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杜宁《多少算够》

多少算夠 ——消費社會與地球的未來 【全球觀察 環境醒覺系列】 [美] 艾倫•杜寧 著 How Much Is Enough?: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Earth (Worldwatch Environmental Alert Series) by Alan Durning (1992) 致 謝 前 言 第一篇 評價消費 第一章 消費的困惑 第二章 消費者社會 第三章 值得懷疑的消費回報 第四章 消費的環境代價 第二篇 尋求充裕 第五章 食品和飲料 第六章 清潔運動 第七章 生活資料 第三篇 馴服消費主義 第八章 “不消費就衰退”的神話 第九章 需求的培養 第十章 持久的文化 致 謝 　　1992年的早春，當我在華盛頓特區寫這本書的時候，明尼蘇達州布隆明頓的建築工人正在加緊完成世界上最大的購物街（shopping mall）。這個購物街是環繞一塊三公頃的室內娛樂公園而建的一座大型的批發兼零售的商店，它的設計者們稱它是“美國之街”（The Mall of American），並且如果他們的計畫得以實現，這個購物街每年將吸引比麥加和梵蒂岡更多的參觀者。 　　在我寫這本書的幾個月裏，對“美國之街”這個名字的嘲諷一直索繞著我。它已經變成了我的祖國的一種象徵。整個美國似乎正在把自己建成購物街的形象。作為一個公民，我擔心，我們現在己被一種售貨攤、國家商標和特權商店的商業文化捆綁在一起。購物中心已經變成了我們公眾生活的中心，並且消費也已經變成了我們自我定位和第一娛樂的主要手段。當然，不僅僅在美國人中存在這個趨勢，歐洲人和日本人正在以我們為榜樣，為追隨和推崇個人消費而拋棄了作為他們生活組織原則的東西。並且貧窮國家中較富有的居民也盡可能地模仿我們的消費方式。但在大多數世界人民的感覺中，消費的生活方式誕生於美國，並且美國的購物街就是美國的全部。因此在 我看來，布隆明頓的美國購物街就是作為當前世界流行的進步的定義——高消費——的一個縮影或一種偶像而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中。所以美國的購物街和這本書在彼此相差不到幾個月時間內完成是合乎時宜的。一個以史無前例的規模顯示了處於上升階段的全球文化中消費主義者的價值，另一個則在人類和生態領域對那些價值提出了置疑，並且表明了培養替代的必要性。還是讓更多的反對觀點湧現吧！ 　　雖然只有我的名字出現在這本書的封面上，但是許多人對這本書的創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這些人當中，我要特別感謝的第一位是霍利•布拉夫，她作為我的助手以嫺熟的技藝和任勞任怨的態度幾乎工作了三年的時間。不僅收集和核對了許多本書中出現的資料，而且還以其簡潔的價值觀、愉悅的生活態度和敬業的幽默感形成了這本書的寓意。《多少算夠》一書無論有什麼樣的成績，對她的才幹的贊許應和對我的一樣多。霍利一直盼望著這本書成文的日子，但就在這本書即將付樣之前的幾個星期，積極、熱情、能幹的維克拉姆•阿庫拉接替了她的工作。 　　接下來要感謝的是密西根州弗林特的查理斯•斯圖爾特•莫特基金會（the Charles Stewart Mott Foundation），它非常信任這項計畫，並為本書提供了經費上的支援。很少有基金會願意如此深刻地思考我們的環境預警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什麼。 　　世界觀察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員審閱讀了這本書的一稿或二稿。這些幫助審閱和調查研究的人員包括：尼古拉斯•蘭森、馬西婭•洛、邁克爾•倫納、約翰•里安和約翰•揚；研究所以外的人士有赫爾曼•戴利、埃米•西恩•杜寧、瓊•杜寧、曼紐爾•格拉、彼得拉•凱利和愛德華•沃爾夫，他們都從百忙當中抽出時間評論了本書的粗稿。在慷慨地共用資訊方面，我要感謝華盛頓特區的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的羅奈爾得•斯普羅特，以及華盛頓州西雅圖的新道路圖基金會（New Road Map Foundation）的維琪•羅賓。 　　最後，就我個人而言，我要感謝我的祖母——伊莉莎白•克雷西所做的榜樣。儘管浪費之風在各方面盛行，她卻始終如一地堅持珍惜的樸素精神。數年來她一直堅持愛惜用品，並且放棄了許多對她來說並不過分的要求。她現在己88歲了，但不論去哪里，她都是走路或乘公共汽車（她從未擁有過一輛汽車）。並且她沒有被下降的視力所阻擋，仍然為我們這些因生活得太匆忙而弄不清花卉名稱的人識別花卉。謹以此書獻給她。 艾倫•杜寧 1992年4月 前 言 　　消費是三位體中被忽略的一位，如果我們不想走上一條趨向毀滅的發展道路的話，世界就必須面對它。這個三位體中的另外兩位——人口增長和技術的變化——己引起了注意，但是消費卻始終是默默無聞。 　　消費的默默無聞並不令人驚奇。打破這種默默無聞需要全球人口中最富有的1/5向“多多益善”的普遍觀念提出異議，最近的40年，購買更多的物品，需求更多的“東西”（things），已經成了西方工業化國家的人民超乎一切的目的。同時，最貧窮的1/5的人口卻只有一個目的：活過明天，覓到一點食物，拾到一些柴薪，為他們的孩子遮衣蔽體。現在逐漸變得清楚的是：世界人口的2/5——大約22億正在走向截然不同的目標的，正在給地球造成浩劫，因而使我們不能向平常那樣繼續生活。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工業化國家的人，正在變得更加清楚的是，超過一定界限之後，更多的消費並不等於更多的充實。最近，美國出版的《過度工作的美國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朱利特•索爾著），觸動了許多美國人的心弦。她指出，自從本世紀中葉以來，我們已經連續地選擇了更多的金錢而不是用於休閒或家庭的更多的時間。然而，這使得美國人更高興了嗎？民意測驗表明，回答是否定的。我們正陷於困境：更多的工作、更多的消費，及至對地球更多的損害。 　　《多少算夠》一書，通過解釋需求去打破這個惡性循環。艾倫•西恩•杜寧論證說，消費者社會只是一個短暫的階段——由於它自己和它的星球的未來可居住性的原因，所有的父母都想給他們的孩子一個較好的生活，但是，我們現在必須認識到這樣一種生活不可能由更多的小汽車、更多的空調、更多的預先包裝好的冷凍食品以及更多的購物街組成。如果交給我們的孩子一個這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為了滿足個人的食物、教育、充實的工作、居所和良好的健康狀況的需要，他們的選擇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這將是多麼的美好！這種情況只要我們消費者社會中的那些人轉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發生。 　　一些微弱的跡象表明這樣一種轉變是可能的，80年代的炫耀性消費已經讓位於一個對消費有較低期望的時代。另外，這也反映了許多國家所陷入的衰退，各地的民意測驗顯示的現狀遠遠不盡人意，現在是走出消費誤區、走向艾倫所說的持久文化運動的時候了。持久文化就是一個量入為出的社會；提取地球資源的利息而不是本金的社會；在友誼、家庭和有意義的工作之網中尋求充實的社會。正如艾倫在本書最後一章所指出的那樣，聯繫人類和自然王國的命運掌握在我們——消費者的手中。 　　這是新的世界觀察環境預警叢書的第二本書。這本書是世界觀察研究所的其他出版物——《世界狀況》（State of the World）、世界觀察論文和《世界觀察》雜誌（World Watch）的補充。在第一本書《拯救地球》（Saving the Planet）中，萊斯特•R•布朗、克裏斯托佛•福萊文和桑德拉•波斯特爾描繪了一個可持續的全球經濟的輪廓，且討論了達到這個目的的轉變措施。這套叢書的下一本是桑德拉•波斯特爾的《最後的綠洲：面對水荒》（Last Oasis：Facing Water Scarcity）。接下來，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其他著作是關於可恢復的能源和人口問題的。 　　我們希望這些短小的生活書籍，能為讀者提供關於為什麼我們需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和怎樣去做的一點精神食糧。 琳達•絲達奇 第一篇 評價消費 第一章 消費的困惑 　　對於康涅狄格州的西德尼•奎瑞爾來說，1990年的地球日是審判日、是算生態賬的日子。當全世界成千上萬的人們正在街道上遊行和慶祝的時候，西德尼則坐在他廚房的桌子旁，桌上放著一個黃色的法律便箋和一個袖珍計算器，他想統計一下他和他的家庭自從1970年的地球日以來給這星球上留下的負擔。 　　那個春天的早晨，他就開始列出了進入他們的住宅中的每一樣東西——脫脂油、核電、淋浴器以及噴灌草地的水、油漆罐、電器、百餘尺的地毯、傢俱、衣服、食品和數千件其他的東西——以及已經搬出房了的每一樣東西——丟棄的裝著郵件和物品包裝的垃圾桶，按立方米計算的舊報紙、雜誌、污水和從爐灶裏排出的煙，他還列出了用汽車和飛機運輸這些東西所耗費的能源：從燃料和潤滑油到輪胎和替換零件。“我這天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這張單子上”，西德尼回憶說，“我翻出一卷卷的舊收據，稱量垃圾罐和每天的郵包，挖開了地基和頂棚，並且使用了自從畢業後就從未用過的三角技術來估量在屋頂施工中使用的。” 　　西德尼知道，他不可能計算出製造和運輸每一樣單子上的東西所耗費的附加資源。例如：根據全國統計數位，他應當把他在自己的房子和汽車上使用的能量加倍，因為還要考慮到商業部門和政府為他提供這些貨物和服務所使用的能源。他設想了一個為他生產這些物品的全球工業網：用貨船和卡車運輸，在商店出售，並且由官方機構監督這個過程。使他驚訝的是他的國家究竟需要多少鋼材和混凝土去修築他使用的道路、橋樑和停車場，他想知道照顧他的醫院、保衛他的飛機和警車、帶給他娛樂的電視臺以及冶療他愛犬的獸醫站所使用的資源。 　　隨著他清單的增長，想像中一座由被丟棄的電視機、汽車零件和油管組成的大山縈繞在西德尼的腦海中——全都在他那兒堆向了天空。“這是對那段時期的清醒回顧……並且只有當你把所有這些年增加的消費品累加在一起，你才能認識到它的可怕。這全部的垃圾就像多年來他抱出去的成噸的紙包一樣敲打著他。西德尼說：“問題在於地球能夠承受西德尼的影響而繼續存在嗎？未來的西德尼家庭能夠發生改變嗎？” 　　這正是問題所在。西德尼•奎瑞爾和他的家庭並不是貪得無厭的人。西德尼說道：“這些年來，我們居住在鄉下一幢占地2.5英畝、有三間臥室的房子裏，距離我在哈特福德的工作地點大約35公里，但是我們從沒有富足過。”他接著說：“使我恐懼的是我們的消費是康涅狄格州人們最普通的消費方式。” 　　西德尼的階層——美國中產階級——是一個在數量上多於任何階級的群體，它決定和體現了當代世界美好生活的圖景。然而奎瑞爾這20年生活的時期，正處於世界首要問題——環境問題可能是最難解決的時期。 　　只有人口增長能與高消費相匹敵成為生態惡化的原因，但至少世界上的很多政府和人民已經把人口增長看做是一個問題；與之相反，消費卻幾乎一直被普遍看做是好事——確實，消費增長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首要目的。西德尼•奎瑞爾評價的這20年顯示的消費水平正是人類歷史上所有文明取得的最高成就。他們體現了一種盛行的人類社會新形式：消費者社會。 　　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產生於美國，一個美國人的話很好地表達出了它的精神實質。在二戰後開始富裕的美國，銷售分析家維克特•勒博宣稱：“我們龐大而多產的經濟……要求我們使消費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要求我們把購買和使用貨物變成宗教儀式，要求我們從中尋找我們的精神滿足和自我滿足……我們需要消費東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燒掉、穿壞、更換或扔掉。”大多數西方國家的人民已經對勒博的號召做出了反應，並且世界上的其他人民也表現出了對追隨的興趣。 　　在工業化的土地上，消費現在已滲透到社會價值之中。在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機構——日本和美國——的民意測驗顯示人們正以他們的消費數量來衡量成功，並且這種勢頭繼續呈增長之勢。日本人認為彩色電視機、空調和汽車是“新的神聖三寶”；1/4的波蘭人認為描述最富裕的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的“王朝”（Dynasty）是他們最喜歡的電視節目；非洲腹地的村民們則追逐著描述美國石油巨頭的電視系列片“達拉斯”（Dallas）；在臺灣，一塊廣告牌上寫著“為什麼你還不是一個百萬富翁？”一個商業週刊記者道：“美國夢充滿活力並且美好……”；在墨西哥，事實上“消費者”這個詞和“人”這個詞已經變成了實質上的同義詞。 　　美國製造的生活方式被世界範圍內的有財力的人爭相仿效，但是還有許多人是沒有能力的。割裂全球的錯誤的經濟劃分使理解更加困難。全世界有202個億萬富翁和300多萬個百萬富翁。但這個世界也有1億生活在馬路邊、垃圾場和大橋下面的無家可歸的人。價格昂貴的奢侈品在世界範圍內出售——高級時裝、新潮汽車和其他顯示富有的物品——超過了世界上2/3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事實上，全世界的人年平均收入，大約為5000美元，低於美國的貧困線。 　　在幸運者和不幸者之間，物質消費上的顯著差別完全體現在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上。從另一方面說，描述消費者社會的增長軌跡的上揚消費線，是環境危害高漲的指示劑。消費者社會對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具有耗盡、毒害或不可更改地損害森林、土壤、水和空氣的危險，正如第四章所講的。我們作為它的成員，應對人類正在面臨的全球環境挑戰擔負起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高消費在人類關係中也是一個複雜的賜福。生活在90年代的人們比生活在上一個世紀之交的他們的祖父們平均富裕四倍半，但是他們並沒有比祖父們幸福四倍半。心理學的研究表明，消費與個人幸福之間的關係是微乎其微的。更糟糕的是，人類滿足的二個主要源泉——社會關係和閒暇，似乎在奔向富有的過程中已經枯竭或停滯。這樣在消費者社會中的許多人感覺到我們充足的世界莫名其妙地空虛——由於被消費主義文化所蒙蔽，我們一直在徒勞地企圖用物質的東西來滿足不可缺少的社會、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當然，過多消費的反面——貧困——亦是既不能解決環境問題也不能解決人類問題的。它對於人們是無限糟糕的事情，對自然界也是如此。一無所有的農民以砍伐和焚燒拉丁美洲深處的森林謀生過活；饑餓的牧民把他們的畜群驅趕到脆弱的非洲草原，使其變成荒漠；並且少數印度農民和菲律賓人在陡峭的坡地上耕作，使土地暴露在雨水的沖刷之下。也許世界上赤貧的10億多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正陷於生態和經濟枯竭的惡性循環中。在絕望中，他們無計可施地濫用土地，通過損害未來而拯救現在。 　　如果環境的破壞根源在於人們擁有太少或者太多的時候，留給我們的疑問就是：多少算夠呢？地球能支持什麼水平的消費呢？擁有多少的時候才能停止增長而達到人類的滿足呢？世界人民在不使這個星球的自然健康狀況受損的情況下，是否可能過一種舒適的生活呢？是否有一種處於貧窮和生存水平之上但卻在消費者生活方式之下——也就是一種充足的生活水平呢？全世界的人們都能有取暖、冰箱、衣服烘乾機、汽車、空調、恒溫游泳池、飛機和別墅嗎？這些問題當中有許多是不能明確回答的，但是對於生活在消費者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提出這些問題都是必要的。除非我們認識到，更多並不意味著更好，否則我們阻止生態惡化的努力將被我們的欲望壓倒；除非我們反思，否則我們將可能看不到我們周圍刺激這些欲望的動力，例如無休止的廣告、激增的購物中心，以及“跟上時髦”的社會壓力。我們可能忽視了消費比其實際更大的破壞性力量，例如對礦山、造紙廠和其他環境影響嚴重的工業補貼就屬於這種力量，並且我們不可能依靠機遇在降低消費的時候提高生活質量，例如在工作上花較少的時間，而在家庭和朋友上花更多的時間。 　　把消費者社會變成可持續性的社會的困難可能並沒有被過高估計。我們消費者享受著一種幾乎每個人都渴望享受的生活，為什麼別人就不應當呢？誰又願意馬上放棄一輛汽車，大片土地上的一所大房了和一年四季完全實行室內空調呢？幾百年經濟史的慣性和數以55億計的人的物質渴望都處於增加消費的一邊。 　　所以，我們可能正處於一個困惑之中——一個可能沒有滿意的問題，對於那些已得到了的人，限制消費型的生活方式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道義上是毋庸置疑的，或者生態上是不充足的。向所有的人推廣這種生活方式，只會加速這個生物圈的毀滅。全球環境不可能支持我們當中的11億人像美國消費者那樣生活，更何況55億人或以後至少可達到的80億的人口？另一方面，通過道德的接納來降低消費者社會的消費水平、減少其他方面的物質欲望，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建議。儘管它與幾百年的潮流相抵觸，然而它可能又是唯一的選擇。 　　如果這星球上支援生命的生態系統將繼續支援未來後代的生存，消費者社會將不得不大幅度地削減它所使用的資源，一部分轉移到高質量、低產出的耐用品上，另一部分通過閒暇、人際關係和其他非物質途徑來得到滿足。消費者社會中的我們將不得不過一種當前在經濟階梯上較低位置上實行的技術上複雜的生活方式。科學的進步、法律的健全、重新組織的工業、新的協定、環境稅和群眾運動——都能有助於達到這一目的。但最終，維持使人類持續的環境將要求我們改變我們的價值觀。 第二章 消費者社會 　　這個世界有三個主要的生態等級：消費者階層、中等收入階層和窮人。理論上講，這三個等級可根據他們人均消費的自然資源、排放的污染物和破壞的動植物棲息地準確地確定。在實踐中，這些群體可通過兩個有代表性的標準區分：他們的年平均收入和他們的生活方式（參看表2－1）。 　　世界上的窮人（約11億），包括所有的家庭成員的年收入少於700美元的家庭。他們主要是生活在農村的非洲人、印第安人和一些南亞人。他們食用的幾乎完全是穀物、塊莖作物、蠶豆和其他豆類食品，並且他們飲用的主要是不清潔水；他們居住在茅草棚或貧民窟裏，他們靠雙腳步行；他們的大多數財產是用石塊、木頭和其地方環境所能提供的東西製造的。這些世界上最貧窮的1/5人口只掙得世界收入的2％。 　　33億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們，每個家庭成員的年收入一般在700～7500美元之間，這些人大多生活在拉美、中東、中國和東亞。這個階層也包括前蘇聯和西方工業化國家中的低收入家庭。東方人顯著的不同之處在了他們的飲食以碳水化合物為主，並且居住在配有電燈、收音機和正在日益增多的電冰箱、洗衣機的現代建築裏。（例如，中國的城市中的2/3的住戶現在擁有了洗衣機，1/5的住戶擁有了電冰箱）。他們依靠汽車、火車和自行車行走，並且保留著一些不太多的耐用品。他們總共掙得了世界收入的33％。 　　表2－1世界消費階層1992 消費類型 消費者階層 （11億） 中等收入階層 （33億） 窮人 （11億） 飲食 肉類，包裝過的食品，飲料 穀物，清潔水 不充足的穀物，不清潔水 交通 私人轎車 自行車，公共汽車 步行 用品 一次性用品 耐用品 當地的材料 資料出處：世界觀察研究所 　　消費者階層——一全球消費社會的11億成員——包括所有的家庭成員的人均收入在7500美元以上的家庭，雖然這種劃分把消費者階層的最低限恰好劃在美國的貧困線之上，但是他們，不如說是我們，仍然享有著以往年代聞所未聞的生活方式。我們食用肉製品和加工過的袋裝食品，並且飲用裝在由不可分解材料製成的容器中的軟飲料或其他飲品。我們大量的時間呆在裝有空調的建築中，這些建築中配備著冰箱、洗衣機和烘乾機，充足的熱水、洗碗機、微波爐和許許多多的電能驅動設備。我們乘私人汽車和飛機旅行，並且大量的暫時性的、一次性的物品包圍著我們。消費者階層把世界總收入的64％帶回家中——比窮人多32倍。在消費者階層的成員中，算起來大部分是北美、西歐、日本、澳大利亞人和香港、新加坡的城市居民以及中東的石油酋長國公民。也許半數的東歐人和英國也屬於消費者階層，還有大約1/5的拉美、南非和亞洲新近工業化的國家的居民，如韓國也屬於消費者階層。 　　對於處於消費者社會的大多數人來說，以為我們的生活方式無疑是極大豐富的看法似乎是牽強的。畢竟，與真正富裕的人相比，我們還過著樸素的生活，收支相抵也是一種經常性的狀況。正如世界上最富有的1/5人口——消費者階層——使得其餘的人顯得貧窮一樣，消費者階層中最富的1/5人口——使較低層的消費者也覺得似乎被剝削了。在美國，例如，1/5最高報酬的收入者所得到的比其他4/5人口所得到的報酬還要多，並且公司的上層管理人員的收入是他們雇傭工人的93倍。富人與消費階層之間的關係是消費者階層與廣大民眾關係的縮影。富人所得到的越多，消耗的自然資源就越多，也就比一般消費者更多地幹撓了生態系統。就全球的規模看，富人最好是被當做消費者階層的一個子集，因為就其生態影響來說，最大的差距不在富人和消費者階層之間而是在消費者階層和中等收入階層之間。 　　消費者社會在宇宙開發成為我們時代標誌的時候出現是顯然的。在世界範圍內，自從本世紀中葉以來，對銅、能源、肉製品、鋼材和木材的人均消費量已經大約增加1倍；轎車和水泥的人均消費量也己增加了3倍；人均使用的塑膠增加了4倍；人均鋁消費量增加了6倍；人均飛機里程增加了33倍。這些東西的迅猛消費——每一項消費都與不同比例的環境損害聯繫在一起——主要是消費者階層財產的反映。中等收入階層的消費也在慢慢地增多，但在窮人當中，消費實際上還保持不變。 　　當品牌成為家庭辭彙的時候，當包裝、加工的食品廣泛出現的時候，當汽車佔據了美國文化的中心位置的時候，消費者社會就在20世紀的美國產生了。經濟學家和商業經理們注意到，當人們對食品、衣物和住所的自然需要感到滿足的時候，大規模生產的產品將會賣不出去，於是就開始推行大量消費作為經濟繼續擴張的秘訣。“消費的民主化”變成了美國經濟政策的不言而喻的目標。消費甚至被渲染成為一種愛國責任。一個商業團體向國家財政局要求頒發山姆大叔的海報來規勸購買者：“現在就買你所需要的！” 　　大蕭條和二戰暫時拖延了消費的民主化進程，但在戰爭結束後不久，大眾消費就走向了成熟期。在1946年，《幸運》雜誌歡呼一個“夢幻時代——偉大美國的繁榮正在興起”的時代的到來。到了1950年，年輕的美國家庭每天有4000戶遷入新居，並且用嬰兒車、衣服烘乾機、洗碗機、冰箱、洗衣機，特別是電視機塞滿了房間。一年以後，美國勞工統計局承認，增加電視機、電烤箱、冷凍食物、罐裝嬰兒食品以及算在生活費用指數內的燙髮液等，形成了消費主義的上升浪潮。 　　l953年，艾森豪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宣佈新經濟福音，他宣告，美國經濟的“首要目標是生產更多的消費品”。以後的幾代人忠實地追求著這個目標，平均算來，今天的美國人民比他們的父母在1950年，多擁有2倍的汽車、多行駛2倍半的路程、多使用21倍的塑膠和多乘坐25倍距離的飛機。 　　自從消費者社會在美國誕生以後，儘管它的最明顯特徵仍然保留在美國，但它已經遠遠地超出了美國國界。東京附近的狄斯奈樂園每年吸引著幾乎與麥加和梵蒂岡一樣多的參觀者。可口可樂公司的產品散佈在170多個國家內。每天，都有一個新的麥當勞餐館在世界的某個地方開業，新加坡的年輕人使用一種忍者神龜牙刷刷牙，牙刷上用馬來文寫著：晦，花花公子們！最先在美國完善的大眾推銷技巧現在在每一個洲使用，例如，教導前東德人“嘗嘗西方萬寶路”。 　　消費者社會的核心在60年代末已經從美國擴展到了西歐和日本。自從50年代以來，法國、西德和英國也加入進來，鋼材的人均使用量增加了一倍，水泥和鋁的進口量增加了一倍多，紙張的消費增加了二倍。最快的增長發生在50和60年代。大量袋裝加工的冷凍食品的人均消費在80年代的歐洲增加了一倍，在這十年的後五年中，飲料消費——大部分裝在用過即扔的容器中——以人均30％的速度遞增。汽車擁有量在80年代的歐洲也增加了一倍，超過了1988年的家庭擁有量。 　　在消費上，開始的時候日本遠比歐洲更落後於美國，但這種差距很快就消除了。今天的每個日本人比1950的的日本人多消費4倍多的鋁、幾乎5倍的能源和25倍的鋼材，人均擁有4倍的轎車。大部分的增長發生在70年代的能源危機之前，僅僅從1975年開始，食用的肉食增加了一倍。他們也飛行得更多：在1972年，只有100萬日本人到國外旅行；在1990年，數目達到1000萬；今天，經過消費主義的40年擴張以後，西歐人和日本人的消費水平只比美國人略低一點。 　　遍及北美、西歐和日本，家用電器已成為生活的必需品。在上述三個地區，實際上每個家庭都擁有一台冰箱和一台洗衣機，衣服烘乾機和洗碗機也正迅速普及。在美國，依賴消耗臭氧的製冷劑製冷的空調到1987年已經在2/3的家庭普及，使用了美國電力的13％。同樣，將近60％的日本家庭現在至少擁有一台空調。僅在80年代，微波爐和盒式錄影機已經進入了將近2/3的美國家庭（參著圖2－1）。 　　圖2－1在這些全球消費者社會的中心地區中，80年代是一個非常奢侈的十年。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和最新的國際化股票以及債券市場創造了輕鬆的銀根鬆弛環境，這種環境促成了消費者社會的中等集團“只要能，就抓住”的及時行樂思想的盛行。在美國，並不是從喧囂的20世紀，明顯的消費才被如此讚譽。在這十年中，與國家債務不相上下的個人債務高漲到一個新的高度，例如消費者用第三輛汽車、摩托艇、家庭娛樂中心和波浪浴缸裝滿房間和車庫。在1978年到1987年間，美洲獅汽車的銷售量增長了八倍，並且初次購買皮衣的平均年齡從50歲下降到26歲。為了保護他們所擁有的東西，美國人花費在人身安全保衛和防盜報警設備方面的支出比他們支付的公共員警稅還要多。” 　　在80年代的日本，也經歷了一場消費主義的及時行樂。到80年代末，政府鼓動忠誠敬職的日本人更多地購買，希望通過擴大國內消費來減少國際上對該國不滿的大量的貿易過剩。一股高檔消費潮流——為狗製作的黃金裝飾的彩色絲織品和貂皮大衣——產生了。但是日本走向高消費仍然是猶猶豫豫的。許多日本老人仍然保持著他們時代的勤儉節約的信念。早稻田大學（Wased University）的賴元勝見在東京寫道：“老一輩的人……仔細地節約著每一張紙片和一點點繩子以備不時之需。”一個學生說：“日本人民在物質方面是良好的，但不是在內心……我們永遠不會有時間找到我們自己或者我們應當在生活中尋找的東西。” 　　高速增長的消費者階層本身就是消費主義的擴張。正如英國經濟學家保羅•伊金寫道，一種文化傾向性認為“擁有和使用數量和種類不斷增長的物品和服務”是主要的文化志向和可看到的最確切的通向個人幸福、社會地位和國家成功的道路。例如在1953年，統計數學研究所曾經讓日本居民選擇最接近他們自己的人生觀，選擇“過一種純潔公正的生活”的份數從第一次測驗的29％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9％，而選擇“過一種適合你自己口味的生活”的份數從21％上升到38％。 　　有關消費主義在美國的迅速發展的調查清楚地表明，在l967年到1990年之間，美國人認為進入大學是金融狀況良好的必要手段的人數從44％上升到74％，認為是提高有意義的生活哲學的必要手段的人數從83％下降到43％。一位紐約州伊薩卡的康奈爾大學的學生告訴《美國人口統計》雜誌有關他的同齡人的志向時說：“我們父母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是滿意的，但它對於我是不夠的。” 　　類似地，中學的高年級學生從1967年到1990年的民意測驗顯示了對於“尋找生活目的意義”的日漸淡漠的興趣和對於消費者社會的制造物的日益擴大的欲求。把“有許多錢”列為“尤其重要”的百分率從1977年不到一半上升到1986年的2/3，居於生活目標條目的首位。更詳細的調查題目進一步證實了消費主義的根基。對於第二輛轎車、娛樂器具、度假別墅、家用電器、新潮服裝和新型汽車的需求顯著增長。 　　消費者階層的成員也許還包括半數的前社會主義的東歐和中歐的居民，並且如果這些國家成功地把它們的經濟拉向世界市場，他們可能在10年或20年內把他們人民中的大多數帶入消費者階層行列。布達佩斯酒吧裏的一位年輕男子，在同一位西方記者談話時，抓住了他的國家消費者的心態：西方人認為我們匈牙利人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生活的，其實，我們不僅知道他們是怎樣生活的，而且我們也想那樣生活。”德國銀行家烏爾裏希•拉姆說：“東德人想要轎車、電視和萬寶路。”70％生活在前東德的人希望不久能加入世界汽車族，他們僅在l991年就購買了100萬輛西方轎車。 　　消費主義者對世界經濟邊緣的態度也日益明朗。消費者階層的成員並不一定是精英人物，在印度中部貧瘠的德幹高原上，以前只是在高級種姓之中流行的嫁妝傳統現在也發生在部落的村民們中，他們也向未來的配偶索要消費品作為既定婚姻的價碼。 　　更普遍的是，伴隨著市場的自由化和信譽卡購買的引進，大約有一億成員的印度中產階級的出現，已經導致了從汽車和電視機到冷凍食品的每一樣東西的銷售量的爆炸性增長。印度城市的街道現在被一些世界上最危險的交通和最嚴重的空氣污染填塞。這是由於數百萬的摩托車和轎車湧入原先主要由自行車、公共汽車或牛車佔據的道路。由於印度家庭的1400萬台電視用印度的幾十種語言傳播商業資訊，《華爾街》（Wall Street Journal）雜誌志得意滿地注視著：信仰樸素和有著節約傳統的保守的印度人正漸漸地讓位于一個思想自由和花銷也同樣自由的新一代。 　　《幸運》（Fortune）雜誌對迅速工業化國家也表現出了類似的興趣。在韓國，它預言：“更多的每一樣東西。如更多的住房，就要更多的電話、電器、電視機、傢俱、電燈和衛生間以及衛生清潔工人。”在印尼，《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報告說：“建築人員正夜以繼日地工作以建造巨大的購物街——空調和大理石迷宮，幾乎從任何地方進口的奢侈品都能按一定的價錢在這裏買到。”播撒用戶第一主義種子的廣告業是一個國家增長最快的工業之一。墨西哥的消費主義欲望也呈活躍狀態：轎車的銷售量在1991年的上半年躍增了1/4，並且購物街和速食席捲了整個國家。 　　世界範圍內漫延的消費者生活方式的野火標誌著人類物種曾經經歷過的日常存在中最快捷的和最基本的變化，經過短短的幾代人，我們已經變成了轎車駕駛者、電視觀看者、商業街的購物者和一次性用品的消費者。對這個巨大轉變的悲劇性嘲弄在於消費者社會的歷史性興起對於損害環境有著重大影響，卻並沒有給人民帶來一種滿意的生活。 第三章 值得懷疑的消費回報 　　亞里斯多德早在2300年前就寫道：“人類的貪婪是不能滿足的。”它是指當一種要求被滿足的時候，一個新的要求又替代了它的位置。這句話成了經濟學理論的第一格言，並為人類的很多經驗所證實。西元前1世紀，羅馬哲學家盧克萊修寫道：“我們已經失去了對橡樹果的興趣。我們也已經拋棄了那些鋪著草、墊著樹葉的床，於是穿獸皮已經不再時髦……昨天是皮衣，今大是紫衣和金衣——這些是用怨恨加重了使人類生活痛苦的華而不實的東西。” 　　將近2000年以後，列夫•托爾斯泰模仿著盧克萊修的說法講道：“在從乞丐到百萬富翁的男子當中尋找，1000人中你也不會找到一個對自己的財產感到滿足的人……今天我們必須買一件外衣和一雙與之配套的鞋；明天，還得買一塊手錶和一條項鏈；後天，我們又必須在一所大公寓裏安裝一個沙發和一盞青銅燈；接著我們還必須有地毯和絲絨長袍；然後是一座房子、幾匹馬和馬車、若干油畫和裝飾品。” 　　當代財富史的編史者們對此已達成共識。幾十年來，繼承了一筆石油財產的路易斯•拉帕姆，一直詢問人們當他們擁有多少金錢時才感到高興，他說：“不論他們的收入怎樣，許多美國人都認為他們能有兩倍的錢，他們將得到獨立宣言許諾給他們的幸福水平。年收入為1.5萬美元的人確信如果他每年只要收入3萬美元，就會解除憂慮。年收入為100萬美元的人認為如果他每年收入200萬一切就會更好了……”他總結說：“沒有人曾擁有足夠的金錢。” 　　如果人類的需求實際上是可無限擴張的，消費最終將不能得到滿足——這是一個被經濟理論忽略的邏輯結果。事實上，社會科學家已經發現了令人吃驚的跡象：高消費的社會，正如奢侈生活的個人一樣，消費再多也不會得到滿足。消費者社會的誘惑是強有力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也是膚淺的。 　　按照美元的不變價格來衡量，世界人口在1950年消費的物品以及服務就和所有前代的人消費的一樣多。自從1940年，美國人自己已經使用的地球礦產資源的份額就同他們之前所有人加起來的一樣多。然而這個劃時代的巨大消費卻也沒能使消費者階層更快樂些。例如，由芝加哥大學的國民意見研究中心所做的常規調查表明，並沒有更多的美國人說他們現在比1957年“更高興些”。儘管在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消費支出兩方面都接近翻番，但“更高興些”的人口份額之比例自從5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圍繞著1/3波動。 　　1974年的一項里程碑式的研究表明尼日利亞人、非律賓人、巴拿馬人、南斯拉夫人、日本人，以色列人和西德人在高興程度上都把自已列入中等行列。排除了把物質豐富和幸福相關聯的任何嘗試，低收入的古巴人和富裕的美國人都說他們自己比一般人幸福得多，並且印度和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居民較少幸福感。正如心理學家邁克爾•阿蓋爾所說：“在富裕和極端貧窮的國家中得到的關於幸福水平的記錄並沒有什麼差別。” 　　在收入和幸福之間存在的任何聯繫都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人們從消費中得到的幸福是建立在自己是否比他們的鄰居或比他們的過去消費得更多的基礎上。這樣，從不同的社會，如美國、英國、以色列、巴西和印度等得出的心理資料表明：高收入階層傾向於比中等收入階層略幸福一點，並且最低收入階層傾向於最不幸福。任何社會的上等階層都比下等階層對他們的生活更滿意，但是他們並不比更貧窮國家的上等階層更滿意——也不比過去較不富裕國家的上等階層更滿意。消費就是這樣一個踏輪，每個人都用誰在前面和誰在後面來判斷他們自己的位置。 　　這個踏輪產生了一些荒謬的結果，例如，在80年代中期的娛樂場年代裏，紐約許多每年“只”掙60萬美元的投資銀行家覺得自己很貧窮，經受著焦慮和自疑的折磨。實際上在少於60萬美元的時候，他們只是跟不上鐘斯家族。一個沮喪的經紀人喟歎，“我一文不值，你明白，一文不值。因為我一年只掙25萬美元，那什麼都不能幹，所以我什麼都不是”。 　　從遠處看，這種情緒似乎反映了純粹的貪婪；但是從近處看，他們看起來更反映了人類社會的本性，我們是需要歸屬的人。在消費者社會，需要被別人承認和尊重往往通過消費表現出來。正如一個華爾街的銀行家把“消費的價值就等於自我價值”登到《紐約時代》（New York Times）雜誌上。買東西變成了既是自尊的一種證明（一個洗髮水廣告吹噓說“我配得上它”），又是一種社會接受的方式——世紀之交的經濟學家索爾斯坦•凡勃侖所定義的“金錢體面”的一種標誌。許多消費被下列認可的欲望所促動：“穿體面的衣服、開體面的車子和住在體面的生活區，全都仿佛在說“我不錯，我在那個團體中”。 　　消費滿足可通過攀比或勝過他人的方式實現，也可通過好於前一年來達到。這樣，個人幸福更多地是提高消費的一個函數而不是高消費本身的函數。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蒂博爾•斯克托夫斯基證明，原因在於消費是上癮的；每一件奢侈品很快就變成必需品，並且又要發現一個新的奢侈品。中國工廠的年輕工人把收音機換成黑白電視一如德國的年輕經理把寶馬汽車換成梅塞德斯一樣真實。 　　在代際之間，奢侈品也變成了必需品，人們對照他們當年設立的標準來衡量現在的物質舒適程度，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比前人更多的東西才滿足。經過幾代以後，這個過程就能把富裕重新定義為貧窮。美國和歐洲貧民窟擁有的像電視機之類的東西，可能會嚇壞幾個世紀前的最富有的鄰居，但是這並沒有減少消費者階層對貧民區居民的蔑視，也沒有減少現代窮人的艱辛感。 　　隨著消費標準的不斷提高，社會確確實實難以滿足一個“體面的”生活標準的定義——在消費者社會處於良好地位的成員的生活必需品——無止境地向上移動。父母沒有購買最新的電子遊戲的兒童覺得不好意思邀請朋友到家裏來玩；沒有一輛汽車的少年會覺得和同齡人不平等。經濟學家言簡意賅地闡述道：“需要是被社會定義的，並且是隨著經濟的增長而逐步提高的。” 　　消費和滿足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難以捉摸，涉及到按時間進程來比較的社會標準。然而關於幸福的研究也同樣是一個難以捉摸的事實，生活中幸福的主要決定因素與消費竟然沒有關係——在這些因素中最顯著的是對家庭生活的滿足，尤其是婚姻，接下來是對工作的滿足以及對發展潛能及閒暇和友誼的滿足。 　　在決定幸福方面，這些因素都是比收入更重要的指標。伴隨著諷刺性的結果，例如，突然的發橫財能使人痛苦；百萬美元的中獎者通常孤立於他們的社會關係之外，失去了從前的工作賦予他們的生活整體性和意義，並且發現他們自己甚至與親密的朋友和家庭也疏遠了。類似地，斯克托夫斯基等精神分析學家認為較高收入的人較幸福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白領階層的技巧性工作比藍領階層的機械性工作更有趣。經理、董事、工程師、顧問和其他的專家享有更多的挑戰性和創造性的事務，因而比那些較低商業等級的人得到更多的精神回報。 　　牛津大學心理學家邁克爾•阿蓋爾的大作《幸福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斷定：“真正使幸福不同的生活條件是那些被三個源泉覆蓋了的東西——社會關係、工作和閒暇。並且在這些領域中，一種滿足的實現並不絕對或相對地依賴富有。事實上，一些跡象表明社會關係，特別是在家庭和團體中的社會關係，在消費者社會中被忽略了；閒暇在消費者階層中同樣也比許多假定的狀況更糟糕。 　　雖然消費者社會破損的社會結構不能被測量，但在與老年人的討論中則強烈地暴露出來。在1978年，調查者傑瑞米•西布魯克就他們增長財富的經歷訪問了許多英國工薪階層的老年人。儘管在消費和物質舒適方面明顯地得到了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們從沒有期望的，但是他們更多的卻是幻滅而不是滿意。一位男子告訴西布魯克，“人們不滿足，可是他們似乎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不滿足，我們能想像的唯一滿足的機會就是比我們現在得到的更多。但是，正是我們現在已經得到的東西使每個人不滿足。所以如果得到比我們已經得到的東西更多時，是使我們更滿足呢，還是更不滿足？” 　　西布魯克訪問的老年人害怕他們的孩子們，認為這一代是在物質主義世界中漂流。他們害怕摧殘文化者、行兇搶劫者和強姦犯，這些人似乎殘酷到他們不能理解的程度。他們感到與鄰居隔離，與公眾沒有聯繫。正如他們看到的，富裕已經打破了困難時所需要的互相幫助的聯繫。最後，他們在自己的房間裏，每人伴著他或她的電視機等待著他們的日子結束。 　　為了日復一日的生計而互相依賴——那些沒有到達消費者階層的人們的一個基本特徵——已一去不復返。這些聯繫已經由於商業大市場走進一度為家庭成員和地方企業所支配的領域而斷絕了關係。消費者階層的成員自己享有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個人獨立，然而接踵而至的便是彼此依戀的下降。在美國，從50年代以來，用於鄰居之間的非正式拜訪、家庭閒談和家宴的時間全都減少了。 　　事實上，當代美國年輕人認為做個好父母等同于提供許多物品。對他們來說，養育家庭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生活目標，但是與他們的孩子共度時光卻不再是生活的目標。根據愛琳•克裏明斯和她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同事們的民意調查，美國中學的高年級生表達了一個強烈的“給他們的孩子以比他們曾有的更好的機遇”的願望。但不是“與孩子們共度更多的時光”的願望。在中學生的頭腦裏，“更好的機遇”顯然意味著“更多的物品”。在《人口和發展評論》中寫著，研究者解釋說：“10年前，有誰會預見到帶著設計者標籤的服裝和電腦遊戲將會是一個幸福兒童的必要投入？” 　　經過上一個世紀，大市場已經接替了大量的一度由家庭內部提供的生產任務，減少了人們實際上的互相依賴。金錢越來越充足，時間越來越少，我們選擇了精美的包裝食品、神奇的清潔用品和一次性使用的從餐巾到相機的各種方便的東西。 　　家庭經濟的這種轉變部分原因是消費者階層的婦女把她們自己從單調乏味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但是男人們沒有去填補這個空缺，而是將家務勞動轉移到市場，從婦女新的工作收入中支付。由於男人和女人都走出了家庭，破壞了家庭經濟，家務勞動被迫轉軌到金錢經濟。家務勞動中的兩性不平等仍然存在，如果說稍有區別的話，就是隨著家庭從一個生產和消費的單位轉變到一個被動的消費體，婦女的全部工作負擔已經加重了。美國婦女在60年代初，例如，儘管有許多“節省力氣”的機器，她們仍然做著和她們的父母在20年代所做的一樣多時間的家務。並且平均說來，美國婦女自從1965年——已經減少了一點家務工作的時候——她們中的大多數已經在家庭外從事著工作。同時，自從1965年起，美國男人花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竟幾乎沒有增長。來自英國的資料也說明了一個類似的趨勢。 　　家庭經濟的商業化已經使自然界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從家庭中轉移出來的家務雜事需要更多的資源才能完成。如在商業機構熨洗襯衫需要兩個來回，通常是用汽車送到洗衣店，再從洗衣店送還給客戶；從餐館帶回的肉食或用於養育一個家庭的冷凍食品切片成倍地增加了包裝材料和運輸能量。 　　在消費者社會的理想家庭中，人們幾乎不為自己做事。我們不用從生食開始烹調我們的食品（55％的美國消費者的食品預算花在了餐館的飯菜和即食的方便食品上）。我們既不縫補也不熨燙更不製作我們的衣服；我們既不用烘烤也不用建造更不用我們自己修理；我們除了孩子幾乎什麼也不生產，並且一旦我們做了那些事，我們就降低了身價。照看小孩的日托制比舊式的、現己消失的大家庭更加方便。一次性的尿布（典型地，第一年的3000塊，花費570美元）已經代替了布片。 　　家庭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演變在富裕國家的住房設計中體現得很明顯。老式的房子有食品室、工作間、縫紉間、嵌入式衣櫃和洗衣槽。新家庭只有簡單得不過裝有加熱精製食品設備的廚房。洗衣間和儲藏塊莖植物的地窖讓位於熱浴缸和家庭娛樂中心。基本的工作間壓縮為多用途的衛生間。為彈子房和大螢幕電視讓出空間。甚至園藝，一種仍然在消費階層流行的家務生產的形式，也正在慢慢地變成一種消費形式，如用購買物更新後院的資源。例如，英國人1991年在他們的花園和草皮上大約花費了30億美元，而10年前是10億美元。 　　像家務勞動一樣，在金錢經濟的盲目作用下，公共經濟也已經萎縮——或者被肢解。購物街、高速公路和“連鎖店”已經取代了街頭商店、當地餐館和露天劇場——有助於在一個地區創造一種一致性和社會性感覺的東西。傳統的社區在一些國家幾乎消失了。在美國，地方經濟消亡的地方是最先進的地區，許多鄰里關係不過就是共在屋簷下而已，鄰居只是共有一個電視租借特權和一個便民店的地方。平均說來，美國人每五年搬一次家，並且幾乎不和住在他們附近的人發展友好關係。 　　零售業的轉變是全球消費者社會中傳統社區衰落的一個主要原因（參看第九章）。英國研究者卡爾•加德納和朱利亞•塞潑德描述了隨著地方零售業的衰落，從而城市和集體的認同喪失的過程。“市鎮中心，曾經在那裏生活和工作的人們的自然中心……已經失去了它的個性和與非凡過去的任何聯繫。現在它只是一個遍及全國的許多人的一個無個性的形式。在購物時間之外……作為零售一元文化的結果，許多鎮子和城市的中心已經變成了封閉的、枯燥的、無生命的空間。” 　　消費者社會的人們所付出的另一個代價似乎是生活節奏的加快。加州大學弗雷斯諾分校的心理學家羅伯特•萊文測定了六個國家的人們在街道上的平均步行速度和郵局職員的平均說話速度，結果表明生活節奏隨著國家工業化和商業化程度的增大而加快。日本的城市居民生活節奏增長得最快，接下來是美國人、英國人、臺灣人和義大利人，印尼人在六個國家的人中是走得最慢的。換句話說，隨著國家變得富裕，人們也變得越來越著急。” 　　標新立異的經濟學家E•F•舒馬赫提出的一個經濟學定律表達了1978年的研究結果：“一個社會真正可用的閒暇的數量通常是與這個社會用以節省勞動力的機器數量成反比。”人們越重視時間——因而越絞盡腦汁去節省它——人們就越不可能放鬆和享有它。閒暇時間變得如此寶貴以至於不能在空閒上“浪費”，並且，甚至鍛煉身體也變成了浪費的一種形式。在1989年，美國人把10億個工作時的工資用於購買像日球－萊克拉（Day-Glo Lycra）一樣的緊身運動服、風道檢驗的自行車鞋和用大空時代的聚合物編織成的防雨夾克衫。作為勞動報酬的休閒穿著已經代替了休閒。同時，在日本，一種被稱為rejabuma的休閒吊杆已經和正在興起的關心自然——加速了英國進口的高耗油的、四輪驅動的漫遊車（Range Rovers）和由美國進口木料製造的小屋的銷售——結合在一起。 　　儘管同行業的工會會員在上一個世紀裏已經贏得了工作時間的縮短，但在工業化國家裏，工作時間仍然超過了工業革命前的平均工作時間。維托爾德•雷布琴斯基，蒙特利爾的麥古爾大學研究閒暇的一位建築學教授注意到：“在中世紀的歐洲，宗教節日將工作年的時間減少到剛好低於2000小時的現代水平。” 　　消費者社會不能兌現它的通過物質舒適而達到滿足的諾言，因為人類的欲望是不能被滿足的。人類的需要在整個社會中是有限的，並且真正個人幸福的源泉是另外的東西。事實上，社會關係的強度和閒暇的質量——二者才是生活中幸福的決定性心理因素——似乎在消費者階層中減少的比提高的多。消費者社會，似乎是通過提高我們的收入而使我們陷於窮困的。 第四章 消費的環境代價 　　經濟學家使用消費這個詞一般是指“使用經濟物品”，但是，《簡明牛津詞典》的定義對經濟學家來說也許更恰當：“摧毀或毀掉；浪費或濫用；用光，用盡。”迎合全球消費者社會的經濟學對於人類共同的地球資源遭受損害應負最大份額的責任。 　　例如，消費者階層使用的礦物燃料，產生了由這種原料排出的二氧化碳的2/3（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溫室效應氣體）。貧困人口通常對由於焚燒礦物燃料而導致的每人1/10噸碳排放負有責任，中等收入階層是半噸，消費者則是3.5噸。在個別的例子中，美國人中最富裕的1/10每年排出11噸碳進入大氣層。 　　相應的各個階層的其他類似生態危險的證據是很難得到的。但是工業化國家中的大多數消費者的家庭與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中等收入和貧困人口的家庭相比較，給人一種有著巨大階層差別的感覺。在擁有全球人口1/4的工業化國家，消費著地球上40—86％的各種自然資源。（參看表4—1） 表 4—1 80年代末，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若干物品消費 物品 工業國家所占世界 消費份額百分數 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 消費差距人均消費比率之比 鋁 86 19 化學製品 86 18 紙 81 14 鐵和鋼 80 13 木材 76 10 能量 75 10 肉 61 6 肥料 60 5 水泥 52 3 魚 49 3 穀物 48 3 新鮮水 42 3 　　我們從地球的表面開採礦物，從森林獲取木料，從農場獲取穀物和肉類，從海洋獲取魚類，從河流、湖泊和地下蓄水層獲取新鮮的水。工業化國家居民水的平均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的居民平均消費量的3倍，能源是10倍，鋁是19倍。我們消費的生態影響甚至深入到了貧困人口的當地環境中。例如，我們對木材和礦產的偏愛，促使道路修築者為貧窮的移居者們開發熱帶雨林，結果導致了使無數物種滅絕的刀耕火種般的森林清理。 　　高消費轉化成了巨大影響。在工業化國家，燃料燃燒釋放出了大約3/4的導致酸雨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有害化學廢氣都是由工業化國家的工廠生產的。他們的軍用設備已經製造了世界核彈頭的99％以上；他們的原子工廠已經產生世界放射性廢料的96％以上，並且他們的空調機、煙霧輻射和工廠釋放了幾乎90％的破壞保護地球臭氧層中的氟氯烴。 　　當人們從中等收入階層上升到消費者階層的時候，他們對環境的影響也發生了躍遷——不是因為他們消費同種東西大多，而是因為他們消費著不同種的東西。例如，南非黑人，他們中的大多數屬於中等收入階層，他們把有限的預算大部分花在了基本的食物和衣服上，產生出的東西相對於地球環境並沒有什麼損害。同時，南非的消費者階層——白人把他們大部分的預算都花在了住房、電力、燃料和交通上——這些都對環境有較大危害。 　　喬蒂•帕裏克和他的同事在孟買的英吉拉•甘地發展研究所使用聯合國的資料比較了100多個國家的消費模式。按照人均生產總值來排列，他們注意到隨著收入增長，像穀物等較少生態危害產品的消費增長緩慢。相反，會造成許多有生態危害的如轎車、汽油、鐵、鋼、煤和電等東西的購買和生產迅速地成倍增加。 　　我們消費者生活方式供應的像汽車、一次性物品和包裝、高脂飲食以及空調等東西——只有付出巨大的環境代價才能被供給。我們的生活方式所依賴的正是巨大和源源不斷的商品輸入。這些商品——能源、化學製品、金屬和紙的生產對地球將造成嚴重的損害。在美國，這四種工業在資源密集和毒物排放方面全都排在前五位，並且同時在產生污染空氣的硫化物和氮氧化物、懸浮顆粒以及揮發有機物等方面也占一席之地。 　　特別是為消費者社會提供動力的礦物燃料是有破壞性的環境輸入品。從地球中開採出的煤、石油和天然氣持久地破壞著無數的動、植物的棲息地；燃燒它們造成世界的空氣污染；提煉它們產生了大量的有毒廢物。根據國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