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林：陈西滢叶落归根始末

张彦林：陈西滢叶落归根始末文汇读书周报 |来源日期：2013.7.19陈西滢死后归葬故里并且和自己一直深爱的妻子、才女凌叔华同时归葬于陈氏墓园，这真的应该传为佳话！生不同日，死同穴。这是中国相爱之人追求的一种爱的方式，陈西滢与凌叔华实现了。他们合葬在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双伉俪在女儿的呵护下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真爱。　　陈西滢，名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师友常以通伯先生称之。他十余岁赴英求学，历时十载，得到泛游欧洲寻觅才俊的蔡元培赏识，随邀聘为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在北大他与留欧诸君王世杰、周鲠生等发起创办《现代评论》，开辟“闲话”栏目，以“西滢”笔名发“闲话”倍受关注，后结集《西滢闲话》出版，一版再版，影响颇大。泰戈尔访华成就了陈西滢与凌叔华的姻缘，1926年7月14日，陈、凌结为伉俪，先度蜜月于无锡，再旅居于日本；1928年9月，返国即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后兼任院长；1943年赴美至英，后出任国民党政府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病逝于英国伦敦。　　陈西滢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任上卸职后，在家赋闲，凌叔华为了维持生计在外教书，陈西滢常常孤独一人在家，甚为寂寞。他的一些老朋友、学生有在大陆的，有在台湾的，当时的大陆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热潮正起，一批朋友遭到冲击，陈西滢回大陆的意愿应该是彻底破灭。而早在1949年9月，他的学生叶君健束装返国与他告别时，陈西滢尚有回大陆的念头。叶君健在回忆文章《陈西滢和凌叔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页》中记载说：“1949年9月我束装返国。临行前我去与陈西滢、凌叔华告别。作了一番寒暄以后，我就委婉地向他们介绍了一点国内局势的新发展，意思是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也不妨回国去看看。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西滢说了两个字‘但是……’就把话带住了。我猜想他可能在下意识中想起了他与鲁迅的那场论战，在进步人士中形象不太好，有所顾虑，就不愿意谈下去了。两天以后我就到苏傲卜敦港乘船回国。陈西滢特地从伦敦乘火车到船码头送我。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因为他在气质上是存在一点羞涩的人。”这之后，1956年春，凌叔华突然回到北京，住在北京新桥华侨招待所。“那时一系列政治运动，如胡风批判、肃反和审干还剩下些余波”，叶君健去看望了她，但“她也似乎察觉到当时知识分子心中所残存着某些余悸，所以说话也很有分寸。”（见《叶君健全集》第十六卷散文卷（一）第56页）秋天，周鲠生到英国拜访了陈西滢，并转达了希望他和胡适等人回到大陆的意见，那时的陈西滢并没有敢于回到大陆的勇气。退休之后的他也只有想回台湾的愿望了。所以，陈西滢在去世前的1969年12月18日给在台湾的学生吴鲁芹的信开头就说：“年关已经到了，我们还是在伦敦没有动。并不是我们决定不去台北，而我们没有决定是否去台湾还是留伦敦走或不走，须有决心。老是决不下心来。这半年不能决下心来，所以不知怎样好了。”（见吴鲁芹《哭吾师陈通伯先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六期）陈西滢为什么决不下心来。凌叔华1987年10月致萧乾的信中说：“他后来虽在UNESCO（教科文）做代表，但台湾政府不喜欢他，说他没用，其实只因他不到C·C部下走动。”（《凌叔华致萧乾———关于陈西滢的晚景》载《人民日报》1988年2月15日）不喜欢总归不喜欢，并无敌意，所以，陈西滢生前仍有想回到台湾的念头。但是，台湾毕竟不是家乡，他犹豫未决。不过，在台湾他有不少朋友和学生，是不会寂寞的。在他死后，凌叔华为了满足他这一愿望，曾想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葬在好朋友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墓旁。1970年4月6日，凌叔华在给陈纪滢的信中就表明了她的想法，她说：“此后华拟将骨灰带回台湾，择风景清幽之处给他作长眠之地。罗家伦先生墓地似乎甚为理想，通伯与他、孟真、适之等生前为至好朋友。如能在这些人附近择地点就好了。不知先生暇时能否就所知告我一点可能性。通伯在国内北大、武大服务过十年，到了国外任UNESCO代表近二十年，虽无功绩可以夸耀，但为国内青年也尽了本份了。”（见陈纪滢《陈通伯先生一生的贡献》）与此同时，凌叔华还致信在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王世杰，1970年4月19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昨日下午后赴阳明山公墓往拜志希墓，并因凌叔华来函委讬，代为通伯觅地作初步之观察。”（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八册第168页）但因阳明山公墓拥挤，要按号分配，凌叔华就想在台中找地方。她于1970年4月26日致陈纪滢的信也说明了这一点，她说：“纪滢先生：来信极为铭感。日内华亦得以方亲友来信，均言阳明山公墓拥挤不堪，按号分配，殊无清幽可言。故华即日去信，托亲戚在台中寻觅，好在骨灰只有一尺半见方的锌质匣子，占地不大，只要有一像样碑碣，树几株松柏，便很好了。通伯一生抱淡泊明志的理想，只要能在中国清幽地里长眠，便也遂素愿了。”（见陈纪滢《陈通伯先生一生的贡献》）凌叔华这样迫切地找亲友给陈西滢寻找墓地，可以看出凌叔华是想完成陈西滢的愿望。狐死首丘，叶落归根。陈西滢的根在中国，台湾能代表中国吗？能代表他的家乡吗？或许凌叔华想起了陈西滢姐姐死不瞑目时，陈西滢哭诉待抗战胜利后将把母亲遗骨运回老家无锡（据《竺可桢日记》载，1948年10月10日，竺可桢“会葬岳父母于无锡梅园之馒头山”），方才闭眼的情景，或许是凌叔华不想让陈西滢做孤魂野鬼。1970年6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刊载了《陈源教授身后三事》，一是关于在台湾建立西滢文库，二是关于凌叔华回台湾工作，三是关于陈西滢墓地。凌叔华看后即写信致中央日报社说明一时不能回台湾任教等方面的原因。凌叔华的这封信函透露了一些信息，现录如下以飨读者。　　今日阅读中副，上载《陈源教授身后三事》与华现日决定计划，稍有不符，敬乞鉴（见）原，速为登载此信，至感至幸。两个月前，陈源病逝，华备尝一切未亡人的痛苦而理智亦因之大为减退。彼时忽接顾一樵先生来信转达张其昀先生好意，约往文化学院执教，并言如将陈源遗书捐赠，彼学院可为建西滢文库并纪念室之类，华以斯举正可表达先夫志愿，当即去函赞成并致谢，但对于教书一事，则行辞谢，良因健康欠缺，何能执教，恐负朋友们厚望。后来经医检验，彼亦明告华所犯之病，不宜居住近热带之地，况近二三月来，贱躯消耗太过，尤不宜工作云云。为此情形，华早去函张其昀先生说明并辞谢了。至于何联奎先生所云华有到港大或台湾大学教书之说，大约也是出于朋友们怜悯体贴的好意，华皆感荷，只恨力不从心而已。至于陈源遗书，一俟整理完竣，董浩云先生当会协助运送到文化学院的。　　关于陈源墓地，亦应稍加说明。先夫火化后即装入石匣，现已供在伦敦西北城教堂花园墓地的大楼上。那里地既清幽，花木鲜妍，四时不谢。家人亦可时去供花凭吊。因此华及家人均觉得现日在台墓地既未能即行建设，而且家人不能住在彼间，祭扫不易，此事殊应从长计划。（见台湾《珞珈》第二十七期）　　1980年7月3日，凌叔华致浦薛凤的信则透露出她对台湾当局的不满。她说：“近年殊感颓丧懊恼，‘有家归不得’，看来或许终生沦落天涯，也说不定！在1975年3月，我应香港《大公报》之请，为他们写回国杂感，连载三四日，内中后半是叙说西滢辞职后可怜心境及政府无情待遇，如尊处有香港《大公报》，大约不难找到。此种待遇，当然不止对西滢一人。我听到其他的荒唐待遇，不止一二次了。可怜忠心耿耿如西滢者（他是昏倒在地，当法国政府逼他交出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时候，那时巴黎及伦敦报上均有照片登载）。台北方面，见他因病辞职（血压高得惊人）反而不理会。直等他辞职之后，另派一人，官加一级（大使级）薪加一倍，巴黎中国及法国学术界对此皆抱不平！当然‘朝里无人莫做官’这本也是至理名言，不幸西滢不肯相信。”（见浦丽琳编著《海外拾珠》，第109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　　于是，凌叔华放弃了将陈西滢骨灰安葬在台湾的打算。陈西滢的骨灰最终没有安葬在台湾。叶君健在回忆文章中说：“1979年以后，我国对外开放，与世界一些文化组织逐渐建立联系。我常被派往国外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文化会议或应邀到国外一些大学去讲学，单英国就去了四次。每次我到伦敦总要去看她。”“从和她的谈话上我察觉到她仍极为怀念故国，但我一暗示她可以到北京安度暮年时，她就把话带住，而谈一些有趣的往事。”1982年秋天，叶君健应邀到母校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做关于中国文学以及英国文学的时，凌叔华请他吃饭，向他讲述了陈西滢和她帮助李四光夫妇回国的故事。叶君健说：“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出，陈西滢和凌叔华的灵魂深处还深深地潜藏着对祖国的眷恋。”（见《叶君健全集》第十六卷，散文卷（一）第56-57页）叶君健却不知道，凌叔华和女儿陈小滢曾于1975年回到中国，在上海虹口鲁迅纪念馆参观时，陈小滢清楚地记得他父亲陈西滢被定性为反动文人的字目，“反动文人陈西滢”（笔者2011年元月1日采访陈小滢），那个时候，凌叔华又哪敢回国定居呢？　　国内一日比一日开放。1988年4月无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打算编写《无锡历史名人传》，编写小组就去信给陈小滢，征求他父亲陈西滢的历史资料，并请求她撰写传记。陈小滢接信后，于1988年5月15日写了一封回信，信曰：　　你们四月份寄来关于要求我撰写我先父陈源先生的传记，感到无限感激和欣慰。先父是1970年在英国去世的。我们一直很希望他名字可以在无锡重新被纪念。去年《无锡日报》总编来英，谈到有意将他生平列入县志，现在收到你们的信，十分感动！　　对于我父亲早年情况，我不太熟悉，所以已写信给我二叔陈洪先生。二叔目前旅居美国，年事已高，但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早年情况。我母亲凌叔华，曾也是作家，目前在伦敦，但年龄大，身体不太好，我将前去伦敦，叫她口述一些有关我父亲的资料，然后把所有的资料一并寄上，不知你们认为如何？　　我祖父母的坟仍在姚湾，我姑母前年去过，她是中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之夫人，她一半骨灰也葬在无锡。我很希望能在不久之后把先父之骨灰带回无锡。不知你们可否提供一些宝贵之建议？　　我近年常回国，我是苏格兰中国友协公共关系主任，所以有机会常回国，但一直没有机会去无锡，希望今秋可能去，希望可以拜见你们。”（见《无锡文史资料》第二十辑第61-62页，无锡市政协文史委编1988年8月印）　　其信内文字故国情深，溢于言表，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当时陈小滢担任苏格兰中国友好协会外事兼公共关系主任，中英翻译服务社主任。陈小滢写这封信要把父亲骨灰安葬无锡，并未征求母亲凌叔华的意见。那时的凌叔华“却因为卖屋之后又被奸人算计逼卖下层住房，半夜拆了卧房之窗，我着了凉，次早即成伤寒重症，二星期之后我又被逼得搬家，因病情严重，又不能不搬，跌了一跤，即伤了背骨了！”（《凌叔华致萧乾———关于陈西滢的晚景》载《人民日报》1988年2月15日）也就是说，要把陈西滢骨灰安葬在无锡，是陈小滢的意见。这里从叶君健在《陈西滢与凌叔华》一文上也可以见到，叶君健说：“我最后在伦敦见到她时是198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那时她的腰已经有些佝偻了，行动很困难，但她还要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女儿小滢在爱丁堡工作，也不能来陪伴她。我仍劝她即时回国，因为国内请保姆方便，还有一些老朋友健在，生活也不会太寂寞。正好这时小滢从爱丁堡打来长途电话，由我代接。小滢也恳切地希望我还在英国的时候，敦促她下决心回返北京。看来她并不是没有动心，但她环顾了一下房屋的那些书籍和绘画，又似乎有所犹豫。”　　1989年1月1日，凌叔华回大陆，住进北京石景山医院“晓园国际保健部”治疗。1990年3月25日，凌叔华在医院度过了九十华诞，5月22日下午，凌叔华逝世；6月6日，举行了凌叔华遗体告别仪式，约一二百人参加。中国外交部等诸多部门和个人送了花圈，她的同学邓颖超、冰心和朋友巴金送了花篮；6月7日，凌叔华遗体送八宝山火化；6月8日，她的骨灰送往江苏无锡，归葬于陈西滢故里无锡的陈氏墓园。　　2010年2月2日，陈小滢女士看到我编的《陈西滢年谱简编》给了我一封电子信件，信上，她详细介绍了她父亲陈西滢归葬无锡的经过。她说：我父亲的“骨灰一直保存在伦敦的一个Crematorium的骨灰保留室，一直到了1990年，我的母亲在北京医院病危时，我的丈夫才把我父亲的骨灰亲自带回中国，先放在苏州的一位亲戚家里，等到母亲去世，我和我丈夫以及陈家亲戚把无锡的陈家墓园休整之后，把我父母同葬在无锡。这是许多人士都知道的事。而且，我的母亲是在1989年12月由我的丈夫陪去北京的，不是她一个人回去的，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医院是我替她找到的，她在医院一直住了6个月，护士三班倒的照顾她。我的父亲是1970年3月29日去世的。他在3月12日突然中风，送医院之后不省人事，虽然有一次恢复神智，但很快又昏迷过去。他从楼上摔下是他去世前一年的事了。”陈西滢死后归葬故里并且和自己一直深爱的妻子、才女凌叔华同时归葬于陈氏墓园，这真的应该传为佳话！生不同日，死同穴。这是中国相爱之人追求的一种爱的方式，陈西滢与凌叔华实现了。他们合葬在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双伉俪在女儿的呵护下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