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探因

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探因 一、周作人决裂信高屋建瓴 鲁迅有两个弟弟，周作人小他四岁(,,,,?,,,,)，周建人小他八岁。日本留学、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和周作人同居一处，关系极密。两人年龄接近，可沟通处多。 鲁迅是周家此支长子。在中国宗法社会，嫡长子在诸子中享有最高地位，有继承权，父亲去世，长子為家长，诸弟宗之，奉之如父。这种旧习俗，使鲁迅增长大家长心态习气(粗暴踏毁弟弟风箏一事即暴露家长式暴虐心态和专横习气，吩咐作人翻译、建人為他抄书之类亦出自长兄兼家长身份)。 一九零六年七月，鲁迅带周作人去日本，二人同居一室。在他指挥下，作人跟他翻译俄国和东欧短篇小说，二人发生衝突。周作人回忆，一九零八年在日本，“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衝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把小兄弟的风箏，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知堂回想录》“鄔波尼沙陀”) 可见二十七岁鲁迅粗暴专横的家长习气有多凶。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家长身份另一面，是不可推卸的义务。家庭经济需要长兄尽力时，鲁迅回国谋职，供养母亲，帮助在日本留学的弟弟作人。 一九一九年八月，鲁迅在新街口附近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為全家买下一所大宅院，花了三千五百元(修缮费不在内)，约合鲁迅一年薪水。十二月，他回乡卖掉绍兴旧居，得千余元，偕母亲鲁瑞、妻子朱安进京，从此和作人、信子一家以及建人住进这所宅院。 鲁迅兄弟的家庭结构，沿袭中国宗法大家庭模式，各有妻室的三弟兄不分家，收入放在一起，吃饭在一起。鲁迅和周作人收入优厚，每月工资总收入高达六百元(不算稿酬收入)，出门皆坐人力车，实是京城上乘生活水平。 这种传统家庭模式滋生弊端，吃大锅饭只是其一，不过，经济问不是兄弟决裂的原因。假如為经济问题决裂，应当由鲁迅提出与作人一家经济分开，这才合乎情理，因為据他说，他嫌作人一家花钱如流水，而不是作人一家嫌鲁迅花钱大手大脚。从经济考虑，对这个往家挣钱却少花钱的哥哥，岂有断臂决裂之理,即使周作人想从经济上分家，也绝不至断绝关系。研究者们把周鲁决裂解释為经济原因，站不住脚。是人性弱点，导致这个大家庭解体。 周作人与鲁迅决裂，发生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七月三日，二人同去东安市场。七月十四日，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寥寥数字，透露这个大家庭发生异常事。鲁迅性格得理不饶人，且喜絮絮责人，独对此事一生 缄默。周作人同日日记，没有记载。 七月十五日，作人日记:“??子病。池上来诊。”七月十六日记:“池上来疹。迟睡。”七月十七日记:“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说月报》收到。得玄同函。”七月十七日，周作人得知实情。他后来承认，此日日记还有大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决裂原因，后来“用剪刀剪去了”(《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经过一夜思考，心情由震惊、愤怒转而平静，他对鲁迅性格的了解，使他不能以沉默听之任之，他要给这位多年来一直自恃兄长和家长的人一个显示自己人格尊严的明确信息。 鲁迅日记对此一字没有。他在躲避此事。倘是钱财问题，必写也。日记不是给人看的，而是写出给自己解气。然而，性喜负气的鲁迅却一字未写。 七月十八日，周作人态度冷静，似带悲悯，给其兄写一短信，十九日上午面交鲁迅。此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言简意賅，内容有三:一、你的行為，我已知道;二、我宽容你，不想责难;三、今后自重，勿来我家。 此信已露事情性质，绝非经济问题。不过，尚需稍做解析，以求其真。 “鲁迅先生”，口气如对客人，小弟与大家长兼长兄之间关系完全扯平;以先生称，口吻已是对路人态度。 “我昨天才知道”，可见以前不知道，那必是有关人格尊严事体。 删节号“——”，表示那些我已知道、你更明白、不必再披露、以免彼此丢脸的事。 “过去的事”，是说昨天得知的那种事，似含不止一次、而且持续较长。 “不是基督徒”，道出自己不能象个教徒那样忍受屈辱，或宽恕这种事。 “尚能担受得起”，见出此事重大，对他是大伤害，需要“担受”。 “不想责谁”，这里的谁，既可暗指鲁迅，又可含有不是一人单方面事，至少牵涉两方。以作人洞悉人性的目光，自然知道这类事复杂，若想搞清细节，无异再辱一次。此删节号“——”，表示有许多话不必说了吧。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取俯瞰姿态，带一种无奈的悲悯，人是可怜的。周作人懂动物学、爱理斯性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学说，对人性之种种欲望及心理变态表现，了然于心。这话亦包括自己，他是受辱一方，亦可怜也。所谓“人间”，即人，鲁迅一九零七年写于日本的《人之歷史》原题為《人间之歷史》，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亦指出“人”的原文，在日文是“人间”。 周作人对人的卑渺性、可怜性的认识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悯，从他二十岁日记已露思想端倪，一九零五年，甲辰年二月十七日日记:“天下无真是非，以习见与不习见為断。”这一观点，可能与三十年后他投降日本人时的思考和行為相通。下面数语，见识胜过其兄:“以一己之所是非，而以是非人者，非妄人则老学究也。”“世人吾曹觉其可恶，则今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為猿鹤，孰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基于这种对人类可恶复可怜而生的悲悯，遥接十八年后与其兄一纸断交时持的悲悯不究态度，正是这“可怜人”观念。 “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可知此事对他以前的美好希望是毁灭性打击。他以前对人，对兄弟亲情，抱有美好信任之情，对棠棣之华、燕尔共居生活抱美好愿望。不料蔷薇梦不敌丑现实。作人本是手不释卷、目不窥园的书生，不料后院出丑，美梦原是虚幻。 “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虚幻被事实粉碎，才知丑陋人生真面。所谓“真的人生”，是对丑恶的讥讽。他告诉鲁迅，此事使他对人和人生的理解由蔷薇梦落到残酷人生现实。 “想订正思想”，即改变自己以往理想化的想法、态度。 “重新入新的生活”，他对鲁迅、对人生、对大家庭生活持的看法根本转变，因此决定从此换一种思维、环境和态度，开始另一种生活。这里暗示与其兄决裂，走自己的路。 “不要再到后院来”，此话明确告诉鲁迅，不要再进我的后院，那对你是禁区;也透露以前鲁迅常到后院作人家，或许问题正出在这里。周作人在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强调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不许鲁迅插足。这暗示，鲁迅已涉足周作人的家庭和权利。 “愿你安心，自重”，显然深知其兄心性狭小多疑，必至寝食不安，焦虑异常，因此奉劝他勿多心、勿自扰。“自重”一语的反义是轻贱不知自重，可知鲁迅所為之严重。 与鲁迅决裂，是三十八岁的周作人做出的断然选择。这是弟兄亲情的决裂，更是文化的决裂，人生道路的决裂。他从大家长阴影笼罩和?缠下解脱出来，开始个性和家庭的独立，享受心灵的轻松，进入自由意志的宁静生活和写作状态。 二、鲁迅态度消极与携妻自逐 周作人此信，并无赶鲁迅出八道湾之意，不过在大院中把属于自己小家庭的地 域划清楚，不许鲁迅再涉足。脾气执拗如鲁迅者，也不是那么容易被赶走的，况且这房產有他一份，如果不是他自己内急心虚，迫不及待摆脱尷尬窘境，谁赶得走这位大家长呢, 鲁迅从冷漠无语的作人手里接过决裂信，态度消极，默然接受，而不强辩，与跟人笔斗那种不依不饶痛骂缠搅的态度迥异。五天前，他已独自就餐。这个大家庭已濒崩解。他囚于书房，蔫萎了。五天来，他一篇小文没写。他性格錙銖必较、有仇必报、决不宽容，常常强词夺理，却对此事缄默。也许，这五天的尷尬、羞辱、默饮苦酒的无奈，成為此后对他人、对社会疯狂发泄和无情报复的内心驱力之一。迁怒他人和社会，是他对个人耻辱和失败感的补偿方式。 鲁迅日记所谓“邀欲问之”，不过是出于面子勉强作态。他若觉得冤枉，真想澄清，同住一个大院，何必让别人去邀，不自己去谈,作人不来，何不修书与之，滔滔辩之，以表清白,為何默忍青蝇点粪之污，卞和璞玉之冤，刀笔顿失滔滔,為何一声不吭、偷偷搬走, 七月廿六日，即收到周作人信一周后，四十三岁的鲁迅去西四砖塔胡同看房。八月二日，他携妻子朱安，离开住了四年的八道湾大院，搬入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小院。这是鲁迅对周作人信采取的唯一应对办法，即“走為上计”。他思前想后，以為这是息事宁人、摆脱尷尬窘境的唯一选择。 十三年后，鲁迅死前给母亲信，却说“被八道湾赶出”(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离开八道湾、离开北京、厦门、广州，他都说是被迫害。 周建人《略谈鲁迅》这样说:“关于他们為什么决裂，鲁迅没对我说过，周作人写信也没有提起，后来我也没有问过他们，许广平也没有提起过。”鲁迅的母亲也不知原因。此后，鲁迅小心躲避周作人文锋(例如周作人写《破脚骨》《老人的胡闹》等文对鲁迅旁敲侧击)，对之退避三舍。 或者可以说，鲁迅被阴影纠缠，开始回想往事，探索本我，有所反省。例如《野草》中的《风箏》，就是一个变相的道歉;小说《弟兄》也是对黑暗中蠢动的潜意识欲望做的自我省视。 鲁迅自逐，出于内急，非外迫也。他携妻自逐，标志这个大家庭从此崩解，弟兄二人分道扬鑣。这一结果，对二人心灵、情绪和性格之影响截然不同。周作人理直气壮、安之若素，闭门读书、写作不輟;鲁迅愈发仇恨人间和社会，混斗文坛，把各种闷气倾泻他人身上，卷入女师大风波(与许广平有关)、与文坛多人轻啟舋端，缺乏理性论辩、著眼攻击人身，好勇而斗狠，可能皆与满腹闷气有关。又如他起了个笔名“宴之敖”，古怪得像他的复仇小说《铸剑》中的歌，这笔名意思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宴字三部分表示家、日、女，敖字表示出、放。他文字刻毒、鼓吹流血革命和至死衔恨报复，或许可以解释。 周作人不肯透露真相，是為自尊，不愿家丑外扬，面子不好看。不过，从《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的一点说明，可以看出，假如鲁迅不认帐，和他纠缠，他会 回击。鲁迅不“说明”或“辩诬”，自知此弟性格，他读懂决裂信，作人劝他自重。一个不愿斗，一个不敢斗。后人為鲁迅辩解，实属徒劳。 周作人对此事冷处理，亦有这一考虑:“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傖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回想录》“不辩解说〈上〉”) 他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有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衝突，也只简单的记著衝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同上) 周作人晚年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回想录》“不辩解说〈下〉”)。 周作人知道人性恶，对其兄心性及刻毒报复心，知之更深。他在《知堂回想录》“在病院中”指出:“鲁迅平日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会对于任何人有什么情面”;在“不辩解说〈下〉”中，他讥刺地揭露鲁迅的仇恨、暴戾和刻毒:“(鲁迅)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 三、若干假说 关于周作人鲁迅弟兄决裂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经济”或“金钱”说，一种是“听信谗言”或“弟兄误会”说。这些说法都回避决裂的真实原因。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文，持经济说和金钱说。这观点来自鲁迅自辩。鲁迅对她说:“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日本人，名叫信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此言令人纳闷，一则与周作人决裂信所言事，风马牛不相及;再则若纯属经济和金钱问题，很简单，以“亲兄弟、明算帐”态度，分开过就是了;又则，鲁迅的说法夸张，如果信子挥霍，有病总请日本医生(鲁迅生病也看日本医生)，那么作人和信子出于经济考虑也不会跟鲁迅决裂，那不是把摇钱树赶走了么, 许广平曾引述鲁迅的自辩，鲁迅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时，我為你们而回国做事帮助你们，这总算不错了吧,实际上承认“不是”，想将功折罪，拿以前他对周作人夫妇的经济帮助和现在的“不是”相抵。 周作人自日本回国后，鲁迅对信子全家仍有接济，鲁迅日记有按月给东京羽太家寄款记载。这又引出谴责信子為人不好，对不起鲁迅之说法，也增强了关于兄弟决裂出于周作人听信妻子谗言一说。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谈此事，对信子采取片面指责态度，说她“有歇斯台里性”，对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亦指责周作人“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但对决裂的真实原因，许寿裳亦讳莫如深。 郁达夫和川岛谈及此事，涉及周作人信子一方与鲁迅决裂的理由。一九三九年，郁达夫发表《回忆鲁迅》一文，触及弟兄决裂的原因和性质:“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一九七五年，当年住在八道湾的章川岛(章廷谦)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 这样，出现“失敬”说、“调戏说”和“听窗”说。此说越出所谓经济问题或“听信谗言”，涉及性和道德问题，这可能正是许广平(鲁迅未对许说实话或许避讳实情)、许寿裳等人所回避的。 “失敬”一辞模糊，“调戏”是性侵犯行為，“听窗”则属于听淫癖，与窥淫癖构成一对不正常的性心理。偏偏许寿裳谈鲁迅时曾透露，鲁迅到仙台后，在给许的信中，谈同学在浴室窥裸女:“同学佯狂，或登高而窥裸女。”仙台男女浴室之分，隔一道矮木板，是日本人风习，而登高窥裸女者，未必无鲁迅。 对于性问题和性行為，周作人这样看:“从前在《夜读抄》中曾经举例，叙说蔼理斯的意见，以為性欲的事情有些无论怎样奇异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為要损害他自己的健康，那么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这要损及对方的健康或权利，那么法律就应加以干涉。这种意见，我觉得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急进，据我看来，还是很有点合于中庸的吧。”(《回想录》“拾遗〈寅〉”)这是他当年处理与鲁迅关系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