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扎女婴、

针扎女婴、 针扎女婴事件总体而言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当然不是说像非洲大陆那样因粮食歉收导致绝对贫困，而是指女孩子在一些家庭、家族的经济地位中缺少“竞争力”。 10月28日上午，被扎16针的山东聊城女婴子萱在北京儿童医院进行首次手术，所有针全被取出。而此前3天，聊城市政府通报，警方已经锁定子萱的舅妈刘洪云为针刺案的犯罪嫌疑人。不过，就在通报前一日，刘洪云在家中吞服农药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血缘关系的阴暗面 聊城针扎女婴事件之所以刺痛公众神经，一是受害者子萱是一名只有11个月大的女婴，施暴者如何忍心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毒手,二是施暴手段残忍至极，小子萱的母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她曾先后从女儿腹部大腿等处拔出4根针头，其中第三根从大腿处发现的针头为空心医用针头。另外12根钢针，则插满子萱的臀部、腹腔、骨盆等各个部位。 更让人不安的是，大数据时代的联想功能为我们提供了同类事件的详尽数据。从2002年到2013年，山东潍坊、广东虎门、辽宁大连、江苏淮阴等地共发生过十几起类似事件。在这十几起事件中，有的难以追查，成了“不解之谜”。有的案件虽然告破，但残酷的真相让人难以承受。因为，这些已告破的案例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规律”:即事件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和亲友之间，施暴者多是至亲。如2002年发生在山东潍坊的针扎事件，原因是婆婆与前儿媳产生矛盾，婆婆将5根钢针扎入前儿媳次女的身体中。此外，2013年哈尔滨女婴肝肾被扎透事件中，施暴者则是仅1个多月大的婴儿的父亲。此类发生在家庭和朋友中这样值得信任的圈子内的犯罪行为，被荷兰人类学家彼得?盖斯谢称为“血缘关系的阴暗面”。 聊城针扎女婴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舆论开始反思事件“背后”的成因，有人说是重男轻女思想作祟，有人说是封建迷信等。我一位老友在“新浪观察”上发的专栏文章《针扎女婴背后是人性沦陷的乡村》提出警告，“现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绝对不是只有朴素纯净美丽的田园风光，那里同样深植着无数令人为之惊惧的人性幽暗，一些地方的乡村很可能正在成为人性沦陷的封闭地带。” 我钦佩老友的敏锐观察，然而，三个原因使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一、尽管针扎女婴事件大多发生在乡村社会，但“乡村”并不是该事件的惟一地理标签，一些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也发生过同类事件;二、中国的乡村地域广大，贫富差距悬殊，有些富得流油，有些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同类事件发生的概率与经济状况的好坏存在一定关联;三、同类事件虽然不是孤例，但终究只是个案，并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很难让人以城市或者乡村而一以概之。 联想到“猎巫行动” 除了法治、教育以及地域与地理等方面的成因，还有人从文化与传统方面来反思针扎女婴事件。网易“另一面”上的专栏文章《“针扎女婴”源自上古巫术遗毒》，就是一篇另辟蹊径之作。文章介绍，自春秋战国以来，民间“杀头胎女以求下胎生子”的行为便蔚成习俗，至清末民初都屡禁不止。而根据上古巫医理论，针扎人体可驱鬼治病，萨满教等作法时也会用桃钉等尖锐物钉刺人体。按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解释，这种古老的“交感巫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如2009年，巴西一男子为报复前妻，按照当地伏都教的巫术，他将两岁的继子当成“巫术人偶”，偷偷往他体内戳进了50根缝衣针。而根据作案人的口供，2013年哈尔滨针扎女婴案便是迷信此类巫术遗毒所致。 “交感巫术”的典型，是坦桑尼亚密图地区的“猎巫行动”。密图地区是该国疯狂的“猎巫行动”的中心，在密图所有已的谋杀案件中，有半数都是杀害“女巫”案。而在坦桑尼亚全境，此类谋杀案每年都有上百起。和针扎女婴事件一样，“猎巫行动”也是发生在家族内部，对可疑“女巫”进行残忍攻击，多以祖母和年老的姑母为目标。受害者被弯刀砍伤头部、颈部和肩部而死。那些侥幸逃离的女性躲进灌木丛后，被暴晒致死。 因为家族内部的“猎巫行动”具有阴谋性质，使得权威机构的犯罪调查得不到任何进展。坦桑尼亚前总统姆维尼1987年视察密图地区时苦口婆心地敦促当地人结束这种残忍的猎杀行动，但总统的肺腑之言并未得到当地人的响应，杀害“女巫”事件仍不断发生。 寻找破解之道 当时，也有很多人将“猎巫行动”归结为坦桑尼亚人的传统宗教信仰，并试图从文化、教育方面寻求破解，但两位年轻的美国学者雷蒙德?菲斯曼和爱德华?米格尔不同意这种“权威”观点。他们在《经济黑帮:腐败、暴力的黑帮经济学》一书中提到，“某些看似根植于文化和传统中的事物，实际上可追根溯源至生存的经济法则。一旦我们认识到看似随意的暴力行为背后隐藏着的经济动因，我们就能够运用我们掌握的经济方法来解决相关问题。” 通过对密图地区67个村庄的调查，这两位学者发现，几乎所有“猎巫行动”中的受害者都来自生活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家庭。而且，杀戮也不是随机出现，杀害“女巫”事件大多集中发生在天气条件较差使粮食歉收进而导致家庭收入骤减的年份。如果平均分配食物使每个人获得能量补给都处于“生死线”之下，那么，平均分配法则就意味着向每个家庭成员都宣判了死刑。在回答这个令人肝肠寸断的问题时，年老的女性不幸抽中了下下签。 既然“猎巫行动”确实存在经济动因，那么，解决之道也应该遵循经济法则。两位学者给出的“具有可行性的办法”，不仅是严厉的惩罚和破除迷信教育，同时也为年老女性提供定期补助金或者社会保险。如此一来，年老的祖母和姑母们就从家庭的经济负担转变为家庭净资产，为了能从政府手中拿到钱，亲戚们无不渴望她们健康长寿。 这一“具有可行性的办法”在南非得到了检验。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南非的北方各省设立巨额补助金项目按月为老年人提供收入后，“猎巫行动”就完全消失了。 回到针扎女婴事件，也许不同的个案有不同的成因，如家庭成员间的恩怨，或者重男轻女思想，或者传统巫术的遗留等，但总体而言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当然不是说像非洲大陆那样因粮食歉收导致绝对贫困，而是指女孩子在一些家庭、家族的经济地位中缺少“竞争力”。如果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额外照顾”，都能得到一份可供他们健康成长的经济保障，那么，所谓的重男轻女思想，所谓的封建迷信，所谓的传统巫术，都会受到彻底的冲击。 爱护并保护我们的孩子吧，无论男孩还是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