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 翻译实际引言（宝典资料）

实际 翻译实际引言（宝典资料） 关于翻译(笔译)的理论 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人民的思想，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学习外语的重要手段，也是探讨两种语言对应关系的一门学科。 翻译实践是翻译理论的基础，又是检验翻译理论正确与否的。科学的翻译理论是前人翻译实践的，掌握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进行翻译实践。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翻译实践，又不可忽视翻译理论。 翻译活动的范围很广，种类很多。按涉及到的语言来分，有本族语译成外语和外语译成本族语两种;按工作方式来分，有口译和笔译两种;按翻译材料来分，有科技材料的翻译，文学作品的翻译，政论作品的翻译及其应用文的翻译;按处理方式来分，有全译、摘译和编译;按翻译方法分:有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想结合。我们现在主要讨论英译汉和汉译英的笔译，翻译材料，尽可能涉及较多的方面和层面。搞好翻译，大量的翻译实践是根本前提，必须亲自动手，在实践中摸索和积累自己的经验。更要借鉴别人总结出的、经实践经验是正确的翻译理论，从中受到启迪。 翻译是一门实践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学好这门课的关键。坚持多练，翻译水平自然提高。我们学习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但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东西，而且这些理论也只是总的理论和原则。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复杂，译者必须针对不同的语言材料和不同的语体和文体选择运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文学作品的翻译。文学作品可分各种不同体裁，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但语言上的特点是共同的，即:生动、优美，富于形象性、音乐性、感染性等艺术效果，并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翻译文学作品不必像科技作品和政论作品那样严谨，可不必处处紧贴原文，有较多的灵活性，以便更确切地达原文的意境和风貌。另外，书面语和口语的翻译方法也是截然不同的。在翻译实践中，要坚持原则性要与灵活性相结合，切不可把所学的翻译理论生搬硬套。 翻译是语言的创造性活动，是对原文的再创作，而再创作有时比原创作更难，因为它有局限性。学习和借鉴前人总结的翻译理论、方法技巧，可以用来指导、启发翻译实践，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但这种指导和启发意义的大小，不仅仅决定于理论本身，还决定于译者掌握和驾驭两种语言的水平的高低。因此，为了提高翻译能力，译者除了钻研翻译理论和方法外，还必须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让我们刻苦努力，善于学习，勤于实践，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培养我们的翻译能力、提高我们的翻译能水平吧～ 一、中国翻译史简介 大概在远古时代，我国就有了传译之事。《礼记?王制》篇里载有:“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音地) ，北方曰译。”寄、象、狄鞮 、译都是指通译语言的人。当时中原文化高于边陲民族，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即所谓口译。可以说，中国的翻译史，是从中原人与周边各少数民族人民打交道开始的;然而我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却是始于佛经翻译，迄今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东汉桓帝(刘志)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波斯国太子安世高(安清)，译了包括《安般守意经》在内的三十多部佛经。此后月氏国(张骞出使西域所到的地方之一Indo-Scyths)人支娄迦谶和他的学生支亮以及支亮的弟子支谦(人称“三支”)来到中国，翻译佛经十分有名。 竺法护，本为月氏人，世居敦煌，幼年出家，发愤求经，随师至西域，学了多种外国方言文字，带回许多经书，将其中,,,部佛经译成汉文。 十六国时期，在译经大师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变成了有组织的活动，翻译事业有了很大进步。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力主严格直译，一字一句地将《嬖婆沙》译了出来。 鸠摩罗什，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译经大师，龟兹人(传说其父为天竺人)。幼年即博闻强记，游历甚广，精通佛教经典。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音，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改以前各译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并主张译者署名。他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等300余卷，时人说他的译文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妙趣横生，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 南北朝(420—589)时，应梁武帝萧衍之聘，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49部经论，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从隋代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较短，仅37年，译者和译著都不多，其中有释彦中(李姓，赵郡人)梵文造诣很深，对翻译理论有比较透彻的发挥，认为译者应该“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二、襟抱平恕，不好专执;三、澹于名利，不欲高炫”。 唐代出现了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鸠摩罗什、真谛号称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去印度求经，十七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并主持了在组织上更为健全的译场，19年里译出佛经75部，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是有贡献的。他提出，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 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译经事业，至玄奘而登峰造极，后世再也没有能超越他的佛经译家。毛泽东主席在“七大”(1945)上曾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与玄奘同时的还有义净、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很多佛经。唐代末期，无人去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北宋时，乾德开宝年间 ，宋太祖赵匡胤曾派人西去取经，印度也曾派名僧东来传法;宋太宗赵匡义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开设了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不如盛唐时期。到了南宋，记载中已见不到一部译经。 元代，虽有拔合思巴、管主八等人奉诏翻译佛经，但译品寥寥。 明代三百多年中，翻译佛经者仅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很少几部经。 清代也只有工布查布等五人译了几部佛经。 从明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败景象，但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严复，马建忠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人，明代科学家。1604年中进士，1632年任礼部尚书， 兼东阁大学士，后兼文渊阁大学士。科研范围极广，尤以农学和天文学最为突出。他是明代科技翻译的先驱，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最早把欧洲数学引入中国，主持编译了《崇祯历书》，写出了《农政全书》等巨著。 洋务运动之后，涌现出大批翻译名家，其中首推马建忠、林纾和严复。 马建忠，《马氏文通》的作者，是唯一的“中国人以官为出洋学生者惟建忠一人”(梁启超语)。这位学贯中西的博士于1894年写了《拟设翻译书院议》，提出了“善译”的见解: 夫译之为事难也，译之将奈何,„„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他的“善译”的标准包括:1/ 译者首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悉彼此的异同;2/ 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3/ 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都有道理，也是很高的，茅盾曾这样评价“善译”说:所谓善译，就是“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但遗憾的是由于他本人是专门研究语法的，没有搞过翻译，因此他的中西合璧式的译学思想受到冷遇，他关于开设译书院的建议未被清廷采纳。 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66年就学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在军舰实习。1877年赴英国海军学校留学，1879年回国，先后任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主变法维新，提倡新学。陆续翻译了赫胥黎( T. H. Huxley的《天演论》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等西方科学、哲学、法学著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名句就出自于他。 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 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他还说，“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他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和对立起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 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愿意原义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的解释在今天看来大有不妥之处。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的上等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其实他在翻译实践中也主张“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且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于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不无道理 。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重视译文文字的润饰却是每一个译者所应该追求的。他的标准受时代的局限，不可苛求;许多年来，“信、达，雅”三字始终未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其原因在于:作为翻译标准，该提法简明扼要，主次清楚: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 重要，信犹为重要。因此，现在很多翻译工作者仍以此作为自己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标准，只是赋予其新的和要求。总之，严复对我国翻译事业贡献巨大。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人，中国近代翻译家、文学家。先后翻译英、美、法、俄、德、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挪威、希腊和日本小说183种，出版了160余部，其中不少是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快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贼史》(Oliver Twist)、《王子复仇记》(Hamlet)等，在早期翻译家中影响很大，是大量介绍西方文学的第一人。他不懂外文，依仗别人口述进行翻译;他长于古文，译笔流畅典雅，时有传神之笔，深受读者喜爱。学界泰斗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分析评述了林译的利弊得失，指出了翻译的最高境界---出神入化，即化境。也许对林译 评头论足者不乏其人，也许林译小说现在已无人再读，但不容忽视的是，正因有了林纾粉碎机式的小说翻译才使国人眼界大开，并导致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翻译狂潮，涌现了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林语堂、朱生豪等文学翻译大师。 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的新纪元，也开创了白话翻译的新纪元。翻译的内容上，也有了根本变化。“五四”以前，是以林、严等为代表译介西方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之后，开始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际歌》、《毁灭》、《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茨冈》、《叶甫盖尼?奥涅金》、《钦差大臣》、《死魂灵》等等。该时期的代表翻译家有陈望道、郭大力、王亚南、成仿吾、闻一多、郁达夫、鲁迅、瞿秋白、林语堂、郭沫若、郑振铎 、朱生豪、李霁野，伍光建、曹靖华、戈宝全、卞之琳、巴金、丁玲、茅盾等。 苏曼殊用古体诗翻译拜伦的诗，钱稻孙用骚体翻译但丁的《神曲》，颇具文采。 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和瞿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应遵守的基本翻译原则。鲁迅的主要翻译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他极力反对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原则。他主张直译以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存原作的风貌，但他反对死译。鲁迅和瞿秋白对翻译事业的态度十分严肃认真，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林语堂在一九三二年写的《论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忠实、通顺、美”的标准，也即对原文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的三重标准，与严复的“信达雅”大体上正相比附。 郭沫若在他的翻译实践中提出了“处女与媒婆说 ”(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动机与效果说”、“形意神互备说”; 茅盾提出了“神韵至上说”; 朱生豪以全部生命、倾毕生精力将莎士比亚剧作译介到中国，译笔流畅典雅，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自其译著问世以来，拥有大量读者，深受中国读者钟爱。可惜先生英年早逝，未能留下更多的佳作。 伍光建、李霁野先后译了同一部小说，《孤女飘零记》和《简爱自传》，广为流传。 新中国成立以后，翻译工作迅速发展，成绩辉煌。大量译者和译品涌现。代表人物有:傅雷，李青崖，叶水夫，杨宪益、方平、方重、查良诤、钱钟书、杨绛、杨必、冯至、袁可嘉、卞之琳、毕朔望、张健、季羡林、王佐良、许渊冲等等。 傅雷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神似，也就是传神，就是传原文之精神，透过字面，把字里行间的意蕴表达的淋漓尽致。为达此效果，可以打乱原文结构，将原文内涵用流畅的汉语表达出来。他还说，翻译“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因此，读傅译，朗朗上口，很有风采，但若试图将译文和原文一一对应，那似乎不太可能的。 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女士将《红楼梦》译成英文，比此前那些外国人所译的版本高出许多。杨先生汉语功力雄厚，戴女士是英国人，自然英语水平很高，两者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失为汉译英上乘之作。 方平将莎士比亚剧本在朱氏译本的基础上重译，使译文更加通俗易懂，更接近现代生活。 钱钟书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的“化境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化境就是原作向译文的“投胎转世”，文字形式虽然换了，而原作的思想、感情、风格、神韵都原原本本地化到译文的境界之中，丝毫不留翻译的痕迹，让读者读译作就如同读原文一样。这是翻译的理想和方向。 杨绛、杨必姐妹在翻译界久有盛名，有大量译作问世，丝毫不逊色于钱钟书先生。 张健，原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读大学期间译出了《格利佛游记》，风行数十年。 季羡林先生主要从事印度文化思想和东方哲学研究，把大量印度文学和佛学作品译介到中国。 王佐良教授译作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译的培根的《论读书》。 许渊冲先生，四十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后留学数国，英、法语水平极高，古汉语造诣颇深。他提出了“三之”(知之、乐之、好之)、“三化”(等化、深化、浅化)“两论”(优势论、竞赛论)。他翻译了大量英译汉、汉译英、法译汉、汉译法作品，迄今为止已出版译著/论著五十余部，犹以翻译诗歌而著名，实乃“诗译英法唯一人”(另章详介)。 目前，我国翻译界十分活跃，各类翻译杂志订阅方便，各类翻译比赛时有举办，有利于新人新作不断出现。翻译学(Translatology)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也已出现在大学课堂。互联网上也建起了不少翻译网站，极大地扩展了相互交流、学习的空间，如 www. chinatranslate.net / www.wenjunfy.com等。这对我们翻译学习者来将是如虎添翼，如鱼得水。 二、翻译的标准、过程和对译者的要求 1. 翻译的标准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它是一种中介手段，通过source language到 target language两种语言形式的转换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它的任务是:把原作的内容确切而完全地传达出来。 翻译标准，是翻译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准绳 ，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是翻译工作者不断努力以期达到的目标。要确立翻译标准，首先必须分析翻译的对象，即原作。原作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与形式。内容指原作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事理，描写的人、物，以及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思想、感情、态度、观点和立场。形式指语言形式，即作者所使用的词汇、语法、修辞手段等的总和。内容和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影响内容。翻译的要求应该是:原文内容与译文形式的辨证统一，即原文的内容必须确切地、完全地表达出来，而表达此种内容的译文形式又是比较完善的。根据这一要求，提出了翻译的两大标准:1/ 忠实 2/ 通顺 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译者必须把原作的内容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得改变、歪曲、遗漏或增加。忠实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民族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对这些风格，译者不得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译者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原作如果是通俗的口语体，译文不能译成文皱皱的书面体;原作是文雅的，译文不能是粗俗的;原文富有西方色彩，译文不能冠以东方色彩。反之亦然。 所谓通顺，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规范。译文必须是明白、流畅的，而不应该是晦涩拗口的。译文中不得有文理不通，逻辑混乱的现象。但须指出，译文的通顺程度要和原文的通顺程度相应或一致。例如在文艺作品中，作者有时故意采用一些非规范语言以刻画人物或渲染气氛，译文就不能片面追求通顺而加以改变，应尽可能体现原作的语言特征或风格，这正是忠实的具体体现。 忠实与通顺是相辅相成的。忠而不顺，读者读不懂，也就谈不上忠;顺而不忠，丢失原作风格与内容，通顺也就失去了作用，使翻译成了编译或乱译。忠实是翻译标准中首要问题。它对原作的风格、内容、语言应有全面的照顾。 要做到忠实、通顺，译者首先必须吃透原文，准确表达。透彻的理解和准确的表达十分不易，但应该是译者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只要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和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水平，这个目标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及。 2. 翻译的过程 翻译是运用两种语言的复杂过程，是正确理解原文和创造性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过程，大体可分为理解、表达、校核三个阶段。 理解是表达的前提，不能正确地理解就谈不上确切地表达，但理解和表达是互相联系往返反复的统一过程，在理解时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挑选表达的手段;在表达的时候，理解又得到进一步加深。 理解: 理解主要通过原文的上下文来进行，译者通过上下文的关系中探求正确的译法。这里所说的上下文可以是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章、一节，全文乃至全书。透彻理解原文，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 理解语言现象 译者必须上下有联系地理解原文的词汇含义、句法结构和惯用法等。 错误的理解必然导致错误的表达。理解原文词汇，切忌望文生义，应多查词典，特别是一些熟词的新意，或几个熟词组成的搭配并不一定是它们各自意思的总和。 ? 理解逻辑关系 为透彻理解原文，译者往往必须上下有联系地理解原文的逻辑关系。有时一个词，一个词组或一个句子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意思，要仔细推敲，分析来龙去脉，根据逻辑推理来决定那种译法正确。逻辑关系有时能帮助我们理解按原文语法关系所不能理解的问题。 ? 理解原文所涉及的事物 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译者能正确地分析原文的语言现象和逻辑关系，但由于对所涉及的具体客观事物，特别是一些特有的事物、历史背景、典故或专门术语不了解，所以就翻译不出，或勉强译出别人也不知所云。 ? 表达 表达是指译者把自己对原文内容的理解用本族语/或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表达的好坏主要决定于对原文理解的深度和对译文语言的修养程度和驾驭能力。表达是理解的结果，但理解正确并不一定意味着表达得正确。在表达上有许多具体的方法和技巧要解决。我们将在以后的讲座中分别加以探讨。这里先介绍两种最基本的方法: 直译 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下，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特色。直译不是死译或硬译。 意译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词汇、句法结构和独特的表达方法。当原文的内容与译文表达形式出现矛盾，不宜采用直译的时候，就应该采用意译法。当然，意译不是乱译。意译要求译文能正确地表达原文的内容，但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应当指出，在能确切地表达原作思想内容和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的条件下，直译法显然有其可取之处。它一方面有助于原著的格调，亦即鲁迅所说的保持“异国情调”和“洋气”;另一方面又有助于不断从外国引进一些新鲜生动的词语、句法结构和表达方法，使我们的民族语言变得日益丰富、完善、精密。 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一直存在。事实上两者都有年各自的限度，过犹不及，直译就会变成令人不解、不可卒读的死译和硬译，意译就会变成随意发挥、随意伸缩的胡译和乱译。所以，翻译时必须量体裁衣，灵活处理。译者必须善于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一篇好的译文，总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 ? 校核 校核是理解和表达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原文内容进一步核实，对译文语言进一步推敲。在翻译的过程中，尽管译者十分细心，仍难免有疏漏、错误。因此校核是使译文能符合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所必不可少的环节。校核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各点: 1( 人名、地名、日期、方位、数字是否准确无误; 2( 段落、句子或重要的词有否错漏; 3( 修改译文中译错或不妥的译句; 4( 标点符号是否正确; 5( 译文中有否冷僻词汇或陈词滥调，有则尽量更换之; 6( 通常校核两遍。第一遍重点校对内容，第二遍重点润饰文字。如时间容许，再把已 校两遍的译文对照原文通读一遍，作最后的检查、修改，务使所有问题得到解决，方可定 稿。 3. 对译者的要求 在谈及翻译工作的甘苦时，鲁迅曾这样说过:“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想到头昏眼花，好象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 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这段话不仅说出了翻译工作的艰难，也反映出鲁迅对翻译严肃认真的态度。 翻译并不神秘，并非高不可攀，但绝不可满不在乎，粗枝大叶，不要以为一支笔，一本词典就可以信手翻来。搞好翻译，要具备多方面的素养: 1. 要有坚定的立场和理论水平 外汉翻译的原作多引自国外报刊杂志，种类和内容极为广泛。这就要求译者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理解原作的内容。切不可草率从事。 2. 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汉语和外语水平 正确地理解原文，熟练地运用译文，是保证翻译质量的基本条件。外语原文看不懂，翻译无从谈起;原文看懂了，未必能用译入语表达清楚，表达准确。如果译者缺乏对外语和汉语的驾驭能力，翻译质量就得不到保证。要加强汉语的学习和提高，要加强中文写作能力的培养。试想，如果母语写作尚且吃力，怎能写出信而通达的译文呢,～ 3. 要注意不断吸收和丰富各种基础知识 对本国和有关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科技、风土人情，都要有一定的了解，不是要做所有方面的专家，而是要做一个“杂家”，博览群书，广泛涉猎，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过硬的语言基本功加上广博的知识，翻译起来才会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4. 要学习和掌握一些常用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