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方法的困惑

第 1页 共 2页 社会科学报/2007年/11月/22日/第 005版 学术批评 治学方法的困惑 中华书局 陈虎 由于微观研究成果的数量积累日益增加，使得从业者对表现整体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无法掌 握。 学术研究的方法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但在当代，随着一系列新技术、新理念的大量 引进，传统的治学方法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冲击。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仅中国 哲学研究领域中就引进了比如杜威、威廉·詹姆斯等人的实用主义，皮尔士、索绪尔、列维·斯 特劳斯等人的结构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蒯因的逻辑实证主义，霍克海默尔、格罗斯曼、马尔 库塞等人号称“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等许多方法，但直至现在这些理念和方法仍然是 “自在”的，学者们也仅停留在对其某些文本的解释上，并没有将其真正融入到学术研究中，于 是将西方的新哲学名词与中国古代哲学成果简单对应的现象在当代哲学研究中比比皆是，这好比 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人却系着一条领带，非常滑稽可笑。然而，贬低和抹杀学术研究中技术创新 的重要性又是十分愚蠢的，比如以艾德洛特为代表的西方计量史学方法的引进，使得中国传统历 史学的研究变得更科学和更规范；电子计算机在学术研究的广泛运用，又使得历史研究成为了一 门积累性的科学，从而摆脱了过去那种被伪哲学和有缺陷的方法所拖累而陷入的恶性循环。但现 实的学术研究已显现出一种非常可怕的危险信号，就是许多研究者过分热衷于为技术而技术。我 们必须时刻牢记数量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认识的手段，仅仅靠掌握了技术不可能创造伟大 的历史学。因为在学术研究实践中，由于机械方法便于操纵，就容易把历史学集中到一个并不重 要的主题上去。利用现代技术、方法和借助于交流的增强积累起来的大量的历史知识，为学术研 究开辟了令人鼓舞和令人振奋，同时又是令人气馁的前景，学者们怎样才能掌握范围如此广泛、 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的知识呢?如果走传统的一丝不苟、过分细致地探索独特性和个性的老路子， 那充其量只能够写出一些专著来，既不能从那些分散的资料中推导出“规律”来或得出坚实可信 的结论，更无法形成全面的整体观。所以，一些历史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微观历史研究的不 足，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宏观的历史结构，就不可能把一系列微观的历史现象纳入范围庞大的论述 中去。由于微观研究成果的数量积累日益增加，使得从业者对表现整体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无法掌 握，再加之以客观性问题的困惑，使今天的历史学家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越来越尖端的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经费和人力支出不 断增加，使研究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需要对社会和政治方面作出让步。于是，学术研究 尤其是历史研究就负担起了沉重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然而，从每年出版和刊发的多达十余万 本(篇)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中且不说大量的观点雷同，即如同一论题、相同角度的研究也不在少 数。于是，许多所谓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丝毫也感觉不出其中的创新信息，更 遑论原创性了。这样，使得原本用于学术研究的有限资源，造成了令人心疼的人为浪费。许多人 士认为一些学科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就缺乏明确性和有效的限定性，这样的学术研究只是在容忍对 那些早已被埋葬掉了的问题进行没完没了的讨论而已。 当然，学术研究是分层面的，它有学院式的精英研究和普及性的大众研究。人民大众的心目 中有他们自己的学术标准，他们需要自己喜闻乐道的学问，这一点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应 忽视的。现实社会中“于丹现象”、“易中天现象”等的出现，和相关学术著作的规模性出版充分 说明，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充满智慧的学术著作在受过教育的读者心目中仍然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于是许多学者转而迎合大众的口味，运用他们所熟悉的叙事方式甚至文学的技巧来创作学 第 2页 共 2页 术著作。这使得一部分学者成了最受群众欢迎的撰稿人；而乐此不疲的群众则把那些对此提出批 评的所谓正统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视为心怀叵测、行为不端的人。实际上传统学术本身需要进 行深刻的变革，需要借助于如此鲜活的话语方式将学术从“殿堂”掷落到民间，因为学术兴旺的 标准不仅要看其本身的深度和广度，更主要地还是看其在普通大众中的接受程度和普及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