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恻隐之心”能推导出“大爱”来吗？.doc

孟子的“恻隐之心”能推导出“大爱”来吗？.doc 孟子的“恻隐之心”能推导出“大爱”来吗, 儒家关于“人性本善”的观点，最早、最清晰的述来自于孟子。如今国学重新受到追捧，于是有人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普世价值，也有大爱，其根源就是儒家的性善论。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孟子是如何论证“人性本善”的吧。 孟子认为善心源自于“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所谓“端”，是小小的源头，未扩充之前它是微而不易见的，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高下之分，也就在此几希的善端。庶民与君子的分野也只在于善端的“去、存”罢了～因此，人皆可为尧舜。 如何证明有这几希的善端呢,孟子以人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来证明。孟子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此处孟子强调“乍见”二字，是假设人在毫无思考余地情境下的立即反应，孟子认为这才是人心的直接裸露，才是与生俱来的“本心”。因为，当有思考时间时，功利的价值观就会影响判断。 奇怪的是，孟子并未论证其余“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与生俱来，只是强调“恻隐之心”与此三者一起成为仁义礼智之四端，该四端与人之四体一样，都是天赋。人心因有仁义礼智故谓心善，因人之心善，而谓人之性善。 我赞同孟子关于“恻隐之心”与生俱来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内心体验到，而我自己，恰恰就是一个同情心泛滥的人。我认为，这种同情心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不得不通过互助来抗拒灾难因而进化出来的本能。 然而，这种以“恻隐之心”为标志的“善端”能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大爱”吗,是:不能。 首先，“恻隐之心”在时间上难以持久。因此孟子才强调“乍见”，如果时间足够长，本能的同情就会变质为功利的同情。孟子以为天赋善端的人后来却会去做恶是因为后天环境造成，其实他没有认识到这一念之仁即使存在，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其次，“恻隐之心”在空间上难以扩展。同情心主要表现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通过设身处地地联想，别人的痛苦变得具体化、形象化，引起自己的共鸣。“设身处地”正说明“恻隐之心”是受空间和个人经历限制的。所以儒家才提倡由近及远的爱、差等的爱。所谓“百善孝为先”，是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家庭里的“孝”最容易被人设身处地地联想从而引发同情。但这种善心一旦走出了家庭、部族、乡土，就迅速衰减。中国人讲究内外有别，对陌生人往往非但不同情，反而很冷漠，就是这个道理。 再次，“恻隐之心”不能提升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孟子认为庶民与君子的分野仅仅在于善端的“去、存”，似乎存善端、为君子是很自然很容易的事。但事实上呢,古今中外，成为孟子所谓君子的有几人,要把那一丝善心巩固、升华，是需要极大的毅力和极高的智慧的，世俗之人对此即便有向往之心，也只能望洋兴叹。 最后，“恻隐之心”要成为实际的利他行为，不能最终摆脱利害权衡。孟子所举“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也只能说明人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并不能说明人人皆会施救。这其中，“将入于井”的“将”字很关键。若儿童只是“将”掉而未掉进井里，那么，挽救他是举手之劳的事，此时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拉一把。但若儿童已经掉进井里，则井口的大小、井水的深浅、天气的冷暖、“乍见”者的体力强弱、旁边是否有目击者等等，都会影响到其会否施救。可见，恻隐之心要成为实际的善举，行善的“成本”与“收益”之比较是决定性因素。当然，此处所谓“收益”绝非仅指物质利益。 总之，孟子的恻隐之心并不能推导出人类的无私大爱。 我认为，大爱不能植根于“一念之仁”，正如高楼不能建造于沙土之上。大爱必须以更永恒、更普遍的人性为基石，那就是“自利”。人之生，以自利为本;人之存，以互利为要;人之升华，以忘利为先;人之灭亡，以争利为源。我们倡导的普世价值，首先是要承认生和存的权利，要避免过分争利导致灭亡，最后人类才能升华到忘利的“共产主义社会”或“极乐世界”。在此之前，无论是西方文明鼓吹的“博爱”，还是东方文明宣扬的“大爱”，都毫无意义，只能沦为政治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