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理频道(NGC)制作执行副总裁谈纪录片

国家地理频道(NGC)制作执行副总裁谈纪录片 第一次見到Bryan Smith是兩年前，他來到台灣為國家地理頻道跟新聞局合作的「台灣真風貌」徵案計畫進行說明與宣傳。記得那天台北光點的放映廳坐了八成滿，新聞局、公共電視的主管，以及一些獨立製片跟導演都坐在台下。一開場，Bryan開宗明義，劈頭就說:「國家地理頻道，是個娛樂事業(entertainment business)。」 不知道台下的聽眾怎麼玩味這句話，但我是嚇了一跳。在我們這個社會，紀錄片通常被賦予一些使命，從早期的教化與宣導，到近期的關懷弱勢、呈現邊緣以及突顯導演個人觀點，都是某些使命感的表現。即便近年來，圈內開始探索用比較通俗、流行的影像語言來呈現拍攝的主題，但是，大概還沒有人想過，紀錄片會是「娛樂事業」;那不就跟連續劇、綜藝節目以及脫口秀沒有兩樣了嗎, 澳洲人Bryan原本是個獸醫，但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走上螢光幕，在動物節目裡當主持人，走遍鄉野尋找故事。大概也就是這半路出家的特殊經驗，讓後來當上NGC全球副總裁的Bryan對於紀錄片，有著格外深刻的認知。 「我們多半不會挑明了說紀錄片是一種教育，而會說這是關於人的故事(human drama)」Bryan這樣回憶當時的經驗。因為，他必須想方設法把叢林裡碰到的事物，說給城市鄉巴佬聽，並且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Bryan的努力，造就了澳洲廣播電台(ABC)一檔叫好又叫座的紀實節目。 這使得他對於說故事的技巧格外重視。多年之後，當他跑遍全世界，發掘新的題材、新的提案、新的製片人才時，最重視的也就是這個部分。特別是在加入國家地理頻道之後，他意識到電視紀錄片所面對的是嚴酷的收視率挑戰:「因為觀眾有許多選擇，他們可以看肥皂劇、綜藝節目跟好萊塢電影，因此對紀錄片工作者的挑戰就是，如何將娛樂工業的說故事手段運用在紀錄片當中，從而爭取到更多的觀眾。」在這個觀點上，Bryan認為國家地理頻道最大的競爭對手並不是探索頻道(Discovery)，而是那些一般所認為的娛樂節目。 「當觀眾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坐在電視機前面，他們並不是要看那些我們要他們看的節目。」從體會手術台上動物的心情，到體會沙發椅上手持遙控器的觀眾心情，Bryan並不想讓NGC的紀錄片披上教化、宣導、關懷社會的外衣，而是真正做到「寓教於樂」，如此才能爭取最大量的觀眾，達到最廣闊的傳播效果與市場績效。而這就是過去十年來，以NGC以及Discovery為主所發展出來的西方商業電視紀錄片的製作邏輯。 NGC發展至今，已經在163個國家落地，以27種語言播送節目，並且擁有兩億觀眾。當然，裡頭絕大部分是西方觀眾，他們也是目前主宰這兩大頻道節目製作方向的主力;他們的品味、世界觀以及理解事物方式，基本上決定了主流電視紀錄片的敘事手法。 這就是所謂西方的敘事模式:擅長營造懸疑、尋找衝突、堆砌高潮;而發揮到極致的，就是好萊塢的敘事模式。隨著好萊塢電影的無孔不入，今天世界絕大部分的觀眾，對於這種講故事的方式已經非常熟稔了，但是，卻不是所有講故事的人都知道如何去結構出這樣的敘事模式;通常，話語權還是掌握在西方的影像工作者手上。 因此，很長一段時間，不時可以見到西方的影像工作者三三兩兩前來東方取材，把東方的故事說給國際頻道的觀眾聽。但今天，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頻道越來越重視東方的題材，而東方觀眾也越來越多，因此，如何讓東方的影像工作者把在地的故事說給國際的觀眾聽，便成為Bryan當前的重要任務之一，而這需要一段培訓與轉換的過程。 2002年，在Bryan的操盤之下，國家地理頻道首先跟新加坡經濟發展局合作，推出面向全亞洲的徵案計畫;2004年，跟台灣的新聞局合作了針對台灣紀錄片工作者的徵案計畫。Bryan指出，透過這些計畫，讓國家地理頻道可以找到，或者訓練出具備亞洲特色，但是又能夠面向國際市場的紀錄片工作者與節目。 「這裡頭，混雜了東西方的敘事模式。」Bryan觀察到，「紀錄片的潮流一值在變……而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的到來，這樣的敘事模式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雖然在目前，西方的敘事模式仍然是國際頻道上的主流，也因此，亞洲導演所拍攝的故事題材，在製作過程中仍要接受西方製片或剪接師的多次修正調整，才能上得了頻道; 但是，像〈臥虎藏龍〉、〈斷背山〉等電影的成功，似乎預示了具備東方色彩的敘事模式未來也將在國際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而這也會影響到紀錄片。到那時候，像Bryan這樣同時具備深厚的東西方工作經驗的人，將會為國際市場的電視紀錄片創造出什麼樣的新風貌，並定義出什麼樣寓教於樂的「娛樂事業」,且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