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建国六十年的外交

浅析中国建国六十年的外交 内容摘要：建国六十年以来，中国的外交目标和政策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不断调整，但一直坚持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与主要大国协调合作，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这些重要的外交活动，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找到理论依据。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中国作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将一如既往地发展同一切友好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懈而努力。 关键字：六十周年 外交 和平 发展 马克思主义 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走过了六十年。在这六十年的外交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与主要大国协调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六十年里，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外交道路，一条大国之路，在外交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多边外交能力，在国际事务中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活动，使得来自周边地区的威胁在六十里得到逐步消除或降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得到改善。 1953年，在与印度谈判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为中国外交关系新局面的打开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对华推行敌视政策。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不能发展正常关系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先发展中日民间关系，以民促官的政策，推动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一直以来，中国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以中日关系相关文件精神为基础，警惕和克服危害双边关系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保持了中日关系的大局稳定和总体上良好的发展势头。 2001年，中、俄、哈、吉、塔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原理要求我们要善于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要想在建国后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就要求中国正确处理邻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睦邻友好。所以，针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重要历史遗留边界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积极开展与邻国的协商谈判。进入新世纪，中国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参与促成多边机制，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由此可见，六十年来的中国顺应潮流，正确把握邻国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为发展自己营造了和平友好的环境。 二、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亚非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和与中国有相似的历史遭遇。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支持援助在争取独立的亚非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它们赢得独立后，中国与它们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了频繁的互访。在国际上，中国也与它们互相支持。 1955年，中国积极参与在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的政策，化解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疑虑和误解，开启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新历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坚持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使日益扩大的经济关系成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纽带和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广大亚非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关系迈上新的台阶，合作机制日益充实完善，互利合作不断深化。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事物是永恒发展的，发展的实质是指事物的前进和上升，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结合国家的情况可以看出，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必然引起国家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我国必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团结合作，才能与实现广大发展中共同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和提升。 三、与主要大国协调合作 中国与主要大国求同存异，坚持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和争端，扩大利益汇合点，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关系。 在与主要大国的协调合作中，中美关系的改善的意义尤其重大。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虽然对美关系在经历一系列严峻考验之后，一度进入敏感期，但是中美不断克服困难，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不失时机地缓和了中苏关系，在80年代末最终实现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中国妥善应对了苏联解体后的复杂局面，使中苏关系在苏联解体后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此后中俄高层互访频繁，使中俄双方在各个领域都展开了全面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在欧洲共同体演化为欧盟以及欧盟扩大的进程中，中欧关系一直平稳发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卓有成效。 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加强了经济外交，在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将政治上的友好互信同经济上的合作交流结合起来，维护和扩展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际市场以及资金和技术来源。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引起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和美国等主要大国是处于矛盾关系中的对立双方。在处理矛盾关系时，中国和这些主要大国求同存异，在矛盾中不断磨合调整，谋求了自身的发展。 四、在国际舞台发挥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中国参加了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打开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发挥积极了作用。 1971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交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2001年，中国成功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通过了《上海共识》，这次会议是中国迄今举行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外交活动。 2001年，在卡塔尔多哈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处理地区冲突问题上，中国坚持和平谈判，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的原则下，派出维和部队进入热点地区；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上，中国积极外交磋商；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时，尽己所能提供援助；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在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问题上，积极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六十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断提升。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看，我们必须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归根结底是要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学说为中国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现实的道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正确认识自身的位置，正确认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可以看出，建国以来的六十年，又可以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从外交上看，前三十年是反对大国威胁、巩固独立、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十年；后三十年，中国外交已经有了牢固和坚实的基础，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周边环境，促进发展的三十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中国成立之初，较为薄弱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定位在巩固政权，维护主权上。而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基础日益雄厚，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发生局部变化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的外交目标从求生存转向求发展，外交主导思想从立异转向求同，外交主导面从斗争转向合作，这些政策的转变，折射的是理性大国思想的发展，是新中国发展外交的必然路线。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生巨大作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围绕这一思想展开的外交活动，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还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在中国六十年的外交中，对外民间交往奠定了友好的民意基础，对国家间官方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至关重要。而重要历史人物，也对历史发展有深刻影响，甚至有时能够决定个别历史事件的结局，从而导致历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六十年的外交中，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杰出中国领导人，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在中国的外交中指明方向，起着领导核心作用。 外交上的重大发展，反映的是一个大国的成长之路，是一个大国的崛起之路。 回顾这六十年外交的重大事件，中国用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倡导的是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方针政策，是和平崛起的国家。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加强，中国正以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姿态展现在国际舞台上，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1]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4]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顾关福.《战后国际关系》.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