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雍正时期的“禁教”行为的根本原因

论雍正时期的“禁教”行为的根本原因 摘要：基督教之天主教自明末清初第二次传入我国后，一度辉煌。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在华遭到严禁。由康熙提出，全面实施于雍正。这场“禁教”行为面上是由礼仪之争引起。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实质并非如此简单，纵观中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必然会发觉其内在的实质在于作为中国统治者的雍正皇帝不允许天主教损害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制度。 关键词：康熙雍正 严禁天主教 中央集权 作为希腊-罗马文明之标志的基督教，自唐代入华，经过元代的发展之后，渐趋消沉。明清之际，它在度入华，较为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导致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然而，由于其本身大量存在不同于东方的西方宗教思维，其繁盛的背后也深深埋藏了被禁的种子。 一、康雍时期的东西方礼仪之争 清初，天主教势力在中国继续发展。康熙年间，我国天主教最盛时教徒达30万。不久后，天主教各派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习俗问上发生了论争。 17世纪初利玛窦等人来到北京时，为了便于传教，就主动适应中国人的祭祖祭孔的风俗习惯，对于那些并不违背基督教根本信仰的习惯，一般采取宽容的态度。在解释教义时，也往往采纳中国思想中一些观点。这就是他所提出的“耶儒合流”论。然而耶稣会中一部分保守的人士以及多明俄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却极力反对，断定教徒祭孔和敬祖为异端行为。 1643年多明俄会传教士黎玉范回到欧洲，向罗马教廷控告耶稣会。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布命令，宣布祀孔祭祖等为“异端”行为，禁止中国教徒参加那些传统活动。清康熙帝多次派使节向教皇阐明中方观点，要求撤销禁令，未果。1693年，教皇颁布《七条禁约》，交多罗大主教带往中国宣布。禁约规定：中国的信徒从今以后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教堂内不许悬挂“敬天”二字之匾。不许祭孔、祭祖。不许入孔庙行礼。不许入祠堂行礼。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1在这种情况下，1700年，闵明我等耶稣会士联名上疏，一方面表明耶稣会士对中国礼仪的看法，一方面请求康熙皇帝颁布上谕，证明中国礼仪与宗教无关。康熙在他们的奏疏上朱笔批示：“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2然而罗马教皇无视康熙帝的看法，于1704年11月做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并派遣多罗主教为特使，出使中国，解决礼仪之争。教皇的蛮横干涉，引起了康熙帝的震怒。1721年1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此成为轰动中国和欧洲教会的“中国事件”，即“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和教皇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康熙帝下令禁教。虽然，终康熙朝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但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遵行，康熙的禁令于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实施。 二、禁教行动的导火线 雍正二年九月八日（1724年），耶稣会士冯秉正在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点燃全面迫害之火的最初的火花是去年7月在福建省福宁州福安县出现的。”4在此，他明确地将雍正元年（1723年）福安事件作为雍正朝严行禁教的导火线。 雍正元年，福安县几位士人联名向知县告状，指控传教士兴建教堂，传教惑众，败坏民风。知县立即将此上报。五月十二日（6月14日），知县接到了总督如下命令：“……，今后若有胆敢违反此令者须依法严惩。聚众奉教者应录其姓名，捉拿归案，惩其罪行，不得姑息。各处教堂均需检查并登记造册。检查必须准确、可靠、真实，还应画下其形状，以便我决定将其改派何种用途。望认真商办此事并告我以商议结果，俾使诸事办得合理。此令须立即执行。” 5六月，总督再次向福安知县下达命令，要求他立即查清信教人数和为首之人，责令其改过自新；辖区内的教堂一律改做学堂或祠堂；传教士解往广东澳门。并强调“派遣兵士以威慑百姓”6，确保禁令的实行。 这次福安事件后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闽浙总督满保、福建抚巡黄国材就禁教问题联合用满文上奏，要求“西洋人除常住京城外，外省不准西洋人私自居住，或俱送京城或遣返广东澳门。各省所设天主堂皆予改用，不得再建。”7由此拉开了雍正朝严行禁教的序幕。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严格禁教的措施是在元年十二月正式出台的。实录的记载如下：“十二月壬戌，礼部议复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奏，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应如所请。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得旨：西洋人乃外国之人，各省居住年久，今该督奏请搬移，恐地方之人，妄行扰累，著行文各省督抚，伊等搬移时，或给与半年数月之限，令其搬移。其来京与安插澳门者，委官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8 面对雍正帝与满保的坚决态度，在华传教士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怡亲王允祥（康熙十三子）求助，在给怡亲王递送陈情书无果后，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1724年7月1日），传教士戴进贤等直接向雍正帝上了一道《西洋人戴进贤等谨奏为吁恩垂鉴事》的奏折。在奏折中，他们首先表明：“臣等自利玛窦航海东来，历今几二百年，幸荷圣朝优容无外，故士至如归，守法焚修，原非左道。” 随后，他们诉说了这种迁移给留京教士带来的不便。“因思臣等荷蒙圣恩，留京备用，则每年家信往来亦所不免。倘广东无人接应，将来何以资生？” 因此，他们恳求清廷行令广东，免其驱逐。 雍正朱批：“……今令尔等往住澳门一事，皆有福建省住居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庭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以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既哀恳乞求，朕亦只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9由此可见，雍正虽然对天主教有反感，但还没有“甚恶”，还未达到“深恶痛绝”的程度。他既坚决禁教，又要显示事发于下，恩出自上，强调他不过是“从众议耳”。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帝颁布了其禁教措施，包括将散居各地、专事传教的西洋人驱往澳门或集中于广州，迁移时给以一定的期限，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各地教堂或拆毁，或改作他用。禁止中国人信教，尤其不许满人信教。同时，明确宣布：“西洋人精于历法，国家用之。”10保留清廷任用传教士的方针，将有技艺的传教士集中到京师，为清廷服务，对他们实行保护政策，允许他们自行修道，不许传教。 三、雍正禁教的思想根源 雍正时期大规模地驱逐传教士，严行禁教。其后虽有传教士戴进贤等人的恳求、教皇特使的来访，都丝毫不能改变禁教宗旨。清廷此举原因何在？人们多认为这是由于罗马教廷的无端猜忌，禁止中国教民祭孔。无疑，罗马教皇的措施是清廷严行禁教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可以说是清廷禁教是对罗马教廷的一个反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对雍正禁教原因的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讨。事实上雍正禁教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的。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首先都取决于决策人对该事物的认识。雍正禁教的根本原因也取决于他对天主教的认识。由此我们必须弄清雍正对天主教的认识。崇儒重道是清廷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前提之下，清初诸帝又对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兴趣或爱好。顺治曾对天主教产生过兴趣，但最终对佛教情有独钟，甚至有剃发为僧之念。康熙曾对天主教有好感，但仅仅是羡慕于传教士精巧的“技艺”。雍正的情况如何呢？ 雍正曾经说过：“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11由此可见，雍正认为儒教是治国的大经大法，是“圣教”、 “正统”。其实雍正对康熙宽容天主教的政策早有不满。他曾对传教士们明确说道：“有一段时间，父皇糊涂了，他只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了。朕当时心里很明白。”“先皇迁就了你们，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许多。”12 雍正即位后，礼仪之争的爆发对于本身就尊孔抑耶的雍正来讲，无意又增加了对大主教的反感。雍正曾认为：“大主者，大也。世人无小敬大者。国家立祭祀之坛，即所以敬大也。我满洲之民，亦有‘跳绳’。年年岁首，焚香化纸，告敬大之礼仪也。我满洲之民自有敬大之礼仪，亦犹蒙古、汉、俄罗斯、欧罗巴之民各有祭大之礼仪也。……未尝言其小应敬大，然敬大之习俗当各有不同耳。”13并坚信“我们圣人们留下的规矩是丝毫不能更改的。”14由此可见，雍正始终秉承着尊孔祀儒的主张，并借此来维护国本。但是天主教的传播严重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正统思想、价值观念和法规制度。 关于西方宗教神权与中国封建皇权的对立，早在明末就有人提出。反教士人认为：“据彼云，国中君主有二。一称治世皇帝，一称教化皇帝。治世者摄一国之政，教化者统万国之权。治世者相继传位于子孙，而所治之国，属教化君统，有输纳贡献之款。教化者传位，则举国中之习天教之贤者而逊焉。是一天而二日，一国而二主也。无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政教纪纲，一日变易其经尝，即如我皇上可亦为其所统御，而输贡献耶？嗟夫！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15康熙对此也有认识。礼仪之争中，教皇的蛮横干涉使他意识到皇权受到了挑战。他对传教士所作的多次谕令，就反映了他维护皇权，抵制教权的思想。而雍正的“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的话，则比康熙的谕令来得直白，简明扼要，一语中的，吐露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内心的真实感受。后来雍正又明确指出：“四海之内，唯天与共，一国之中，宁有二主耶？”16强调了封建皇权的不可侵犯。另外，罗马教廷执意“要为中国教会培养本土人士”，开办具有基督教性质的“中国学院”，17使得清廷不得不关注于罗马教廷在中国的思想奴役政策。 雍正帝的担心远远不止这些。康熙年间，杨光先就曾指出：“况其教以谋夺人之国为主，查其实迹，非止一端。其谋夺本国也，有耶稣正法之书像可考；其谋夺日本国也，有舶商之口可凭；其已夺吕宋国也，有故明南礼部臣沈 之参疏可据。如此狼子野心之凶人，又有火器刀甲之锬猛，安可与之同中国哉？臣不但为身惧，为族惧，且为天下惧，为朝廷惧矣。”18李卫曾经给雍正上书：“彼既以天主之教教人，而复借黄白之术以收拾人心，则以幻术愚人，以资财给人，其所设心，殆有在矣？……此盖非无所为而为之者！一见其技于噶尔巴矣，再见其技于吕宋矣！又几肆其技于日本矣，为行教计耶？抑不止为行教计耶？”19西方传教士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一带攻城掠地，杀人越货，并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东南沿海，给中国人民带来危害。那么，伴随着殖民者而来的传教士的来华目的究竟何在？这不能不引起雍正的疑虑。显然，在雍正看来，天主教是不利于清王朝的思想统治和政治控制的。“他越来越怀疑外国传教士的政治动机。”20严厉禁教势在必行。 雍正即位后，采取了严格的禁教措施。这绝非偶然。从宗教信仰、皇权思想、国际形势、国家安全等方面，雍正认为天主教是不利于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的，他越来越怀疑传教士的政治动机，严厉禁教势在必行。这也不仅仅是一个“礼仪之争”和福安事件就能说明的了的。 1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选自马国贤《清廷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2 转引自罗丽达：《一篇有关康熙朝耶稣会士礼仪之争的满文文献》，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 3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选自马国贤《清廷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4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2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5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2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页。 6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2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7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258页。 8 《清世宗实录》卷14，雍正元年十二月壬戌。 9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辑，第27页。 10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页。 11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89，《选举》6，总第8493页。 12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13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14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15 徐昌治：《圣朝破邪集》卷5，《辟邪摘要略议》，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年版。 16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17 马国贤《清廷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 18 杨光先：《不得已》卷下，《四叩阍辞疏》，黄山书社2000年版，第89页。 19 李卫：《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碑记》，转引自张力、刘鉴唐著：《中国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 20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