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的生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

“有时我的生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 “有时我的生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 瑞典文学院的电话打过来时，80岁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正在弹琴。他从十几岁时为了抵御“魔鬼”的纠缠开始弹琴;在59岁中风后，琴声成了他最重要的语言。中风导致特朗斯特罗姆的右半身瘫痪，除了能说“好”或表达否认，他成了一个“如麻袋套住脑袋的孩子”，妻子莫妮卡通过动作和眼神读着他的内心。 “但那些很抽象的问题怎么办?”他的中文译者之一的李笠对《LENS，视觉》介绍，当莫妮卡的“翻译”不准确时，特朗斯特罗姆就会显得有些焦躁，叹息。“那巨大的羞辱,裹住你的脑袋，胸部，膝盖,你的身体偶尔活动,但并不因春天而欢悦”，在《像做孩子》一诗中，他写道。 “很可悲也很可怜。”李笠说。20年来，他们每次见面，多是先寒暄几句，拥抱一下，然后就坐在那里互相看着笑――知道对面坐着一位敏感而丰富的人却无法交流，那种感觉很糟糕，像错过一块瑰宝。 诺贝尔文学奖则决定捡起这块瑰宝。这是继1996年的辛波斯卡之后，再次有诗人获得表彰，也是继去年的巴尔加斯?略萨之后，连续授予已有定论的文学大师。略有不同的是，即使不考虑中风的原因，特朗斯特罗姆也是最惜字如金的人之一:至今只有200多首诗(绝大部分是短诗)和少数的散文片段。在今年4月出版的瑞典文全集中，他甚至舍弃了自己的照片，在薄薄书页的开篇里，放的是他收集的昆虫的图片。 毫无疑问，他灵魂的一部分藏匿在自然里。 他在23岁时发表的成名作《17首诗》就献给了风暴、夜晨、浪花、石头、果戈理和梭罗。“他想象着梭罗逡巡在森林里。”作家约翰?弗里曼评论说，此后则“作为一个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自由的人，追随梭罗50余年。但在今年获奖之后，他再想那么做就有点困难了”。李笠把这看做是一句玩笑话:“奖金对特朗斯特罗姆很及时。他的生活一直很简朴。” 在斯德哥尔摩的家中，特朗斯特罗姆接受了祝贺，嘟哝着“很好，很好”。然后把记者交给了莫妮卡，自己则转过身去用他那灵巧的左手叩响琴键。残废的右手折放着――北岛曾形容那就像“一只休憩的鸟把头折到翅膀下”。 他不再能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只在内心扇动着风暴。“北方的风暴。正是楸树的果子,成熟的季节。在黑暗中醒着,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在厩中跺脚”，在平生的第二首诗《风暴》中，他如此写道。 他的家在一栋红砖墙建筑的五楼，需要通过一截黑暗的带勃艮第的墙壁的楼梯和一个古老的电梯。波兰诗人米沃什很喜欢他家的屋顶，那让米沃什“想起在立陶宛的童年”。房间的窗户对着大海，每天早晨他都在听古典音乐中度过。此生，他清寂比热闹多，言说比聆听少。 “我长时间徘徊在,东哥特结冰的田野上,半天不见人影,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在拥挤中,出生，活着，死去,想引人注目……”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缓慢变化中的宇宙”, 李笠第一次见特朗斯特罗姆是在1987年10月。“很亲切，没有诗人通常的那种自恋。瑞典人很平等，一个诗人名气很大并不会带来太多利益”，他对《LENS，视觉》介绍道，当时的特朗斯特罗姆“年轻”、瘦长、风度翩翩，开着一辆有年头的小沃尔沃汽车，对李笠说:“欢迎到清净的小世界来!” 彼时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斯特罗姆还对学者马茨?瑞颖说，他非常不喜欢迎合媒体对他“大诗人”身份的期待。即使如此，李笠仍然难免以崇拜的态度看他，“很多问题都没来得及问出口，他却不能说话了。” 但在中风住院的第一周内，特朗斯特罗姆甚至是享受的。他之前的工作有点辛苦:早 前在青少年教管所从事心理工作，此后也一直以“心理医生托马斯”的身份与酒鬼、瘾君子等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他还要教养孩子，在给他作品的英译者、诗人罗伯特?布莱的信中，他甚至抱怨过:“哎呀，我刚坐下来想沉静一下，我的小女儿又爬上桌子来，把我当做她的玩具……”他还对诗人霍瓦特说，一种嬉戏同时又严肃的心情有助于他写出诗歌来，而空闲和旅行能帮他找到这种平衡，但“我老是没空”。 长期的身体和语言康复训练无果后，他才逐步意识到自己跌入了沉默。莫妮卡辞掉护士工作全身心护理他，给他念书，猜他的想法，以及将他歪歪扭扭写下的文字输入电脑，让他看看，再修改…… 那个很会讲笑话的特朗斯特罗姆消失了，以往总是很安静的莫妮卡不得不变成不停说话以活跃气氛的人。而特朗斯特罗姆在旁边微笑着，观察着。他不再需要用语言来伪装自己。他早期的作品中羞于谈论自己，中期使用“他”来代指自己，晚年刚刚开始坦率地使用起“我…我们”，却又失语了，――或许是回到一个封存秘密的心理学家的位置上去了。 特朗斯特罗姆对伪装十分敏感，“面具”“表演”之类的字眼在作品中频繁闪现。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参与聚会、社交的人，正像他一首诗中写道的:“我必须孤独,早晨十分钟,晚上十分钟,无所作为”，但他将自己的特殊经历融入了全人类的经验，以至于很难去寻觅传记性的痕迹。 他从13岁开始写作，也是在那前后几年，他感受到宗教的压力、对魔鬼的恐惧，并发现了自己对音乐和绘画的热爱，以及对收集昆虫的浓厚兴趣，“总是拿着一只捕虫网在外面跑”。自从做记者的父亲与做小学教师的母亲离异后，他便跟母亲和外祖父母一起生活。作为独子，他得到了长辈近乎溺爱的宽容。他过于早熟、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但除了至亲，并没有太多成年人支持他这一点。他在《记忆看见我》中写道:“总体上我认为我的童年并不好过，但也不是特别糟。”他维持了自己的孤独，又因亲人的保护，而没有滑向北欧艺术家常有的那种唯我、疏离的深渊。 这种受宠延续到他23岁的一鸣惊人，也绵延至他与莫妮卡的爱情。而纵观一生，他像普通人一样，几乎没有离开生活的“正轨”:为了赢得年仅十几岁的小犯人的尊重，他也会戴上严厉的面具;他的梦想是成为探险家，偶像是利文斯敦和斯坦因之类的人，在他的想象中，他总是前往非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但在现实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斯德哥尔摩;他总是很礼貌，不会让别人为难，在1985年、2001年两次中国之行中，他不仅“热情”地接受猪血等食物，也能容忍别人那些冗长的废话……他使用“手套”一词来表达感知世界的方式，北岛说“手套意味着个人与世界的一种劳动的关系”，李笠则称这里包含了体验、探索，但又隔了一层、“怕受伤害”的意思。 他的表达显得稳定而连贯，每当有新作品出来，评论家都抱怨说他“进步”很慢。“瑞典的生活，没有那么多事情发生，一年中有那么两三件，就会促使他去反省。去探讨面具、你是谁、我是谁、孤独、人与上帝的关系等等。”曾在瑞典定居多年的李笠说，“像中国人这样遭 遇太多事情的，可能就麻木了。” 瑞典诗人谢尔?埃斯普马克把特朗斯特罗姆称为“缓慢变化中的宇宙”:把自己耳闻目睹的自然、社会的一切，熔铸为一种独立的整体――诗歌。特朗斯特罗姆自己也说，诗是某种来自内心的东西，和梦是手足，很难把内心不可分的东西分成哪些是智性哪些不是，它们是诗歌试图表达的一个整体，而不是非此即彼。 “隐形的我站在原地不动”, 对特朗斯特罗姆来说，不能常常旅行的时候，夏天在龙马岛上的日子，就是天堂。它 只是瑞典的2.4万座岛屿中的一个称得上漂亮的地方，并不多特殊，从外祖父那里继承而来的淡蓝色的两层木屋也破旧得需要时时翻新。 “它的木头用四分的欢乐和三分的痛苦进行过防水处理。房客一死，房子便重新漆刷一遍。死者自己漆，不用刷子，从里面……房子像一幅儿童画，一种起替代作用的幼稚出现。”特朗斯特罗姆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房子。 在这里，自然却显示着它的力量和神秘，侵犯或启发。它为特朗斯特罗姆的文字提供了麋鹿、风暴、海、苹果树，提供了声音、色彩、草丝般的触感，以及像云彩一样瞬息万变的情绪……它的烙印如此之深，以致于你在特朗斯特罗姆那些旅行他乡的诗句里也能捕捉到如影随形的瑞典。“天气对我们写诗的人以及我们所有的瑞典人非常重要。非常奇怪的光。我们非常靠近北边，但由于湾流，气候很温和……但是有北极光。我们的夏季完全是白昼，冬季黑夜特别漫长。”他对诗人内维尔说道。 “当中国人醉生梦死的时候，瑞典人正在冬天漫长的黑夜里想事情。”李笠如此描述他对瑞典作家的印象，“他们好读书，好思考，能沉静下来…北欧气候寒冷，宽叶木很少，几乎没有肥硕的果实，人也很沉默，好像一切都已被事先削减。这会让你的诗歌更加硬朗、枯瘦，具有线条感”。 虽然李笠觉得有灵性如特朗斯特罗姆，不需要多读书，但这个瑞典人仍然称得上博学，他吸收了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艾吕雅、埃克罗夫乃至日本俳句的影响，却又从一出道就显得成熟而富有个性。 但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整个世界都处于躁动之中，瑞典的年轻人也纷纷融入左派的潮流，那个一直受宠爱的特朗斯特罗姆一时显得过于安静、“保守”和“落后”了。人们抛弃了他，甚至有人嚷嚷着要打倒他、取代他。在《主啊，怜悯我们!》一诗中，他写道:“有时我的生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感到人群盲目焦虑地,穿越大街，向奇迹涌去,而隐形的我站在原地不动。” 耗费多年写成的《摄氏零度以下》，表达的是他对瑞典的悲观――他不取经济问题，不取政治问题，甚至也不取社会问题，只是抓住人性的迷失:“我们参加了一个并不爱我们的派对。最后派对使面具跌落，露出真相:一个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冰冷的雕像站在迷雾笼罩的铁轨上。一支粉笔涂完了车厢的大门。这是不能明说的，但这里存在着许多受压的暴力……” 他应对批评的方式不过是减少了创作量，只在少数的几部作品中泄露了自己向社会话题倾斜的愿望。他在《舒伯特》一诗中嘲讽了那些远离艺术和美的人，“那些妒忌地睨视行为者的人，那些因自己不是凶手而鄙视自己的人,他们在这里会感到陌生,那些买卖人命、以为谁都可以用钱购买的人，他们在这里会感到陌生,这不是他们的音乐，悠长的旋律在变化中保持着本色”;在《画廊》一诗中则描绘“女人买了又买,为了填饱跟在她身后,张着大嘴的空虚”……他的诗中多了一些“名言警句”，却少了一些精确、睿智的灵性。 他是否因这种改变踌躇不安过?一百多行的《画廊》为何要写上十年，却像一气呵成，中间战胜了多少矛盾才取得平衡?他很少说，只留下作品在那里:“文字需要时间才会成熟。他们的价值并不是立即显现出来的。要耐心。” “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他对李笠如是说，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神秘主义者，“一个神秘主义者应该是一个面对面见过上帝的人，而我只是在他跑过我身边的时候见过一下他背影――唔，甚至有时候我连这点也不确定”。 他有点像亚洲古老的诗人们，面对自然，相信顿悟。“诗歌是禅坐，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他说。在李笠的理解里，“很像中国的古诗，‘鸟鸣山更幽’那种，但又加上了欧洲超现实主义、后工业时代的语言，张力更大。” 当瑞典的一些犯罪题材艺术家频繁贩卖着那里冰冷阴森的环境时，也曾有读者猜测过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会不会也能来势汹汹变得刺激可怕，但一次又一次，他带给人们总是那种熟悉而简单的瑞典的场景:生锈的船只、漆黑的夜港，落了雨的清晨、长得像麦克风的正长石……但他总是能捕捉到这些场景某个特别的意象。像在他之前的许多伟大诗人一样，特朗斯特罗姆“永远提醒我们，世界并非像它显示给我们的那样。如果你能保持专注，也有可能瞥见某些重大而奇特的事物。”作家约翰?弗里曼评论说。 “他所写的都是重要的问题，如死亡、历史和记忆，以及自然”。这些作品“观察我们，创造我们，使我们显得更加重要……每次读完他的诗后，你永远不会感到弱小”，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特?英格隆德说。 在英格隆德的祝贺词打破了宁寂之后，特朗斯特罗姆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像他在晚年的《杜鹃》一诗中所写过的:“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旅行。但旅行却前来看我。当我今天越来越龟缩于一个角落，当年轮不停扩散，当我需要戴上老花眼镜。周围发生的事比我们能够承受的要多!没有什么东西可值得惊讶的。这些思想忠实地抬着我，就像苏西和楚马抬着利文斯敦的僵尸横穿过非洲。” 很遗憾，我们没有多少机会再分享他那内心的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