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究竟比韩国人少了些什么访谈

中国人究竟比韩国人少了些什么 本报记者 郑立华 ...中国商报网站 记者：您的知识背景是什么? 张宏杰：我1972年出生于辽宁，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现在葫芦岛市建设银行工作。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是我的第四本书。 记者：看来不管从专业上还是学历上来说，您都不是专门搞研究的，怎么会对这个话感兴趣并深入研究呢？ 张宏杰：我最早对韩国发生兴趣是在汉城奥运会和世界杯期间。从那时开始，我就注意收集相关资料。韩国的民族精神、他们对日本的心态、他们的教育方式等等都深深地吸引了我。其实,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联系密切，这从前不久中央台播放的电视剧《明成皇后》中就能看出来。客观地说，抛开民族色彩，他们对传统的保持比中国还要纯正，虽然也有很大差别，而且二者也并不能用对错的来简单区分，但毕竟这种比较很有意思。开始我的视野很广，后来落点在传统文化上，1998年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谈论这个话题，去年又把它丰富成一本书。 记者：可是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近的并非只有韩国，还有日本，你为什么不拿日本来做比较？ 张宏杰：我们国家现正处于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一般概念下，都是拿日本来进行比较，实际上中国和日本有着很大的差别。日本在转型中发展顺利，同样的放在中国就未必。而韩国在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前提和环境与我们更相似，所以韩国的经验对我们的作用更大。当然，我只是业余研究，从学术角度讲也许没有太多的学术含量，希望不至于贻笑大方。 记者：那您写书的目的也不是单纯比较两个国家民族性的不同吧？ 张宏杰：当然。中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对每个人的素质提出了新的，但是我们普通公民的心态、觉悟、某些生活习惯常被看成是落后的，有些发达国家的人对我们的民族素质不是很看好，我们也会产生一种民族自卑感，这说明我们的民族性中存在问题。相比之下，韩国人却一致被认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极强。 记者：你一直在提传统，传统也是一个很矛盾的话题。 张宏杰：任何一个民族，它的民族自尊心都建立在对本民族传统认可的基础上。小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先喜欢、欣赏自己，然后才有自信，国家、民族也是这样。其实日韩也曾经鄙视过本国传统，后来才慢慢认可；但是我们中国对传统的破坏太彻底，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有很多都遭到了灾难性的毁灭，这是让很多人痛心却阻止不了的。这不能不算在国民性里面。 记者：说到国民性，你觉得韩国人的哪些性格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张宏杰：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一是血性，二是认真的态度,三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原则。我们中国人做事总是讲究四平八稳、三思而后行，很多事就那么拖延了下去。 记者：可是这样对比未免有偏颇和片面的嫌疑。 张宏杰：所以,我在本书的前言中强调,我是在拿韩国之长比中国之短，我承认是一种不公平的对比，希望读者也注意到这段话。我的目的是警醒和提示，我们的优点跑不了，但我们身上的缺点如果不注意，就会越来越严重，将来恐怕越来越麻烦。 韩剧也讲“主旋律” 记者：我们都从历史书中学过，过去，是日本和朝鲜羡慕我们泱泱大国，把我们的文字、饮食、茶艺、围棋、服饰甚至生活习惯几乎原样不变地学去。可是现在正相反，日韩的汽车、电子产品、影视艺术都大举进军中国，您对这种文化的回流怎么看？ 张宏杰：我理解，这种文化回流并不是政府有意为之，而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的自然过程。以前韩日从中国吸收了很多东西，现在回流也是正常、合理的。日韩的精神文化产品之所以在中国大受欢迎，是因为现在的中国老百姓需要优秀的精神产品，而中国本土的艺术家提供不了。 记者：你有没有考虑过，韩流，比如说影视作品为什么会受到我们的喜爱? 张宏杰：韩剧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其与我们的传统相近。我总结韩国的影视剧有以下三大特点：第一，突出“主旋律”，比如他们的歌曲很多都是探讨如何解决生活、恋爱等问题的，心态很健康，格调积极、上进；而我们现在流行颓废、戏说、无厘头，把一些应该是正剧的题材都改成闹剧了。尽管韩国的一些道德观念在我们的年轻人看来很“土”、很保守，但其既然流行，就说明我们的老百姓仍然喜欢积极向上的“主旋律”。 第二，韩剧能把俗文化表现得很到位、很彻底，实实在在，充满原生态的生活味道。而我们的艺术家，包括张艺谋等大腕总是故作高深、总想表现点什么，其实，我们应该尊重流行文化的规律。 第三,韩剧能够准确地表达韩国文化的定位，其重视传统文化，但在表现传统文化与现代道德的冲突中也是由浅入深、以小见大，像著名的长剧《看了又看》，真的就能够吸引无数观众看了又看。当然，他们的电影在风格上也有探索性，能够与世界潮流合理地融合，达到水乳交融，而不是简单进行迎合与模仿。 国民性随经济发展而改变 记者：我看您在书中还谈到了韩国的教育和农民问题等，这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吗？ 张宏杰：是的。目前，我们的教育是个很大问题，其中有很多毛病。比如教育部下令中小学减免书本费，一般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书本费能够得到减免；但在贫困地区，反而不可能得到减免。而韩国的做法是，政府下令首先从贫困山区、海岛减免教育费用，富裕地区反而要适当地多收一些，这才是正常的思维方式。 韩国的教育发展很快，1945年建国的时候，韩国的教育程度和中国差不多，文盲率甚至比中国还要高。但现在，韩国的各项教育指标都排在了世界前列，有的指标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生的比率是最高的。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教育处在落后水平，政府的教育投资甚至比印度、菲律宾等国家还低，我们的官员往往更重视的是看得到的楼房建筑、是自己的政绩，而不是长远的教育事业。一个民族可持续的竞争力依靠的是民众素质的提高，我们的教育还任重道远。 记者：教育是个大话题，别人的先进经验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但是农民问题，我们与韩国的实际情况不太一样吧？ 张宏杰：也有相似的地方，我们现在抓农民收入问题，韩国1970年前后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他们的方法是用行政手段，从城市收入中砍下一块来补给农民，并发动农民在农闲时间义务劳动、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水利、修公路等。这些都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更重视实用性，而我们常流于搞形式，比如人家的“新村运动”与中国大跃进的初衷是一样的，结果是人家建设了现代化的新农村，而我们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炼钢铁。 记者：你说得也有道理。韩国还有别的值得借鉴的地方吗？ 张宏杰：还有,比如反腐败。我们一直在反腐败，可是腐败问题一直很严重。韩国也有腐败，金泳三、金大中的儿子都被抓起来了。韩国和我们都有官员的财产申报，我们规定副处级以上的干部要对收入情况进行定期申报，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从申报表中发现一个腐败分子。这说明,我们的申报制度缺乏对真实性的检测机制，又流于形式化。打个比喻,就是交了卷子却没人判。而韩国是真心实意反腐败，能把真实性落到实处。 记者：你以韩国之长攻自己之短，有没有引起别人对你的议论和反驳。难道我们就一无是处，没有希望了？ 张宏杰：很多读者反馈说赞同我的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最终我写这本书想要表达的是，其实我们的国民性怎么样并不是主要问题，并不是先天带来的改不了的臭毛病，这些都是前现代化阶段国民性格的自然表现。西欧国家的老百姓以前也随地吐痰，工业化之后国民素质提高后才有所改变。国民性其实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先一味地强调改变不文明的小毛病，而是应该有主有次，重点还是要强调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的整体提高。当然,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也应该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改善我们的短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