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大学的日子

想上大学的日子 我整个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想读。我不止一次写过这件事，其中有篇散文的标就是《想读书》。 中学毕业是1974年，那时候的程度非常低，差不多就是文盲了。印象最深的是初中毕业，班上很多年龄略大一点的，初中毕业就可以去工作。他们很高兴，早工作早拿钱，日后的工龄也相对长了。我的年龄得继续上高中。高中是两年半，整个高中期间，每年学工一个月，学农一个月，还要军训，几乎没好好读过书。整个中学给我的印象，是到临考试前背一下课本，当时能这么做，已经是好学生了。 读中学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读书有什么用处。那时候上课，也批判“读书无用论”，但根子里。大家都觉得读书确实无用。事实上，我们都是很快乐地享受了这种不用认真读书的日子。高中毕业以后。当了工人，才意识到原来还是读书有趣。 我进工厂，应该说是皆大欢喜。虽然是个非常小的小厂。但是面对知青要下乡的大背景，这个二三百人的小厂，就是个很不错的单位，而且我的工种也不错，是钳工。产生想读书的愿望，是在进了工厂以后。说老实话，当工人并不好玩，成天和机器打交道，那种完全机械的工作。很快就会让人感到厌倦。那时，我只是单纯地想读点书，想学点东西。想上大学的念头是后来逐渐发展的，从一点点，到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没法克制。到最后，那愿望竟然会是那么强烈，甚至超过了性的冲动。那年头，有的女知青为了上学，不惜出卖自己的贞操，不少大队干部，也就是因为手上有着让别人上大学的名额，理直气壮地就把人家好端端的姑娘给睡了。我想我当时要是女孩子，真遇到这样的事，怕是也不能幸免。想读书的念头太强烈了，足以让人失去一切理智。贞操诚可贵，大学价更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似乎是件物有所值的买卖。 想上大学。不想当工人，那是恢复高考以后的事。记得当时很兴奋，因为我们是在夜校知道这个消息，整个夜校都沸腾了。很多想读书的傻瓜，都集中在夜校里，大家奔走相告。我敢说，后来的很多人才，后来考上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在夜校里读书的这些人。 当时就是一门心思想上大学，读什么无所谓。一开始是准备考理科。我在中学时。自我感觉化学很好，于是就想到了要学医。化学和学医究竟有什么联系，也没想明白。反正一听到恢复高考，机会来了，很自然地就机会主义起来。连忙拿起化学课本，还专门去一个老师那里补习数学。很多人都奇怪，为什么没有想到去考文科，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断地回答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考理科更顺理成章。自从懂事以后。家里的大人都反对我学文科。当时想读书的欲望太强烈，不能读书意味着世界末日。于是就临时改考文科了，匆匆上阵，第一年虽然参加了复试，结果还是落了榜。落榜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因为我发现自己很笨，很糟糕，根本就不是上大学的材料。我只是个想读书的痴心汉，非常非常想上大学。但是对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并没有什么信心。我从来就不是个信心十足的人，如果我有信心。就不会出现又考取工人大学的那个波折。七七和七八两级学生之间，实际相差只有半年，而在这半年中，市机械局系统办了一个正式的工人大学，对各个工厂的青年工人招生。过去是厂里推荐。这次却要经过正经八百地报考。考上了，由厂里出钱。读三年，于是我就去考了。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热处理专业。 这是个有趣的插曲。可最后并没有去读这个学校。事实上。我不过是去上了一天课。当时也没什么重点大学的概念，我放弃的具体原因，至今也说不清楚。只记得那天去上课，感到很孤独。谁也不认识，下课时，别人都在那侃侃而谈，我却仿佛被谁遗弃了。第一天上课的感觉非常不好。热处理专业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都 冒了出来。过去，我只是单纯地想上大学，只要有书读就可以，现在。我突然对自己的真实想法有所怀疑。面对前途，我感到一大片空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我和这个专业没有缘分。 那天晚上回去以后，我没跟我父母商量，这种事用不着商量。幸运的是，我性格中那种遇事不在乎的一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天，我没去上课，而是去找我们的一个副厂长。问他我能不能不读这个学校。他开玩笑说:“钱都交上了，你怎么能不读呢?”我就说:“那钱我来赔好了。”他笑着说:“不得了。就你们家钱多!”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感激这位副厂长，因为他见我决心已定，突然话锋一转，很严肃地说:“说老实话，你不是这个才，要是让我讲真心话，你就不应该读这个学校，你可惜了。你不是这块料，你应该有更好的机会。” 也许，这位副厂长只是认为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应该去上一个更好的学校。其实我当时只是不想学热处理专业。想学什么不知道，不想学什么是清楚的。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台阶，他的意思是说，你读这个书委屈了。这个学校配不上你。有他这句话，我很轻易地退了学。退了学，除了高考，我已没有别的退路，那时候的用功和发愤，自己想想都会感动。只能破釜沉舟了，坦白说，我对自己最后是否能考上大学，一点谱也没有。当时的压力确实有点大，我这人并不聪明，学什么都比别人慢，于是为自己了一个退路，我想。要是考不上，那就再考，大不了脸皮厚一些。能考几年就咬着牙考几年。 1978年第二次考大学，考过之后，又闹了点小笑话。那时候，南京大学发录取要比别的学校迟。分数早就知道了，还不算太差。我姐对我讲。以这个分数肯定能取重点大学。渐渐地。周围的人都接到录取通知，我却一直没有消息。偏偏在这时候，我母亲单位接到一个电话。是南大招生的人打去的，问这有没有一个叫叶兆言的人。又说这孩子的眼睛不好，是不是因为小流氓打架。接电话的人跟我母亲关系不好，我母亲于是非常多疑，怕她在背后说儿子什么坏话。便找熟人去打听，是拜托南大的教授吴伯匐先生，他和我父母都很熟悉，学问不错，做事却有些糊涂。他也没去认真落实，一本正经地来我们家，说你们家孩子这次没考好，我已经去问过了。没录取，这没关系，下次再考，真考不上。让老叶帮他写个东西，签上孩子的名，发表出去，然后调到文化局去。吴伯匐“文革”前曾做过文化局的副局长，他老人家这么说，是莫名其妙地自说自话，有一种特殊的迂腐。 这个插曲如今说起来是喜剧，当时对我则是当头一棒。我想上大学的欲望近乎有点病态，根本就经受不起这样的玩笑。填志愿的时候都不知怎么填，有人告诉我多填点，把文史哲统统填上，越多越保险。按规定，考生只可以两个选择，我却听了这个，冒冒失失填了文史哲。当时想，录取什么就读什么，能进大学门就行。 结果是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了。能考上大学，真是件很快乐的事，在这之前，所有的快乐都没法和它相比，甚至以后也没有。我填的志愿，第一志愿南京大学，第二是复旦大学，第三是北师大，第四是华师大。最后一个是山东大学。现在回想起来，只要一个不录取，后面的都可能出事。由此可见。当时一方面拼命想上大学。另一方面非常幼稚，都不知道找懂行的人去咨询一下。记得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晕晕忽忽，南大的一切都让我感到亲切。这学校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小时候去看大字报，批斗当时的校长匡亚明，那是童年的记忆。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