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研究的科学化4月26晚上

中国政党研究的科学化诉求与范式转换 张明军 龚少情 内容提要 政党研究要为当下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尽可能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其根本的出路乃在于政党研究自身的科学化。政党研究的科学化深深植根于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之中，它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中产生和运作并有着自己的活动规律。中国政党研究的现状以及政党实践活动的展开，日益提出了中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研究的科学化的诉求，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和方法创新，切实回应中国政党研究的科学化诉求，推动政党研究范式的适应性转换，乃是中国政党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关键词 政党研究 科学化 交叉学科 方法创新 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这是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规律的新认识，也为推进政党研究的科学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建设的科学化首先要求政党研究的科学化，因应政党研究的科学化诉求并进而推动中国政党研究的范式发展，乃是极有意义之事了。 一、科学化是政党研究的重要诉求 1、科学的政治研究：政治学者的持论 “当政治学者凭借细心的观察分类和测量等方法审慎地将一般原则和理论同经验数据相验证，那么经验政治在方法上就是科学的，假如这一方法果真产生了经过验证的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命题政治分析在结果上也可视为科学的” 显然，上述论断是从方法上的科学性来对政治研究的科学与否进行界定的。按照这种观点，科学的方法都要求政治分析者排除任何先入为主的研究做法，抛弃那种用先在的理论规范去界定事物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寻找事物的本质并得出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科学的政治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一样，把研究对象放到分析者的经验世界中进行观察，经由这种调查统计、数据归纳等可付诸经验证明的方法找出研究对象的变量关系进而认识事物的关系现状。 可见，经典政治学家对政治研究的科学性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说是实证功能主义的而非本质主义的，是对运用思辨方法对政治问题进行分析求证这一传统政治研究的反动，他们认为科学的政治研究是要有实证性客观性精确性计量性的，而非相反。正如罗斯金所指出，“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就是由实验和资料证明的精确性和真实性” 但是正如这些学者他们自己所看到的，政治现象决不是如自然之物可以放到实验室任由研究者进行解剖分析，政治研究中也因为政治活动中人的主观因素的存在而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这样一种科学的政治研究怎么可能存在呢？ 对此，著名政治学家达尔说道 ，“但是，减少我们的不确定性总比完全不确定要好，没有人真的认为，系统的探讨永远不能增进我们的知识并由此减少我们的不确定性”，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关于政治生活的唯一的确定性或许就是它的不确定。” 也许达尔还是相信实证的可以量化的研究仍是获得这种不确定性的确定的科学研究。 另一个政治社会学家迪韦尔热似乎对此作出了同意式的回应，“人们确实认为，关于科学的观念是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之上的，根据这种理论，有什么样的前提A，总会导致有什么样的后果B，两者的联系恰恰反映在一条科学规律中”。但是，迪韦尔热又进一步指出， “人们不再声称A因素必然导致B因素的产生，而是说继A之后出现B的可能性大小如何。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相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达尔以及迪韦尔热在这里的所述实际上是发轫于20世纪初期盛极于50、60年代的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革命”所主张的科学主义倾向研究方法的典型反映。与极尽思辩哲学之能事着重研究机构并以构建宏大价值命题为其学述旨趣的传统政治研究相异的是，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的研究应该从规范研究转向经验研究，从寻求政治现象中的“应然”转向发现政治中的“实然”，从关注于政府的正式结构转向人们的实际行为，其思想基础是心理学、统计学以及系统论等，其核心特点是实证及价值中立，其强调的重点是研究的经验化、精确化。行为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研究方法后来在实践中也日益暴露其软弱与偏执并进而转换成后行为主义，但其主张的以实证为核心的一系列方法及其分析至今仍然在美国政治研究实践中占有主流的地位，在今天数学统计学仍是美国政治专业大学生的必修课，即可以说明问题。 2、政党研究科学化：基本主张 当然我们所主张的政党研究的科学化与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有重大区别，但除却其所诟病之处，行为主义所主张的一些方法大抵与科学原则并不抵牾，正如罗斯金所说，“行为主义者为政治科学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动摇了一些长期坚持而未经检验的假设，赋予政治理论一个经验性的基础”。 这给予当下中国的政治研究、政党研究之科学化以极为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科学的政党研究应该是客观的。亚里斯多德曾经把政治学视为应用学科中的最高学科，他自己也正是解剖了150多个城邦而写就其著名的《政治学》。而我们所说的政党研究则更属于应用学科研究范畴，政党是人类政治实践的产物，是现实政治活动及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对于这样一个现实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政治组织的研究自然应从政党活动的实际情形及与现实政党活动的有关社会事实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对政党及政党行为的本质了解，才能真正找到政党发展的逻辑。当然，把坚持政党研究的客观性作为政党研究科学化的重要原则并不是等同于所谓的价值中立。此种价值袪除的韦伯命题及行为主义的法则业已证明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政党研究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人们在现实政治活动中作出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正如伊斯顿所指出的那样，“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它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他们所中意的那种政治体系，并懂得怎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着于改变社会政策”。 然而政党研究中的价值不可袪除性仍须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在政党研究中客观性是第一位的，对政党行为应当如何的回答是从客观事实中来，这仍然是政党研究的科学化所要求的。 尽可能的精确性是政党研究科学化又一重要内容 。科学的研究不仅与形形色色的主观臆断格格不入，也与不加深入举证似是而非的种种模糊性认识判然有别，科学不仅仅反对臆断，更要求精确。尽管如波普所述，社会政治知识的所谓精确性问题只能证伪不可证实，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是并不反对社会政治的精确性研究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曾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 既然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存在着如此相似性与共通性，当然“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甚至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导社会的物质变革。” 根据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甚至明确指出，“一门学科，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 。诚然，行为主义的经验业已告诉我们政治中的量化关系的测定与运用并非十全十美，但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又表明，一旦找到了这种量化关系则比之任何笼统的推演更有说服力。当然，这种数量关系既可以从历史文献中得出也可以从实证材料中归纳。精确性是科学的基本特征，也是政党研究科学化的应有内容。 政党研究的科学化也是对研究中盲从的摒弃。迷信既有的理论结论是非科学的表现，迷信政党政治研究中的著名人物也未必称得上科学的态度。对待既有的研究乃至所谓的权威性结论，当然要抱着尊重和虚心学习的态度，但是这并不等于对待前人的研究或者所谓权威人物、权威结论就要持有迷信的心理，不敢跨越雷池一步。科学的政党研究要求反对盲从。这种不盲从要求把政党研究当作一种学术而非求取个人仕途或利益的手段，其根本主旨在发现真理或者对真理性知识有所增进。进而言之，政党研究的科学化需要有无所畏惧的怀疑精神，需要敢于存疑，敢于质疑。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 青年马克思则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的座佑铭，这无疑为克服政党研究中的盲从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3、科学化：中国政党研究之最要 政党研究首先是一种科学而非人文，更不是艺术，政党研究应该坚持科学的原则努力走向科学化的道路，这就是政党发展的实践中对于政党研究所提出的一种首要的诉求。 对于政党研究尤其是中国政党的研究是否属于一种科学研究的范畴我相信这是一个有相当争议的问题。许多人连政治学、中国政府研究等等之类是否可称其为科学研究尚且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现在乍一听说政党研究的科学化诉求就更加不屑一顾乃至嗤之以鼻了。 在他们看来，所谓的中国政党研究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研究，而一如曼海姆所说“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科学的。” 的确，我们对政党的研究虽然不能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但是也决不能与意识形态截然不相联系，而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形式表明我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基本态度和认识。无论我们是研究宏观的政党国家、政党理论、政党比较、政党关系还是研究微观的政党组织、政党行为及政党运作，我们都可能没有办法将我们的研究远离意识形态的网络，我们或者在研究的自觉不自觉的预设前提中对现存政党的基本价值及其合理性进行肯定，并由此出发去完续我们的研究；我们或者要在研究的最后从结论上对现存政党行为的本质直接或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态度：要么肯定，要么动摇，要么证伪。在他们看来，与意识形态关涉如此紧密的政党研究，又怎么能够称得上科学的研究呢？尤其是对于单一执政党的研究，任何一种观点的阐述或命题的提出均不能妨碍政党既有合法性并恰恰是以此为证论的前提和研究的基本落脚点，无怪乎很多研究，行文尚未展开结论则早早掌握在预料之中，如此研究又何以称得上一种科学呢？即使是许多知名的从事政党研究的学者，一听说是对执政党的研究，往往立刻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反对把政党研究尤其是中国政党研究当作一门科学还有其它诸多的理由，例如政党研究不可像能物理学那样将研究对象置于实验环境之中进行细致的观察和精确的计量并得出客观的结论，无法验证的研究不是科学的。政党研究也很难象自然科学一样收集到有关研究对象尽可能的详尽的真实的直接一手资料，没有资料保证的研究是难以称其为科学的，如此等等。 上述对于政党研究走向科学化的种种质疑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国政党研究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乃是推进研究的学术化科学化。狄尔泰所说，“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可能，那么在精神科学中，每一个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才能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证论是在体验中获得的”。 我们不可否认，政党行为及政党变迁如同其它政治现象与政党行为一样，在其行为和变迁的整个过程中，都有着主体的情感、意志和动机，都要深深烙上政治主体的个人主观性印痕，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断言政党研究完全是一种研究者对政党现象的“移情作用”（狄尔泰语） 。 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我们说政党研究是一种科学其根本的是说，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客观实在，它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中产生并有着自己的活动规律。政党现象政党行为的客观实在性是我们可以将政党研究称之为一种科学的可靠基础。上帝存在的探索，尽管牛顿曾经竭其毕生的精力予以证明，我们多数人仍不会将这种研究称之为科学。不管有多少关于政党研究的疑虑，我们相信真正怀着一种强烈的惊异之心和使命意识去从事这种研究并且立志探究现实中政党行为和政党发展奥秘以推动现实政治发展的研究者，对于政党研究是否是一种科学，对于是否可以获得真实可靠的政党知识，是不会感到怀疑的。 中国政党发展的现实以及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都要求我们大力推进政党研究的科学化，在整个中国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处于最为核心的地位，其一举一动足可以改变、影响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中国政党与政治的人就迫切需要以科学精神对待我们自己的研究，力求发现中国政党行为与政党发展的真实性知识，提出令人信服的办法并为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建设提供确切有用的参考。 二、国内中国政党研究的统计学分析 推进中国政党与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发展，应该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界已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在研究主题，资料收集，论证方式等许多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考察一下近20年来政党研究的情况，梳理一下主要刊物、主要的研究者所发表的政党方面的成果，我们在感受他们的博大智慧之余，也不免发现，就总体上来说，政党研究在研究的科学化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也许整个中国政治研究在研究的科学化方面尚有许多先天不足，而中国政党的研究与政治学其它分支学科相比也需更有许多欠缺。从近20多年来中国政党研究的主题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政党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尚需进一步提高。 有的人可能会说，研究主题可能更多地与研究者本人的学术兴趣、知识背景有关，更多地与研究对象的学科特点及政治社会的时代特点有关，怎么会与研究的科学性靠得上边呢？在这里可能用得上那句老话“事实胜于雄辩”1997年至2007年近10年间公开出版的以党的建设为题名关键词的专著近350多部，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大的总量。这其中具体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党的建设基本原理，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党员先进性问题，部门与行业党建 （如机关党建、高校党建、社区党建、非公党建等等），执政能力建设等。其中尤以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为主题的著作出版得最多，而在近10年350部著作中，又以2001年前后出版的相关著作最多。 附表格1.以党的建设、三个代表为主题的专著统计 N=350 时间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数量 15 13 11 30 33 34 21 15 27 15 附表格2、主要研究领域 主题 党的建设概论 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 社区、行业、军队党建 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 先进性及党员教育管理 其它 数量 46 29 42 11 10 11 另外查国家图书馆大概可以知道，仅2000年到2007年国内出版以“执政问题”为主题的专著近300部，研究主题集中为“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执政机制”、“执政规律”，领导人物的“执政思想”这几块，在如此短期的时间，如此密集地集中出版围绕某个论域的文章，在严肃的出版界可能并不是习以为常的事，而在学术界来说也是堪称“盛事”。 以上是政党研究选题在专著方面的两例，那么其它期刊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为此笔者完整地分别查阅了一下重庆、江西”以及北京的某一个刊物，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以《探索》为例，近10年来，共发表执政党建设类文章近132篇，其中以执政能力、执政规律及先进性为题名关键词的文章数量达52篇，几乎占总量的一半。粗略统计，北京地区某刊物自95年至2006年关于政党研究的文章约22篇，其中以“三个代表、执政能力”为题名关键词的文章有8篇，占有较大比例。大致可以这样说，政党研究在选题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选题紧跟领导人关注的重点，紧跟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当然，“哲学是时代的精华”，理论脱离实践不可能有生命力，政党研究最是一门经世致用之说，它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学术价值，研究领导人讲话和论断并没有什么不可。但是，政治实践是丰富多彩的，领导人的讲话只是政治实践中的一个片段，而且政治领导人的注意力以及它的提法可以改变而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则要持续下去。如果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视域局限于领导人物的言论或者党的报告，个人研究的选题、观点等等都没有超出这些言论框架之外。更有甚者，自己的研究只是在为这些言论报告进行某种论证，成为政治文件的诠释，诸如此类，这样的研究是否还可以称得上完全的科学研究？ 在政党研究方法上，当肯定广大作者在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现有水平的大背景下，在自己的研究途径、论证方式、资料收集等方面所作出的艰苦探索。但也应该看到政党研究中特别是其中关于执政党的建设的研究中也存在方法简单化的现象。有的研究流于空洞、苍白，难以令人信服。例如，在前两年扑天盖地对执政能力的研究中，就不难发现很多文章从一个理论范畴或者一个概念框架出发进行研究，诸如合法性、社会整合、公民社会等等，以此比照一下中国的实际，对中国执政能力进行定性分析，并对推进执政能力建设的途径提出应然之类的解决办法。事实上，执政规律、执政能力之类的研究从某种意义来说，似乎更多地当作一种经验研究，它的特点，它的评估，它的推进路径似乎离不了大量的实证归纳和数学统计，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似乎并不多见。在资料的收集与处理上中国政党研究一般运用历史文献资料较多，而对直接的第一手经观察得来的资料则注意得较少，对于资料的处理一般也以定性分析为多，定量分析的文章比较少见，至于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常用的回归分析则更是罕见。特别是，独断臆断之说、缺乏事实依据之说在某些刊物和著作中，也时有所见，这无疑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 三、推进中国政党研究的科学化的途径探讨 政党研究要为当下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尽可能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其根本的出路乃在于政党研究自身的科学化，中国政党实践活动越是向前推进，政党研究的科学化要求越是迫切。当此政治学研究科学方法的诉求日益高涨的时候，政党研究的科学化，我们有理由认为更应该刻不容缓。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政党研究的科学化比之任何其它社会科学都更有必要，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那么推进政党研究的科学化任务则更为艰巨。波普尔曾经指出，“由于伽利略和牛顿，物理学的成就出乎意料地远远地超过了所有其它科学，而且自马斯德以后，生物学也已获得几乎同样的成功，但是社会科学尚未找到他们的伽利略。” 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对待政党特别是当代中国执政党的研究，为提升我国的政党研究科学化水平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第一，破除对政党研究科学化的种种质疑，真正确立政党研究的学术自觉。 政党研究的科学化只有当我们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的时候才有可能。如果不能作为一项学术工作，而把它当作现实政党实践的一种工具，认为政党研究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谓政党研究的科学化不免流于空谈。真正确立政党研究的学术自觉乃是切实推进政党研究科学化的重要前提。 把政党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来对待是探究政党产生运行发展规律所必需，政治家政治工作者也可能不时地发表对政党问题的文著，但是真正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去发现政党本身的奥秘的最好办法还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来看待，正如罗斯金所说，“政治科学训练的是一种平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政治分析，而政治实践通常需要坚定的流行的和简化的观点。” 把政党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来看待，这首先就要求研究者要秉持学术的态度，学术的精神乃至学术的方法。当然，对于学术的态度、精神，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有不同的准则。马克斯韦伯是最早地最强烈地主张把价值中立作为学术研究最主要的行动规范的。韦伯认为，“价值中立”是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的一个，是达成科学性的最好的途径，也是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和科学自主性的基本要求，自觉地恪守中立原则并以此维护科学尊严，是学者理智诚实的表现。正因为如此，韦伯认为，任何为支持个人的政治观点而得出的研究成果都必须当作偏见而抛弃。 韦伯的观点未尝不值得商榷，但是尽量减少研究的主观偏好和政治偏见，力求客观地准确的发现政党活动的内在规律，使我们的观点不因政党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政党领导观点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罗斯金说得好，“研究者们，如果他们以此为职业的话，要努力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情况” 把政党研究作为学术研究也要求用学术的语言，学术性的概念来进行我们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发展与研究概念的发展几乎是一致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往往与研究的概念范畴的创新分不开的。范畴是研究者的分析工具，没有科学的范畴就难以想象有科学的研究。在中国政党研究中我们时常看到一些宣传性的概念框架支配着全文，这些文章看起来与党的文件非常相似，我们认为严格地讲这不利于政党研究的科学化发展。政党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拘泥于过去特定环境和条件下所产生的术语会使我们面临工具性危机，如果过分拘泥于意识形态术语，政党研究也将难以顺利地走向深入。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政治系统、”“结构功能”等西化性的概念来从事我们的政党研究。目前政党研究尚未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似乎也没有一套完全成熟的概念体系，这其中比较多见的是套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或者套用西人的某些范畴。马克思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因此，推进中国政党研究的科学化，进而推动中国政党研究的创新，需要在借鉴继承的基础形成一套科学的理论范畴，并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完善创新，俾使我们的政党研究真正迈入科学化的道路。 第二，精确性的研究也应为今天的政党研究所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运用，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精确性需求，人们不再满足于基于辩证逻辑思维所带来的研究成果，而要求我们对现状和历史的分析以及对未来事项的预测更加精细、更加准确。当然，政党研究毕竟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它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也与行为主义所主张的精确性判然有别。傅立叶、圣西门、孔德曾经尝试将物理学引入社会政治研究之中，但终究难以做到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的精确性。同样，我们也不应要求政党研究获得这种精确性。 第三，交叉学科推进中国政党研究值得我们关注。例如政党组织学的研究，政党也是一个组织，其组织行为、组织变迁的特点、过程与目标大致也遵从组织学的一般规律，加强从组织学的角度研究政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再如政党社会学的研究、政党心理学的研究等等，都可大大推进对中国政党研究的认识，值得关注。 第四，推进中国政党研究的科学化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一篇文章只要看一下它的标题就可以知道它的论证、它的结论。有的文章的观点似乎都与现有的报纸文件保持口径上的一致，如此等等，我们真正从事中国政党研究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曾有过这样的感悟和体领。这里面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方法上的单一陈旧确也难辞其咎。中国政党研究要在科学化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实践提供一流的知识积累和理论指导，看来研究方法的创新，俾使其更加科学更加有效，更加活泼，是再也不能置之不顾的事情了。巴浦洛夫曾经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现在是到了审视中国政党研究的方法现状并倡导研究方法的创新问题的时候了。 方法的创新当然是多方面，然而不管方法上的哪种创新可能都无法离开方法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历史事实出发，是政党研究科学化需加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要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我们应当用客观实际来验证我们的思想观点，而不是用先在的理论命题去生硬地观照客观事物，那种以意识形态划线规定研究的边界和路径，凡与既定的公开说法略有差异的观点思想，也不管其是否有切实可靠的现实依据即遭排斥，或者在研究中无视客观事实本身，刻意为某种既定的思想观点论证的研究，都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违背的表现，也是我们政党研究科学化所首先要加以规避的问题。 具体来讲，基于中国政党研究的现状，推进政党研究方法的创新应该着力于加强个案研究、实证研究以及定量分析等等。 一是加强中国政党研究中的个案研究。在政治学研究的其它领域，比如地方政府、村民自治等，我们欣喜地看到有大量个案研究出现，应当说这些个案研究大大地深化对这些领域内在规律的理解，显示出强大的分析效力。然而在中国政党研究方面，诸如政党的组织制度、结构与功能、政党运作过程、组织行为等等的个案研究却是风毛鳞角，了了可数。窥一斑而知全豹，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面对如此生动的政党现象，为什么总是停留于空洞的泛论而置为丰富多彩的政党实践而不顾呢？同是乡村治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村民选举的个案，乡镇选举的个案涌现，却很少有什么村级党组织个案、乡镇党委建设的个案出现呢？引进个案研究对于推进中国政党研究的意义，再怎么说也不过分。 二是要加强中国政党研究中的实证研究，自亚里斯多德以来，政治学领域中就逐渐出现了思辩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野，到今日实证研究已成为许多政治学研究中纵横驰骋的重要分析方法。实证研究的根本点就在于它遵循培根所主张的以被观察到的事实作为一切思维的基础这一方针，实证的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调查问卷、访谈等。大抵来说，中国政党的实践活动是涵盖数千万党员，数以千万计的基层组织的伟大场景，其实际过程和关系的复杂曲折，蔚为壮观，可谓人类历史上所仅见，实在是一个隐藏着巨大学术价值的实证领域。近一些年，不可否认，也断续见到一些实证性文章，但实证研究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研究地位，而且在实证的原则、具体方法上也有待于进一步把握，加强中国政党的实证研究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是加强定量研究，这是中国政党研究一个十分薄弱的地方。事实上尽管西方行为主义遭人垢病，但其合理的价值如定量分析等仍为西人所推崇，在今天几乎美国所有的大学政治学专业，数学乃为学生必修课程，足见他们对定量分析的重视。中国人缺乏定量思维的传统，但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不能再固步自封停止不前了。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随着尖端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 如果丹尼尔·贝尔的话尚有点过份的话，那么马克思的话则应该使我们认真对待了，马克思说，“一门学科，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 。事实上，政治研究中的一些数量关系如人均GDP1000—3000美元将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基尼系数0.4为一定社会政治稳定的临界点，如此等等，正为我们多数人所接受并指导着我们当下的政治实践。如果我们在当下中国政党研究中能够充分地恰当地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甚至找出某组数量关系，那将是对中国政治发展乃至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 张明军：华东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党与政治。 龚少情：男，华东师大博士，上海闸北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政党与政治。 联系地址：上海市阳泉路77号，邮编：200435 联系电话：13916466443 电子信箱：gongshoqing@163.com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网络监督问题研究》（课题号09YJA810013）阶段性成果。 �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 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 同上一页，第13页 � 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页。 � 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 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10页。 � 《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页。 � 《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2卷，第83页。 � 拉法格：《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页 �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页 �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3页。 � 《狄尔泰全集》第7卷，德文版，第333页。 � 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页。 � 罗斯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7页。 � 参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罗斯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34页。 � 转引自宋禾：《方法》，载《学术交流》1995年，第5期，第78页。 � 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页。 � 拉法格：《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页 PAGE 17 _1256826156.xls 图表1 15 13 11 30 33 34 21 15 27 15 数量 历年有关党的建设三个代表专著统计 Sheet1 时间 数量 15 13 11 30 33 34 21 15 27 15 Sheet1 数量 历年有关党的建设三个代表专著统计 Sheet2 Sheet3 _1256800799.xls 图表2 46 29 42 11 10 11 数量 党建研究主题 图表1 46 29 42 11 10 11 数量 党建研究主题 Sheet1 主题 党的建设概论 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 社区、行业、军队党建 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 先进性及党员教育管理 其它 数量 46 29 42 11 10 11 Sheet1 数量 党建研究主题 Sheet2 Shee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