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姓氏和姓氏宗祠

中国的姓氏和姓氏宗祠 中国姓氏的存在至少已有五千多年,但姓氏作为一个家族的标志是在隋唐时期形成的。从远古时期一直到周朝,都是女子有姓,男子只能称氏。姓是表示母系血统,氏是同姓各部落的名称。当时姓氏是代表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所以只有贵族才可以有姓氏,平民和奴隶不能有。姓可以世袭也可以由国君赐封,人的地位是会变动的,氏号往往也随着变化。战国以后,一般称氏而不称姓,姓的使用机会越来越少,开始了姓氏合一。姓氏是一种符号,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在原始时代,姓氏一分为二:男为氏,女为姓。氏又分贵贱,贵者有氏有名,而贱者则只有名无氏。自太史公始姓氏合二为一。在封建时代,姓氏是家族系统的符号,姓氏宗族色彩浓厚,同姓氏者称同宗、老宗。到了现代,姓氏的内涵起了不少变化,宗族色彩有所淡化。有的革命者进行革命斗争时,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迫害,改名换姓,革命成功后,改换的姓名已为组织或社会认同,便不再恢复原来姓名,其子女也按改换后的姓氏安名。笔者一位老领导,人们只知其姓何,却很少人知道他原姓奚。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过山瑶的习俗是子女轮着随母、随父姓。古代炎黄夷三族的联盟,是由一百个氏族组合而成,所以属于一百个氏族的人统称百姓,这就是"百姓"一词的由来,其实一百个姓是个概数,流传颇广的通俗读物《百家姓》就不止一百个姓,而是有408个单姓和三十至七十个不等(各种版本不同)的复姓。大型工具书《辞海》共收录了1024个姓氏,徐俊元等合著的《贵姓何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中的《古今姓氏表》共收录5093个单姓、复姓,这个数字远远不是我国姓氏的全部,有报载有个解放军战士专门收集各种姓氏两万多个。中国的姓氏来源多种多样,有以国、封地为姓的,和周、吴、赵、齐;有以技艺为姓的,如屠、陶、甄;有以动植物为姓的,如牛、马、杨、李、桂等等。据说至今还有姓狼的,而且其人特别豪爽,逢人介绍姓名还特别声明此"狼"非彼"郎",真是可爱得可以～因为姓氏多多,就衍生出一些有关姓氏的故事。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他由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姞、嬛、嬴、姚、娀、嬇(或作愧)等,可以推断 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家族之用。后来,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姓与氏合一,不再区分,表明姓与氏都是姓,表明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这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姓氏含义。现在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 文献记载和现存的共有5600多个。其特点是:前代代相传下来的。有人统计, 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出处具体。姓氏的形成各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不一定是同源,如刘姓就有五处起源。异姓也可能是同出一宗,姓古、吴两姓本是同源,都是古公先祖的后裔。br宋版《百家姓》(简体,收有单姓444个,黑色字;复姓60个,蓝色字。共计504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鲁韦昌马苗凤花方俞任袁柳酆鲍史唐费廉岑薛雷贺倪汤滕殷罗毕郝邬安常乐于时傅皮卞齐康伍余元卜顾孟平黄和穆萧尹姚邵湛汪祁毛禹狄米贝明臧计伏成戴谈宋茅庞熊纪舒屈项祝董粱杜阮蓝闵席季麻强贾路娄危江童颜郭梅盛林刁钟徐丘骆高夏蔡田樊胡凌霍虞万支柯昝管卢莫经房裘缪干解应宗宣丁贲邓郁单杭洪包诸左石崔吉钮龚程嵇邢滑裴陆荣翁荀羊于惠甄麹加封芮羿储靳汲邴糜松井段富巫乌焦巴弓牧隗山谷车侯宓蓬全郗班仰秋仲伊宫宁仇栾暴甘钭厉戎祖武符刘景詹束龙叶幸司韶郜黎蓟薄印宿白怀蒲邰从鄂索咸籍赖卓蔺屠蒙池乔阴郁胥能苍双闻莘党翟谭贡劳逄姬申扶堵冉宰郦雍郄璩桑桂濮牛寿通边扈燕冀郏浦尚农温别庄晏柴瞿阎充慕连茹习宦艾鱼容向古易慎戈廖庾终暨居衡步都耿满弘匡国文寇广禄阙东殴殳沃利蔚越夔隆师巩厍聂晁勾敖融冷訾辛阚那简饶空曾毋沙乜养鞠须丰巢关蒯相查后荆红游竺权逯盖益桓公万俟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闻人东方赫连皇甫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政濮阳淳于单于太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钟离宇文长孙慕容鲜于闾丘司徒司空亓官司寇仉督子车颛孙端木巫马公西漆雕乐正壤驷公良拓拔夹谷宰父谷梁晋楚闫法汝鄢涂钦段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微生岳帅缑亢况后有琴梁丘左丘东门西门商牟佘佴伯赏南宫墨哈谯笪年爱阳佟第五言 福(百家姓终)中国的姓氏宗祠,俗称祠堂,是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分为先贤祠、宗祠、神祠。先贤祠和神祠是为了祭奠古代先贤和传说中的神仙而设立的。宗庙是中国皇帝专有的祭祀场所,而宗祠建筑最普遍,习惯上称祠堂,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主,进行祭祀的场所,被视为宗族的象征,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特别是自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每个祠堂大凡都有自己的堂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堂号是宗族的标志。堂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有姓氏特征的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半部堂"等;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征的堂号,如"世德堂"、"崇本堂"等。具有姓氏特征的堂号,其来源大都伴有寓于某些含义的典故,它重复出现于该姓氏的不同支族。没有姓氏特征的堂号,大部分分别为某一支族特有或与其他宗族的堂号甚少重复,其馀少量的堂号则在同姓和异姓宗族中间着较高的重复出现率。而其他的堂号辅以 也能在判断宗族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如"世德堂",丁、王、姓氏、地域的限制, 李、吴、何、沈、邵、周、胡、秦、徐、陆、陈、孙、黄、曹、许、张等数十个姓氏都有此堂号,而且同姓中的不同支派也有,出现的重复率极高,但加以姓氏、籍等条件限制,就可缩小范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因此,象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也就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堂祠和小祠堂。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纥族的爱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内堂)等少数民族,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中国姓氏宗祠的堂号和郡望一样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的特有范畴。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不可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在旧时中国各姓祠堂正门上方,往往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堂"。在海外的宗亲社团和各姓联谊会所,也往往挂有写着"×堂"的灯笼和牌匾。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 自己的堂号。堂号的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各姓的堂号虽然很多,但也不是随便乱取的。各一个家族的堂号,往往都有其非常深刻的含意。br一、姓氏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5000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 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 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 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姓 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 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唐太宗(627年)的时候,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的《百家姓》是北宋(960年)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据说有4000到6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苏联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而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 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中国各地农村多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庄仅为一姓居民。各个族姓开拓一方,繁衍一方,独占一方。西晋、唐初、五代和宋元时期中原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先民各族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各地府、州、县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记述甚详。如乾隆《福州府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也曾率戍闽部属58姓,定居福建。黄仲昭《八闽通志》引《建安志》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自民国(1912年1月1日)以来,有关姓氏家族的调查十分丰富,各地也屡见姓氏溯源的考据。以福安县甘棠堡为例,当地数 ,郑氏来自清河郡、荥阳郡;陈氏来自颖川十姓居民分别来自中原20多个郡县 郡、太邱郡;周氏来自汝南郡;徐氏来自东海郡;邱氏来自河南郡;丁氏来自博陵郡;王氏来自太原郡;范氏来自高平郡;缪氏来自东鲁郡;黄氏来自江夏郡;曾氏来自天水郡。其他如苏、兰、郭、杨、连、江、翁、谢、许、徐、詹、魏诸姓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祖地郡望。他们自唐宋以来,"各衿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明?万历《福安县志》卷1《风俗》)各姓氏都按严格的地域范围,聚族而居。华东、华南的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客家土楼(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居住上百人,都是同一姓氏(宗族)的人,事无巨细均由同宗(同姓)相帮解决。各家族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和先祖荣耀均极重视。除族谱记载外,其外化形式即集中反映在家族门楼的门额横匾与宗祠长联上。一些世家望族,为显示其祖宗显贵,往往在门匾上刻写"尚书第"、"大夫第"、"进士第"以及"五代尚书"、"亚魁天下"等字样。一般家族的门匾则刻有"鲁国传芳"(颜姓)、"颖水世泽"(陈姓)、"江夏衍派"(黄姓)、"蚊筑传芳"(丁姓)等字样,以表明郡望,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镶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清楚地表述了各姓氏的家世。福安甘棠堡陈氏宗祠的楹联为:"数十世避乱侨居,凤粤发祥,羡者蕃,肯构肯堂,黎阁家声光自晋;三百年创业重统,莺迁衍庆,喜此日,美轮美奂,棠江庙貌著维新。"同安县五显乡后塘村"桃源"颜氏祠堂的楹联,叙述了该姓入闽的时间和路线:"自唐历宋历元历明历清,簪缨世代;入闽而德(化)而永(春)而金(门) 而同(安),瓜瓞云礽"。在全国各地,由一家一姓定居衍派而成单一村落者极为普遍。它体现了宗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性,也给许多地名村名打上了姓氏宗族的烙印。如李坊、陈坊、蔡坊、潘屋、肖厝、许厝、王庄、伊家乡等,大抵原本皆是这样的村落。邵武的肖家坊,原名金泉里,因明代大批肖姓人迁入而更今名。谢坊原名绣溪,因宋代祖居此地的谢元明做官出名,成了望族,南宋时改为谢坊。即便是几姓杂处的村落,也大多以一姓一族为主。由于历史的或家族的原因,单一姓氏或各姓氏间往往各有一些避讳和禁忌。如:旧时福建省长汀县高陂张姓不演《薛仁贵征东》剧目,因戏中有奸佞张士贵暗害忠良的情节,被认为有辱同宗。该县李姓元宵节不闹花灯,因为相传唐高宗有个皇太子元宵节观灯时被薛刚踢死,故李姓视闹元宵为不吉利。永定坎市卢姓称风炉为端灶,因"卢"与"炉"谐音。当地人称锅盖为"甑棚",唯曾姓人独称锅盖,也是因"甑"与"曾"同音避 永定湖坑乡奥杳等地的黄姓人则不称黄鳅而称湖鳅,讳。泥鳅别称黄鳅或湖鳅, 中川等处的胡姓人却称之为黄鳅。蟑螂即蜚蠊,俗称黄贼,抚市一带的黄姓忌称黄贼,而称蜚蠊。长汀的林、翁两姓忌通婚,相传两姓后裔曾同时携带祖先骨灰还乡,在客栈相遇,双方的骨灰不慎混在一起,无法辨别分开,只得各取一半带回故土埋葬。从此,为避免同宗联姻之嫌,两姓遂互不通婚。古竹乡高东人也不与岩背村人通婚,因为高东人认为其上祖江东峰是被岩背人所杀,故有宿怨。这类禁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今多已破除。br(一)氏的产生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值得说明的是,远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尧,又称伊祁氏)、有虞氏(舜)、有夏氏(禹)等氏,是后世对想象与传说中的祖先的尊称,不同于"胙土为 氏"。br(二)姓氏的形成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通鉴外纪》说," 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当今中国人的后世之姓,主要有如下十来种来源:1、以氏为姓。氏族社会晚期以至夏、商时代,分支氏族的标号有的也成为后起之姓,如:姬、姜、姒、风、己、子、任、伊、嬴、姚。2、以国名为姓氏。夏、商二代均封侯赐地,西周初年更是实 行大封建,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遍布九州,这些国名便成为其国子孙后代的。如赵、程、房、杜、戈、雷、宋、郑、吴、秦等。周文王封少子于狄域,其子孙便姓狄。白狄族一支在今河北省无极县建立鼓国,后代便有姓鼓。有的姓是秦汉以后外邦人带来的,如米姓出自西域米国,安姓出自安息。3、以居住地邑名为姓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忿生采邑于苏,忿生后代因此姓苏。4、以居住地乡、亭名为姓氏。如嬴姓秦国的始祖非子的支孙封在邑乡,得邑氏;至六世孙被周禧王封为邑侯,采食解州。5、以居住地为方位为姓氏。如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这四郭便成了姓氏。6、以先人的字或名为姓氏。有皇甫、高、刁、公、施等。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姓林。又如齐国大夫童刁的孙子以刁氏传世。7、以兄弟排行次序为姓氏。有伯、仲、叔、季等。如春秋鲁国有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8、以官职名为姓氏。有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 后代便等。如西周的职官司、司马、司空后来均成为姓。又如汉代有治粟都尉,姓粟。9、以职业技艺命为姓氏。商朝有巫氏,是用筮占卜的创始者,后世便以为氏。又如卜、陶、甄、屠、优等姓均是以职业技艺为姓氏。10、以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如慕容、宇文、呼延等。又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11、以祖上谥号为姓氏。有戴、召等。如庄氏原为楚庄王之后,康氏原为周武王之弟康叔之后。12、以爵位称号及爵系为姓氏。有皇、王、公、候、王叔、王子、王孙、公子、公孙等姓。13、因赐姓、避讳而改的姓氏。如南朝隆武帝把国姓"朱"赐给了郑成功,闽台百姓称郑成功为"国姓爷"。又如汉文帝名刘恒,恒氏因而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14、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br(三)姓氏的神话姬姓始于黄帝。据《史记》所载,黄帝本姓公孙,名叫轩辕,但因"长居姬水",改为姬姓。黄帝是传说中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帝王,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百家大姓中有七十多个姓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姬姓。据说他有25个儿子,其中得姓的有14人,共12姓(有同姓的,故14人有12姓),姬姓居首。周的祖先后稷是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承继了姬姓。关于后稷以姬为姓,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后稷的母亲姜原,是帝喾的元配皇后,有一次她到野外出游,见到了臣人的足迹而心生喜悦,就踩踏这些足迹,而后身动如怀孕一般,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就是后 来的后稷。后稷长大后出任尧的农官,教民稼穑,被后人尊为"神农",赐姓姬,成为周族的先祖。姒姓大禹的国号为夏后,姓姒,其父名鲧,是黄帝之孙颛顼帝的儿子。当时帝舜治理天下,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于是舜派鲧治理洪水,历经9年而未成功。舜就把鲧流放到羽山,起用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派商的先祖契、周的先祖后稷等协助。禹疏通九河,开凿济、漯、淮、泗等河流,历经10余年,足迹遍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水患,获得成功。由于他的丰功伟绩,舜把夏封给他,又把帝位传给他。他的母亲修己是有辛氏的女儿,当初因为吞吃了薏苡这种植物而怀孕,生下了禹,所以禹建夏国后,就以"姒"为姓。另一说,修己吞吃了神珠薏苡而生了禹,故而以苡的同音字姒为姓。大禹死后,帝位传给其子启,历经四百多年,至夏桀时,因为他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桀的后人有的就以国名夏为姓了。子殷商王室姓子,其始祖为契。契是古部落普通女子简狄的 看见一只玄鸟(即燕子)在河边下了一儿子。有一天简狄同两个妇女在河中洗澡, 个蛋,就拣起来吞吃下去,不久就怀孕生下了契。契后来是舜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掌管教化百姓的事务,并封给他商地。又因为契的母亲吞了玄鸟之子(即蛋)而生下他,故而赐姓为"子"。关于子姓来源的传说,见于《史记.殷本纪》。《诗经》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也是这个故事。br(四)姓氏的分布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敛迹了,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曾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历史悠久的姓氏文化和传统独特的中国谱牒学,目前不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生命科学中也得到了重视和应用,并已经形成了中国资源特色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多数的情况中,姓氏是世代遗传的,姓氏人口资料又比较容易搜集,其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中国人一般都习惯地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遗传递给下一代。女子在一生内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是x精子还是y精子,均携有"姓氏基因",均在每代显示其姓氏的功能。惟有y精子具有连续传递姓氏特征的性能,而x精子仅仅在第一代显 示姓氏的性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中一直普遍存在着改姓的现象,这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氏、避难改姓、少数民族用汉族姓等等。在人群中改姓是突发的和随机发生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迁移过程之中,但是可以肯定有总人数中改姓人数的比例较低。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可以认为是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传递功能。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对隐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行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线索和机会;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中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小,娶嫁地域相对固定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其共同祖先的父系遗传物质,某种程度隔离的群体,这在进代上有特殊的意义。这种与近代人类进化有直接相关的同姓群体。在探讨中华中族的起源和进代等研究中将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反映 中国人姓氏在历史上传递是延续的和隐定的。它揭示了三个重要的现象:第一, 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姓氏所表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和行的表现。第二,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很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这样形成了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仅占总姓氏量不足5%的常见100个姓氏已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总姓氏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常见100个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的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为表现其地域特色和相对高程度隔离的现象。第三,人群的迁移的主要方向反映了中国人遗传基因的流动方向。同时,再一次从群体遗传学角度证实了中国汉族一直存在着遗传上异源的南北两大群体,其1000年来的地域分界线应在武夷山和南岭地带。因此,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br(五)姓氏的异读有些姓氏,如按汉字的普通习惯去读,就会读错,在作为姓氏时,有其特殊的读音,这在姓氏学上被称为"异读"。出现异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姓氏中保留了古音,以及受地方方言影响所致。常见的姓氏用字异读有:秘:bì音闭,不读密(mì);重:chïng音崇,不读仲(zhîng);盖:gě音葛,不读钙(ɡài);区:ōu音欧,不读驱(qū);朴:piáo音瓢,不读普(pǔ);覃:qín音秦,不读谈(tán);仇:qiú音求,不读酬(chïu);召:shào音绍,不读 赵(zhào)。傣族人则读作赵(zhào);折:shâ音舌,不读哲(zhã);单:shàn音善,不读丹(dān);冼:xiǎn音显,不读洗(xǐ);解:xiâ音谢,不读姐(jiě);翟:zhái音宅,不读笛(dí);查:zhā音渣,不读茶(chá);乐:yuâ音月,不读勒(lâ);尉:yù音寓,不读谓(wâi);单于:chán yú音禅余,不读丹余(dān yú);万俟:mîqí音莫奇,不读万伺(wàn sì);尉迟:yùchí音玉迟,不读谓迟(wâi chí);子车:古读zǐjū音子居,不读子车(zǐ古读zǐchē)。但今时两种读法都有的。等等。还有一些姓氏用字,一字两音,同一个作为姓氏的汉字,由于有两个读音,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姓,而且不一源流。如:"乐"姓,北方读音与"月"(yuâ)字同,而南方读音则与"勒"(lâ)字同音;"召"姓,汉族人读者作"绍"(shào),而傣族人则读作"赵"(zhào);原籍在中原一带的"覃"姓,读音作"谈"(tán),而注籍两广或壮族的则读音与"秦"(qín)字同。这些同字不同音者,分别表示不同的姓,不能认为是同 六)客家人姓氏的渊源客家先人一姓氏在不同地区、不同族属的不同读法。br( 的姓氏来历,也在上述《姓氏的形成》这14种范围之内。居住于闽粤赣边地区的客家先民,系来自中原。是历代因战乱从中原大规模直接迁徙而至,或辗转迁入,或官宦、贬谪、经商等原因而落居。br(七)客家人的迁徙渊源客家人其先民迁徙有以下几个时期:1、秦汉统一中国,中原移民开始南下。(1)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六十万灭楚"南征百越之君",集结余干之水的秦军,于公元前221年置闽中郡后,即分兵南下,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一百五十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2)秦始皇三十三年,五十万人守五岭,即赵佗"将卒以戍越"。由是观之,闽粤赣边有两支秦军屯戍,一戊南野之界,一戍揭岭。(3)秦始皇三十四年,赵佗又在隔河二里筑城以控武水,筑万人城于中宿浈山。赵佗又在龙川筑城居之。这批筑城者人数不详,但同期徙往北方边郡筑城可考者,少者三万户,多者五万户。(4)秦始皇三十六年,估计秦驻闽粤赣边之戍徙民约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以上。(5)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5年),又大批中原士卒南戍岭南,分驻于郡县及军事要冲。(6)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中及揭阳(潮、梅古为闽越地)的闽越人都搬走了,是地只留下秦中县徙民的后裔。这说明自此起,闽粤赣边居民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2、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原人民避难,有一部分人迁入闽粤赣边区。东汉末年,中原人民避难入交州,曾掀起一次高潮,南迁主要由海道而来。南北朝时,南北对峙,中原人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迁移人口约96万,大部分稳定在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入江西赣南,部分又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边州县。永嘉之际,中原士族流入福建者众。3、唐代安史之乱,战祸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原人民大量南逃。4、唐末黄巢起义, 中原人民避难者又大批逃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5000人下江西。唐末至宋、闽赣边人口激增。5、宋南渡与宋末再有大批中原人民逃难至粤中与闽粤赣边地区。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杭、秀、苏、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皇太沿走洪、吉、虔州,皇太回临安。这些士民没有随太后的条件,又势不能北返,因而一部分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一部分由虔州入汀州。一部分滞留赣南各县。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江浙及江西大量宋民,一路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6、除以上所述因战乱大规模南迁外,中原人民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来,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者。从以上史料看,客家先民主要来自中原汉族。而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又不断融化吸收畲、瑶、蛋、木客等南方少数 姓氏家族聚居比较普遍,表现为同姓族群壮大了客家队伍。br二、族长历史上, 居住同一地区,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多见,一个宗族即为一个自然村落,多由姓氏得村名。据《大村曹氏宗谱》记载,明正统年间,曹贵二避难到龙潭,见这里山青水秀,便落脚谋生,在此生五子,其中有四子分为四个小家庭,四个小家庭再繁衍,便有了如今的四个自然村。家族一般都建有祠堂,祠堂有"祠规",亦即家法,族有族长,族长由家族中最有地位、最有声望的人担任,族长在家族中权势至高无上。大家族都修家谱,每隔三五十年续修一次,同一家族中以字辈确定长幼尊卑,并记于家谱中。靖安厂(一作场)《唐氏宗谱》行辈字序为:本善有庆,为仁克昌,文学从尚,恭应乾良。由于字辈的确定,以至有白发苍苍的老者还得称穿开裆裤的幼童为老太爷。族长,亦称"宗子"。族民们为了自身或共同的利益,一般都推举族内德高望重的男姓长者为族长。族长具有很大的宗法权力,宗族内部的管理和各项事务的主持一般都由族长担纲。小如家庭纠纷、婚丧喜庆;大如祭祖、祠庙管理等事务都要主持。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便是族权。姓氏族长制源远流长,至迟可追溯至宋代。宋代理学家提出恢复宗子法主张后,宗子的族长地位,在民间家族中被普遍承传下来。如福建省安溪谢氏家族认为:"宗子所以主祭祀而统族人,务在立嫡不立庶也。宗子死,宗子之子立,无子则立宗子之弟,无弟则次房之嫡子立。既为宗子,必谨守礼法,以光先德,族人亦宜推让,毋得轻忽。"(安溪《清溪谢氏宗谱》伴读公示训)侯官云程林氏家族在《家范》中对宗子的作用阐述的更为详细,曰:"治家当仿古立宗法,如始祖之嫡子则承始祖之祀,从此直下,嫡子世为大宗,合族宗之。是继始祖之嫡,谓百世不迁之宗也,此谓大宗。始祖之庶子则不得以称始祖,必待其卒而其嫡子继之,则自别为称;而亲兄弟宗之,是谓 继称之小宗…大宗所以统其宗族,合族有大事,必各禀小宗而后行,又诸小宗必总统于大宗之子,如此则宗族之内,人情相禀,人伦不乱,治家之要法也,子孙其遵而行之。"(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由此可见,各地许多家族除大宗之子(族长)统领最高决策权外,族内辈份高的长者也承担了重大职责。旧时,一大宗族的分支称"房",各房均有房长。他既是本房的代表,又是族长的辅佐,尤其在祭祀事务上拥有很大的权力。如福建省福州叶氏家族,大宗共分七房,七房外子孙为小宗。该家族的《祭祀条规》载:"嗣后族中入主附祀,七房内(大宗)祀正龛,七房外(小宗)祀左龛。"(福州《三山叶氏祠录》支祠条规)泉州梅洲陈氏家族则规定,主祭者由年长者与有功者轮充。这种家庭士绅与家族长辈的结合,大大加强了族长的权力。他们可以主持祭祖,代祖先立言,代祖先行事;还可以制订和修改各种家训族规,操纵家族事务,规约族人行为,并充当族人纠纷案裁判 控制着宗族与外部和法官。他们控制着族田和其他共有财产的管理权和分配权, 的联系。对于所谓触犯家规的族人,族长有权决定各种处罚和惩治,甚至处死。因此,族长们实际上拥有主宰家族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由于每个家族往往非单一族长所能支配,族长之下还有族房长、士绅学士、掌事的董首等等,构成庞大的宗族管理阶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宗族制度受到限制而削弱,族人公推族长的现象已极少见。许多乡村虽没有确定的族长,但有重要事情往往仍请长辈人拿主意。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乡村先后成立"老人会",老人会成员多是本村宗族中名高德重长者,其职能仍很重要,往往参加村级重大事务的决定。他们利用影响力和号召力,协助村干部工作。在一些乡村,仍有名义上的族长,他们是经"抓阄"产生的;一般由大家之长参加竞争,辈份并不讲究,这种人俗称"福头"。其职能是安排族中如修族谱、兴水利、做神节等事宜,并无族产可管,也无处置解决族内纠纷的权力。一些地方族长权并未在农村彻底消亡,一些偏远落后的乡村,封建宗族意识仍很严重,近年一些地方宗族势力有所抬头。有的地方为了编修族谱推举族长、房长,成立修谱组织,摊捐派款。三、族产族产是宗族的公有财产,是维持家族制度的经济支柱。民间族产包括土地、耕牛、山场、桥渡、沿海滩涂及水利工程、水碓、碾房等生产和生活设施。明朝中叶后,随着工商业活动的增多,族产中又增添了诸如店屋、生息银两和墟集等项目。许多家族通过出租经商店屋和管理墟集来筹集家族经费,增殖家族财产。据连城《新泉张氏族谱》记载:"先祖原构店铺,编列天、地、人、和四号,上手出租于人,归大宗永远管业。正月十四日收租,不得推前越后。"福建省泰宁县杉易镇(今城关)欧阳氏,清朝中期有店房71栋,每年收租钱180余千文。连城四堡 邹氏家族,于乾隆年间(1736-1796年)曾公议设立公平墟,开墟集后,"墟场墟租,胜公房子孙分收圩租一半。敷公房礼崇公、礼衡公、雄公、希孟公、永生公五公子孙收圩租一半。"(连城四堡《邹氏家谱》卷24《祠产》)上杭傅姓曾开蛟洋集场,李氏开新坊集场,"向各铺贩收租,向官交粮,其地只为贸易用,不准外姓筑造店屋。"(民国《上杭县志》卷2《建置志》)旧时莆田涵江最初的居民号"十福首",先后在下徐新宫埕建二座天后宫,其祭业主要靠店房租和田租。当地黄氏,每年除在农历三月初三日,花一笔钱"祭海"外,仍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以上这些情况反映福建族产内容的多样化。但就族产的基本内容看,仍应首推土地田产,即通常所称的"族田"。族田,又称祭田、蒸尝田、社田、祠田、义田、香油田、书灯田以及公役田、轮班田、桥田、渡田、会田、福田等,名目极其繁多。唐宋时期,各类族田便已见诸史志和族谱记载。从明中叶到清末民初,各家族的 特别是族田),经过几百年经营和积累,犹如滚雪球般急剧增长。如福公有财产( 建省连城县四堡邹氏家族,至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年),仅租佃出去的族田,每年地租收入有谷米400余石,钱租近10万文,建瓯祖氏家族,到清末,各类族田田租收入达7000余筐;建阳米氏家族的总祠堂族田,每年租谷收入500余担;建阳陈氏家族,清末仅祭租总额达2000余担;顺昌上洋谢氏家族,历代累计提取祭租3000余筐。(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6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民国时期,族田收入仍很可观,永泰同安村张氏家族,族田租谷收入最丰时也达5000余石。泰宁县大田乡有一块13亩多的"书田",称"百石丘",专供乡中读书人耕种、补贴之用。该乡因此大田而得名。大量族田的购置,以及每年繁多的祭祖仪式,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以供役使。于是一些大的族姓从明清到民国年间,曾有蓄奴现象出现。华安仙都一带各大姓,大都保留着蓄奴陋习。当地人将由外地迁来而沦为大姓奴仆的小姓之人,称为"客户"或"客户仔"。客户与族田伴生,也成了大姓族产的一部分,可以任凭役使。其所耕种的土地,全都是各大姓主家的族田。客户租一亩田,每年要交纳600斤租谷,占总产的60%。因此大姓族田、祠产的收入,相当部分是通过奴仆耕种、索取其劳动产品的大部分而获得的。1949年后,随着族产、族田的消失,仙都的蓄奴现象也消亡了。族产主要用于建祠修墓、纂谱联宗、办学考试(俗称"儒资")、迎神赛会、门户应役、兴办公益事业(如修水利、修路桥、设渡、设茶亭等)以及与外族的民事纠纷、诉讼甚至械斗。其中以祭祠开支为最大。除上述开支外,族田收入还用于赈济贫困。这部分族田俗称"义田"。建阳《重修黄文甫公族谱》称:"义田,以给子孙之贫不能婚葬者。"龙岩《刘氏族谱》道:"一族之人,不论贫贱贵富,立义田认 赈之,发粟帛以助之。使族中聪明特达之英雄不至久辱泥涂。"此外,动用族产开设义仓、社仓济族人,也不绝于记载。这些可算是弊窦丛生的家族制度下的良俗。族产作为族内日常事务的开销归家族所有,不属任何一房,除由族长总管(但非族长财产)或再由其指派专人管理外。一般情况下,通族共有的田产,都是采取董事、经理制的管理方法,并受家族的共同监督。长乐曾氏家族规定:"秋、冬二祭。次日早饭后,族房长、宗子祠政,必须齐集祠中,料理数目。"(长乐县《惑恩村曾氏族谱》宗祠规条)一些家族还采取分班经理制,由各房轮流管理族产收入。武平《李氏宗谱》就有春祭分班办祭的条目。1949年后,土地公有化,族产不复存在。但涉及房产和山林纠纷时,一些宗族活动盛行的地方,仍有依当年族产为据者,这对社会生活产生负面影响。br四、族谱族谱,又称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 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宋代, 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族谱 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 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振, 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 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 闹花灯"。br五、族规族规是同姓家族制定的公约。全国各姓族宗族聚会称为" 谱大多有族规、谱禁、宗规、祠规、家范、族约、族训、家训等条款。族规条款往往置于卷前,以示重要。民间所谓"国有国法,族有族规",反映了家族规约对族人的影响力。族规与家规原本为家族规约中的一干双枝,并无明显区别,只是前者更为严格。如敦人伦、笃宗教、课子弟、正闺门、慎交游、勤职业、崇节俭、忍小忿、恤贫苦、睦乡邻等内容,常见于族规之中。家族权力的应用,必须以族规宗范为准则。族规的核心是"敬宗"和"收族"两大方面。"敬宗"是强调传统的追溯,旨在建立家族血缘关系的尊卑伦序;"收族"则着眼于现实,寻求家族内部长期和平共处、聚而不散的途径。因此,福建各家族制定的各种族规、家范,大体以"敬祖宗"、"重宗长"、"禁犯上"、"睦宗党"、"重师友"、"重继嗣"、"安灵墓"、"凛闺教"、"重藏谱"、"恤患难"、"急相助"、"禁欺凌"、"禁乱伦"、"禁争讼"等为主要内容。永安《余氏家谱》的"谱禁八条",首条便是禁委身贱役,末条为禁鬻子他人。许多家族在劝诫子孙"务本业、力农田、四业必精其一"的同时,还严禁族人游手好闲。福建省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的族规规定:"不得偷鸡盗狗,攫人财物,自投法网。且赌博为盗贼之源,荡散家业,斗殴行凶,皆由于此,殊为可恨。至于开场纵博,名为窝赌,大干律例,先当严禁。"侯官《林氏家乘》还特别列出"收族惩贪"规定5条,其中之一曰:"宗族子孙,贫穷必相给,生计必相谋,祸难必相恤,疾病必相扶,婚姻必相助,此家世延长之道也。违者族长会宗子斥之。"(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施鸿保《闽杂记》卷七。)这种家族内相互扶助、相互恤救的原则,有时甚至比政府法令更具权威性和实用性。一些族规还规定,族人遇讼应先在家族内解决,族内不能理而后鸣 官。出于兴族旺宗的目的,族规中往往还立下劝谕和奖赏族人求功名、立学业的规定。永泰登高山张氏宗祠族规规定:子孙凡励志勤学者,均予奖励;小学毕业奖大洋20元,中学毕业奖大洋30元,大学毕业奖大洋100元。还规定,凡族中子孙在本年有喜庆好事者,如上寿、结婚、生子及进学、中举等,要于来年春节正月初二办荤素各12碗菜肴,供献于祠堂,以答谢列祖阴德。而该县东坡陈氏宗祠族规,对子孙读书上进、求取功名的奖励更为优厚。民国后,凡毕业于各类学校的族人皆赏给"书灯租",所赏稻谷数千斤至上万斤不等。古田杉洋乡余姓家族的族规对族人求学做官作如下规定:小学毕业,族里出1斤肉、1元脚头钱(盘缠);中学毕业,族里出2斤肉、2元脚头钱;大学毕业,族里出10斤肉、10元脚头钱。反之,当官者要捐银钱给族里,多者达1000元。这些族规,反映旧时在"读书做官"思想指导下,读书人在宗族中享有的权利,以及学成为官后对宗族应尽的义务。 对女子教化的要求尤为严苛。由于"男尊女卑"观念的支封建礼教下的家族规约, 配,一些族中训规甚至把家庭裂变的责任都推到女子身上,女子几乎成了家族不和的祸根。福州林氏家族《家范》告诫族人:"兄弟本一气而分,初未尝不爱护,迨既有室,鲜有不携贰。盖妇女达理道者十不一二。分门立户,说长道短,加以婢仆鼓煽其间,则嫌隙遂生,丈夫有纪纲者自不至摇夺,稍一迷昵,即为长舌所使,兄弟从之失初矣。"(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因此"三从四德"成了规范女子日常行为的主要族规内容:"凡女子及笄,须于十六岁以下先令讲读孝经、烈女传、小学,能知大义,方可举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家范》)由于族规推崇妇女讲孝节、当烈妇,守节女子成了家族和社会嘉许的对象。道光《罗源县志》"人物志",总列人物1151人,守节妇女竟达913人,占80%强。清代福州、连江、罗源、永福一带,曾有"搭台守节"的陋俗。《闽杂记》载:"福州旧俗,以家有贞女节妇为尚,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凡女已字人,不幸而夫死者,父母兄弟皆迫女自尽。先日于众集处,搭高台,悬素帛,临时设祭。扶女上,父母外皆拜台下。俟女缢讫,乃以鼓吹迎尸归殓。女或不愿,家人皆诟詈羞辱之,甚有鞭挞使从者。"(施鸿保《闽杂记》卷七)有些家族还"藉以请旌建坊,自表为礼教家也。"这种晴天丽日下的罪恶,不知使多少妇女成了屈死鬼。在"严男女之防"的口号下,妇女的对外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和束缚。连城新泉张氏家族的族规规定,妇女不许到家庙前看戏,甚至连过渡也不许男女混杂,要"设立男、女二渡"。福州林氏家族规定,男女"不得共囿厕,不得共浴堂。女子不得用刀镊工剔面…女仆无故不得出中门,违者罚其家长。"一些家族还规定,妇女不得跨正梁。由于家规是家族行教化的"传世宝典",故旧时订族规有一套既定的程序。平和一 带订公约要由族长主持,交族人议定,形成条文,写在纸上或牌上,敲锣打鼓,公诸于众,咸使周知。后用族产买肉煮饭,供族人共享,俗谓"吃知道"。"吃知道"后,族人必须守族规,不得违犯。各地触犯族规轻则处罚(如罚款、关禁闭、训斥、鞭打),重则处死。浦城房氏家族规定:"族内子孙人等,妄作非为,有干名教者,不待鸣官,祠内先行整治。"福安湖口村张姓家族,民国初年,有一家儿子不孝,虐待父母,屡劝不改,遂由宗族干预,将此人活埋于张家宗祠里。1949年后,宗法势力被削弱,族规除载诸族谱外,很少有人遵奉。br六、郡望"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古代的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县。"望"是名门望族,谓有名望、有地位的家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是一个家族在发展蕃衍过程中,后人所敬仰的、有名的某一历史时期,通常是作为一个追根溯源的里程碑。秦汉以后,随着家族的繁衍迁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缘论 而以家族地望明贵贱的内涵成了姓氏文化最为突出的亲疏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 特点。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历代的姓氏书中,其中有一类是以论地望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论》和南朝刘孝标的《世说新语》)。《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个姓氏前面注明了"郡望"。如魏晋至隋唐在我国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阳(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带)卢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带)崔氏,荥阳(今河南省郑州一带)郑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带)王氏。"郡"是由春秋战国到秦代几百年间逐渐形成的地方行政区划。春秋时,秦、晋、楚等国有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地在郡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行政区划制。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后增加到40多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汉至隋唐继承了秦代的郡县制,但是具体的郡县划分有所没。隋唐时代,往往州、郡的名称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数时期称"州"不称"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作废。但"郡望"作为专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门望族的习惯用语,却保留下来。并与门阀制度紧密相连,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沿用不衰。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指封建社会世代显贵,影响大,权威高的姓族家门。这些所谓"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有时官方尚作明确规定,宣称某称为望族大姓,甚至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各姓族权益的地位不等,这就是所谓的门阀制度。门阀制度始于西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 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如弘农华阴杨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阳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舆许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为当时令人称羡的高门望族。由于某一姓氏的姓源或发祥、聚集、变迁之地非止一处,于是一姓常常不止一个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个郡望为主,以区别主从及尊卑。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极受压抑,其社会地位也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当时用以铨选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门阀制度的集中表现。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门阀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采纳乡里舆论,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进行推选,以任用官吏。但是,以家族为基础而盘踞于 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其结果便是只论门阀家世,不论才行品。地方的门阀士族, 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总被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门阀士族不仅各自控制地方权力,同时还左右朝政,国家法令又明文规定士族有荫族、袭爵、免役等多种特权。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是十分耻辱的事,会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在门阀制度下,不仅士庶界限十分严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团中不同郡望、堂号的宗族也有贵贱、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论》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在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为"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以上"侨姓、吴姓、郡姓、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门第阀阅而有等级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为"膏梁",有令、仆(射)者为"华腴",有尚书、领、护以上者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为"丁姓"。为维护、推行门阀制度,载录门第、区别族系的谱牒之学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刘孝标所注的《世说新语》中,引证的家谱、家传达数十种之多。这种别贵贱、分士庶的门阀制度,不仅的魏晋南北朝时十分流行,而且影响深远,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准则习俗。 南宋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对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以便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在封建社会里,最尊贵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称为"国姓"。皇帝对有功的臣僚赐"国姓"以示褒扬,接受赐姓者无不以此为荣。刘汉王朝时就明文规定,凡刘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级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编修姓氏书中,也明文规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诏撰修《氏族志》时,因沿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亲自出面干涉,改要姓为第一,外威之姓为第二,崔姓降为第三。武则天执政时,修纂《姓氏录》,改武姓为第一。唐时,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门第最为清高。子女婚 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为其子向嫁首重门第。即使身为宰相的李义府也因不属" 山东崔氏求婚时,也遭精通拒绝。古代行政区划名,辖境历代不同。秦以前郡辖于县,至秦则县辖于郡,汉因之。魏晋以后郡上设州,则郡辖于州而辖县。隋唐后州郡互称,宋元设州府,至明则郡废。清沿明制,郡或为府之别名,如杭州府称杭郡,绍兴府称越郡,而郡望之意则相沿未改。古代各姓氏因世居某郡而为当地所仰望,遂有"郡望"之称。所以姓氏郡望,不仅是该姓发祥地的标记,也是氏族人口、经济实力、政治地位与文化影响等综合族力强盛与否的反映。一般而言,一个姓氏大致有一个或数个郡望,如陈姓的郡望为颍川,徐姓的郡望为东海,张姓的郡望为太原、清河、范阳等。这些郡望之名也就成了郡望堂号,如颍川郡(陈)、东海郡(徐)、太原郡(张)。由于郡望堂号历史久、名气大、传播广,具有强烈的向心作用与精神凝聚力,故在姓氏堂号中使用最广。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许多姓氏的"根"(郡望)都在这里,真可谓"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这些郡望之名(郡号)也就自然而然转化成了各姓氏的郡望总堂号,如:太原郡:(以郡望太原为堂号的姓氏有)王、郭、郝、武、廖、霍、阎、祁、伏、龙、尉迟等27姓。汝南郡:周、殷、袁、蔡、吴、项、盛、梅、蓝、沙、应等26姓。天水郡:赵、姜、秦、严、尹、桂、别、庄、皮、上官等20姓。颍川堂:陈、钟、许、荀、庾、韩等11姓。荥阳堂:郑、潘、毛、羊、阳等7姓。陇西堂:李、牛、董、艾、关、时、万等13姓。扶风堂:马、鲁、苏、班、窦、寇等11姓。京兆堂:宋、杜、段、韦、田、车、史、丰、黎、邢、米、雍等34姓。应当指出,姓氏来源是十分复杂的,尤其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大姓,往往有着多种渊源。如王姓有出于周灵王太子晋的姬姓太原之王,出于毕公高之后的姬姓京兆之王,出于 齐田之后的妫姓北海之王,出于比干之后的子姓汲城之王,以及出于古代少数民族的可频氏之王、高丽族之王、阿史布之王等。历史上的王姓虽然来源不一,其重要郡望多达21个,但近现代的海内外王姓华人莫不以"太原堂"为荣,以"太原堂"作为本姓的郡望总堂号。最能说明姓氏贵贱,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的姓氏书,当数宋朝编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姓是国姓,当然位居傍首,钱为吴越王之姓,其余六姓为皇后外戚之姓。门阀制度下,姓氏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问,以至前途命运。甚至连日常交往、场面坐次亦明确有别,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咏史》诗中曾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做了尖锐的批评,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指西汉宣帝时的权贵金日石 他们的后代凭着祖先的世业,七代为汉室高官。而奇伟多才的冯唐单和张安世, (即诗中之"冯公")却因出身微门,竟一生屈于人下,不能展露其才。这种以地望明贵贱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姓氏延续了古代以氏论贵贱的传统;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可寻的主流与支流脉络。历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个郡望,说明它们是由古代同一个或几个"根"上在不同的时期衍生出来的"分支"、旁系而已。隋唐时期实行开科取士,任官选吏不全论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权,但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亲贵和功臣元勋,即新的士族集团。到宋代,郡的行政区划已经取消,《百家姓》中所标明的"郡望",乃是沿袭魏晋至隋唐时期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的地理分布。但由于长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标明出身门第贵贱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郡望标注姓氏的习俗,仍然十分盛行。清王士祯《池北偶谈》云:"唐人好标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这里王氏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由于唐代士人好标郡望、多题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多家乡籍贯,而姑且题署郡望了事,时风所在,竟成为所谓修史之"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对此制颇为不满,他曾参与纂修国史,在写李义琰传的时候,因为义琰家住魏州昌乐,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实写道:"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结果监修官竟指责他违背了写史原则,要他照李氏郡望改为"陇西成纪人"(事见《史通?邑里》)。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标,比如,刘分攵有两种著作分别题为《彭城集》和《中山诗话》,这里,彭城和中山均为刘氏郡望,并非其人籍贯,刘分攵之籍贯在临川新喻(今江西新余)。姚铉本是庐州人,却自题郡望曰"吴兴"。明清时人也不乏标识 郡望之例。如,明代郑真本是浙江鄞县人,其别集却题为《荥阳外史集》,荥阳者,郑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苏州人,却自题郡望曰"河东"。郡望现象到现在尚不绝迹,归因于人们的寻根念祖的观念意识。现在人们还很重视自己姓氏的来历和郡望,特别是现代寓居异国他乡的华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谱视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来联宗认亲。据资料统计,在当今台湾2200万人口中,汉族占96.4%以上,几乎每一个姓氏都保留着传统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对故土先人的眷恋之情。台湾同胞每遇红白之事,多在门前悬挂标有郡望的灯笼,以示世人。尤其近年来随着全球寻根热的兴起,海外炎黄子孙纷纷归国,旅游观光,寻根问祖。姓氏郡望成为他们追寻家世渊源,谒祖朝宗的重要依据。"姓氏郡望"这一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等方面,仍具有现实的意义。br七、堂号(一)堂号的渊源堂号和郡望一样是中国姓氏文化中的特有范畴。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 往往有一块牌匾,上不可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在旧时中国各姓祠堂正门上方, 面写着"×堂"。在海外的宗亲社团和各姓联谊会所,也往往挂有写着"×堂"的灯笼和牌匾。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堂号是什么?简单地说,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祠堂又称为家庙,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神位、祭祀祖先神灵、举办宗族事务的公共场所。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堂号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它对于敦宗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人,催人向上,维护家庭、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祠堂在中国大陆不是成了历史,就是成了文物,因此,新的堂号不可能再产生,但是,旧有的堂号却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们的记忆中。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新的祠堂来。因此,象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也就有总祠、支祠、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谓大堂祠和小祠堂。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 (太原堂)、回纥族的爱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内堂)等少数民族,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堂号。堂号的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各一个家族的堂号,往往都有其非常深刻的含意。各姓的堂号虽然很多,但也不是随便乱取的。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的开放改革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 堂号再一次被人们抬了出来。不过,今天的堂号,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因此, 面作用,有的只是给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对于早日实现统一大业,堂号都必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br(二)堂号的类别和特色"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恧在,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堂号不仅书写于宅院厅堂、宗祠祖庙、族谱封面,而且也题写于店铺、字号、书斋别墅、文集书画及日常生活用具(如车舆、灯笼、钱袋、家什)上面,用以区分姓氏族别,作为本族标记。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堂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堂号与姓氏的地望相关,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或以其声名显赫的郡望所在,作为堂号,亦称"郡号"或总堂号。同一姓氏的发祥祖地和郡望不同,会有若干个郡号。如李姓郡(望)号有:陇西、赵郡、顿丘、渤海、中山、江夏、范阳、汉中、代北、鸡田、柳城等30余个;王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个;张姓有清河、范阳、太原、京兆、南阳、中山、安定、河内等40余个。狭义的堂号,也称自立堂号,在同一姓氏之间,除广义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叼,其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若按每姓一个堂号来计算的话,全国至少有数千至一万个堂号,是姓氏文化中有待开发、整理、研究的资料宝库。堂号根 据取名的依据和其用意不同,又可以分为如下十几个类型:1、以血缘关系命名堂号中国的姓氏文化,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就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不仅同一姓氏使用相同的(一个或若干)堂号,而且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姓氏,也会使用同一堂号。如著名的"六桂堂",是闽粤一带洪、江、汪、龚、翁、方六个姓氏共同的一个堂号。据文献记载,这六个南方家族,虽然姓氏不同,但却是一个先祖所同一家族,追本溯源都是翁姓的后裔。2、以地名作堂号许多宗族喜欢以他们的发源地来作为自己的堂号,这在各姓中都是一样。地域观念命名的堂号,最为普遍,往往和各姓氏的郡望相关,也就是以郡号或地名作为堂号。如前述之陇西李、赵郡李、中山李,太原王、琅琊王、京兆王、清河张、安定张、河内张等皆是其例。再如诸葛氏,系出葛伯,望于琅琊,发祥地是山东诸城,后世遍布全国各地的诸葛氏,绝大多数都世代沿用琅琊的堂名。此外,如海氏的"薛郡堂"、陈氏 颖川堂"、徐氏的"东海堂"、欧阳氏的"渤海堂",以及呼延氏的"太原堂"、林的" 氏的"西河堂"等,都是以地望为堂号,这些堂号使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家族是从哪里发源来的。3、以宗族典故作堂号这类取堂号的方法,在各姓中都非常流行,也非常有意思。一个堂名,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必须是有关本姓祖先的,而不是讲的他姓人物。如王姓的"三槐堂"、刘姓的"藜照堂"、吴姓的"三让堂"。这些故事,往往都极富有教育意义,能使族人缅怀先祖,激励斗志,奋发图强。4、以先世的嘉言、懿行为堂号中国人向有慎终追远的美德,往往以先世祖宗的嘉宗懿行深感自豪,往往以此命名堂号,千古留芳。如弘农杨氏"四知堂"、"清白堂"即是以东汉太尉杨震的美德作为堂号。据文献记载,杨震为东莱太守时,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深夜求见,以黄金十斤贿赂杨震。杨震严词拒绝说:作为故人知交,我对您是了解的,而您怎么对我的人品不了解呢?王密说:我深夜而来,无人知道这回事情。杨震回答说:此事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能说是无人知晓?王密只好羞愧而退。杨氏后代子孙为尊崇和怀念这位拒腐蚀,不受贿的先祖杨震,便以"四知堂","清白堂"为堂号。而范氏"麦舟堂"则是来自北宋名臣范仲淹济危扶困的典故。有次范仲淹遣子纯仁,至姑苏运麦,舟至丹阳,遇石曼卿无资葬亲,纯仁即以麦船相赠。纯仁回家后告知其父,深得范仲淹嘉许。故后世以此为典,以"麦舟堂"为堂号。5、以祖上的功业、勋绩为堂号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个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一批功勋卓著,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后人往往以此作为堂号。如东汉名将马援,战功卓著,名闻遐迩,"马革裹尸"便是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后因功封"伏波将军",马氏后人中有一支便以"伏波堂"为堂号。楚大夫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屈氏遂以"三闾堂"为堂号。再如 唐代宗时郭子仪,因平安史之乱,屡立战功,出将入相二十余年,是维系李唐王室的功勋大臣,被封为"汾阳王"。其后子孙繁衍遍布各地,多以"汾阳堂"为堂号。至今海内外郭氏子孙,也多以"汾阳郭氏"为荣。6、以祖先道德伦理规范作堂号这种取堂名的方法,是将一些教育族人劝善惩的词语作为祠堂名称。这类堂号在各姓氏中也比较普遍,而且往往各姓共用。如李氏"敦伦堂"、张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重德堂"、郑氏"务本堂"、周氏"忠信堂"、蔡氏"克慎堂"、许氏"居廉堂"等。至于"敦厚堂"、"敦睦堂"、"敬本堂",几乎各姓都有。又如唐代郓州寿张人张公芝,九世同居,麟德年间唐高宗祭祀泰山,路过郓州,至其家,问何以能九世同居,安然相处。张公芝于纸上连书百余"忍"字,道出其中决窍全在于百事忍让。 特别声明: 1:资料来源于互联网，版权归属原作者 2:资料内容属于网络，与本账号立场无关 3:如有侵权，请告知，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