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为何难以分享市场经济好处

中国农民为何难以分享市场经济好处 中国农民为何难以分享市场经济好处,(图) ;而在1988年以及整个90年代，中国农村未能持续此前的快速发展，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停滞。原因何在,农民失去自主性，农民共同体消亡是根本原因。而政策的失误，在李昌平看来，笼统地说则是缺乏理论的指导。 农民的改革自主性消失 凤凰网:1978年到80年代中后期，整个农村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期。而到了90年代中国农村发展相对放缓，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停滞。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按照您所说，整个90年代的农村政策基本错误，问题出在哪里, 李昌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以农民为例，改革开放重要的是要增强自主性。企业改革要增强企业的自主性，农村改革也要增强农民的自主性。我们后来的改革没有坚持这个原则，只是把农民作为一个工具使用，本末倒置了。 我们要实行现代化，何为现代化,很多人认为只要有了工业化、城市化，就可以实现现代化。但实际上，工业化、城市化只是手段。我们把手段目标化了，忘记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结果，所谓工业化就是要农民的劳动力不要农民工，所谓城市化就是要农民的土地，不要失地农民。 我们推崇的工业化，就是把劳动力价格压得低低的，以便维持我国的出口导向工业的“比较优势”，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成了“不断满足美国人民、欧洲人民、日本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我们的农民呢,买不起东西了，最后导致国家的经济依赖海外市场，失去了自主性，所以我们现在要受制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制约。农民买不起东西，怎么可能有内需经济,没有内需经济，哪有市场自主性, 农民利益共同体消亡了 凤凰网:1978年到80年代中后期，农民的自主积极性很大，包括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首创、乡镇企业异常活跃。但是在80年代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主流，稳定压倒一切。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改革也受到了这种左的影响，您认为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李昌平:我认为不是左的或右的倾向的问题，我不想将很具体的问题纳入抽象的意识形态中争论。90年代农村发展得不好，是因为没有坚持和完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村社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没有坚持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没有坚持完善农民的主体性，没有坚持让农民组织起来主导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 我们后来是把农民原子化了，结果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共同体消亡。这样，农民怎么在市场经济中获得好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将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全部搞成了分田单干，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而没有犯这种错误的，比如大寨、华西村、石家庄的周家庄公社等，他们也依赖市场。但其生产组织形式跟小岗村完全不同，依然维持统的功能，依然维持集体经济。所以他们能分享市场经济的好处，能够分享农业产业化收益以及农地转为非农地的收益，也能够分享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益。这些收益又可以留在农村社区搞社区建设和治理。经济建设、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是三位一体的。这种共同体可以抵御市场的马太效应，使农民分享市场经济的好处。 我们现在走的是什么道路呢,以农民种粮食为例，过去1毛钱一斤的肥料现在1块多钱，一斤种子几十块，农药、除草剂、柴油等都涨了几十倍、上百倍，而粮食只上涨了6倍。分散种植粮食的农民怎么可能得到好处呢,现在整个收益不是偏向劳动者和农民，整个农业产业链条收益都流走了，土地、劳动、资金全部流出去了。1985年以后，农民在整个市场经济过程中越来越难分享到好处了。 农民为何进不了市场, 只有把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在小岗村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完善农民共同体，让农民共同体来主导农村发展，农民才可以分享收益。把农民搞成一盘散沙，再来搞市场经济，资本一下乡，就难免剥夺农民。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用了差不多100年的时间节制资本下乡，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农业产业化，台湾和日本农村的金融是谁的,是农会的。很多加工企业、超市都是农会的。他们有像我们这样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吗,没有。我们的农民能有组织地进入市场吗,农民根本进不了市场，中间环节层层剥夺农民，导致农民进入市场的成本很高。 由于中间商有太大特权，农村生产者与城市消费者不能直接见面，也不能形成联盟。所以中间商说涨价就涨价，说跌价就跌价，完全由他们说了算，这既害了城市消费者，也害了农民，而且把经济秩序搞乱了。最后，谁得到好处了呢,当然是中间商。最近绿豆、大蒜疯长，不是说罚几家商家、声讨一个张悟本就能解决的，他们是有涨价的嫌疑，但最根本的是我们在市场经济设计方面存在严重错误。我们要检讨农业制度的设计、农产品流通体系的设计、农业经济各种主体之间关系的设计。 这么多年，我们给了市场中间商特权，不给城市消费者权力，不让农民生产者联合起来，也不支持生产者和消费者形成联盟。市场是无形之手，政府是有形之手。供给方和需求方是对立的，一个希望涨价，一个希望跌价，如果两个权力平等就要博弈，这就是市场调节。现在问题是双方力量不对等，不能形成均衡有效的博弈，所以市场机制被扭曲了。市场机制是内因，宏观调控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市场机制不灵，宏观调控也不会灵。市场机制为什么不起作用，一定是双方力量不均衡，市场结构出了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检讨，大蒜绿豆这种暴涨暴跌只是刚刚开始。没有战略、没有、没有控制、没有管理，整个流通体系什么资金都可以进，还给很多人特权，而不扶持弱势团体形成生产消费合作社，不让城市消费合作社与农村生产合作社形成联盟。这样下去，将来农产品的暴涨暴跌会很常见。让农民精英有话语权 凤凰网:今天农村问题依然很多，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能找到突破口吗,突破口是什么, 李昌平:我觉得农村的问题很好搞，只要我们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农村要变好是很快的。 第一，在农村经济制度安排上，市场经济是必须坚持的; 第二，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和合作社是必须坚持的，要完善农民的共同体:农业产业链条中，要节制资本下乡，使农民组织起来搞农业产业化;帮助农民组织进入市场，要在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农民生产合作社之间形成联盟。要把农村发展成果留在农村。即使再过30年，依然还有5,6亿人在农村生活，我们不能再继续牺牲农村、农民去搞城市化，要把大量的发展成果留在农村，要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在农村。 以山西的煤为例，很多村都有集体煤矿，现在改制成私有煤矿，煤挖空了，矿主有钱了，到北京去买房，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到美国去了。开矿是发展了，可与村民有什么关系呢,煤挖空了，地下水没有了，房子坏了，土地环境都坏了。这种过度私有化的发展不是农村的发展，是对农村农民的残酷掠夺。要使发展成果留在当地、留在社区搞建设和治理，就要走邓小平所说的道路———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晚年两次强调农村要实行“二次飞跃”———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要根据农村的需要、农村的发展规律来安排农村的发展模式，而不是根据城市化需要来安排中国的发展模式，更不是根据城市过剩资本、外国资本下乡的需要安排我国农村发展模式。这是非常荒唐的～ 第三，社会政策方面，城市社保、养老、医疗、义务教育体系要建起来，农村也要建立起来，要逐步增加农村社保、养老、医疗、教育体系的含金量。当两个体系水平相当的时候，才能实现城乡一体化。 公共资源要城乡均等化配置。比如教育，不能搞集中化配置，把大量教育资源放到县城 里，全市的好老师都集中到县城，农民的孩子不得不跑到县城去读，结果增加农民负担，还有好多没钱的孩子就读不了书了。这样集中化配置教育资源，中央拨的钱越多，多数农民的孩子读书就越贵越难。公共资源配置一定要城乡均等，不要把它作为城市化的手段、政绩的手段。公共资源往下、往农村配置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同样的公共资源，配置在农村增强国民福利的有效性远远高于城市，干嘛把资源都放在城市里边呢, 第四，改变乡村干部必须35岁以下，所谓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政策，让土生土长的农民精英在政治上有上升的空间，在人大、政协里让农民有说话的权利、决的权利、有制约官商结合联盟的权利和勇气。不要搞极端的年轻化政策，老中青相结合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在农业政策上做一些调整，在农民和农村政策上做一些调整，要不了几年中国农村、中国农业都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