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易十六的悲剧看文化与制度

从路易十六的悲剧看文化与 黑格尔曾经说过，真理是已经发生的过程。如此我们来理解历史，则所有发生的历史都有它的必然性。法国大革命之发生、路易十六之被推上断头台，这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时间不会倒退，没有谁可以改变那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但可以改变的，却是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评判。正如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解读一样，革命的时代，需要革命的理由，所以，大革命就被赞许和肯定;相反在和平的时代，自己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恐惧革命成为否定革命的理由，因而忽然有一天，一直被我辈视为神圣的法国大革命，就竟然被歪曲，被否定，甚至被批判了。 人们是否能理解，于政党而言，为什么对于同样的历史会产生如此严重的观念分裂,为什么对于同样的革命，竟会有不同的理由对其予以肯定和否定,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历史是被人来解读的，本来就是一些各不相同的人为着各自不同的政权目的而来解读历史，因而历史必然就会向我们显现不同的观念面貌。只是，肯定也好，否定也罢，那些当代的翰林侍从们如此表达自己观念目的的同时，却很少于此深思:一场革命，一段历史的悲剧为什么必然发生,并且，这样的历史于我们当今的时代，它又能向我们预示些什么呢, 不得不再次谈起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当官方几次掀起对于此本书的大阅读、大讨论时，我们知道其所引导阅读、讨论的目的，无非是要让人从此书中看到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反思，仿佛在他们看来，托克维尔的解读是对大革命精神的一种否定，因而此书被推荐出来乃是作为对仍然钟情于大革命精神的中国人的一种劝慰，或者一种文化的解毒剂。 人们能理解到什么,尽管刻意地解读会把人们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使得人们在托克维尔那儿看到一个被某种幻象遮蔽着的大革命，但伟大的著作向我们呈现出来的真实的历史，是不会被遮盖的，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伟大反思也决不会因为这些人故意的歪解而否定了革命本身，更否定不了被大革命思潮传播出来的自由民主思想。 如今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深有感触，虽然托克维尔并未在书中讨化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但他的阐述却在深刻的层面向我们揭示了文化与制度变革的因果，使我们看到一场激烈的革命如何因为文化与制度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被引发。 一、大革命，其本质就是一场文化的革命 我们知道，大革命爆发之前，启蒙运动已经发生，在英国、德国、法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全新思想观念的伟大的思考者，比如孟德斯鸠、卢梭、洛克、康德等。正是这些人创立的思想，形成一种批判、否定旧时代、旧文化、旧制度的思潮，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逐渐形成，旧的文化逐渐被改造，而革命也一步步地被推动起来。 可以说没有思想便没有文化，而没有文化便没有革命。这一点，托克维看得非常清楚，他从三个方面来总结大革命的原因: “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理由说是18世纪哲学，因为18世纪哲学具有深刻的非宗教性”。他又把它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创新和改良的观念，比如人人生而平等、人民主权、三权分立等;第二是批判教会，把教士、教会等级制，宗教机构、教义等都作为攻击对象，甚至还想连根除去教会的根基，以图彻底推翻教会。 原因之二:“是教士们成了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官吏的代表，而不是为了他们所宣扬的治理来世事务” 原因之三:“是教会在旧社会中占据着享有各种特权的最高地位，而不是教会无力在新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可以看到，当新的思想碰撞到旧的制度时候，革命的第一对象便是文化，对于法国而言就是作为旧制度根基的教会思想、教会文化。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虽然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它是以宗教革命的形式和外表进行的”。可以这样来理解，只有文化的、观念上的革命，才是政治革命的前提。对于一场以旧的制度为对象的革命而言，首先必须改变的就是人们的社会地位、习俗和风尚，使得人们能够接受新观念、新思想及新的政治社会原则。而要做到如此，就必须使人们具有宗教般的热情来传播和宣扬大革命的新思想新观念。 可以说，所有的制度都是文化的结果。而当一种旧的制度所赖以产生的文化还没有被批判否定的时候，这个旧的制度是难以被否定的。所以，托克维尔这样说“如果把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大革命放到15世纪去，那么它很快就会被消灭”。 因为15世纪没有大革命的文化土壤。在欧洲，大革命之能在法国形成爆发，其根本的原因乃是法国在文化上的革命最彻底，法国人天生的文学热情使得他们得以把启蒙思想、观念传播得更远，更深入民众。因而法国人传统的习俗、风尚也改变得更彻底。 “在有些时代，即便是一些普遍适用的法则，人们也可能无法理解。而在另外一些时代，即便只是远远地向人们展示某一法则，人们也能通过它的大致轮廓立刻认出它是什么，进而一哄而上”。这个极易改变的时代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只可能属于十八世纪的法国。 二、其实大革命并没有摧毁宗教，而只是摧毁了宗教的形式:旧政权。 若要问，大革命之前，法国乃至欧洲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什么,无疑是教会思想、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千年来的习俗、风尚。 大革命血腥、残酷，甚至疯狂，很多人都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教会、文化及法国一切传统的东西，甚至对于时下中国那些反大革命的人来说，大革命只是对文化的毁灭，大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只有灾难，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都残暴、专横，是更庞大的中央集权。 这样的看法显然错误。关于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托克维尔在此书开篇第一章就进行了高度的，这里不赘述。而关于大革命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的问题，托克维尔是这样看的: “时间越是向前推移，越能证实这样一个真理:在大革命的政治业绩得以巩固的同时，大革命的反宗教事业却日趋消亡;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一切旧制度之后，大革命所憎恨的所有权力和阶级随之被彻底征服，被征服的旧事物所激起的仇恨也随着旧事物的衰败而逐渐减退;教士与旧事物同时垮台，并逐渐从教会中分离出来，可是与此同时，教会势力却在人们身上重现并且更加牢固，而且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法国，欧洲其他国家的基督教会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都日益恢复并得以振兴”。 实际上，大革命的目标首先针对的就是政权，即这个旧政权中的特权阶层，只有当传统文化中与这种旧政权相适应的部分被彻底否定、摧毁之后，一种新的政权才会被被建构起来，而这个所谓的新政权，这时才会重新回归已经被更新了的旧文化的基地之上，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它是在旧制度的瓦砾上建造起来，仿佛新制度就是旧制度的一个投影。而唯其这样，大革命的目的才会被如此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目的，是变革旧政府并废除旧社会结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同时向现存的所有权力发起进攻，把一切公认势力都打垮，以新的风俗习惯取代各种传统习俗，把根深蒂固的顺从思想从民众的头脑中彻底清除”。 有理由这样来说:文化决定制度，制度维护文化。当某种新的文化要求建构一种新的制度的时候，则旧的制度必定要极力维护旧的文化，而如此，人们的否定将是双重的，既是文 化上的，也是政治制度上的。但千万不要认为，一场伟大的革命注定是要铲除一切传统的东西，注定是要在一种新文化的空地上来建构自己，大革命不能证明这个问题。虽然大革命中，法国人对宗教的攻击是如此激烈、彻底，而法国文人中的非宗教情绪又是如此浓烈，他们的思想广泛传播，民众普遍接受，但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宗教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正如托克维尔的阐述，当革命的激情消退之后，当旧势力、旧特权被打倒之后，宗教世界又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 因此，当我们追问:大革命何以如此激烈地反对宗教，何以以否定宗教作为他们革命的开端,其原因其实非常明确，托克维尔是这样来阐述的: “教会本身就是政治权力中最大的势力，虽然不是逼人最甚的，但绝对是最招人恨的。原本教会掺杂进政治已经超出了本身的使命，不伦不类;教会常常批判罪恶，但当这种罪恶发生在政治中，教会又成了保护伞，为其披上神圣的外衣保护起来。教会看上去像是要保护政治权力永存下去，如同他们认为教会会永存下去一样。如此情况下，民众必然对攻击教会热情高涨”。 所以，文化之被批判，只有当其与旧制度关联最紧密的部分，成为阻碍革命的最大障碍时，它才会成为革命最强烈的批判对象。而攻击教会，并不等于攻击宗教本身，其所攻击的目标不过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特权，以及因这种特权而存在的教会文化。 三、路易十六为什么被送上绞刑架, 在对待路易十六被送上绞刑架的问题上，有两种极为分裂的观点，第一种，基于阶级斗争理论，认定他是一个压迫者、剥削者，他被送上绞刑架是他罪当如此;第二种，抛开阶级斗争理论，基于某些事实的表象，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改革者、仁慈的君王，所以，他被送上绞刑架是一个历史冤案。 这样的两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两种时代的不同政治需求，一是把大革命作为自己革命的标杆的时代;二是把大革命作为拒绝他人革自己命的案例的时代。孤立地看，或许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对一个素来坚持一种历史逻辑的政党而言，这样前后相矛盾的看法无疑是一种思维的分裂，理论上是一种极大的虚伪。 抛开马克思的东西来评判历史，这是理论的幻灭;而借助托克维尔的东西来否定大革命，则是更大的观念的幻灭。正是这种幻灭，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精神没落。 凡革命，必定血腥、残暴，历史没有例外，大革命也一样如此。托克维尔认识到这一点，也不回避谈论这一点。革命需要激情去改变和融化一些东西，同时也需要暴力去清除那些阻碍人们实现他们理想目标的所有东西。当大革命思想与查理十六所要维护的政权相碰撞的时候，其结果，总是有一方要被无情否定的。这或许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而奇怪的是它为什么发生在法国，而且，正如托克维尔所探寻的问题:大革命为什么在旧君主制最繁荣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到来, 托克维尔有一串的疑问，他所发现的问题既不能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能用惯常的历史因果来加以理解。在托克维尔的眼中: “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18世纪这样受到欢迎，宽容的宗教环境，领导温和，有同情心，甚至仁慈，这是一个人们最接受的一个时代。即便是战争，暴力最后的栖息地，也变得温和”、“ 大革命之后任何时期社会繁荣的发展速度，都比不上大革命前20年的发展速度。立宪君主制后的37年，社会在和平中发展迅速，也唯有这段时期能与路易十六时期的发展速度相提并论”。 并且，路易十六是一个开明、有同情心、关心穷人、志于改革的国王，但为什么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及这样一个好国王会成为人们革命的对象呢,路易十六是仁慈的，他的所有改革虽然准备不足，却无形中为大革命撤除了障碍，他为民众、为国家的发展做了一切， 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繁荣，但他的人民却没有领情，而是对他施以暴力，将他押上了断头台。 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反常的情形，当法国社会中的上层阶级关心人民的命运时，他们并没有感觉到人民带来的威胁;他们关心穷人时，也不相信这些人会将自己毁掉。而结局却是，大革命之利剑首先斩向他们的头颅。 这里面或许原因很多，托克维尔的解读也非常全面深刻，总结起来，应当这样来理解，尽管那个时代各个方面都在改变，但法律还是原来的法律，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制度也还是原来的制度，这就犹如一条吃饱喝足了的老虎，虽然一时温和起来，但它的凶残却没有丢失，依然使人们心生恐惧。 路易十六的政府正是如此，虽然法律、政治一时温柔起来，但专制制度天然的弊端却不能消除。所以，托克维尔才会考察到这样的情形:虽然当时法国社会如此繁荣，但“税赋依旧不公，习惯法依旧杂多，国内关税照收，封建权利还在，行业依旧有管事会，官僚照旧，等等”。 因而在这要的情形之下，在法国繁荣的同时，法国人却“每天都在受煎熬，旧制度下的法律、传统、习惯，以及权威，每天都在人身和财产，以及尊严方面对人们构成障碍。当时的法国人看不到这个社会有任何被医救的可能，仿佛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忍受，要么将其摧毁”。 文化与制度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大革命的根源。在那样的时代，人们享受到繁荣，却看不到启蒙思想带给人们的那个理想社会的影子，人们固然也需要社会的繁荣和个人的幸福，但人们更愿意追求的却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理想社会，人们物质上的需求越是得到满足，制度上的追求就越是强烈，而这恰恰是查理十六做不到的。路易十六可以在一切方面推动社会的改革，却唯独对封建君主制度要顽强地维护。所以，他注定是新文化的阻碍者，也注定是革命者激烈的革命对象。断头台是他的宿命。 四、我们的时代 我曾经非常疑惑，为什么总在某些特定的时候，高层会支持掀起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热潮,难道在他们看来，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评判只是否定的，他的书中只是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观点，第一是大革命的过程:残暴;第二是大革命的结果: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因而来说，无论是从过程还是结果看，对大革命的否定总是导致了对大革命精神的否定，甚至是对大革命所追求和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否定,似乎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革命就如此被判定为一个空洞的概念了。 这确实存在某种迷失，人们惯常把现代民主社会与大革命精神相联系，并以大革命为标杆，当人们急切地否定集权专制，希望建立一个启蒙理想下的民主政府时，托克维尔却带来一个令人惊奇论断:大革命结果便是其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仿佛一下子将人们的头脑打昏，人们的现实激情遭遇了历史的迷雾，瞬间迷失。 但大革命果真是如此这般模样吗,法国人的革命难道仅只满足于砸碎一种旧制度、旧专制，却又用另一种形式的专制来代替吗,肯定不是如此。对于这场革命，尽管托克维尔的解读独到、深刻，充满了真知灼见，但他所处的时代，却使他同样迷失于历史的烟云里。 托克维尔于1859年病逝，因而，他的眼光只可能停留于第二帝国辉煌的集权专制时代，他把这个时代看作是大革命的一个想当然的结果。但他实际上是忽略了启蒙的理想是如何根植于制度之中并改变着制度;他不明白历史的理性是如何在法国的历史中迈步的;或许也不明白正是观念、文化的改变使得在我们看起来有些不合常理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发生，而那些新的、普遍的东西却恰好选择了法国来作为历史理性的实验场，他们要如此确定究竟那一种制度能实现他们的启蒙理想。 而这场空前规模的历史实验直到他们建立第三共和国为止，大革命由此推动起来的文化理想才同美国的、英国的历史实验相汇合形成世界的潮流，这个潮流将注定改变世界。这是托克维尔未能看到的。 很难想象我们的时代正在被这个潮流改变，也很想象我们的时代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反抗着这个潮流。路易十六在他的时代的挣扎，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能意味着些什么呢,托克维尔在他的书中反复谈论旧制度与新制度的相似之处，在他看来，新制度的许多制度建设，其实都可以在旧制度那里找到它们的影子，他甚至认为中央集权制只是一种旧体制，并非当时人们认为的是大革命的独特成就。或许情形真是如此，但也只能这样来理解，即路易十六的时代，政府各个方面都在变革，而且旧体制在大革命到来之前的变革，就已经与大革命建立的那种体制变得没有什么两样了。仿佛旧体制是大革命的胚胎。但我们还得追问，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促使查理十六的变革呢,究竟是什么使得旧时代在大革命到来之前在努力锻造新制度的胚胎,其实很简单，是启蒙思想、启蒙文化在悄悄地改变着这一一切。查理十六在不自觉之中做了新文化所要求于历史当做的一切。 而路易十六的行动正好可以印证我们时代的变革之因。毫无疑问，是潮流在改变着我们的时代，是这样一种普遍的东西，当它在悄悄地融入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文化的时候，政治、经济、法律也在一步一步地被改变。黑格尔的历史逻辑，在我们的时代以不被我们承认的方式被验证着。无论那些红顶学者如何否定，他们的生花妙笔如何用他们有特色的东西来拒绝和对抗普世价值的传扬，但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终将改变。 历史不会回头，但却总有相似的东西在历史中向我们呈现。当我们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了解到的东西，来与我们的时代相对比时，就总会使我们感受到如此相似的历史，仿佛十八世纪的法国在我们的时代被重演。 这确实是令人惊奇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府，却使我们观察到如此相似的政治画图。路易十六的政府在大革命前所做的一切，都可以在我们的时代找到它的翻版。而我们时代的政客们，在否定大革命的同时却仍然在为他们自己所制造的这个时代而沉醉。 究竟谁是旧制度，谁又是新的建设者,我不知，但我们可以来比较。把时间往前推，约七十年前，旧制度无疑是民国政府，而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与托克维尔眼中的大革命有着神奇的相似，一方面是一个旧的专制政府被打倒了;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在这个被打倒的旧制度的瓦砾上建立起来。而对于现时来说，当初的那个新政府似乎已经演变为旧制度、旧政府了，正如路易十六的政府一样，当它预感到政治上的某种急迫的危险邻近的时候，它的所作所为是否会再次导致一场革命的到来的呢,我不知，历史不可预言。 五、为什么托克维尔眼中的旧制度与社会主义如此相似, 七十年会改变什么,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竟要用七十年的时间证明中央集权制的弊端，五十年后，前苏联也用了同样的时间证明了同一个历史的命题。 托克维尔可能对第二帝国抱着绝望的态度，但却没能看到第二帝国的崩溃，也没有看到真正符合启蒙理想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因而对于大革命的结果的剖析就存在着天然的理论短视。 但尽管如此，托克维尔对历史的洞见却是令人惊异的，他看到旧制度的弊端，看到旧制度的被革命的必然性，却同时也在新制度中看到旧制度的缩影:“随着该研究的深入，我惊讶地发现，今日法国突出的特点，在旧日的法国中到处可见。那些我原本以为来源于大革命的感情、思想和习惯，在旧日的法国也能见到。总之，今日法国是深深扎根于旧社会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中的”。 他要阐明什么问题,或许托克维尔不仅仅要剖析旧制度与大革命，他更要阐述新社会，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述:“写完大革命几乎完成了它的功绩，新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之后，我将把心思花在考察新社会上，以求能够辨别出它与旧社会的异同，以及我们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变革中的得失，再预测一下我们的未来”。 我很希望看到他对未来的预测，只是他又交待说了，他的第二部书只写了一部分，却没有公布。因而关于这个在旧制度的瓦砾上建立起来的更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他对它的未来的预测是什么呢,他是否认为，这样的一种制度亦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导致再一次的法国大革命呢,我们不知道。不过，从他的论述里，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他对新制度的失望、担忧。他的对旧制度的分析实际上亦饱含着他对第二帝国的责难: “那个比旧政府更强大更专制的新政府，又是怎样以可贵的自由为代价重新夺回并集中所有权力，只留下以自由做幌子的空壳;新政府是怎么剥夺选举人的知情权、商议权和选择权，可是同时却以人民主权这一好名号偷偷取代选举人的普选权;议会向新政府屈服，并且对新政府抱默认态度，而新政府却怎样对外宣称议会支持表决捐税权;新政府在取消民众的自治权、各项权利的各种主要保障，以及取消思想、言谈和写作等方面的自由的同时，是怎么自诩伟大的。要知道，这些被取消的东西正是1789年所取得的最宝贵的成果”。 我们在他的这个阐述里，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新社会的预言呢,因为很快，这个所谓的新制度带着中央集权制度的躯壳便遭遇了同样的革命。 这或许不神奇，只要理解了他对旧制度的分析，那就会明白一切集权制度的未来。而他的神奇之处却在于他由此而看到与旧制度相似的社会主义:“路易十四在很早之前的敕令中曾经说过:那些依据特殊被出让的王国土地，只有一个所有者，那就是国家，除此之外的所有人只不过是占有者，具体的身份和权利尚不明确。这个理论出自封建立法，但是直到封建制度走到末期的时候，才被拿出来传播，法院没有承认这个理论。这个理论符合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这样说的话，社会主义最初体现在国王专制制度中，真是让人 。 感到奇怪”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要是专制制度，不论它是披着封建王朝的面皮，还是披着共和国的面皮，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是旧的还是新的，这样的社会都会以相类似的方式来演绎自己的历史。 在注释部分，他谈到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制定的一部法典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这部法典几乎一半的内容与中世纪的法典相似，部分内容体现出的中央集权制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几乎一致。如法典规定:生活困难、无力维持且无权领取领主、公社救济的人，国家将解决其吃穿、工作、收入问题，确保他们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国家必须采取举措帮助公民脱贫;凡是不务正业的基金，国家都有权取缔，将基金的钱分发给贫困者”。 托克维尔没有专门研究阐述社会主义，我们也不知道他对社会主义抱有怎样的态度，但是，当他从旧制度中看到与社会主义精神如此相似的专制制度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了。如果说，他对旧制度所导致大革命爆发的某些制度上的原因分析，不过暗示了第二帝国的结局，那么，这或许也同样适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一种预料。 前苏联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托克维尔让我们明白，强大的中央集权可能会因其制度而使社会繁荣，但更可能会因其制度而让自己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