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四大经典传世著作

中医四大经典传世著作 一、《黄帝内经》 《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其中医经有:《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除《黄帝内经》外，其他医经均已亡佚。因此，《黄帝内经》便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了。 什么是医经呢,《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指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剂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这就是说，医经是根据人身的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情状，用以阐发百病的根源、死生的界线，而度用适当的针灸汤药等治疗方法以及如何调制各种适宜的药剂。最好的药剂之功能就像磁石取铁一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高明的医者违反医学理论，致使当愈者反剧，当生者反死。简言之，医经就是阐发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医学理论之著作。所以称之为“经”，是因为它很重要。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则、一般必须学习的重要书籍称之为“经”，如儒家的“六经”，老子的“道德经”以及浅显的“三字经”之类。所以称“内经”，并不是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像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为言而已。 《黄帝内经》并非黄帝所作，纯属后人伪托。这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我国医药文化发祥甚早。 《黄帝内经》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呢,宋林亿、高保衡等认为:“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邵雍认为:“《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程颢认为:“《素问》书出战国之末”;司马光认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歧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朱熹也认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明方孝儒认为:“皆出战国、秦、汉之人”;方以智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清魏荔彤认为:“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综上所说，将《黄帝内经》之成书定为战国时期是较为可信的，但也不能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灵枢》八十一篇尽出于战国。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以上仅仅是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上加以归纳分析所做的判断。其实还可以从《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内容特点、先秦古韵等诸方面论证《黄帝内经》的绝大多数篇章(也即《黄帝内经》的主体部分)成于战国。限于篇幅，这方面的论述只好从略了。 二、《难经》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秦越人撰。“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 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三、《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撰人不详，“神农”为托名。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均录“神农本草，三卷”，宋《通志?艺文略》录“神农本草，八卷，陶隐居集注”，明《国史经籍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清史稿?艺文志》录“神农本草经，三卷”。历代有多种传本和注本，现存最早的辑本为明卢复辑《神农本经》(1616)，流传较广的是清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1799)，以及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1844)、日本森立之辑《神农本草经》(1854)。 神农，古传说中“三皇”之一，传称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书名冠以神农为尊古之风的假托。现行本为清孙星衍、孙冯翼辑。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又字渊如，清代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第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等，一生博览群书，贯通经史、训诂、诸子、医药，除辑本书外，尚有《素女方》、《秘授清宁丸方》、《服盐药法》等著，于古代医籍整理多有贡献。 书凡3 卷，载药365 种，其中植物药252 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根据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立为3 卷分别论述。卷1为“上经”，论“上 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卷2 为“中经”，论“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赢者，本中经”。卷3 为“下经”，论“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本书系统地了我国秦汉以前的药学知识和用药经验，为中药学和方剂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仍是研究中药和方剂的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首先，在药学方面，所论365 种药物的疗效真实可靠，至今仍是临床常用药;创立了药有“四气”、“五味”的理论，和药分上、中、下“三品”的分类方法，并反映了部分化学知识。其次，在方剂学方法，指出药可单用亦可组方配用，创立了药物之间“七情合和”理论和组方配伍的“君臣佐使”原则，总结了丸、散、汤、酒、膏等基本剂型。再次，在用药方面，提出了辨证用药的思想，所论药物适应病症达170 多种，对用药剂量，时间等都有具体规定。 《神农本草经》标志着中国药学的诞生。后世对它进行注释、补充，形成了众多的本草文献。较早的有汉魏之际的补注本《名医别录》、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494 )，后有明缪希雍撰《神农本草经疏》(1625)，清代张志聪撰《本草崇原》(1663)、徐大椿撰《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736)、邹澍撰《本经疏证》(1837)，今有尚志钧著《神农本草经校点》(198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