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魏晋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统一

1 试析魏晋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统一 作者：严耀中 摘要：魏晋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统一并由北方政权隋朝完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意识和经济发展所构成的背景，二是当时南北之间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 论文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隋；统一；文化意识；经济发展；政治军事实力 公元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了中国，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以南北分裂为主的历史时期，就此结束。 如果说历史上充斥着偶然事件的话，这却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意识和经济发展所构成的背景，二是当时南北之间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呈现诸多分裂割据的局面，但促成统一的因素却在悄悄萌生。首先是流民和移 民的大潮推动了语言文字的交流。“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已来，固常然矣”。但如果彼此老死不 相往来，那么其言语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而移民的往来打破了这种隔阂，因为移民和原住民之间 总是要交流的，他们就会寻找出新的交流约定来。西晋后洛阳的正音“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及东晋长 江下游扬州“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而且“此种相互同化作用范围甚广”。与此相关的是，进入中原的 各个少数族的本族语言也渐渐地在生活中消失。语言文字的统一成了走向政治统一的前奏。 其次是生活习俗的混一，主要在于游牧习俗与农耕生活的相适应。本时期的民族问，不是在边境 上的攻战，而是在中土的如何相处。其民族融合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步：第一是交往；第二是杂居； 第三是普遍的通婚；第四是文化和行为准则的认同。对少数族的上层，农业化和汉化是一致的。为 了统治，他们要与汉族打交道，就会率先学习汉语言文字，如稽胡“又与华民错居，其渠帅颇识文字”。 这种结果是惊人的，“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至北朝后期竟需“录 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接下来是文明感染，如土族的风气对他们有较大的吸引力，若魏道武 帝也服寒食散，以致“药数动发”。其中一个动因是由此可以提高他们在族群里的地位或威权。但往往这 两者是同步的，尤其在下层。一旦下层族众也融通了，民族融合就难以逆转了。 再次是水陆道路的打通。路是人走出来的，军队的征讨，民众的迁徙，商人的贩卖，行僧的云游， 都会把路走得更多更广。士兵、移民、商贩、僧人是魏晋南北朝最常见的人们，他们的往来带动了道路 的发展，也带出了统一的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适应南征北战的需要，自曹魏起在水利上开始做 两件事。一是配合大规模屯田的需要而修建灌溉系统，如当时“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 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即使前燕这样的政权，也因屯田而“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 造，务尽水陆之势”。二是开凿或疏通了一系列水道以运兵和运粮，如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 利漕渠、白马渠、鲁口渠、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及巢肥运河等等。所以当时“南 北政权都重视通往淮河流域的水道，使长江、黄河间的水路交通进一步拓展”。这些水道的开凿或疏通， 无疑为隋代的大运河开通打下了基础，并使以后隋唐的大统一少了几分地理上的障碍。由此尽管政治上 是分裂的，经济交往却很寻常，证据之一就是诸朝的商业税越来越成为官方的重要收入。不仅“河桥孟 津，解券输钱”，就是沿途旅舍，也对“交易贸迁”者“依客舍收钱”，追求末利。东晋南朝更是如此。证据 之二是南北之间还常设“互市”。早期如前秦苻健“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 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后来北魏“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 至”。地方上如魏崔宽为陕城镇将，以“恒农出漆蜡竹木之饶，路与南通，贸易来往，家产丰富，而百姓 2 乐之”。又如北魏占领淮河流域后，“江南无复鳆鱼，或有问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但也有人一下 子购得鳆鱼三十枚者，可见交易量还是不小的。即使在打仗时也未停止，如高季式“为都督，随司徒潘 乐征江、淮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而这种商业上的利益，致使北魏缘边州郡 的官员“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另一边如梁时“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凡此， 可见南北边境交易规模之大和影响之深。魏分东、西后，“士人仍缘姻旧，私相贸易”，虽有禁令，但“犯 者非一”，后来不得不放松。又如北齐“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苏琼为徐州行台左丞，行徐州事 后，听两淮通籴粮食，“遂得商估往还，彼此兼济，水陆之利，通于河北”。这种情况当然是促进统一的 因素之一。 最后落实在一统观念的强化。当时南北分裂，但交往频繁，南、北朝间国书往来，本来的套话是“想 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后来为“欲示无外之意”而不分彼此，改成“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抛，并 取得南北一致的认同。至于深层观念上的趋同更是无微不至，如“正是北朝规制、南朝影响和地方特色 杂错交织在一起，才形成青州地区南北朝时期地方文化的丰富多彩的内涵”。又如“在北魏宣武帝即位后 50年中(亦即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间，约公元500—550年)，南北双方进入一个相对和平共处的时期，文化 交流频繁，装饰艺术风格，特别是装饰题材、造型及纹饰渐趋相近。如前述南朝墓室与北魏巩县石窟内 顶装饰图案题材的一致、神王异兽等题材在北朝后期石刻及南朝陵墓中的大量流行等”。审美上的一致 也是价值观念趋同的形式之一。 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后有了长期的和平稳定，关中和中原不仅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是传统 文化中心，南方的使者到了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于是在物质与心理 的支撑下，谁占有中原，一统天下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名正言顺的尊王攘夷之举总会使人跃跃欲试。魏 孝文帝当年酒酣高歌：“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其臣下呼应：“愿从圣明兮登衡、会， 万国驰诚混日外”埘。这种豪情壮志苻坚有过，拓跋焘有过，但客观形势都未成熟。宇文邕灭北齐后统 一的条件是具备了，但不幸早早病故。因此杨坚建隋后的灭陈之策是这种意愿的自然延续。这些都说明 无论北方的统治者是汉人还是少数族人，要求统一的主观愿望总是强烈的，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怎样的历史场景呢?在南边，自刘裕建立宋朝 起，“以区区江东，蕞尔迫隘，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在与北方的较量中，就逐步走下坡路了。刘 裕是一个出色的统帅，但为了确保夺取东晋政权，他匆匆从前线返回建康，致使先机尽失，关中沦陷， 元气大伤。宋明帝时，青、齐诸州又为北魏所有，大体上淮河成了南北分界线。“南北朝对峙，其国势 强弱之分界线大约在北朝乘南朝内争之际而攻取青、齐之地一役”。齐、梁两朝无大变动，缘淮为界而 互有攻防，对峙下还能基本保持平衡，不过由于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后，两淮残破，无法成为北伐的基 地，所以南朝多居守势。梁末由于侯景之乱，使继之而起的陈朝境土局限于长江之南，“西亡蜀、汉， 北丧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扬之域”。江左政权赖以生存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皆残破不堪，如《资 治通鉴》卷一六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五月条云：“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 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这样南朝就失去了与北朝分庭 抗礼的实力基础。 此外，对南方政权而言，蜀地雄居上游，有顺流而下之势；而保江必先保淮，淮地一失，不仅建康 暴露，北军也能共得舟楫之利，故益、淮之失决定了整个陈朝不过苟延残喘而已。隋文帝所采纳的伐陈 策中，就以“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一旦决定伐陈，蜀、 汉两江北军轻舟直下，南军不重兵抵御，必乘势而进，如聚船与之决战，则江防空虚，武昌以下，都可 渡江，南方必顾此失彼。因此到了陈朝，统一的时日就取决于北方自身形势的发展了。 3 但从长远来看，南朝的积弱另有原因。东晋南朝的门阀，虽然起初也注意领兵，但毕竟来自文化世 家，久之，必定重文轻武，兵人地位很低，士气不振。而北方少数族历来尚武，北魏迁都洛阳后虽有所 削弱，但到了北周、北齐时又得到重振。这种差异也是南北战争中南朝输多赢少的原因之一。次者，由 于长期积淀影响和地域资源多寡所致，当时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是高于江左，北朝所铸钱币的 材质和品相亦好过南方诸朝所铸，这就是说在作为战争基础的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上，北方也优于南方。 再者，虽然北人惧暑，南人怕冷，似乎各有千秋，但寒冬所带来的服装需求等辎重更依赖运输，这也是 南朝屡次北伐而兵锋难过黄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黄河以北的支流，几乎都无法供南来舟船的航行，后勤没有保障，军队是无法打仗的。北方只 要占领了江淮之间的地域，就能利用船舶和水道，挥师南下打过长江。因此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两淮 至为重要，南军只有在此组建强大骑兵，备集足够的车马，方有希望克定河北。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想 到、更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凡北人用骑兵，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圳，这当然十分有利于长途 奔袭，但南方是难以弄到这么多的马匹的，直至魏晋之间，农耕区域的主要养马区“实在冀北”，这个地 区当然也归属北朝。何况当时北方骑兵已装备了马镫甲具，冲锋作战时更是势不可挡。北魏“自徐扬内 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后来北齐曾“敕送突厥马数千疋于扬州管内”，虽然其目的在于榨取当地土豪 钱财，但南北骑兵基础的不平衡亦由此可见，因此北强南弱的局面也总是难以改变。 然则基础于上述这种种的与比较，等到隋朝建立后，由北方完成统一，就变得水到渠成了。尽 管儒家推崇王道与德化，但既然要大一统，就得用兵。在中国历史上简直见不到有和平统一的例子，即 使是一方投降，也要到兵临城下的时候。就象晋灭吴的形势一样，隋朝结束南北朝的时候，又重复了南 下统一的场面。 客观上是条件成熟，大势所趋，主观上是要建立功勋来巩固轻易得到的皇位，隋文帝于开皇八年十 月“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十二月，南下诸军临江出发。虽然从力量 对比上看，由周军转化而成的隋军在灭北齐后士气正旺，而南军主力在吴明徼北伐后已丧失殆尽，隋伐 陈是以石击卵，当无悬念，但隋还是十分慎重。首先在当年三月，一边遣使至陈试探虚实，一边颁诏罗 列陈后主劣迹，以造舆论。此前，更是采用高的计策，因北方收割早于南方，屡屡在北边农事毕而江南 正农收时顿兵临江，陈朝征兵防御，几年下来，废农困弊，又被麻痹；陈又不自量力地挑衅：“时后主 与隋虽结和好，遣兵度江，掩袭城镇，将士劳敝，府藏空竭”，更给了隋军动手的口实。其次隋动用兵 力很大，“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又有事先所造大量舰只，其中大者有楼五层， 容战士八百人，南方已经没有水军优势。再次是多点渡江进攻，“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 横亘数千里”。这样不仅是气势压人，而且使陈朝军队首尾难顾，其策略和西晋统一时差不多。加上陈 后主初无准备，隋军势如破竹，合围建康，并迅速破城。隋开皇九年正月，陈后主被俘，陈亡。从此开 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与此役有关并影响以后历史发展的是，这次伐陈，是以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总统诸军。为什么不 用太子杨勇率军呢?其实对当时隋朝而言，更危险的敌人是北边的突厥。当时突厥强盛，时常犯边，数 越长城，关中震动，所以开皇二年冬“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开皇六年秋，杨勇又移镇洛阳。杨 勇的任务虽然重要，防范好突厥是保证灭陈的前提；但平定南方，一统天下，却是隋朝第一大功。加之 杨广灭陈后，杀陈之佞臣施文庆等，大快人心，又“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后来杨广能夺得 太子之位，虽然有其他的原因，与此却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