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不从心失地何复_北宋为何不能收复燕云失地_

力不从心　失地何复! ——北宋为何不能收复燕云失地? 何　力 　　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辽, 中原王朝顿失长城防线, 从此在北方无险可 守, 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北宋建立并统一 全国后, 收复燕云失地自然成为头等大事。然 而宋太宗两伐幽州失败后, 便抱残守缺, 以守 内虚外的消极态度对待边事, 收复之事不再 提起。直至北宋灭亡, 燕云故地终不为其有。 从综合实力上看, 宋是泱泱大国, 无论人口、 土地还是财富, 北宋都大大超过了辽。仅人口 一项, 北宋便为辽的五倍多①, 理应宋强辽 弱。实际情况却是辽国以小犯大, 攻势逼人, 庞大的北宋反被动挨打。双方何以会有如此 相反的表现?要解开这个迷团, 不能不其 真正的力量对比。 一、辽国小而强悍 辽是新兴的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国 家。由于封建化程度不深和游牧民族固有的 质朴, 其政治体制简单朴实。《辽史·百官 制》称:“契丹旧俗, 事简职专, 官制朴实, 不以 名乱之, 其兴也勃焉。”辽国以契丹制治游牧 族, 以汉人官制治境内汉人, 既保持了契丹体 制的沿袭, 又利于对汉地的统治, 故其政体实 用有力。游牧民族兴起后, 往往富于对外侵掠 性,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游牧生活方式使然: 较 多的闲暇、充足的战马、精于骑射的强悍人民 为其提供了可能性; 游牧经济的简单有限, 又 产生了通过掠夺来补充的必要性。故辽国政 治不但朴实有力而且对外富于攻击性。 辽的经济以牧业为主,《辽史·食货志》 称:“契丹旧俗, 其富以马, 其强以兵。纵马于 野, 驰兵于民。有事而战, 骑介夫, 卯命辰 集。马逐水草, 人仰　酪, 挽强射生, 以给日 用, 糗粮　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 所向无 前。”由此可见, 这种游牧经济的特点是与军 事紧密结合。首先它为军事行动提供了足够 的马匹。马平时是游牧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 活资料, 战时则是有力的作战工具。繁庶的牧 业经济使得辽国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其次 它造就了众多强悍善战的士兵和粗犷耐劳、 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游牧民平时从事的生 产活动就是“纵马于野”、“挽强射生”, 练就一 身骑射本领。一旦需要, 每个适龄男子都能从 征作战。正如《辽史·营卫志》所说: 游牧民们 “闲暇则以渔畋为生, 有事则以攻战为务。”游 牧生活是艰苦的, 牧民们逐水草而居, 不断迁 徙, 马背为家, 风沐雨, 餐生饮露, 这使他们 磨砺出吃苦耐劳、粗犷强悍的民族性格。再次 它本身受军事行动的干扰破坏较小。在农业 经济下, 每有征战, 或农田被毁, 农政全失; 或 农夫被征, 离其田土, 影响农事。而在牧业经 济下, 草原是自然生长的, 无需耕耘, 不怕践 踏, 畜群的照料也较简单, 必要时只留较少的 人 (甚至老弱妇孺) 照管也可维持, 这就使它 可以经受频繁的内外战事。游牧经济虽有其 简单落后性, 提供的东西也不如农业经济那 样丰富多样, 但它比后者更有利于军事行动, —321— 为军事的发展、强大奠定了基础。 辽以兵强国, 兵为国本, 军事方面尤为所 长。第一, 国小而兵多。辽国实行“寓兵于 民”之制, 规定其民 15 至 50 岁者皆列入兵 籍。有征战时, 便下诏征发其民从军。凡隶籍 者, 从马匹到盔甲兵器各种装具皆平时自备 齐全, 一闻诏下, 一个时辰便可集合完毕, 准 备出征②。不算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边 境戍兵和属国之军, 辽国能动员的总兵力就 达 120 万众 (常备军十数万, 隶兵籍者百余 万) ③。而北宋平时用来作战的禁军在太宗时 只有 36 万, 仁宗时也不过 83 万④。人口上的 宋众辽寡在兵力对比上却并非如此。第二, 兵 强将勇, 战法灵活。游牧生活方式使其民身体 强健, 生性勇武, 耐得劳苦, 精于骑射, 由这样 的人组成的军队自然顽强善战, 颇具战斗力。 骑兵之利是游牧民族得天独厚之处, 骑兵不 但快速机动, 且比步兵更具威力。辽的骑兵每 人有良马三匹轮换骑乘⑤, 这保证其坐骑总 有充沛的体力。契丹是尚武的民族, 辽是征战 频繁的国家, 战争需要优秀的将领, 也造就出 一批这样的人才, 加之辽统治者放手擢拔使 用, 辽军中不乏才能出众的将领。如耶律休 哥、耶律斜轸皆智勇双全, 太宗两度伐辽都败 于此二人之手。辽军战法灵活实用, 不讲求形 式。宋人描述其作战说:“未逢大敌, 不乘战 马, 俟近王师, 即竞乘之所, 以新羁战马蹄有 余力也。其用军之术, 成列不战, 俟退而乘之。 多伏兵断粮道, 冒夜举火, 上风曳柴。馈饷自 赍。退败无耻, 散而复聚, 寒而益坚, 此其所长 也。”⑥其顽强的战斗精神、灵活机动的战术 跃然纸上。第三, 无后勤供应之累。每出征, 士卒以多余马匹自带一部分粮草 (“馈饷自 赍”) , 进入敌境后, 每日派骑四出抄掠以供所 需, 称为“打草谷”⑦。这种办法既减轻了国 家、人民负担, 又可使军队没有后勤供应上的 担忧与限制。而北宋“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一有征战后勤供应便是沉重负担, 不但劳民 伤财, 天下骚动, 还常被敌方釜底抽薪地阻断 粮道, 严重影响其作战行动。 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具有的诸 多长处, 使其虽小而强悍, 实力不俗, 确为北 宋劲敌。 二、庞大而虚弱的北宋 北宋的建立有两大显著特点: 一是以宫 廷政变方式取得政权; 二是在“君弱臣强, 方 镇太重”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对赵宋统 治者来说, 如何加强皇权, 巩固其统治地位是 至关重要的, 乃以此作为处理一切问题的出 发点与归宿。于是“防弊”成为赵宋统治的最 大特点。所谓“防弊”就是对一切威胁赵家统 治之处皆预先防范。南宋叶适对此一语道破, 他说: 赵氏“以防弊之政, 作立国之法。” 政治上, 赵宋采用分散事权的办法削弱 臣下权力, 以防君弱臣强之弊。可设一个机构 的宁可再设一个, 可一人负责之事愿让多人 分掌。本有户部, 复设三司; 已有刑部、大理 寺, 又设审刑院; 掌握禁军的机构, 被一分为 三。对于宰相, 设三司以分其财权, 设枢密院 分其军权, 任命多名参加政事以分其议政、行 政权。对地方官, 知州之外复设通判, 既非副 贰, 又非属官, 旨在互相牵制以分其权。结果 是: 官僚机构越来越繁琐臃肿, 叠床架屋; 官 吏日益增多, 人浮于事, 办事效率低下。尽管 采取了分权措施, 赵宋皇帝对百官已被大大 削弱了的权力还不放心, 仍恐其专权, 于是事 无巨细皆必躬亲, 有司百官形同虚设。群臣对 此颇多怨言, 有人上疏称:“君道务简, 臣道务 勤。臣见陛下, 视事太勤。今有司指挥, 多以 札子取圣旨, 官员注拟, 必须引见听敕裁。事 若允当则既由宸衷, 事若未当则亦归睿断。如 此皆劳天听, 安用有司!”⑧这种对臣下的不 —421— 北京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2 期 信任, 使已被削弱的国家机器更加软弱无力, 甚至造成“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 皆 人主自为之”⑨,“百年之忧, 一朝之患, 皆上 所独当, 而群臣不与也”βκ的可悲局面。唐末 五代, 君弱臣强, 地方势大, 削弱了国家的整 体力量。赵宋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 虽扭转了 这种局面, 但矫枉过正, 由于是以刻意分散、 削弱臣下与地方权力来集权的, 旧疾虽去, 新 弊又生, 结果是走向其反面: 造成国家机器几 同虚设, 极大削弱了北宋的政治力量。 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是北宋政治的又一突 出现象。北宋的建立不像汉唐那样经过农民 战争的除旧布新, 因而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的 情况在初期就很严重。而感到其统治基础薄 弱的赵宋统治者, 为换取权势阶层的支持, 还 进一步实行了一些优待政策, 于是“田制不 立”βλ,“不抑兼并”βµ , 听任其扩张自己的土 地、财富和权势, 使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赵宋 皇帝为安抚那些被削弱权力的文臣武将, 取 得他们的合作, 对之广施恩惠, 所谓“恩逮于 百官唯恐其不足”βν。除给予优厚俸禄、恩荫 子孙、免除差税等优待外, 还厚给赏赐, 鼓励 他们广买田宅, 积聚财富。于是官僚们兼并占 田又甚于民间。在这种双重兼并的压迫下, 许 多农户破产失地。至宋太宗时土地兼并的情 况比国初更为严重, 国子博士李觉上言说: “富者有弥望之田, 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 无田可种, 有田者无力可耕。富者益以多蓄, 贫者无能自存。”βο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 使 北宋自国初社会矛盾就很尖锐, 民间造反起 义不断。宋太宗淳化四年 (993 年) , 川蜀地区 便暴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起义 者提出“吾疾贫富不均, 今为汝均之”的口号, 深得百姓拥护。宋军用两年时间才把起义镇 压下去。真宗咸平三年 (1000 年)川蜀再次发 生王均领导的戍兵、农民起义, 建号大蜀, 众 至数万人。仁宗庆历三年 (1043 年)张海领导 饥民造反, 横扫陕、豫、鄂十数州。与此同时, 王伦率戍卒、饥民在山东发难。北宋末年又有 宋江领导的山东义军和方腊领导的浙江农民 起义。一个内部矛盾尖锐、危机四伏的国家对 外不可能表现出强大的实力。 北宋以农业立国, 表面上看, 其幅员辽 阔, 地大物博, 经济实力应很雄厚, 实际情况 却是赋税征收困难, 财政入不敖出。严重的土 地兼并使大批农户失去土地, 沦为靠佃耕它 人田地为生的“客户”。宋太宗时, 客户约占全 国总户数的 42% βpi。客户是不纳税的, 这就大 大减少了赋税来源。在拥有土地, 依律应纳赋 税的“主户”(亦称“税户”)中, 田产多者为“上 户”, 少者为“下户”。后者是田地不多的自耕 小农, 其一年辛劳所得, 维持生活以外所剩无 几, 他们却在主户中占了相当数量。那些占地 最多的上户们, 总是依仗自己在当地的权势 想方设法逃避赋税。他们有的将赋税间接转 嫁到客户身上:“农夫输于巨室, 巨室输于州 县。”βθ有的直接让客户承担:“凡租庸调敛悉 佃客承之。”βρ有的则仗势公然不纳:“富民无 赖者, 不肯输纳, 有司均其数于租户, 胥吏喜 于舍强就弱, 又从而攘肥及骨。”βσ无论哪种 方式, 最终还是落到客户头上。就这样, 占有 大量土地和财富的富户们很少或不承担赋 税, 客户和自耕小农成为它的主要承担者; 造 成有力者不输纳, 无力者勉强为之, 对国家财 政收入极为不利的局面。国家征敛则民力不 堪, 蠲免则国用无所出, 只好“财取于万民不 留其有余”βτ , 杀鸡取卵, 竭泽而鱼。北宋财政 建立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 财力何能雄厚?而 当时由于冗官冗兵, 所费甚巨, 加以连年边 患, 战费糜多, 使国家经费开支浩大。淳化元 年 (990 年) , 掌管全国财政的度支使李惟清 将近年收支情况上呈太宗, 后者看罢吃惊地 说:“费用若此, 民力久何以堪!”李说:“比开 宝、兴国之际 (太祖末太宗初) , 其数倍多。”χκ —521— 力不从心, 失地何复 土地兼并、贫富不均、赋税不平, 加之“冗官、 冗兵、冗费”, 使北宋陷入经费支绌、民贫国困 的恶性循环中, 以致“积贫积弱”, 国势难振。 赵宋惩唐末五代藩镇之弊, 始终把军队、 将领视做潜在威胁, 对之采取了一系列严密 防犯的措施。 其一, 削弱地方军队。北宋军队主要由禁 军、厢军两部分组成。前者是皇帝直接控制的 中央之军, 后者是由藩镇军队演变而来的隶 属于州郡的地方之军。北宋初期, 厢军约占军 队总数的一半。赵宋为彻底消除藩镇之弊, 竭 力削弱厢军。除了使之在待遇、装备、地位上 不如禁军外, 宋太祖还采用宰相赵普“收其精 兵”之谋, 把厢军中壮勇者全部选送禁军。对 剩下来的弱　也很少进行军事训练, 而主要 让其承担诸州劳役,“天下厢军只给役而未　 习武技”χµ。结果是, 全国近一半的军队几乎 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成为不能打仗的军队, 国 家每年却要花费巨资供养它。 其二, 实行养兵政策。宋太祖曾对赵普 说:“吾家之事, 唯养兵可为百代利。盖凶年饥 岁, 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 有叛兵 而无叛民。”χν可见其养兵的主要目的不是固 边防、御外侮, 而是防内变。为了养兵, 北宋实 行募兵制 (职业兵制) , 给军队以优厚物质待 遇, 禁军待遇最高。募兵制下, 从军者往往是 为养家活口或受其优厚待遇的吸引而来, 打 起仗来难免重生惜死。从军者以当兵为职业, 以军队为衣食父母, 即使年龄增大, 身体变弱 也不愿离去。统治者养兵的本意就是要化害 为利, 增加稳定因素, 也不愿强制淘汰老弱而 影响军队的稳定。由于不能正常去弱留强, 加 上荒年大量从饥民中募兵, 军队日益庞大而 素质却日渐下降。太祖养兵 38 万 (其中禁军 20 余万) , 太宗时便增至 67 万 (禁军 36 万) , 真宗时达 91 万 (禁军 43 万) , 仁宗朝更至 126 万 (禁军 83 万) χο。短短 70 年间, 养兵数 增加近 90 万人, 为国初的三倍。养兵政策使 宋军量增质降, 数量虽众, 军事素质不高, 战 斗力不强, 难与强悍的辽军争锋。 其三, 使兵将分离。如前所述, 赵宋皇帝 把将领掌握兵权视作最大威胁, 为消除隐患, 就须使兵将分离。为此, 宋太祖先以“杯酒释 兵权”的方式解除了一批功臣宿将的禁军统 帅权, 代之以资浅望轻者以便于控制。接着又 把掌管禁军的机构一分为三, 称为“三衙”, 并 使它们只有日常管理、训练禁军的职能, 以弱 其权。发兵权 (兵符)由枢密院掌握, 只有接到 皇帝诏令才能发符调兵。有战事时, 皇帝临事 命将, 枢密院下符, 三衙发兵, 将领方可领兵 出征, 事毕再把军队交还三衙。皇帝就这样把 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但这还不够, 太祖 又发明“更戍法”以“习勤苦, 均劳逸”为名, 让 禁军轮番出外戍边, 以此使“兵无常将, 将无 常师”,“兵不识将, 将不识兵”, 以达到“将无 专兵”的目的。《宋史·兵志二》道出其中奥 密:“太祖惩藩镇之弊, 分遣禁旅戍守边城, 立 更戍法, 使往来道路, 以习勤苦, 均劳逸, 故将 不得专其兵。淳化、至道 (太宗年号)以来, 持 循益谨, 虽无复难制之患, 而更戍交错, 旁午 道路, 议者皆以为徒使兵不知将, 将不知兵, 缓急恐不可恃。”兵将紧密结合, 相互熟悉了 解, 是军队克敌致胜不可或缺的条件, 自古善 战之军如汉周亚夫细柳军、南宋岳家军、明戚 家军等莫不如此。很难想象, 一个对自己手下 将卒一无所知的统帅能率领他们去打胜仗; 同样, 将卒们也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陌生统 帅的号令, 为之赴汤蹈火。兵将分离的军队绝 不会是能征善战的军队, 宋人已经在担心, 这 样的军队“缓急恐不可恃”。兵将分离违背了 战争规律, 进一步削弱了宋军战斗力。 其四, 越俎代庖, 遥控指挥。北宋将权最 弱, 连其在外领兵作战, 皇帝也要多方干预。 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领兵作战, 将帅须 —621— 北京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2 期 审时度势, 因敌制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北 宋将领却不得不按皇帝亲定的方略或授以的 阵图指挥作战, 并受其所派心腹监军的监视。 方略、阵图是圣旨, 监军代表皇帝, 都不能违 抗。战场情况千变万化, 事前闭门造车而成的 方略阵图往往不合实际, 遵从则于事不利, 置 之不顾便是抗旨, 弄得将领们进退维谷, 无所 措手足, 宋军许多失利都与此有关。当时大臣 对此多有怨言。太宗时王禹　疏称:“将臣患 在无权”χpi , 田锡言道:“今之御戎, 无先于选 将帅。请委任责成, 不必降以阵图, 不必授之 方略, 自然因机设变, 观衅制宜, 无不成功, 无 不破敌矣。今之委任将帅, 而每欲从中降诏, 授以方略, 或赐以阵图, 依从则有未合宜, 专 断则是违上旨, 以此制胜, 未见其长。”χθ此举 对北宋军事又是一大弊害。 其五, 用将非人。为使将领易制, 防止“帅 强则叛上”之患, 赵宋皇帝选用将帅时, 首先 考虑的不是其军事才能如何, 而是是否恭顺 听话, 忠心不贰。于是一些才能平庸但唯上命 是从的人被委以重任。太宗君臣的一段对话 流露出赵宋在用将上的别有用心。淳化二年 (991 年) 李惟清对太宗说:“臣观将帅, 诚未 得人。臣闻汉有卫青、霍去病, 唐有郭子仪、李 晟、望国家择将帅。”太宗道:“此一时也, 彼一 时也, 至于选用将帅, 亦须体今之机宜。”χρ宋 军主帅曹彬就是赵宋以“今之机宜”选将的一 个例证。史书称他“为人仁爱多恕, 平数国未 妄斩人。”χσ 又称其:“气质淳厚, 清介廉 谨”,“性仁敬和厚, 在朝廷未　忤旨, 亦未　 言人过失。”χτ 其宽厚之德行仁善则合宜, 用 以治军则无益。公元 986 年宋军二次北伐幽 州, 身为主帅的他指挥优柔寡断, 进退失据。 他率十万大军出雄州 (今河北雄县) , 顺利攻 占了涿州 (今涿县)。因太宗命其缓进, 在涿停 留十余日而食尽, 乃命全军退回雄州就粮。太 宗得知后说:“　有敌人在前, 反退军以援　 粟, 失策之甚也!”δκ遂遣使阻止之, 命其引军 至雄州以北, 沿辽宋界河白沟河 (拒马河) 屯 驻, 养精蓄锐, 待与西面两路宋军会合后, 再 往攻幽州。曹彬依命而行。此时其部将眼看 西路宋军屡建战功, 本部徒有重兵却不能有 所攻取, 议论蜂起。曹彬迫于众议, 命全军裹 粮再往攻涿州。此时辽方授军已到, 时值酷 暑, 军卒来回奔波十分疲惫, 加上粮又将尽, 曹彬复令退军。敌大军当前, 士卒闻命恐慌, 争相后撤, 溃不成军。辽军乘势追杀, 宋军乃 大败于涿州城南岐沟关。此战足以说明曹彬 才能平庸, 不足以将兵, 然而他谦谨恭顺, 对 赵家皇帝一贯忠心, 故一直受重用。难怪宋臣 要发出“臣观将帅诚未得人”的慨叹了。用将 如此, 宋军何望克敌致胜。 其六, 军队配置重内轻外。北宋军队的全 国配置也是以“防弊”为宗旨的。宋神宗说: “艺祖 (太祖) 养兵只二十二万, 京师十余万, 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 则无外 乱; 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 则无内变。内外 相制, 无偏重之患。”δλ足见这种兵力配置不 以御外敌为宗旨, 专以防内患为目的: 在京师 置重兵以防诸道叛乱, 其余军队则诸道分散 配置, 以免成尾大不掉之势。宋太宗两伐幽州 失败后, 辽人连年大举进犯, 守边御敌的任务 十分艰巨。但太宗仍谨守内重外轻的兵力配 置原则, 不在北边屯重兵, 本不敷用的守边军 队又被分散配置, 这就严重影响了北宋对来 犯之敌的抵御。群臣屡次上陈此弊, 王禹　奏 称:“兵势患在不合”。δµ户部郎中张洎疏称: “国家常以一邑之众, 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 寡不侔, 亦败亡相继。其故无他, 盖分兵之过 也。兵聚则功成, 兵分则祸集。臣今伏请悉聚 河朔之兵, 于缘边建三大镇, 各统十万之众, 鼎据而守焉。制敌之方, 尽在于兹矣。”δν但赵 宋统治者依然故我: 重兵屯于内, 兵势分于 外。专意防内的军队配置, 不能不削弱北宋对 —721— 力不从心, 失地何复 外的力量。 总之, 赵宋防弊之政给其军事造成的损 害最为严重, 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使 其在辽宋军事力量对比上居于劣势。这是它 两次收复失地行动均遭失败, 其后又对辽的 大举进犯只能招架, 无力还手的直接原因。二 次北伐宋军涿州之败, 将防弊之政给宋军带 来的种种弊害暴露无遗。大臣张洎在给太宗 的奏疏中痛陈道:“臣顷闻涿州之战, 元戎不 知将校之能否, 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 各不相 管辖。(兵将分离之果) (主帅)以谦谨自任, 未 闻赏一效用, 戳一叛命者。(用将非人)臣顷闻 涿州之战, 敌人未至, 万弩齐张, 敌骑既还, 箭 如山积。臣顷闻涿州之战, 阵场既布, 或取索 兵杖, 或迁移部队, 万口传叫, 嚣声沸腾, 乃至 辙乱尘惊, 莫知攸往。臣顷闻涿州之战, 王师 雾集, 声　戎敌, 然而矢石未交, 奇正先乱。 (宋军素质低下) 呜呼! 军政如此, 孰救败 亡!”δο 如果说防弊之政导致北宋力量虚弱是失 地难复的客观原因, 则赵宋统治者一贯对外 消极的态度是其主观原因。北宋两伐幽州失 败后, 辽方一度大举进犯, 其后双方渐成相持 局面。太宗朝最后七年中, 辽的进犯只有一 次。再过七年, 双方订立“澶渊之盟”, 此后辽 方基本恪守盟约, 双方百年大体相安无事。尽 管这是以北宋每年输辽巨款的屈辱条件换得 的, 但也说明辽的力量毕竟有限, 双方已达成 均势。如果北宋统治者对外态度积极, 利用这 种局面, 兴利除弊, 积蓄力量, 俟时再举, 收复 之事仍有可为。宋太宗两度北伐, 看似对外积 极进取, 实际上包含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对外 问题, 好专意对内的动机, 重内轻外的指导思 想并未改变。所以当尝试受挫后, 便迅速回到 对外消极的轨道上。使他迅速转变态度的, 不 仅是知道了辽的强悍和收复失地的困难, 更 主要的是他意识到: 对外大举用兵不但会削 弱对内防范的力量, 甚至会导致国内形势不 稳, 给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 这样即使收 复了失地也是得不偿失, 一旦失败更是后果 难测。在他准备二次北伐时, 赵普这个“防 弊”政治的设计师就上疏谏阻说:“(此举是) 以明珠而弹雀, 为鼷鼠而发机。所失者多, 所 得者少。就其得少之中, 犹难入手, 况是失多 之外, 别有关心。”δpi提醒他不要因小失大, 以 外损内, 警惕内变发生。当时太宗不以为然, 一心以为能胜。失败后, 静而思之, 愈觉赵普 的话有理, 于是翻然悔悟。他懊悔地对臣下 说:“卿等视朕, 今后复做如此事否!”δθ 皇帝 如此, 大臣中持对外消极态度的人也日占上 风。两度伐辽失利后, 宰相李　等提出以钱财 贿买辽人以息边患的主张, 声称这样“不烦兵 力, 可弥边尘。此所谓屈于一人之下, 伸于万 人之上者也。”δρ张洎等仍主战, 指出:“夫中 国所恃者, 险阻而已。然而黠敌未诛, 幽蓟未 复, 中国终不得高枕而寝矣。伏愿陛下, 亲御 六戎, 俟时大举, 饮马于长城之窟, 勒兵于单 于之台, 则天下可得而定矣。”δσ但很快主战 者纷纷改弦更张。如同是张洎, 事隔一年再上 疏言边事时, 不但不再提收复之事, 反称: 兴 兵伐战, 决胜负于一时, 实为下策,“唯与之通 好, 或可解纷。”δτ 当辽的来犯逐渐减少, 出现相持局面时, 宋太宗更认为辽的威胁不足虑, 失地不复不 足忧, 还是内患最须关注。于是这时他把历来 “守内虚外”、消极对外的政治方针加以总结 说:“国家若无外忧, 必有内患, 外忧不过边 事, 皆可预防, 唯奸邪无状, 若为内患, 深可惧 也。帝王用心, 常须谨此。”εκ不久川蜀暴发王 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使赵宋统治者 “守内虚外”的决心更加坚定不移。从此君臣 都不再提收复之事和再做尝试, 直到北宋灭 亡。 —821— 北京社会科学　1997 年第 2 期 综上所述, 由于辽国小而强悍, 北宋却因 全力“防弊”, 大而虚弱, 在双方力量对比上不 占任何优势, 军事上还居于劣势。可以说, 它 并不具备打败辽军、收复失地的实力。由于赵 宋政权建立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方式, 当政者 历来防内重于弭外, 对外消极。于是两次尝试 失败后, 满足于以妥协退让换来的苟安, 公然 提出“守内虚外”的消极方针, 将收复之事搁 置一旁。故终北宋之世, 燕云失地也未能收 复。 注　释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篇》) 卷 86 载: 真宗 大 中 祥 福 七 年 ( 1004 年 ) , 北 宋 有 户 9, 055, 729; 口21, 996, 965。魏特夫格、冯家升著 《辽代中国社会史 (公元 907—1125 年)》估算: 辽国总计有户 76 万, 口 380 万, 丁 152 万。 ②　《辽史》卷 35、36《兵卫志》, 卷 59《食货志》。 ③　《辽史·兵卫志》称:“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 有兵一百六十四万。宫丁、大首领、诸部族, 中 京、头下等州, 属国之众, 皆不与焉。”邝又铭《辽 史兵卫志“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 考源辨误》(载《北大学报》〈人文科学〉1956 年 第二期) 一文称: 二帐之军史称 50 万, 实为 5 万。据此, 164 万减去 45 万, 约为 120 万。 ④χο　《宋史》卷 187,《兵志·一》。 ⑤⑦　《辽史》卷 34,《兵卫志·上》。 ⑥βοδpiδθ δρ　《长编》卷 27。 ⑧　同上, 卷 24。 ⑨　南宋叶适语。 βκ　顾炎武《日知录》卷 8。βλ　《宋史》卷 173,《食货志·下》。βµ　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βν βτ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 25。βpi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βθ　《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 7。βρ　《宋史》卷 304,《刘师道传》。βσ　《宋会要》卷 63,《食货》。χκχpiχθ δµδν δοδσ　《长编》卷 30。χλ　《新唐书》卷 50,《兵志》。χµ　《宋史》卷 195,《兵志·厢兵》。χν　邵博《邵氏闻见录》卷一。χρεκ　《长编》卷 32。χσ　《涑水纪闻》卷 2。χτ δκ　《宋史》卷 258《曹彬传》。δλ　《长编》卷 327。δτ　《长编》卷 31。 (作者单位: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921— 力不从心, 失地何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