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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天地
第一节 袁世凯追求封建独裁和同盟会的反抗
唐内阁成立不久,就为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并最终导
致了它的垮台。责任内阁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又是同盟会所极力坚持的重要政治
原则之一。蔡元培、宋教仁等人对实行责任内阁抱着满腔热忱。唐绍仪也试图负起内
阁总理的责任,在施政方面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府。如裁军问题,他主张全国一律,
“并非若袁总统之偏重南方”。对北洋派和同盟会之间的矛盾,他采取调和的态度,
并多次向袁世凯表示:同盟会“诸君皆以诚相待”,“决无他意”。①蔡元培认为唐绍
仪的主张虽然与同盟会的主张不完全一致,但也可说是“调和南北之政策”。②
袁世凯对唐绍仪本来是信任的,所以才任命他为内阁总理。但在袁的心目中,内
阁不过是他的幕僚机构,总理只应起幕僚长的作用。因此,他非但不能容忍同盟会阁
员坚持责任内阁,对唐绍仪也心怀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
①他的党徒更露骨攻击唐“专事献媚同盟会,行动离奇”。②
为阻挠责任内阁制的实行,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进
行公开抵制。赵、段等在国务会议上竭力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事事
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的整体,主张各国务员可“单独行动”,不必
固守国务院的成议。讨论各项政策,他们也决然与各同盟会阁员立于对立地位。诚如
蔡元培所说:“同一谋统一也,甲派(指同盟会阁员)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
而乙派(指赵、段等袁党)主因利乘便,以一方面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
限制的,而乙派主极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
欲取姑与,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
率如此。”③到后来,赵秉钧索性经常不出席国务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直接向袁
世凯报告,根本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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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袁世凯的压迫,并没有使唐绍仪完全屈服。例如,在政府用人问题上,他仍旧
主张“贵新不贵旧”,非万不得已,“决不可延用旧人”。④他有时和袁争得面红耳赤,
甚至使袁气急败坏地说出“我老了,少川你当总统吧”之类的威胁话。到了 5月初,
他们之间的冲突,便终于以借款问题为导火线而公开爆发了。
唐内阁成立后,因财政困难,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先以唐曾向比利时
华比银行借款,逼他“谢罪”,接着又提出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严酷借款条件。
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同盟会所属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指出:银行团“监督我
财政也,皆是致我国今日之死命”,“与其因监督财政而亡国,毋宁义旗再举,血溅权
奸,为缔造艰难庄严神圣之中华民国稍延一线生机”。①4月 29日,黄兴更通电提倡
“国民捐”,以免“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②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 5
月 3 日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无理要求。银行团大为不满。《京津泰晤士报》攻击唐绍
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会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③袁世凯认为
唐损害了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便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
本来就不甘心同盟会占有内阁一半席位的统一党和共和党,这时也把“借款失败”
归咎于唐绍仪。他们指责说:“借款团之所以必求监督我中国财政者,由不信我政府
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约一千数百万,而其用途并未正式宣布。
此次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了,不能不要求监督。”④其参议员还准备向参议院
提出弹劾,大有非推唐下台不可之势。共和党甚至已内定熊希龄为“候补总理”。而
熊则在内阁内部屡为单独行动,动辄以辞职相要挟。⑤统一党、共和党排斥唐绍仪,
根本目的在打击同盟会。唐绍仪就说过:统一党、共和党“非反对我总理也,是反对
我同盟会也”。①
随着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同盟会阁员痛切感到,责任内阁决无实现希望。他们商
议提出辞职,不做此“伴食之阁员”。唐绍仪也极表“赞成”,说:“公等辞职后,我
亦得借此以辞。”②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
同盟会达成的
,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谘议局也发电要求以王芝祥
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但袁的许诺,如前所述,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
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因此,当 5 月 26日王芝
祥到京,冯国璋、王占元等十余人便于 27 日联名上书袁世凯,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
委任王芝祥督直“绝不承认”,“且极愤懑”。他们说非有“声威兼着,在直隶有年,
感情甚孚,及军界素所仰望者,难资镇慑”。③袁随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委王芝
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并针对直隶各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令国务院致电署理都
督张锡銮,不准各界“随意迎拒”。唐绍仪认为政府不能因军队反对,失信于民,力
图挽回。不料袁竟无视《临时约法》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把
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对内阁的权力表示十足的轻蔑。唐绍仪再也无
法忍受了,遂于 6月 15日出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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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出走后,袁世凯一面派梁士诒、段祺瑞等人,先后到津作了一番虚情假意的挽
留,一面开始筹组新的内阁。
唐内阁垮台,激起了同盟会的强烈不满。同盟会本部致电驻沪机关部,指出“唐
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陈其美质问袁世凯:“唐总理固受逼而
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①
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南方各城市一片谴责声,公开揭露袁世凯摧毁内阁,欲实
行“拿破仑之目的”。
但是,同盟会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袁世凯把持权力早已堵塞了通往责任内阁制的
大门,而只是从内阁的组织形式,探寻唐内阁倒台的原因。同盟会本部致上海机关部
电中,即把袁世凯剥夺副署权和熊希龄的“独断专行”、混合内阁不能保持阁议一致
的“弊端”,不加区分地相提并论,最后归结为:“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同,
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遂使责任内阁“徒托空言”。②6 月 20 日,张耀曾、李
肇甫、熊成章、刘彦等四人代表同盟会见袁世凯,更明确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
切政务不能着着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盖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此
弊病。”因此,“此后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③即使抨击袁世凯
最猛烈的戴季陶,也认为“唐内阁之倒,则倒于党见混同;假使唐内阁而纯为同盟会
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之怪剧”,并提出“ 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
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④为此,6月 28日,同盟
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⑤,同时作出同盟会员不得
自由加入“混合内阁”等规定。
同盟会以为组织政党内阁,就能保证责任内阁制不受袁世凯干涉,而发挥它的正
常作用,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则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
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相信它有力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织一个完全的“同
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蔡元培就满怀信心地说:“本会但本从前革命精神
极力做去,政党内阁主张终有达目的之一日也。”①同时,同盟会宣称它主张政党内
阁就是为了“革除社会专制思想”、“养成政党习惯”和“引起人民政治兴味”。②这
不啻是向全社会树起了一面坚持共和、反对专制的旗子。
其次,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针对袁世凯坚持混合内阁而采取的对策,具有明
显的排袁意义。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便于操纵、牵制,极力主张组织“ 超然总
理混合内阁”,反对政党内阁。他说:“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
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
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③断然表示在他任总统期间,决不容政党内阁出现。同
盟会针锋相对,坚持政党内阁主张,本身就意味着对袁世凯不信任,企图通过“政党
内阁”进一步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关于这一点,杨度曾说得很明白:政党内阁的主
张虽“云根据学理”,实对袁世凯“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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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陆徵祥组阁风潮
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阻止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
二次内阁“一切照旧,
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①关于国务总理,他最初放风说
由徐世昌担任,因遭到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的反对,后转而属意陆徵祥。陆徵祥(1871
—1949),字子欣,又字子兴,是清末一个长驻国外的外交官。武昌起义爆发时,任
驻沙俄公使,受梁士诒策动,曾联合一些驻外使节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因而得任唐内
阁外交总长。他表面上无党无派,实际上一切听命于袁世凯。所以袁认为由他担任总
理,既可达“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目的,又能随意操纵,并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
陆起初尚犹豫,袁答应“代负责任”,陆方欣然应命。②6月 29日,经参议院多数通
过,袁世凯正式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各国驻京公使纷纷致函称贺。
同盟会同意陆徵祥任总理,但对组织超然混合内阁抱抵制态度。6 月 28 日,同
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议决阁员全部退出内阁。7月 1日,再次召开会议,强调
“此次既系超然内阁,凡本会会员皆不得自由加入,务使本会主张先后一致”。③同
盟会这一行动,打乱了袁世凯企图利用同盟会为他继续装点门面的如意算盘。因此,
当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王正廷等同盟会阁员,遵照党议到总统府向袁提出辞职
时,他并没有立即同意,甚至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留君”。蔡等当然坚辞,蔡并针
锋相对回答说:“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①7 月 10 日,他们又联名致
函陆徵祥,声明从即日起概不到院,从 14 日起概不到部办事。袁无奈,只好批准蔡
等四人辞职,但仍继续物色同盟会员入阁。
袁世凯认为孙毓筠、胡瑛、沈秉堃三人既有同盟会籍,且“所持主义稳健”②,
打算拉他们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和工商总长。同盟会听说后极为愤慨。宋教仁发表谈
话说:“袁世凯此举,系一种逼奸政策。”③同盟会本部一面派魏宸组劝袁打消此念,
一面于 7月 14日召开会议,作出孙、胡、沈三人不得参加内阁的决定。然而,袁世
凯除将胡瑛换成王人文外,仍执意拉孙毓筠、沈秉堃入阁,而且不出袁所料,还得到
了共和党的支持。该党表示“以大总统信任之人组织内阁,各党不必干涉”。④为保
证参议院顺利通过袁世凯所信任的人选,共和党还极力拉拢统一共和党,许诺将支持
位置该党的参议员为国务员。⑤在共和党的引诱下,统一共和党为使殷汝骊、谷钟秀、
吴景濂等人进入内阁,遂与共和党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这样就给同盟会限制袁世
凯的正义斗争蒙上了一层党争的色彩。
7 月 18 日,袁世凯派陆徵祥到参议院要求通过所拟阁员补充人选。他们是财政
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堃,教育孙毓筠。同盟会
本来不同意混合内阁,自然反对。统一共和党原抱入阁希望,现竟无一人,自知受了
共和党愚弄,同样愤愤不平。而共和党部分议员也认为陆徵祥演说“ 言词猥琐”,不
配做总理。于是,陆演说后,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当即于投票前“先提出不信任总理
问题”。袁世凯闻讯,急忙致函参议院,提议暂缓投票。次日,参议院讨论投票与否,
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袁函非正式咨文,不予承认,坚持投票。结果,袁所提六阁员,
一律被否决,并演成全国性的政治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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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徵祥于六总长被否决后,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则
“仍持极端的超然内阁主义”,宣称:“无论如何,总不能改我此项宗旨。 ”①他先
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指责参议院“挟持党见,故作艰难,破坏大局”②,继邀各党派
参议员六十多人至总统府开“茶会”,大谈内政、外交危迫,要议员化除成见,协力
挽救“国家”。接着,他又将参议院否决阁员情况通电各省,煽动说:“世凯诚信未孚,
以致动遭扞格”,“但有转圜之余地,决不惜降心以相从”。 ③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心
领神会,随即纷纷发电,攻击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只知有党,不知有国”,要袁“将
提出各员仍交该院再付表决。如其不知自反,一意把持,惟有先行派署,以专责成”。
④章炳麟也致电黎元洪,要求一致主张“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
危亡”。孙毓筠则写信给袁世凯,表示“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湖北四镇统制
邓玉麟等甚至声称要以武力相对待,表示“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
⑤袁世凯见逼迫参议院就范的舆论已初步形成,遂乘势于 7月 23日向参议院提出二
次阁员补充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
工商蒋作宾。
为使所提二次阁员通过,北洋集团及其追随者向参议院、同盟会及统一共和党进
一步施加压力。仅 24 日一天之内,他们便抛出《讨议员谷钟秀、吴景濂、殷汝骊等
布告》、《忠告参议员图》、匿名传单各一件和“健公十人团”恐吓信一百零三封。参
议院守卫长也于是日称病请假。25 日,北京军警联合会再次召开特别会议,提出如
不通过,就请袁世凯下令解散参议院。午后 2时,毅军总统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
贵、直隶提督马金叙和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等军警要人,又于安庆会馆“招待”参
议员、新闻记者及政界各员,声称“军人等抱一种国家观念,以外患之迫,财政之危,
劝告诸君舍内而对外,移缓以就急”。①与此同时,共和党也不顾 7月 19日有该党和
共和建设讨论会部分议员投票反对袁世凯所提六阁员的事实,将否决六阁员的责任全
部推到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头上,通电攻击两党有意陷国家于无政府地位。
对于袁世凯以军警威胁参议院的行径,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起初也进行了一定的
揭露和抵制。特别是统一共和党曾召开会议,决议对陆徵祥“绝不信任”,并发表声
明说:国务员任命由参议员同意,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否认同意权者,是否认
约法;侮蔑同意权者,是侮蔑约法”;本党议员行使“同意权”,正是为“保民党之精
神,洗官僚之陋习,持稳健之政见,谋真正之共和”。②共同的斗争,还使两党开始
了谋求组织上的联合,但是毕竟没能经得起袁世凯的武力威胁。 7月 26日,参议院
投票表决二次阁员补充名单,两党多数议员都屈从袁的压力,投了同意票。结果,除
蒋作宾外,其余五名阁员均获通过。实际上,二次阁员人选并不比前次好些,竟能获
得通过,连袁世凯都感到意外。这说明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的多数议员都把维护个人
的地位放在了首位,当他们的议员地位与“党见”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牺牲党见”
以换取个人的议员地位。袁世凯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个弱点,采取由武装军警施加压
力的办法达到了他的目的。
此后,以谷钟秀为首的统一共和党议员,为了挽救参议院表决的失败,在部分同
盟会议员的支持下,提出弹劾陆徵祥失职案,指责陆负有军警干涉议员行使“固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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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责任。这当然只是隔靴搔痒,但即使这样,也很快又在袁世凯的破坏和共和党
的抵制下,改成了“质问案”。
以上事实说明,陆内阁风潮实际上是唐内阁垮台后,同盟会为反对袁世凯破坏责
任内阁制的又一次重要斗争,是袁世凯追求专制独裁与同盟会维护民主共和矛盾的进
一步发展。可惜,同盟会当时还不懂得议会斗争必须以武力作后盾,因而没有取得任
何积极的成果,反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
第三节 张振武被杀事件
在唐绍仪内阁和陆徵祥内阁风潮中,同盟会领导人为了民国政局的稳定,尽量保
持克制。但是,袁世凯并不以取得的权势为满足,也在寻找一切机会,分化、瓦解和
打击革命党人。1912年 8月 15日夜,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和随员方维在北京被
袁世凯突然下令捕杀,就是一桩典型事例。
张振武(1870—1912),字春山,湖北竹山人。他于 1911年 6月在武汉加入共
进会,后参与武昌起义的指挥,并于起义成功之后,出掌湖北军政府军务部。不久,
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即退居副长。随后,黎元洪以群英会反对军务部为口实,先后
将孙、张和蒋翊武解除军务部职务。当时,张振武虽然与孙武一起组织了拥黎的民社,
但张实际上瞧不起这个被枪杆子逼出来的副总统。他对自己被无辜排挤出军务部非常
不满,曾让人向黎元洪要求留任,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因而引起了黎元洪的忌恨。
袁世凯对于首义地区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何况黎元洪是他在南方最重要的同盟
者,利用黎打击革命党人,正是他的重要策略。但黎毕竟不是北洋系军人,而且还担
任同盟会协理,如何防止黎倒向同盟会,也是袁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他接受参谋
次长陈宧献策,利用湖北内部的矛盾,玩弄阴谋诡计。陈宧跑到武昌,私下对黎元洪
说:“三武不去(指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
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①调虎离山,正合黎元洪的心
意。
1912年 5月间,“三武”先后奉召北上,由袁世凯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
但张振武对此极为不满,责问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②还两次向
袁世凯递屯垦条陈,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袁先委他为蒙古屯垦使,当他
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时,袁便不加理睬了。张一气之下,竟不辞而别,于 6月中旬返鄂,
然后凭借自己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款一千元,准备招募
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对张振武的返鄂很是忧虑,因他与孙武、蒋翊武不同,
手中一直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将校团。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他在军队中的影
响,一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袁世凯对黎、张之间的矛盾非常注意,殷殷电请张振武再次进京,商议国事。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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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洪也赠与张路费四千元,并假意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
之心。”①在袁、黎的哄骗推拉下,张振武于 8 月上旬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又来到
北京,同行的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
张振武这次进京,实际是钻进了袁、黎预设的圈套,但他却毫无戒备。8 月 14
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②
15 日夜,为调和南北感情,他又与湖北来京将校一起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
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敷衍。10 时左右,酒阑人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
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旅社,当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即指挥潜伏的军警突起拦截,将
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在此之前,方维也在金台旅
馆被捕,被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16 日凌晨 1 时,距被捕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
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枪毙命。临刑前,他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
如此黑暗!”③方维也同时在城外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知事态严重,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16 日凌
晨 3时,他和孙武等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进行营救。然而,陆建章淡然告诉他们已经
行刑,并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陆军总长殷祺
瑞副署。面对这令人震惊的突然事变,孙武默然无言,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
得这样快!”④请张进京的民社派郑方瞻、哈汉章感到他们坑了朋友,心中无限悲愤。
他们一夜未眠,早晨 8时又前往总统府质问,但不得要领。旋至哈汉章家会议,准备
采取政治行动。
袁世凯对张振武案,故意不事张扬。军政执法处仅于 8月 16日在金台旅馆门首
张贴了一张布告,公布袁世凯根据黎元洪密电所发的军令,算是向各界宣布了这一事
变。黎元洪在密电中,以十分含混的措词,指控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
沪购枪,吞食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扇将校团乘机思逞……
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指所谓的三次革命)。”①袁便根据
这份不足征信的电报发布命令,残杀了这位参与创建民国的革命志士。但事后,他又
命令以大将礼厚葬张、方,并赙赠三千元,企图安抚因张振武被杀而感情受到伤害的
人。
当然,权术是压制不住人们的愤怒的。由于张振武是共和党内的民社派人,民社
派首先发难。他们以参议院为中心,与袁世凯展开了合法斗争。8 月 18 日,张伯烈
领衔向参议院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控诉袁、黎“口衔刑
宪,意为生杀”。②翌日,参议院破例讨论质问案(按惯例,质问案直接送交政府,
不在院内讨论),刘成禺首先登台,愤怒抨击政府:“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
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
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
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③会场气氛悲愤异常。在连续三天的参议院会
上,共和党、同盟会议员以从未有过的一致态度,共同谴责袁世凯和黎元洪。
参议院虽然提出了弹劾的问题,但却无法通过。当时共和党方面,民社派与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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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因而态度激昂,主张弹劾;而共和党的非民社派分子,
只是因为不敢开罪于民社派而随声附和,他们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并
无改变。在同盟会方面,虽然个别议员言词比较激烈,但他们同张振武的个人感情比
较疏远,多数人只是着眼于改组政府,希望乘内阁无能,行将倒台之机,推宋教仁出
面组织政党内阁,然而他们并不敢冒推翻袁世凯的风险。因此,参议员们都用循规蹈
矩来掩饰他们的怯懦,首先在提出弹劾案的问题上就表现迟疑不决。张伯烈说:“本
院以人数不足,终不能擅提弹劾案,以蹈于非法之举动。”① 的确,参议院陷入了这
样的矛盾中:为了维持约法,必须对违法的政府提出弹劾;而提出弹劾,根据约法规
定,必须有总员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即 95 席)出席,但参议院自开院以来,从来
就没有那么多议员出席,因此限于规定,又不能提出弹劾案。结果是,守法的参议院,
却不能根据约法制止政府违法。
但是,袁世凯历来不把这个怯懦的参议院放在眼里,他抓住参议员们害怕动乱的
心理,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闪烁其词地说:“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
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所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
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现之处。”②实际上,他是用所谓 “暴民政治”
的阴影吓唬胆小的参议员,并暗含扩大事态,株连革命党人的用意。参议院受到藐视,
气愤之余,不得不决定于 21日下午开秘密谈话会讨论提出弹劾问题。
参议院的所谓弹劾,共和党主张弹劾国务院全体,而同盟会只主张弹劾国务总理
和陆军总长,双方在细节问题上扯皮,对真正的罪魁祸首袁世凯反而轻轻放过了。参
议院所要提出弹劾的国务总理陆徵祥,只是一个无用的傀儡,他在张案发生之前,就
因政务困难,托病住院治疗,与张案毫无关系,风潮掀起后,无须弹劾案成立,他就
主动提出辞职了。然而,就是这样可怜的、不触及根本的政治行动,袁世凯也蓄意要
让它流产。
袁世凯首先运动共和党中的前清立宪派分子,让他们“出为调停,冀得平和了结”。
这些人劝告民社派说:“如弹劾无效,(参议院)必出于解散之途,而大局为之动摇。”
①经过幕后的密议,本来就支持袁世凯维持秩序的民社派开始退缩。就在参议院开秘
密谈话会的当天,即 21日下午 5时,袁世凯又礼请民社派参议员时功玖、张伯烈、
刘成禺、郑万瞻到总统府面谈。袁首先虚伪地向他们表示了对张振武的钦佩,表彰了
张在武昌起义中的功绩,然后逼问民社派说:“黎副总统来电,指陈一切,非常厉害,
仿佛不即杀之,必足以发生大乱、妨害治安者。故不得已,用快刀断绳办法。其所行
种种不法事项,多在湖北,诸君均属鄂人,如不治之,乱将如何?”袁以治乱相问,
竟使鄂议员难以对答。于是,袁向他们表示歉意说:“此间知法律者甚少,杀之之手
续亦不完全耳。”②他这一席话,使民社派终于软化。此后,民社派竟在参议院中大
呼起“维持大局”来了。
以同盟会本部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则唯恐国家重陷动乱,因而不愿和袁世凯
决裂。他们把张、
的责任主要归咎于黎元洪,于 8月 22日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
并予除名。但以戴季陶等人为代表的激烈派却主张“以武力破坏法律者,仍以武力治
之”。③稳健派对于党内的所谓“轻躁之士”的这些言论,十分忧虑,他们责问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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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时局诚堪再生莫大之扰乱耶?再生莫大之扰乱,中国能不亡耶?是故贼天下者,
必武力解决之一言也。”他们并一再强调:“国民对于此案,当完全诉之法律,求解决
于法律问题之内。”①孙中山虽然没有参与这场辩论,但他的行动表明,他也不支持
激烈派的主张,依然在谋求与袁世凯合作建设民主国家。因此,激烈派的主张,暂时
还得不到党内的普遍支持。
8 月 28 日,拖延了一个多星期的弹劾案,终于提交参议院开议。这件《弹劾国
务总理、陆军总长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四人提出,同盟会参议
员陈家鼎等八人连署。该案仅指责陆徵祥、段祺瑞“辅佐乖谬”②,使总统违法,要
求袁世凯免他们的职,丝毫未涉及张振武案的阴谋。与此同时,刘星楠还提出了《提
议咨请政府查办参谋总长黎元洪违法案》,指责黎“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
憝”③,要求政府查办。然而,这两个不中要害的提案,在提交参议院时,却因不足
法定人数而不能开议,徒然激起共和党、同盟会议员间的无谓冲突而已。张振武案就
这样不了了之。张案风潮,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稳健派和激烈派的分歧;在参议院
内部,则加剧了共和党和同盟会的对立,使号称民国立法机关的参议院,更加信誉扫
地。袁世凯、黎元洪坐享渔人之利,实际的政治收获,大大超出了他们原先的估计。
第四节 南京留守府与南方裁军
1912年 3月 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按照 4月 13日公布的《南京
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 ”①,表
面上似乎权力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
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②,这就是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的军
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罢了。黄兴就任后,即通电
表示:“顾念留守一职,专为维持南方现时军队起见,原系暂设。兴此心尚存,亦诚
恐遽将经手未完事件均置不顾,或于大局转致违碍,负我同胞。惟有暂羁将去之身,
勉随诸公之后,藉效棉力。俟布置略定,仍当归息林泉,以遂初志。”③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编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皖、浙、
闽的军队编成二十六个师,五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
第三军,姚丽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 月 11 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
了他裁遣军队的想法。这天夜里,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议要事,南京第七师所部
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待 12日天明黄兴回到南京时,
驻宁各军已及时镇压了兵变。黄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变兵被判死刑者达二百多
名。这一事件使黄兴懂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因而加紧裁遣军队。在兵变后的一
个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
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
尽管如此,反对派还在落井下石,横加攻击。他们诬称南京留守一职妨害统一,
指责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陈宧就曾扬言:“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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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盟会内确有一部分人曾把留守一职看成保存实力的手段,但黄兴本人则一直
打算功成身退。他虽然对袁世凯排挤、打击、分化同盟会的种种手段不无愤慨,但却
缺乏整军经武、备战应变的思想。在他看来,“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
不愿以武力相角逐”。②何况中国再也受不了破坏的震荡,“倘再经一次破坏,波兰、
埃及岂可免耶?”③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黄兴面对着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和反对派的
攻击,就索性洁身明志,正式提出辞职。5 月 13 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准予
即行销职”。他表示:“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
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甚非兴爱国之本
心也。”④
与此同时,黄兴对于江苏驻军的裁遣整编事宜作了规划,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
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归山东外,交江苏
都督统辖整顿。为了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
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
又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在黄兴
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
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至 6月初,裁遣军队已达七、八万人。但是,
时局仍有隐忧,不能不多少考虑应变的问题。于是,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计,
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
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①然而,
一方面号召爱国退伍,一方面又招兵充实基干部队,引起了军队中的思想混乱和不满
情绪。结果,留守府被迫停止充实第八师,并将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因此,当留守
府结束时,有限的应变工作并没有完成,致使裁军整编不仅削弱了军队数量,也挫伤
了军队士气,更谈不上提高战斗力。
袁世凯表面上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北京政府与银
行团的垫款
成立后,袁世凯即于 5月 18日电告张謇准备裁撤留守府,拟派陆军
部次长蒋作宾赴宁与黄兴面商善后,要张即日面商江苏都督程德全,考虑江苏方面接
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因病仅以密电转告程。程得悉袁拟裁撤留守府后,即电告袁
世凯,黄兴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要袁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军队猜
疑。他建议:“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
起见,并非交接。”②于是,袁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赴宁。
蒋作宾抵宁后,向黄兴出示了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黄兴本来就主张提倡国
民捐以抵制列强的野心,他获悉合同的严酷条件后,即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且与财
政总长熊希龄发生严重冲突。但是,黄兴既然拒绝银行团借款,自无法再向财政拮据
的中央政府要钱,军饷问题当然更无法解决,于是不得不坚决要求辞职。蒋作宾与程
德全商量后,都不赞成他即时解职,决定由蒋电袁要求拨款。袁世凯虽然同意请黄暂
时维持,但除垫款外根本拒绝拨款。蒋作宾不得不电商程德全,请他来宁接收留守机
关,以便获得中央军费,抚绥充满危机的军队,黄兴也荐程自代,程最后同意了蒋的
办法。袁世凯遂于 5月 31日发布命令:“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
准即取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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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许多人,对黄兴消极引退是不满的。他们批评黄兴说:“若必辞职,是所
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②陈其美亲由上海赶到南京,劝黄留任,并
加紧活动,力求控制江苏。在他的主持下,苏州革命党人柳承烈等组织“洗程会”,
准备策动先锋营发难,推倒程德全,举陈为江苏都督③,惜事机不密,为程德全所破。
同盟会老将谭人凤为挽救不利局面,特于 6月 4日致电袁世凯,要求收回成命,或改
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同盟会南京支部也相继采取同样步骤,要求任黄兴为苏督。但此
时程德全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他于处理苏州洗程会事件后,即赴宁接收南京军政事宜。
6月 14日,黄兴通电解职。南京临时政府残存下来的军事指挥中枢,从此宣告结束。
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肢解和分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当时,由于全国尤其是南方,兵多饷绌,秩序混乱,袁世凯利用裁兵来削弱南方
军事力量,有着正当的理由。他在 5 月间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说:“支持目前之财
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俱须从遣散军队下手。”①北京政府成立后,就一直在规划整
理、裁遣军队事宜。6月中旬,参议院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整理军队问题。陆军
总长段祺瑞亲自出席说明政府裁军计划。他说:“今于无
之中定一标准,即姑以
各省原有之军额、饷额为依据,越于原额之兵裁之,越于原额之饷节之。如因实际不
得不增于原额者,由该省都督叙明理由,经财政、陆军、参谋三部允准,亦可酌增。”
②就是说,南方各省辛亥革命中招募的军队大都要裁遣。对袁世凯这一阴谋,多数人
不甚了然,参议院就抱支持态度。只有少数同盟会急进分子保持较清醒的头脑,他们
“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昌言,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
要做皇帝”。③但一则当时调和妥协空气浓厚,二则袁世凯“添兵”尚在秘密进行,
三则南方各省财政更加困难,军队事实上无法维持,所以也只好相继自行裁遣了。例
如广东,到 1912年 6月初,陆续裁兵十一万余。江西李烈钧则通电称:“任事以来,
首施此裁军节饷政策。”④于 4 月底接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也表示“以裁兵节饷为
第一要义”。⑤袁世凯政府当时缺乏经费,大借款尚未成立,实力不足,除从政令、
舆论上督责南方尽量压缩编制外,对操纵南方各军尚力不从心。所以,各省对军队裁
遣事宜仍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唯各省政情不同,裁军的方针方法也不尽相同。
程德全接收南京留守府后,按照黄兴所定裁军计划“节节实行”。①7月底,陈其
美被迫辞去沪督职务,军队交程接收。8月 1日浦口第一师兵变后不久,柏文蔚将一、
九两师也交程。程依靠中央财政接济,大事裁遣,至 1912 年底,除扬州第二军及第
八师外,苏属军队实存不满四万。1913 年初,又整编为三师二独立旅。清江十九师
原拟裁遣,因剿匪需要,暂于保留。为稳定局势,程德全除以亲信章驾时任驻苏州的
第二师师长外,仍以革命党人章梓、冷遹分任驻南京、徐州的一、三师师长,并拒绝
了陆军部重用张斯麐、尹同愈、朱志先等人的要求。他认为:“此间军官党派之意见
尚小,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意见甚大,……夫此数子者,非谓其竟不可用,但用以与
军队对抗,致酿风潮,则殊觉可以不必。”②江苏各派相持局面得以维持的原因,就
在这里。
湖北则不同,它是首义之区,军队本来就多,加上位置起义有功人员,1912年 3
月间军队编至八镇。黎元洪又竭力扩大一己权力,排挤、打击革命党人,致使军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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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迭起,政治性暴动屡屡发生,裁军进展不快。陆军部允湖北保留三师,因困难重重,
不得不求编五师。黎本唐写信给蒋作宾说:“湖北自去秋倡义,军队甚为复杂,历经
裁汰,尚剩八师,兵士虽不足八师之额,而官佐则额数皆备,且又全系出力人员,目
前拟归并五师,尚多掣肘,如三师则更困难矣。”③黎元洪也电京力争。由于湖北军
队风潮愈演愈烈,革命党人一批批地倾向倒黎,黎元洪决心将旧有军队全部勒令退伍,
另行征补,编组三师。他一面依靠客军黎天才的江南留鄂第一师维持地方,一面于1913
年 4月 4日致电袁世凯,“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①,引狼入室。
湖南辛亥后兵额增至五师二旅,经费支绌,发饷维艰,且军内派系林立,互相倾
轧,使谭延闿一筹莫展。但谭与革命党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6月间他派人与黄兴商
量裁军,得到黄的支持。黄原主留二、三师以备缓急,但谭认为:“裁汰改编,必致
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军,较为妥善。”②程潜主张每师留二营,作
为成立新军的干部,也未予采纳。由于缺乏裁军的监视部队,谭致电袁世凯请王芝祥
赴湘协助,得到袁的允许。谭又电请王带兵入湘,以资镇慑。时驻南京第八师旅长赵
恒惕与八师其他将领不和,待王芝祥南京事务结束,遂率八师陶德瑶团以返桂为名,
于 8月底随王入湘。谭延闿由于得到革命党人的赞助,又优给退伍年金,遂于 9月间
将五个师顺利裁遣,仅留剩余兵队及旧巡防队一万一千余人,编为守备队四十八营,
分全省为六个守备区,只赵恒惕所率一团扩编为一旅。
广东自胡汉民复任都督后,军权仍掌握在陈炯明手里。胡、陈虽同属革命党人,
但屡生摩擦。循军③改编的陆军,“品格不齐,年龄不合”④,缺乏战斗力。裁余民
军则改编为警卫军一百零四营,属地方警备队性质。南京留守府裁军时,驻在江苏的
粤军两师,由军长姚雨平电商胡汉民,拟回粤驻防高州、廉州一带。但陈炯明私心太
重,拥兵自固,横加阻挠。姚雨平遂与部下相商,全军解散。姚保存的训练有素的炮
兵一营,回粤后也为陈派兵缴械。北伐粤军系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如此率尔解散,
殊为失策。陈炯明于 1912 年 12 月 3 日由袁世凯任命为广东护军使后,继续主持裁
遣军队达十二、三营之多,而陆军二师一旅“合计逃亡、死伤、退伍,缺额已逾半数”。
①
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将第四师及张汇滔旅(淮上军,寿州起义部队)归属安徽,
柏所部葛应龙旅也早经孙中山命令调皖。一、九师归江苏后,柏答应由安徽补助江苏
军饷。这一切引起了安徽士绅的强烈反对。段祺瑞因是安徽人,在安徽军界影响较大,
他派得意门生吴中英出任安徽军政司长。吴排斥革命党人,与淮上将领屡起冲突。柏
文蔚所受压力较大。陆军部定皖省为一师一旅,柏于 1912年 8月 30日解散第一军,
仅留军长名义。至 10月间,为安置军官,暂定为二师一旅,士兵实数则为一师一旅,
先后裁汰三万余人,取消官长二千余人。10 月后,袁政府拨款五十万元,要柏继续
裁并。至 1913年 3月编裁完成,原皖军归并为一师,由淮军宿将胡殿甲之子胡万泰
任师长,而将第四师缩编为一旅,驻军临淮。柏的实力,严重受损。但柏文蔚顶住了
陆军部要他裁遣淮上军的压力,将淮上军改编为屯垦部队,驻扎寿州一线,仅张汇滔
被迫离开部队。
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他不仅致力于裁遣游民组成的军队,整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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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镇压兵变,而且十分重视军队的整补训练,备战应变。至 1912年 8月,他将防
军(旧军)三十六营全部遣散,辛亥后扩编的十六标新军也被裁减一半,编成四旅,
暂不设师。此后,李又继续将洪江会组成的团队士兵遣散,另行征补。与此同时,他
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同意将有战斗力而无所归属的林虎所部留守府警卫团调赣,于
8月 9日到达江西,随后又拨一团,编为一旅。他一方面购置枪械,加强军备,另一
方面又调动异己将领,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6月间,李将蔡森所部第四旅由省会调
赴赣州,以后又将二旅长余鹤松以都督代表资格调京,三旅长刘槐森调任军事顾问,
而以林虎、欧阳武等升任旅长。10月 28日,李烈钧陪同视察江西的孙中山,校阅军
队,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十分令人注目。为了充实兵力,李又于 11月 22日发布
征兵令,征召土着农民入伍,改造军队素质。1913 年 1 月,他拒绝了陆军部将赣军
缩编为一师一旅的要求,编成两师,以俞应麓(后以欧阳武代)、刘世钧为师长。
除上述各省外,第五军朱瑞回浙后出任都督,将二师一旅裁并为一师一旅,但保
留了巡防营四十营。福建军队不多,除裁去一些旧军外,保留了十四师,以许崇智接
替杜持任师长。四川有兵五师,但蜀、渝对立,虽陆军部规定编三师,并于 1913 年
7月发表了三师师长的任命令,但并未实行编并。贵州则以滇军二团为骨干,驱散了
北伐黔军,至 1913年 7月编并为新军一师,国民军三十三营。云南除裁遣部分旧军
之外,保留新军二师。广西新军在北伐的名义下全部被排挤出省,驻军南京,陆荣廷
所部均系巡防营,改编为二师。北方起义各省,除山东烟台地区革命军被北洋派全部
遣散外,晋、陕则自行进行了编并。
第五节 军民分治与江西民政长事件
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在革命过程中推举出来的都督手里。
袁世凯对此虽然很不情愿,但也不能不正视现实,于 7月间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地位。
黎元洪为迎合袁世凯大权独揽的政治野心,早在 4月 10日就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
他列举革命时期暂时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认为“军人柄政”,“流弊丛生 ”,主张“将
军务、民政,划为二途”。①袁世凯对黎这一主张十分赞赏,力图马上付诸实施。
但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却率先起来反对。他通电指出,革命方法本来就分军政、
约法、宪政三个时期,革命后的形势要求以“兵权保秩序,以图改革之进行 ”,因此
都督一官,“目前决不能骤废”,“应统揽一省之治权”。②接着,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
响应,表示:“非国基大定,宗社党无从煽发,不宜行军民分治。 ”③他在详论中央
集权、地方分权问题的长电中,针对袁世凯的隐衷,更进一步提出:中央应对“各省
都督授以军政、财政两权,令其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先使恢复旧规,然后徐图
根本上之计划。断不宜大举借款,思以财政权操纵各省。”④为了反抗袁世凯的控制,
他们两人不仅公开活动各省都督,共同抵制“军民分治 ”,而且秘密联络南方各省,
企图建立应变联盟。8 月 12 日,李烈钧曾密电四川代理都督胡景伊、民政长张培爵
说:“诸君……皆为创造民国巨子,敢请输诚联络,结一最稳健之政治、军事团体,
对于中央为一致之进行。如政府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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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夹有私心,藉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亦惟有群起力争,实行匡正。总以地方监助
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庶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种种险象,或可消弭。”⑤对
李、胡这一正确立场,孙中山采取了坚决支持的态度。他说:“中央集权,地方分权,
本来不成问题,不过反对者藉此肆其鼓簧。……盖须相因而行,不能执一。民权为天
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①
正因如此,袁世凯对李、胡更加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