生笑纹。我今年35岁，变老的事实有时让人难以接受，就像一只懒惰的胖乌鸦停留在我的肩膀上，驱之不去。曾经，我为自己健硕的身材感到自豪，如今我却重复着肥胖、低碳饮食、肥胖的恶性循环。 我也不甚清楚，怀疑何时开始取代乐观，我的乌鸦第一次在我身上歇脚，但是我注意到了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我开始脱发，尤其是在它们作为年轻和能量标志的地方(头部)，而在我根本不需要的地方(背部、肩膀)，新毛发却蓬勃生长。 我不确定一个人是否真的需要奔驰车和托斯卡纳意式风格的别墅，才能证明自己的人生有多成功，但是镜中我的形象――明显没有头发的额角――肯定不会为我赢得什么加分。2013年，我决定不再向上帝或荷尔蒙，或是造成这种生物学 上不平等的随便谁屈服。我想要新头发，完整的头发，想让它们快快生长，想扎起一个马尾辫，不是为了赶潮流，而只是因为我的头发可以扎得起来。 我在网上找到一种名叫Propecia的药剂，据说可以防脱发，但是很昂贵，而且有副作用――勃起障碍。随后，我在土耳其发现了买一送一的实惠:海边度假，包含头发移植服务――听起来太不靠谱了。终于，我在报纸上读到，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教练尤尔根?克洛普也做了头发移植手术，手术后不仅拥有了自然、足量的头发，而且在我看来一下子变得干练了不少。在报道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布鲁斯?莱特。 约定手术 这位整形医生在我居住的慕尼黑小有名气，是因为他喜欢在他庞大无比的公寓中举办派对，女人们跳舞、摆姿势，无一例外踩着高跟鞋，身体的某个部位动过刀子。据说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足球先生洛塔尔?马特乌斯就在这些派对上找到了好几位夫人。有几个熟人和我说过，布鲁斯?莱特虽然虚荣心极强，但仍然是个出色的外科医生。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莱特的日程表排得很满，要么在杜塞尔多夫做手术，要么在参加国际会议，或是在西班牙伊比沙岛上度假。我等待着。 2013年秋，距婚礼还有11个月时，我在莱特的慕尼黑公寓见到了他。我很快注意到，接受手术的决定引我步入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宇宙:在这栋3层公寓中，电视上覆盖着蛇皮，床上摆着等身高的毛绒老虎。莱特说他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没有同情的能力，是一个纯理性的人。随后他说出为我做的诊疗:在我的头发还算繁密的后脑勺，他会取出部分带状皮肤组织，从中获得移植片，移植到我谢顶的部分。 每个移植片含有1-3根头发，为了填满我头上的无发部分，需要约2000移植片，半年后就可看到成果。莱特是个很好的销售，他很快就打消了我的疑虑。这可能是因为，他似乎对所有问都有个合理的，这让我安心，或是因为我已经对使时间倒转的愿望着了迷，丢弃了所有理智和猜疑。 疼痛,肯定，会延续几天，但不会很厉害。后脑勺上的伤疤,不久就看不见了。风险、长远影响,几乎没有。成功率,约100%。价格,1000欧元基本费用，再加上每个移植片3.5欧元，但是别紧张，这8000欧元可以分期付款。手术日期,2014年2月16日。 手术前的那周，我很是兴奋不安，同时却告诉自己，我只是去看个牙医定期门诊。我向我的朋友们说起这个。最初我还觉得在运动时或是酒吧中谈起移植片和发际线很奇怪，担心我的朋友们会嘲笑我，然而他们没有，相反无一例外地表示理解，询问我详情，有几个人甚至自己也想着接受整形手术。但也许我并不应该为此感到吃惊，毕竟借助整形手术完善身体早已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手术过程 2014年2月16日早上，我坐着当天第一趟航班来到杜塞尔多夫，在飞机上偶遇莱特。他戴着太阳镜，显示出些许派对后的疲惫(后来证实不对，他只是刚刚才做过紧致眼睑手术)。着陆后我们来到诊所。入眼一片洁白，一切都干干净净的。我拿到了安定、止痛药和手术服。我感到很恐慌，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手术。莱特穿着白大褂，戴着角边眼镜，展现出完美的医生形象。我被带入手术室，得到一瓶可乐，挑选出想看的电影。莱特剔去一条皮肤，注射了6针麻醉剂，我的头突然变得僵硬无比，就像长着苔藓的石头。他们在我的后脑勺上做什么,我听到手术刀滑过石头的声音，不禁头晕目眩。我喝着可乐，看着约翰尼?德普在拉斯维加斯晃悠。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我的头皮如何被揭下，血液如何流到我的颈部。当莱特将那块后脑勺皮肤放在手术台上时，它卷曲起来就像运动的卷发。接着4名护士在显微镜下分离它。 莱特为我缝合了伤口，然后画出新的发际线，在植入头发的部分局部麻醉。为了避免损伤组织，他向这部分皮肤注射了食盐溶液。太多次注射，太多缝针，使得我眼前一黑。护士让我躺下来，将我的双腿抬高。在短暂昏迷之后，我的头皮上被 莱特扎了2000个洞，然后他离开了房间。接下来两个小时，两位护士用镊子为我植入头发。她们来自克罗地亚，相互交谈，氛围非常放松，就像在理发店里。其中一位护士对我说，我们以后还会在诊所再见面，以我的脱发量来看，一次手术是不够的。 离开时，我得到了一包止痛药。出租车中，麻药的作用渐渐散去，阵阵疼痛感向我袭来。回到我慕尼黑的家中后，入睡是想都别想了。痛死了～地狱般的疼痛～新缝的伤口有节奏地跳动，似乎要爆炸。止痛药根本没有任何帮助，枕头上满是血。不能躺着，站着也不行，因为(现在我知道了)从颈部到后脑勺的神经束被割断了。一个外科医生朋友向我推荐了一种止痛药，那是他在做完紧急手术后开给病人的，需要每天3次服用最高剂量。我只能坐着打盹，3天后我的头开始肿胀，食盐溶液从额头上流下来，很快我的脸看起来就像被迈克?泰森(世界最年轻重量级拳击冠军)痛打了一顿。这几天唯一的安慰来自市中心的一个诊所，在那里，穿着白大褂的天使们为我清洗头部，在手术缝口处涂软膏。他们没有嘲笑我，而是用隆胸手术后因为疼痛而3个星期无法走路的女人们的故事来安慰我。 无人提及头发的婚礼 我咒骂莱特，他将这种身体伤害当做必然结果售卖给我，然而我更咒骂自己的软弱。我怎么能被这肥胖、懒惰的乌鸦引向如此的境地,我怎能怀疑自己不够好,菲利克斯，35岁，一个额角没头发的友好家伙，完全OK。 一个星期后，肿起渐渐消退。莱特为我拆线，同时夸耀自己的作品。我的疼痛噩梦被他描述为特例，他甚至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归罪于我的不安全感。我想:胡说～他从我的后脑勺上割下一条皮，这样的疼痛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尽管已经为社会所接受，整形手术也还是手术，并不是健身疗法。 慢慢地，我头上的伤口恢复了，有时候移植区还是会痒。在公开场合我戴上一顶帽子，在家里我时常站在镜子前，端详着，等待着。果真，3个月后第一批头发“萌芽”了。在婚礼 前6周时，我的额角已经出现了很多新头发，但仍不够茂密，没能完全遮盖头皮。我很失望。莱特说一年后才能完全长好，但我婚礼的时间已经确定了，我必须在没有理想发型的情况下庆祝我的婚礼了。该怎么办,我问我的未婚妻，她反问我:“你为何不干脆把它们都剃掉呢,” “剃掉,我已经忍受了这么多痛苦，花了这么多钱„„” “反正会更好看，而且现在是夏天，你的肤色健康黝黑，很棒呀～” “你怎么不早点„„,” 我没有生她的气，而是松了口气，很高兴这场战斗提前结束了。手术后几个月，我对自己的愤怒慢慢演变为自嘲。“看看他吧，这个胡特，他又站在镜子前了，希望能再长出点头发。”我对自己说。我的快乐依赖于我头发的长度和密度，这越来越让我觉得荒谬可笑、肤浅幼稚。我认识到，为修复每一点缺陷而进行的疯狂自我完善，并不会让我变得更加快乐。在和时间的战斗中，所有人都会失败，我们唯一能改变的，是我们的态度和观点。 我尝试让时光倒流，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又怎样,我不后悔接受了手术，让我难过的是我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接受自己的外貌，以后我不会再对自己做这样的事了。 婚礼前几天我来到理发师那里理了头发，剪了个非常短的平头。在镜子中，我看到了伤疤。2014年8月16日，我说了“我愿意”，没有哪天比这天爱意更浓，婚礼照片上的我看起来就像这场手术从未存在过。没有人提起我的头发，没有人批评，也没有人恭维，只有我能在镜子中看出轻微移动的发际线。我很高兴，但是我并不要它来让我幸福。也许是因为，我的乌鸦，它已经飞走了。 [译自德国《N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