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化”主要是指社会分化

“拉美化”主要是指社会分化 苏振兴 一 对于“拉美化”的内涵必须有所界定。如果“拉美化”的概念过于“泛化”， 要么就不知所云，要么产生误导，似乎拉美那个地方的发展一无是处。“拉美化” 这个说法在国外本来就有含义不清的毛病，而且拉美人自己也很少使用这个提 法。现在，我们既然把这个概念拿来进行讨论，目的显然是要吸取拉美的教训， 那我们就得赋予它特定的含义，不能人云亦云。如果连“拉美化”指的是什么都 没搞清楚，却提出中国的发展要防止出现“拉美化”，那么究竟要防止什么？这 样的讨论或研究有什么实际意义？ “拉美化”一词中的“化”，是表示事物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拉美化” 是指拉美发展过程所形成或出现的某种状态或后果，而不是指造成此种状态或后 果的原因。发展过程中的决策失误、经济或金融全球化的冲击、新自由主义的影 响，等等，这些因素都并非是拉美地区所独有的，也都够不上用“拉美化”来概 括。在我看来，拉美地区适合用“拉美化”来概括的现象有两个：一是严重的社 会贫富分化；二是持续 20 多年的经济低迷（拉美 GDP 增长率 1981-1990 年为 1.2%，1991-2002 年为 2.4%）。持续的经济低迷也可以看作是造成或加剧社会分 化的重要原因。因此，我认为，所谓“拉美化”，主要就是指拉美国家（不含古 巴）严重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对中国而言，这也是当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社会存在贫富差别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我们所说的社会分化是指贫富差 别达到了某种严重程度，例如，国际上把基尼系数达到 0.40 作为警戒线，或者 如人们所说的分配差异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拉美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 平的地区”，这是国际公认的客观事实，也是一种最具拉美特色的现象。根据世 界银行和拉美经济委员会的统计，1970年前后，阿根廷等 10个拉美主要国家的 收入分配格局如下：20%最低收入者所占国民收入份额最高的为 4.4%，最低的 仅 1.5%；20%最高收入者所占国民收入份额最低的为 50.3%，最高的达到 73.1%。 10国的基尼系数分别在 0.44—0.66之间。当时只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人均 GDP 略微超过 1000美元，其余 8国尚不到 1000美元。当时拉美地区处在贫困线以下 的人口约占总人口 40%。大约 30年之后，即 2004年，整个拉美地区人均 GDP 超过 3800美元（按 1995年美元汇率计算），但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如故，贫困人 口占总人口 44.4%，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达到 2.266亿。 如果把“拉美化”的主要含义界定为拉美严重的社会分化，那么，我们要做 的就是去探索拉美的发展出现这种状态或后果的原因何在？为了使下面的论述 更为清晰，我们以 70 年代中期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来探讨拉美国家社会 分化的基本原因。 二 前期社会分化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 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初步启动，到 20世纪 70年代正好 100年。百年的现代化努力带来一种社会 高度贫富分化的结局，大概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根据我们的现有研究，可以把造 成这种局面的基本原因初步归纳为以下 6点： 1 1，缺乏必要的社会变革 拉美的传统社会是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一种财富 与权力被高度垄断、社会等级森严、各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19 世纪初期拉美国家的政治独立只是本地大地产主阶级的统治取代了殖民者的 统治，社会并未经过任何改造。从 19世纪中期至 1930年的早期发展阶段，主要 是拉美农、矿业资源向西欧、北美市场的大量输出。当权的自由派地主信奉欧洲 的自由贸易和实证主义两种思想，对外充当外国资本利益的担保人，对内推行“自 由改革”。改革虽然为资本主义“局部渗透”式的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但在剥 夺农民和教会土地的基础上使大地产制度进一步扩张，迫使大批无地农民进入劳 动市场。早期以铁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工业的建立主要依赖外资。新生 的资产阶级实力弱小，不得不在强大的传统大农牧业主阶级与外国资本的夹缝中 求生存、求发展。 1930年以前，拉美惟一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墨西哥革命（1910-1917 年）被引向了改良主义道路。30 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拉美初级产品出口模式 的崩溃为部分拉美国家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机遇。30-40年代出现的具 有改革取向的资产阶级政府曾成功地启动了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但后来或被传 统势力推翻，或最终走向了与传统势力的妥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也出现 过一股变革潮流，历史学家们所说的“5次革命”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其中， 古巴革命是一个成功范例；尼加拉瓜革命虽然推翻了索模查家族反动政权，但其 他成果因 1992年的政权更迭而消失殆尽；其他 3次革命（玻利维亚、危地马拉 和智利）都属于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其改革成果无一例外地因政权更迭而被一笔 勾销。在上述历史与社会背景下，“现代传统主义”一直是拉美的“精英思想”。 所谓“现代”，即指拉美国家的政治精英阶层也主张现代化，实际上是片面追求 经济增长与财富扩张；所谓“传统”，是指他们强调保持传统，反对在社会结构、 价值观念、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因此不难理解，在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 中，不仅土地改革基本走了过场，其他变革也多停留在纸面上，不可能导致社会 的财富与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本国中、小私人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拉美国家所选择的内向工业化模 式使工业发展受制于有限的国内市场，而这个相对狭小的发展空间又主要被外国 资本和国家资本所占据。中、小私人资本不但得不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反而受到 创业“门坎”过高的限制。尽管拉美国家都有一些大型私人企业，但历来在由外 资、国家资本与本国私人资本构成的“三角架结构”中，本国私人资本始终是一 条“弱腿”、“软腿”。农村因土地资源被高度垄断，形成大农户——小农户的两 极结构，极大地压缩了中等农户的发展空间。拉美的大农户普遍具有规模过大、 经营粗放、效率不高的特点，但它们占据着出口农产品生产这个优势部门。小农 户则规模过小，日益容纳不下家庭劳动力，而从事的是收益最差的内需粮食生产。 3，地区间发展严重失衡 拉美国家的早期发展是从生产和出口农、矿产品 起步的。部分具有资源、气候、区位等优势的地区率先获得发展，并促成了作为 资源加工与商品集散地的少数中心城市迅速崛起。经济学家们把这种“块状”发 展称为“飞地经济”。尔后，拉美各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又都以前期形成的少数中 心城市为依托，结果就形成各国经济活动与人口分布高度集中于一、两个地区的 格局，如阿根廷的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米 纳斯吉拉斯大三角地带，智利的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地带，墨西哥的墨西哥 城和蒙特雷两个中心地区，等等。在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国，更形成沿海与山区发 展水平的巨大反差。 2 4，工业化满足不了巨大的就业需求 拉美国家 20世纪 30-70年代的工业化 进程恰与人口“爆炸”相伴随，就业压力空前加大。与此同时，大型农户以机械 化、化学化为主的现代化进程加速把劳动力排挤出来；小农户也要向外输出劳动 力，从而出现农村向城市移民和城市化的高潮。拉美城市化率 1940年为 37.4%， 1980年达到 70%。随着社会的进步，城市妇女就业的比例也快速上升，1950-1980 年，拉美地区女性就业劳动力由 977万增加到 3087万。上述因素使得整个社会 的就业压力集中到城市，尤其是工业部门。拉美国家的工业发展不仅受到国内市 场的制约，而且由于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过早地呈现出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的 特点，影响了创造就业的能力。于是，大批无业可就的城市劳动力纷纷寻找各种 “自谋生计”的出路，导致非正规经济活动急剧扩张，城市贫困现象大量增加。 1950年，拉美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中，农业部门占 70.7%，非农业部门 占 29.3%；1980年分别占 49.4%和 50.6%，说明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有 很大一部分并未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而是处在隐性失业状态。 5，收入分配政策的失误 在战后年代里，拉美国家深受单纯注重经济增长 的片面发展观影响，一味地强调“先把蛋糕做大”，“先增长，后分配”，“积累优 先”；深信所谓“滴漏效应”会使所有的人受益。在市场上劳动力大量供过于求 的情况下，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优待资本的分配政策。 6，国家未能有效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 在社会政策领域，拉美国家 程度不同地做出过许多努力，但总体上看效果并不明显。其中有两种现象很值得 关注。一是政策反复性大，往往是比较激进的政府上台就实行比较激进的社会政 策，一旦保守势力上台，改革又前功尽弃。二是许多社会政策偏重于照顾社会中 上层，例如，在社会保障方面，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贫困救助等要么残缺不全， 要么根本没有，而在养老和医疗保险方面，不同的部门或行业享受的待遇相差悬 殊；公共教育投入过分地向高等教育倾斜，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教育；税收以间接 税为重点，不动产税、所得税、遗产税等税率都很低，如此等等。 三 后期社会分化格局为何没有改善 拉美国家在 70年代中期以前就出现了社 会严重两极分化的格局。面对这种状况，国际上出现了关于“有增长而没有发展” 的大讨论，拉美经济学界也对前期的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依附论学派更是对当时 流行的发展理论展开批判。然而，也就是在 70 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出现两个重 大转折：一是拉美国家纷纷实行“负债增长”战略，大量利用流向国际资本市场 的“石油美元”；二是智利军政府率先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全盘否定原来 的发展模式。可以说，这两大转折导致了最近 30 年拉美经济受到债务危机、经 济衰退和新自由主义等三大冲击。 1，债务危机的冲击 由于 70年代举借外债严重失控，拉美外债余额由 1970 年的 700亿猛增至 1982年的 3313亿美元，引发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对拉美国 家的冲击可概括为三点：第一，引起经济衰退，出现 80年代“失去的 10年”。 第二，促成国内许多私人集团的暴富。国内一些实力雄厚的私人集团利用大量美 元流入引起的本币升值进行金融投机，套购大笔美元并转移到国外。据 80 年代 末的不完全统计，拉美资本外逃数量最大的 4个国家是：墨西哥 838亿、委内瑞 拉 581 亿、阿根廷 459 亿、巴西 312 亿美元，分别相当于本国当时外债总额的 78%、166%、77%和 26%。后来，这些资金又以外资名义回到国内来投资。最近， 3 阿根廷政府提出要将 800 多亿美元外债的旧债券换成新债券时，发现其中 200 多亿美元外债的债权人竟然是阿根廷人。由借债失控引发的金融投机使国内私人 集团的金融资产急剧膨胀，例如，1976-1990年期间，按各种形式的私人金融资 产总和占 GDP 的比重计算，阿根廷由 12.5%上升至 42%，哥斯达黎加由 17.3% 上升至 50.7%，智利由 16.4%上升至 68.3%，墨西哥由 30.3%上升至 46.9%，委 内瑞拉由 30.5%上升至 63.3%。第三，国家长期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由于债务 危机，80年代拉美净流出资金 2000多亿美元，而地区外债余额由 1982年的 3300 亿增加到 1991年的 4600亿美元，2000年更达 7500亿美元。每年数百亿美元的 债务利息造成经常账户巨额赤字。阿根廷 2001年危机就是一场新的债务危机。 2，经济衰退的冲击 80 年代拉美人均 GDP 持续负增长。尽管各国都采取 冻结工资、维持就业的政策，公开与隐蔽失业还是大幅增加。整个地区平均通货 膨胀率保持在 3位数（有些国家高达 5位数），严重侵蚀了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 各国的社会开支也大幅度缩减。80年代拉美地区工业部门年均增长率仅为 0.1%， 工业部门由原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变成衰退最严重的部门，持续数十 年的工业化进程被打断。 3，新自由主义的冲击 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是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场 改革促成了拉美国家由长期的内向发展转入外向发展，由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向市 场经济，但付出的代价过高。过急的市场开放造成了对国内生产能力的破坏；过 早的金融自由化引发一系列银行与金融危机；大规模的私有化与企业并购，使经 济进一步跨国化，社会财富进一步集中于私人财团，并使大批职工失去工作岗位； 经济持续低迷，特别是工业部门的衰退（拉美地区制造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由 1980年的 24.1%降至 2000年的 18.9%），使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非正规经济部 门成为创造就业的主渠道；“劳工制度灵活化”改革没有达到增加就业的目的， 却削弱了劳工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极端的“市场自由化”改革造成国家宏观控 制能力在短期内被过度削弱，如此等等。尽管 90 年代以来多数拉美国家都增加 了社会开支，并推出各种“反贫困”，但由于改革的整体方针具有使社会财 富与权力进一步集中化的取向，加上各国政府调控能力的萎缩，终究无法扭转社 会继续分化的局面，包括像智利那样经济形势较好的国家也不例外。 四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矛盾高发期”有种种不同说法，如“经济高速发展期” 就是社会矛盾高发期；人均 GDP从 1000美元到 3000美元的过渡期是社会矛盾 高发期，等等。拉美地区在最近 50 年间经历过两次社会矛盾高发期，一次在上 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中期；另一次是 9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有 5位总统在民 众抗议浪潮中被迫下台），迄今尚未结束。前一次正好发生在拉美经济快速增长 （拉美自身比较）期，后一次则发生在经济低迷期。拉美多数国家于 70 年代中 期实现人均 GDP1000美元；2003年，拉美地区人均 GDP达到 3800美元。也就 是说，70 年代中期以来的约 30 年间是拉美人均 GDP 从 1000 美元过渡到 3000 美元的时期。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拉美人均 GDP超过 3000美元时， 依然没有出现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由不断扩大到逐步缩小的“拐点”；二是拉美人 均 GDP由 1000美元向 3000美元的过渡期恰恰是一个经济非正常增长的时期。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拉美地区的实际情况似乎并不能为上述关于社会矛盾高发期 的说法提供佐证。的确，在 70 年代中后期，拉美一些经济学家曾提出要防止社 4 会矛盾激化的警告，原因就在于当时拉美国家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从发展 中获益的阶层期望值越来越高，未能获益的阶层则感到失望，出现所谓“期望的 革命”与“失望的革命”相对立。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矛盾是否激化，恐怕既 不取决于经济高速增长，也不取决于人均 GDP从 1000美元向 3000美元的过渡， 而是取决于社会有没有出现严重分化。如果社会严重分化，社会矛盾必然激化； 如果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比较协调、和谐，社会矛盾一般不至于激化。因 此，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的关键是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尽力协调好各个社 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