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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

2012-12-13 7页 doc 67KB 4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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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一、吉登斯简介 · 他也是同时在学术界和社会生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社会学家 · 他提出的术语“结构化理论”和“第三条道路”曾经是最时髦的话语。 · 吉登斯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早期主要在于对以往社会学理论的梳理,后期以现代性的研究为主线。 ·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 ...
吉登斯
一、吉登斯简介 · 他也是同时在学术界和社会生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社会学家 · 他提出的术语“结构化理论”和“第三条道路”曾经是最时髦的话语。 · 吉登斯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早期主要在于对以往社会学理论的梳理,后期以现代性的研究为主线。 ·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 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性发展的反思;第三条道路等。 · 目前主要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二、吉登斯思想历程概述 · 第一,对经典思想家著作的反思。形成了两大著名的理论成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 第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他提出了指导其重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准则,即结构化理论。 1979年,吉登斯出版了《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该书围绕着前一本书所提出的基本原则,系统建立起独具吉登斯特色的结构化理论。 1984年,他又出版了《社会的构成》一书,对结构化理论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总结。 · 第三,历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这一阶段的突出成果体现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上。本书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三部曲”的第二部,也是吉登斯理论体系中最富历史社会学色彩的一部著作。 · 第四,现代性理论体系的建立。 · 第五,对现代政治的重建。并系统提出了他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设想――“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不仅对全球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还启发了一大批政治领导者的思维。“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欧洲一时间变成了所谓“粉红色的欧洲”。 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两本书上,一是《超越左与右》,二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前者出版于1994年,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三部曲”的第三部。 三、结构化理论的方法原则 (1)吉登斯认为自己建立的结构化理论,既不是哲学也不是社会学,而是“社会理论” · “‘社会理论’ 这个词涵括了我认为各门科学所共同关注的那些论题。这些论题的宗旨是探讨人的行动与行动中的自我的性质,研究应该如何从概念上理解互动及其与的关系,努力把握社会研究的实践意涵” · 社会研究超越了传统的学科分类的限制,其理论视野或问题论域涉及各门社会科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理论 · 社会理论的研究不是实证社会学强调的描述性的量化,而是关于社会行动、自我、交互行动、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定性研究,要在各种矛盾关系中揭示问题的实质。 (2)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的关系: “我说理解的‘社会学’并不是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研究的一门通用学科,而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社会学理论’看作更为普遍的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支,但它不能保有充分独立的身份。 ” · 吉登斯不否认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研究,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研究而淡化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本体性研究 · “社会理论的探求者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重新构造有关人的存在与行为、社会再生产与社会转型的概念,而不是愈益沉溺于认识论争论。” · 提出用结构二重性原则来取代主客二元论 (3)结构二重性(核心) · 吉登斯认为,微观的个人行动和个人间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与宏观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理论界的一个主要课题。社会学家一直都纠缠于微观社会现象还是宏观社会现象哪个优先这个问题上。 宏观社会立场=客观论 如:马克思、涂尔干、帕森斯 微观社会立场=主观论 如:韦伯、符号互动论、 交换 论、本土方法论 吉登斯认为,前者缺点在于,它往往略过了个人在社会事件里的参与这方面的分析,未能恰当地理解社会成员个人的自主性和这种自主性在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变迁的角色。 后者缺点在于,它不能恰当地理解社会对个人各种活动所起的约束作用。 社会学中的“二元对立”思维: 主体 个人 行动 唯名论 方法论个体主义 客体 社会 结构 唯实论 方法论集体主义 个人行动社会结构的二元论(dualism) 个人行动社会结构的二重性(duality) · “结构的二重性假设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 · 吉登斯的观点是:客体主义者强调社会中的结构、制度、制约性,主体主义者强调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这两类因素在社会生活中都是实际存在的,既不可简单否认,又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这些因素是通过人的行动而动态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 · 一方面,社会本身存在着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关系及规则限制来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另一方面,人们在自己的社会行动中将不断产生新的需求并以此来影响,规范和调整人们的行为规则以及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从客观上的制约地位转入主观的创造过程中 · 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结构,不仅存在于社会层面上,而且也存在于个人的思想意识中。 · 迪尔凯姆、韦伯等人将社会结构看作是社会构成要素的客观联系的观点是把社会结构简单化了,是在静态中看待社会结构 · 他指出,“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在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因此,要在社会实践或社会生产的不断展开和持续过程中动态地理解结构。 · 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人们又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着社会结构,二者是不断的双向循环过程。 · 社会结构作为社会要素之间的联系、制度或规则,都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条件,社会行动者是按照自己头脑中的目的、来创造这些前提条件的 · 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是由人们头脑中的“记忆痕迹”亦即结构观念指导人们的实践行动创造出来的。 · 这种记忆痕迹,不是传统认识论所称的逻辑思维,不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概念、判断,而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习惯性的实践意识。“所谓实践意识,就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名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 (4)行动、意识和能动性 · “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的得到有序安排的社会实践”---在具体条件和过程中的社会行动如何受社会制度制约而完成社会结构化 · “人的行动是作为一种绵延而发生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行为流,正如认知一样。有目的的行动并不是由一堆或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理由或动机组成的”。 · 意识因素的连续性问题,他认为, 首先,支配人们社会行动的意识不应简单的称为“自我意识”,而应当认为是一种“人类意识” 其次,存在于行动中但行动者意识不到的“共同知识”,“在行动者话语意识觉察不到的两个行动过程层次之间,存在着广阔的‘灰色区域’……行动者的意识无法直接觉察到这种共同知识。这样的知识绝大多数是实践性的,人们要想能够在社会生活中持续完成各种例行活动,它们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风俗、习惯等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 · 行动的能动性问题 · 首先,他反对单纯从意识活动来看待行动的能动性。“能动作用不仅仅指人们在做事情时所具有的意图,而是首先指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能力”,要把行动者的“所欲”和“所做”分开,主张在所做与后果的联系中分析能动性,注意到的不仅是自觉的意识因素产生的后果,更重要的是不自觉的无意识因素产生的后果,即意外后果。 · 三种意外后果: (1)某种偶发情境而产生的意外后果—进屋开灯,却惊走了正在偷窃的盗贼 (2)每个个体都是有意识的,但众多个体汇集在一起,却形成了无意识 (3)大量的循环往复的意外后果,不断积累形成人们认可并受制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即社会生活的制度化 · 行动中的权力问题 把社会行动的权力界定为对事件的状态和进程的改变,“我们说有能力‘换一种方式行事’,就是说能够介入、干预这个世界,或是能够摆脱这种干预。同时产生影响事件的特定过程或事态的效果。这种假定行动者能够实施一系列具有因果关系性质的权力,包括那些影响他人所实施之权力的权力” “行动中包含的权力逻辑指的是转换能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最广义的‘权力’在逻辑上先于主体性及行为的反思性监控的构成”。--行动中改变时间状态和进程的能力存在于主体意识或自我意识之前,亦即由无意识或实践意识引发的社会行动也具有改变事物的能力 概括来说: 1、社会学研究对象。 社会学应以时空向度上的得到有序安排的社会实践作为它的研究对象,而非行动或结构。 社会实践正反映着行动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补足、互为辩证的关系。 2、反思性的行动之“流” (1)行动者必定具有知识 (2)这种知识是“反思性的”和“实践性的” (3)吉登斯批判的借鉴了早期解释社会学的思想,视“理解”为所有社会互动本身普遍性的内容,普通行动者的“实践的理论化”是人类行为被社会行动者建构或“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四、制度多重性 · 社会生活是一个通过社会实践而不断实现结构化的过程 · 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同时存在,二者不可分离的在结构化中交织在一起,结构化成为制度制约行动和行动创造制度的运行方式 · 吉登斯坚持在动态过程中分析社会现象的原则,把制度理解为具有时空普遍性的实践活动,“在总体中时空延伸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我们称之为制度” · 吉登斯认为制度分析不研究具体情境中的个别的行动,而是超越具体情境限制,研究社会行动如何实现区域化,达到不同区域的相互联系 · 吉登斯关于制度的理解同他关于结构和规则的解释是一致的。规则是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规则的作用是对意义的构成和对社会行为的约束 表意性规则 规则 规范性规则 通过条文 法律制度 支配性规则 配置性资源(物质资源) 资源 政治制度 权威性资源(非物质资料) · 规则+资源=结构,结构又内在于实践过程中,结构化过程实际就是规则和资源在实践中不断发挥创造与被创造作用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各种社会制度的建构。 · 由于制度的实质被界定为普遍化的实践过程,所以,制度又不仅仅是被创造出来的结果,它作为普遍化的实践过程又不断地建构社会。因此,制度同结构和规则一样,本身也具有二重性。 · 从社会行动的分析进入社会制度的分析,是从微观进入宏观的过程,也是从有限时空的经验层次进入长时段时间秩序层面的过程,吉登斯一贯坚持微观分析和宏观概括的统一 · 不过就社会理论的主要倾向而言,他主要关注的是宏观层面的长时段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秩序的分析 五、社会结构转型 · 用社会结构化理论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 1985年《民族—国家与暴力》用结构化理论分析人类社会结构转型的代表作。以全球社会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论述了人类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形式和后果 1、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 马克思—物质生产的发展 迪尔凯姆—社会分工 韦伯—思想观念 吉登斯—这些观念都是把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不是现代社会实现结构转型的唯一力量,除了上面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力量,即国家形态的变化。 · 国家的概念:“凡是国家都会牵涉到对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方面实施反思性监控”,反思性监控被吉登斯看成人类社会行动的能动性的突出表现,也是社会结构具有二重性的根本原因 · “国家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种政治组织:它的统治在地域上是有章可循的,而且还能动员暴力工具来维持这种工具”:国家是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国家的统治是有空间范围的;国家具有暴力性质 · 吉登斯从反思性监控、组织化和制度化、地域性和空间范围、以及表意象征和法律道德等方面开展对各种国家形态的历史性分析,把国家形态分成三种: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 · 这三种国家形态依次更替,实质是人类社会从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结构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结构化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变迁的社会发展过程。 · 传统国家:吉登斯认为其主要特征是分化和裂变,“阶级分化的社会”。“传统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它的裂变性,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如此有限,以至于政治机构中的成员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古希腊城邦、欧洲中世纪封建王国、中国封建帝国等都属于传统国家。 绝对主义国家 · 16-17世纪,欧洲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专制主义国家),吉登斯认为这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形态 · “绝对主义改变了一切”,表现在: (1)行政力量的集中和扩张—消弱和取消封建君主的行政权力,而以地方长官、市政行政官署和中央政治机构等制度或设置来行驶集中化的行政统治。 (2)新的法律机构的发展:以非个人方式适用于所有社会等级的法规日益增多;法律开始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刑法和国家机器加强了国家主权观念所用的制裁方式的变化,不仅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的集中控制,也加强了国家主权观念 (3)国家加强了中央财政管理,税收的征集更加严厉 民族-国家 · “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锁住征得联合体之中,他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依靠法律以及对内外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全球性、垄断性和暴力性等特征 · 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意味着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结构转型,作为这场社会转型的现实基础是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增长及其控制方式的变化。而推动这种增长的直接因素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 · 推动民族—国家或现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效应 ·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多层面因素的问题。从制度结构上来看,民族—国家中的现代性表现为四种维度:监控体系、私有财产、军事暴力和自然的改造。 · 私有财产:自有财产制度的确认,不仅支持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而且是资本主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领域同政治领域分开 · 多元政治:社会各阶层形式有多种选举、机会等权利,但民族—国家处于垄断本性,不允许权利的放任自流,于是建立严密而高效的各种监控制度或体系 · 军事暴力或武装力量:当军队、武装警察等由国家控制时,他就成了在社会体系中扮演强力控制的角色 · 自然的改造:指技术和工具为手段的物质生产或工业生产,它改造了自然面貌,实现了人化环境,现代社会的都市化、城乡分离的消解,是工业生产改变自然、创造人工环境的突出表现。 · 四种现代性制度是控制阶级对立、民主权利、社会秩序和工业生产四个领域的措施,四个领域都是人的活动领域,面对现代国家的四种制度控制,社会成员开展了四种针对性的社会运动。 · 从这里可以看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制度并非能够顺利实现,他们面临着社会成员从不同层面展开的反抗,并且这些反抗像他们所反抗的制度一样,也是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它们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反对现代性制度的社会力量,只是内部蕴含着种种矛盾关系。 · 登斯指出,在这四种社会运动中可以分析出四种公民权利,四种社会运动发生的实质是公民根据自己的权利而对剥夺他们权利的制度展开的斗争。这四种权力分别是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市民权利和道德律令。 · 从这三个图式可以看出,吉登斯认为阶级对立同经济权利、政治监控同政治权利、军事武装同市民权利、改造自然同道德律令,是现代社会或现代性中包含的四种基本矛盾关系 · 矛盾的两极是民族—国家同公民或社会矛盾,矛盾的展开形式是四种社会运动 六、现代性的社会与自我 · 从社会结构专心研究进入到个体心理结构变化的研究 · 《现代性的后果》和《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 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何改变人们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进而引起人的自我意识的深刻变化,然后又以变化了的心态去重构现代社会 1、现代性的生活特征(动力机制) (1)时空分离 在前现代社会,时空观念都同特定的时空点,位联系在一起,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人们凭借媒体,交通运输工具,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自己存在的时空范围,而且出现了"不在场". (2)抽离化机制 所谓"抽离化", 指人们超越时空限制而建立了远距离的社会关系. 两种类型:一是符号/象征标志,二是专家系统。--超越具体事物达到一种一般性或普遍性 · 在吉登斯看来,时空分离和抽离化机制的形成必须借助于信任,没有信任,人们不可能在空虚化时空中进行交往与沟通. 注:区分信心与信任 正因为信任同时空分离和抽离化机制如此密切相关,所以,当人类社会进入到晚期现代性时(late modernity),时空分离和抽离化走向了极端,信任也达到了极端.没有信任以及信任的丝毫移动都会导致现代性后果——灾难的发生. · 信任建立于虚空,风险又寓于信任。现代社会生活的双重危险逼迫现代人处于一种紧张的精神状态,这种紧张和冲突也是现代性的动力:制度反思性或现代性的反思性 (3)制度反思性:定期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 现代性的反思不是现代人对自我行为监控的一般性自我意识活动,而是针对现代社会秩序、规则和制度的反思,而这些被反思的对象又都是在知识的作用下形成和变化,因此,反思现代性或现代性的反思既是制度的反思性,又是知识的反思性 高度现代性的各种可能性--乌托邦现实主义 现代性之 制度性层面 全球化趋势下的 乌托邦的现实 制度性层面 的全球化 正面或负面发展 主义的选择 后匮乏市场系统 全球资本主义 劳工运动 后匮乏市场系统 资本主义 经济体系 经济崩溃 科技人性化 国际性劳动分工 环保运动 科技人性化 工业主义 环境破坏 军备力量 全球化军事秩序 和平运动 非军备化 核战爆发 监控能力 民族国家系统 民主运动 多层民主参与 极权主义 吉登斯的著名概念:乌托邦的现实主义 这是一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混合:首先它是一种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对现代性的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但是,它又是乌托邦的,它保留了前人的那些理想。 七、超越左和右 吉登斯的政治理论—《超越左与右》 · 讨论:如何理解左派?右派?左倾?右倾?左翼?右翼? 当代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反思的现代化阶段,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解传统化的进行以及个人自我反思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崭新的、潜在破坏力更大的人为不确定性。政治光谱中的左、右两大阵营都无法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以及有效的对策,因此必须超越左右的认识局限,综合众多理论,建立新的理论出发点,以此来制定能够解决当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 吉登斯在本书中主要观点有三: 1.左和右,激进与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们各自的反面。当我们使用“左”“右”这些时,我们实际上是假定了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即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历史中心。在中心的这一边,人们称之为“左”,在中心的另一边人们称之为“右”。 吉登斯在对保守主义的各种形态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左和右的说法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必须超越左右的认识局限。 2.吉登斯在本书中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提出了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理论。 在书中,吉登斯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接受了凯恩斯主义而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方式,而社会主义也正在借鉴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和单一了。 3.论述了他认为要重建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 (1)修复被破坏了的团结,即重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关系,修复被极端利己主义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 (2)从左翼和自由主义的解放政治转入“生活政治”,关注人类在一个开放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问题 (3)结合反思社会的出现,推行积极的信任、提倡一种能动性政治,使个人与团体、国家与公民社会建立起积极的信任关系,以便解决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 (4)在全球化和反思的社会秩序中,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建立一种对话民主的社会制度 (5)建立一种积极的和反思的福利国家做好准备,并将其与解决全球贫困联系起来; (6)通过对话解决包括战争、价值冲突和性暴力在内的各种暴力问题 · 他试图通过这个方案,在左翼与右翼、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种融合。 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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