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则死开则活

闭则死开则活 ()() 黄家蕃 唐睿宗时(684年)有外商往“海南”诸国(今东南亚半岛)和狮子国采购奇珍异宝和聘请医士供奉内廷的建议。开元时期(714——741年)，广州设“市舶使”，专门收购外国商品，抽收船舶规费。李 勉任岭南节度使，廉洁自奉，故每年来广州的“西南夷舶”达四十多艘。故唐朝中国“四口岸之中， 以广州为最大”，此故，南海殷富，天下罕匹，凡为南海(官）者，靡不捆载而还?”。可见官吏清廉，也是促进口岸贸易发达的主因，反之，就将成为外贸发展的障碍。 两宋时期，赵氏政权以宽仁著称，尤对商业政策最为宽弛，及至南宋偏安，支撑政权的财经收入， 多赖外贸之利。元朝统治者者螭起于游牧民族，固然恃某强悍勇猛时武功，但不能排除元朝统治者重 视发展商品经济，“以通商以为灭人因之利器”的因素，故元朝市舶之盛，与元世祖”锐意扩张海权” 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中国商业史》)。 赵宋结束五代老国割据局面统一全国之后，以豁免商税为首要任务。宋太祖即位颁诏：“所在不 得扣留行旅”“榜商税则于务门，无得擅改增损及创收”，公开税法，禁止官吏增收商税。还特别给予 岭南地区贸易的优惠政策，简化市舶管理手续。元丰五年(1080年)，皇帝听从广西漕运官吴潜的建议，改进了原来几台浦口岸的出口货，都由广州市舶“请行”改为就近验放，外贸管理体制日渐简化和完 善(《宋史》卷186《元史?食货志》)。这种便商利民措施，是使南海地区商业发达的重要原因。 南宋以后，国势日衰，半壁江山，政权赖以维持的原因是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经济实力的来 源，则大部靠南海贸易进口香木的官方专卖和抽取税收。据日本人桑原质藏考证：“南朱在国际贸易 上的收入最盛时，达国库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其中以广州之收入为最多。”故广州、南海地区便成 为南宋政权的摇钱树，给予相当的重视，并制订了许多具体有效地促进南海贸易的政策措施。绍兴六 年(1l36年)，听从泉州知州奏请，以官爵厚禄来奖励组织进出口贸易有显著成绩的人员，其办法是， 凡招徕外商与中国贸易达成交易，官府抽解货物价值达五至十万贯的，不论中外人员，均补授官爵， 例如大食国番商咔辛，从困外贩入乳香值三十万缗，纲首(组织货物、招徕外商的为首者)蔡景芳招诱 舶货”(相当如今婚经纪人联络外资(货物)成交)使官府获得“息钱”九十八万缗的，各人均补授“承 信郎”官职。对于市舶司工作人员，对外联外商贸易，官府有利可收的，均擢升有差．致使当时对在 南海从事外贸业务有显著贡献的人，“侥幸”得官者为数不少(《宋史?食货志香》)。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政权十分重视发挥国内商品资源优势，严格控制金银外流的做法。下臣建议： “以金银博买(采购洋货)，泄之远夷(金银外流)为可惜”。于是改用丝织物和瓷器漆器工艺品与外商交换，而且出于对方的自愿，不搞迂就媚外，这种立足国力，既主动积投又不卑不亢地维护国体的政 策是值得称道的。 如上所述，元朝之所以能立国，实以通商为前驱，以兵戎为后盾，故说元朝以通商起国亦无不可。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锐意对海外的扩张。元世祖曾命中书右丞索多等奉玺书十通，招谕外国前来朝贡。 于是海外诸国如马儿宪、俱蓝都先后来朝。随之，中国的回回商贾，流布中外，元统三年(1335年)， 诏谕安南国王陈光丙可以遗发其国内的回鹘商人前来中国通商。可见元朝的海道贸易是十分频繁的。 海外贸易的发达，促使市艄有相应的措施，元朝市舶之盛，尤以泉州为最。而南海方面的广州， 仍属全国七所市舶中之一所。元世祖时期(127l——l294年)，中国口岸贸易的中外商货，都由市舶司 管理验放征税事宜。其征税率是按货额征十分之一的实物，如贱价货则征十五分之一。商船返航，则 由市舶司发给凭照，注明经过的口岸、商品种类数量和停留时限等。管理的严密，相当如今的海关。 亦可见元朝海上易易之盛况了。 搏易场是商品的交易市场。宋朝南方内地物资交流十分活跃，著名的博易场有横山和钦州等处。 据周去非《岭外代扎》说，横山(今广西田东平马镇)博易场，既有云南商人贩来的大理马匹、麝香、胡羊、长鸣鸡和土特产、工艺品、药物等；又有广西商人贩卖的锦缯、豹皮和官府专卖从廉州运来交 换马匹的海盐。 咸平三年（l000年）和绍兴二年(1132年）先后下诏开廉州和钦州如洪寨博易场与交趾互市。重和元年（l118年)，广西帅臣在钦廉开设驿场多处，“令交入就驿博买”。故钦州博易场算是南方仅次于横山的最大博易场了。据《岭外代扎》记载，钦州博易场在城外东江驿，交趾人多以鱼蚌、金银铜 铁、沉香、犀角和象牙等物来换取纸笺、粮食、布匹之类，国内来此贸易的货物有钦州土产的布匹食 盐；还有远自四川运来的蜀锦来换取进口的香木，蜀商每年到钦州一次，每次成交额都很可观。因此 从钦州进口的香木，运销金国，有“钦香”之称。南方博易场的兴盛，大大促进了钦廉地区商品经济 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大西经济的繁荣(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