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存在

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在严格意义上，所谓“农民起义”并不存在。 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国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大陆史学界也曾一度热衷于研究“农民起义”。如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认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在提及时多有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详细] 钱穆先生及其名作《国史大纲》 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事实上，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裔。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  “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无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 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详细] 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 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如879年，黄巢上，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周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 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详细]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鼓动戍卒造反 从目的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 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 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而在于民间和朝廷 在“农民起义”的历史叙述语境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时时处在对立之中。但揆诸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 “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 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 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 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 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 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 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或者是夸张，或者是特殊情况。佃农、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地主耕种，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 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出来。 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一个王朝在中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此时地主、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秦朝征发戍卒，为保证农业生产，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等到豪强不足时，才征闾左的农民，所谓“秦戍役多, 富者役尽”。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怀有反抗情绪。 故而，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不准确的。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的大动乱，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出现了《史记》中所载的此种情况：“陈胜“ 将数百之众, 转而攻秦。斩木为兵, 揭竿为旗, 天下云会响应……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详细] 老百姓参加“起义军”不是因为土地，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 即使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事实上也不都是。陈胜身为屯长，负责管理戍卒，带他们到驻地去。路上赶上大雨，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延误了期限，所有人都要处斩。戍卒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追随陈胜、吴广造反。 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走到半路时，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刘邦知道，等到了骊山，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结果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 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斩白帝子”和头上“常有云气”两个传奇事件，沛县的人听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纷纷前来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详细] 很多农民参加“起义”，非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乱局所裹胁 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者，如王匡、王凤的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大旱。但是随着“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供状中说：“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这就是最先被裹胁“起义”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说北伐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 愈聚愈多”。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 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 不料长发贼进城” 而被裹胁去。北伐军统帅李开芳在被俘后供称，“所到各处, 裹胁的乡民, 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 亦有怕杀跟随的。”因为害怕被裹胁，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 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军裹胁后，又想着如何去裹胁别人。以下这则史料如今看来，让人不寒而栗，“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尔在彼中掳来乎？投来乎？’曰‘掳来, 且焚抢殆尽’。复间曰：‘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曰：‘恨’。‘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数贼众一词曰：‘因自家焚掳一家, 己身复被掳, 每见完善之地人民, 以为我如是, 伊辈何独安处。愤慈不平, 必将其人掳来, 同我一样, 我心始快。’”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裹胁之人, 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胆小者, 令扛抬物件, 烧火炊饭。”剩下的青壮年则发给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于太平天国裹胁百姓的事情，钱穆的论说非常精辟，“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灾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 不难想象，在历代“起义”中都存在类似北伐军的这种做法。“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详细] 表现太平军北伐的连环画 从结果看，“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 所谓“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即说，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以唐末黄巢为例，他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在广州，仅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衣冠之族, 骚然不得安生, 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如温江县“人类几灭”。 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流行将“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这些被冠以“农民起义”之名的民变事件，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在“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过时后，“农民起义”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事实上，在经过“起义”带来的大动乱后，国家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只能采取上述政策。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让步，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详细] 黄巢大军攻入长安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钱穆《国史大纲》、唐元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黄敏兰《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池子华等《北伐太平军“ 裹胁” 问述论》、毕英春等《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史式《对“黄巢起义”的再思考》等。 [摘要]那些领导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大都从事何种职业？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很少是农民。那些领导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大都从事何种职业？其最热门的职业又是什么？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为样本，揭开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农民起义的章节里，朝代更替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封建统治者贪婪又残暴，导致土地集中，民不聊生；然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完成朝代更替。 比如在高中历史的里，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皇帝昏庸腐朽，等等。 按理说，农民起义应该由农民领导，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起义领袖并非农民，“农民起义”确切说是因为起义主体是农民而得名。 那么，领导着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们，大都从事何种职业？最热门职业又是什么？ 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为人熟知的农民起义作为样本，为大家揭开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中国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依次是 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朱元璋打的大算盘：将造反高危人群商人、吏员踩在脚下 当朱元璋击败各路竞争对手，驱逐北元统一华夏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管理他的臣民，如何避免过去朝代更替的老路，如何千秋万代，国祚永存。 在古代王朝中，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帝国对处于统治末梢的百姓，控制极其不易。朱元璋决心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仿照前朝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大明朝的户籍，“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 最后一句话解释了明朝户籍的奥秘，以职业作为基础信息，固定人群的分布，从而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继承了古人“士农工商”的重本抑末的政策，推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农为重为本，对商人诸多歧视、限制。 除此以外，在公务员序列中，朱元璋也把“吏”限制在公务员系统的最底层，从而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些官府的办事人员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一朝为吏，不得为官。朝廷固执地对吏员死死压制，宁愿容忍他们的子弟世袭吏员，也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朱元璋将吏与商人两种职业限制在各自序列的最底端，让其名声差，地位低，对这两类职业人群极其提防。 如果以十二次古代农民起义中可稽考职业者35人为统计样本就可发现，从事吏与商人职业的达到17人，占了48.6%，将近一半的比例。 不知道朱元璋是否也做过类似的统计，但他的实际做法，却冥冥中为历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线索。 “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高危职业之最 所谓官吏，古代长官称官、属官称吏。明朝以前，官吏之间并无明确鸿沟，由吏员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直到元朝，因为蒙汉有别，汉人在吏员的位置上占据绝大多数位置，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一阶层到明朝固定下来。 但就是这样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级公务员，在中国古代十二次较著名的农民起义中翻云覆雨、独领风骚。 刘邦是众多由下层公务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佼佼者。《史记》中记载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成长经历，刘邦自幼就是乡里的二流子，他不事生产，四处结交豪杰义士，为人仗义疏财，在四里八乡颇有些人脉。 成年后刘邦通过了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正式晋身公务员序列。《史记》里说：“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当了亭长，他也不消停，经常跟猪朋狗友饮酒作乐，依然保持着过去仗义疏财的“名士”风范。 在这方面，刘邦闹革命前的形象和另外一位落草聚义的人物宋江，是如此相似。对了，宋江这位传说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吏员出身。 在这个职业里还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瓦岗军的创始者翟让是东郡法曹；窦建德是里长出身；红巾军的大当家刘福通是一介巡检；跟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曾为县吏；清朝嘉庆年白莲教起义的重要领袖徐天德是一名差役。 还有一些史书中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为吏员出身的领袖，比如西汉末年绿林起义的领袖王匡、王凤两叔侄。这二位在史书中的职业信息非常少，《后汉书·刘玄传》有这么一句：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 虽然没明说，但在没有帮人打官司的“讼师”的时代，能为老百姓评理诤讼的，只能是官府的下级公务员。 还有李自成，这位长期以来被推崇的起义领袖是驿卒出身，就是驿站里负责传送公文的小吏。到了今天可能是铁路公安，又或者是政府里司机班的司机。 官府吏员为何成为起义领袖的第一号职业呢？ 首先，吏员地位虽低，但把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为地方一霸，甚至被顾炎武称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古代吏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他们借助朝廷之权，从事征粮征税、诉讼等工作，并且利用身份结交各方人士，经营自己的势力。 其次，吏员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比如刘邦、评书中的宋江，利用自己的职位仗义疏财，广交朋友；另外因其工作性质，经常要下基层，与群众打交道，虽然胥吏中不乏鱼肉乡里之辈，但总有王匡、王凤这样帮助底层百姓打官司，从而在民众中拥有人望的正直小吏。这些底层公务员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不在民间拥有很高美誉度，都是可以一呼百应的牛人。 最后，作为吏员，还可以掌握一定的财富，比如刘福通是巨富之家出身，后来当了巡检，便有了仗义疏财的经济基础，而且到了起事的时候，招兵买马也需要大量金钱。 有此三点，下级“公务员”便成为了造反的急先锋。 吏员出身9人： 秦末农民起义：刘邦（亭长） 绿林赤眉起义：王匡、王凤（评理诤讼的小吏） 隋末农民起义：翟让（东郡法曹）、窦建德（里长） 元末农民起义：刘福通（巡检）、陈友谅（县吏） 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驿卒） 白莲教起义：徐天德（差役） 商人以有财有势成为第二号高危职业 难怪朱元璋那么讨厌商人，因为在跟他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豪杰中，就有张士诚和方国珍是商人出身，张士诚是盐商，方国珍是海商（因为同时也是海盗，所以不列入商人职业）。 第一位以商人职业“闹革命”的，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这位撼动了大唐根基的枭雄，是盐商出身，据说他那一身武艺是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通过与朝廷官兵的战斗而练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不是合法商人，只是个贩私盐的走私贩子。黄巢也曾因此自惭形秽，想通过考科举脱离黑道。只是天不遂人愿，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屡次受挫，却让这位非法商人的胸中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你不给，老子自己来取。 某次落榜之后，黄巢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分明就是反诗。 公元875年，黄巢的同行王仙芝（也是盐商）带头造反。看时机已到，黄巢召集自家八个亲戚子弟，聚集数千人，造了大唐的反。 盐业在古代从来是朝廷的垄断产业，因此走法律空子，经营私盐的商人，大多数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除了黄巢，元末的张士诚也干这桩买卖。 因为盐商在历史上的“斑斑劣迹”，因此也被穿凿附会到其他一些著名造反人物身上。性格可爱的程咬金，就被评书生生造成“卖私盐的”。但真实历史中，老程却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出身，正宗高富帅。 在商人这个行当里，不得不提方腊。这位在《水浒传》里干掉大半梁山好汉的“革命家”，实际上是比水泊梁山声势大许多的真正的起义领袖。而这位仁兄利用当地“漆楮、杉材之饶”做起了漆园主。他具体怎么发家致富，正史上语焉不详，他可能是一位“农场主”，但既然有厂子，必然贩卖商品，权且把他归入商人类别。 方腊还有个副业，私下传播“明教”，算是业余宗教界人士。 商人造反最有利的因素自然就是有钱，造反总要有兵器盔甲粮草，黄巢如果没有家私巨万，也不可能一动手就聚集起几千人马。 商人出身8人： 唐末农民起义：黄巢（盐商） 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小波、李顺（茶贩） 方腊起义：方腊（漆园主） 钟相杨么起义：钟相（小商人） 元末农民起义：徐寿辉（布商）、张士诚（盐商） 明末农民起义：高迎祥（马贩子） 军人造反既有限制也有便利条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过去由贵族主导的朝代更替成为历史。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冒险有着客观条件，他们俩是大秦戍边的下级军官——屯长。两人和手下因为不能按照时间赶到渔阳，都有砍头的罪过，横竖是个死，不如反了。 陈胜、吴广过去都是农民，《史记》说陈胜在乡下种地，还不安心本职工作，憧憬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未来，但按照秦朝对民间兵器严格控制的政策，如果两人都起于田亩间，恐怕没那么容易聚拢人马，一呼百应。 因此军人身份无疑给陈胜、吴广创造了坚实的造反基础。 在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还有明末农民起义的两位强人，一个是起义早期的领导者王嘉胤，另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王张献忠。这二位都是明朝军镇的戍边士兵，两人的职业背景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从而在早期的革命事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农民军的领袖。 本来掌握武器、身具军事能力以及有团体基础的军人职业，很容易成为造反的重灾区。但纵观历史，这个职业与农民起义结合的领袖并不多。 究其原因，是军人本身受到朝廷严格的监控与纪律制约，让下级军官或士兵很难起事成功。 军人出身4人： 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屯长） 明末农民起义：王嘉胤、张献忠（边兵） 真正的农民出身只有三人 十二次起义的35位主要领导人中，算作农民出身的只有3人，而且全不是挑头的。 南宋时，接过钟相的枪继续造反的杨么，职业无从稽考，但当地有传说他是洞庭湖的渔民，《皇宋十朝纲要》中又称其为湖寇。以其对洞庭湖河汊港湾的熟悉程度，杨么的职业可以推测为渔民出身，后为洞庭湖上的盗寇。那么以农林牧副渔的分类列入农民也勉强说得过去。 也就是说到了宋朝，才出了第一位勉强够着“农民”的起义领袖。然后又长时间不再有真正的农民领导起义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 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位时常假托天父下凡的大仙——东王九千岁杨秀清。这位动不动就闭着眼念咒，连天王万岁洪秀全都被忽悠得跪倒在地的人物，干革命前从事“种山烧炭”的职业。 据史学家罗玺纲所述：“他当农时，在陡峭瘦瘠的山坡上，开荒种植些玉蜀黍、番薯等粮食作物，或种些蓼蓝经济作物。农时过后，就入深山去伐林斫木，在炎暑天，入窑烧炭。”由此可见，杨秀清也可算作农民出身。 和杨秀清职业相同的还有太平军前期重要领导西王，八千岁萧朝贵。作为杨的妹夫，萧朝贵以扮演“天兄”下凡为己任。可惜“天兄”不长命，早早就在长沙城外壮烈升天。 如果总结这三位以农民为职业的农民起义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特点——都不是起义中的NO.1，要么是重要助手，要么是继承者。 虽然杨秀清和萧朝贵在起义前已经通过角色扮演，可以指挥天王，成为了太平军实际的领袖。但假如没有洪秀全和冯云山神来之笔的拜上帝会，在山中烧炭的杨、萧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扮演“天父”“天兄”的妙计。 这也印证了一点，缺乏教育以及少见世面的传统农民，很难成为起义这种逆天大事的领袖。 农民出身3人： 钟相杨么起义：杨么（相传为渔民） 太平天国起义：杨秀清、萧朝贵（烧炭农民） 经常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窃取革命果实的贵族子弟和地主 在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到这样的理论：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但农民起义经常被地主贵族等旧势力利用，并篡夺胜利果实。 “英勇的农民在战争中打击了封建统治，推翻了王莽政权，获得了光辉的胜利，但是却无可避免地让刘秀篡夺了胜利果实。”（《中国史大纲》，翦伯赞等编著） 这里讲的刘秀，便是两汉易代之际，加入义军并且最终平定天下的西汉没落皇族子弟，翦伯赞称其为大地主。 篡夺农民起义领导权的贵族子弟还有很多，项羽，这位楚国落魄贵族便是另一位佼佼者；还有家中四世三公，火拼翟让的瓦岗军领袖李密。 也有一些在阶级上站在农民对立面的地主参加革命并处于领导层。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领袖韦昌辉、石达开。过去的史书把韦昌辉视为破坏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地主阶级；但另一位平定天京之乱并诛杀韦昌辉的石达开，同样是家庭富裕的地主阶级出身。 从贵族与地主领导起义的人数看，这两种职业显然不是大头，毕竟作为既得利益者，推翻朝廷砸自己的饭碗，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贵族子弟出身3人： 秦末农民起义：项羽（没落贵族） 绿林赤眉起义：刘秀（远支皇族） 隋末农民起义：李密（蒲山郡公） 地主出身2人： 太平天国起义：韦昌辉、石达开（小地主） 一种隐形的高危副业——宗教人士 在扯旗革命的领袖中，还有许多杂项职业。如洪秀全、冯云山闹革命前是私塾教师；朱元璋是和尚；白莲教起义的王聪儿曾是江湖艺人；黄巾起义的大头领张角还是个烧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则是白莲教教主。 仔细分析所有造反领袖，会发现，除了韩山童是职业教主之外，其他人还经常从事一项隐形副业——宗教会道门。 张角不仅是江湖郎中，还是太平道的教主——大贤良师，加上他的兄弟努力地传道，为黄巾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张角开始，中国历史上由民间会道门引发的起义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南宋的钟相几乎复制了张角的经历。这位仁兄也是江湖郎中出身，《三朝北盟汇编》里说他：“无他技能，善为诞谩。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转成现代文就是，这位仁兄不学无术，就爱扯淡，自称老爷子，还封了个天大圣的称号。 不过钟相吹嘘自己神通广大能治病，估计还有些骗术，于是忽悠得乡里乡亲奉若神明。就这样的手段坑蒙拐骗还聚集了一大帮信徒。 在农民起义历史中，明教与白莲教的出现频率绝对很高。 方腊据传是明教信徒；就连以和尚为业的朱元璋，也是明教中人。 挑起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是白莲教的教主，徐寿辉、刘福通等人都是他的弟子。根据史学家吴晗的研究，在那一时期，白莲教、弥勒教以及明教有合流的趋势。后来明教在明朝时期屡遭打击，渐渐式微；只有白莲教坚持下来，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还能搞起横跨几省的大起义。 在蒙昧的古代，神秘主义的力量总是无穷的，连洪秀全和冯云山也有着宗教人士的副业，他们改编基督教教义，创立了拜上帝会，也成就一番事业。 如果总结这些“教主”“大师”的共通点，会发现，宗教很多都同医术挂钩，上面提到的张角、钟相皆是如此，甚至洪秀全也曾显露过医术，据说韦昌辉就是因为洪教主治好了他的老婆才皈依其门下。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就发起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在民间起伏千年，时常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各种神秘主义组织，终于失去了生存土壤，逐渐走向消亡。 与宗教有关的起义领袖： 黄巾起义：张角（太平道） 钟相杨么起义：钟相（自封天大圣） 方腊起义：方腊（明教） 元末农民起义：韩山童、徐寿辉、刘福通（白莲教），朱元璋（明教） 白莲教起义：徐天德、王聪儿 太平天国起义：冯云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拜上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