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演讲稿。全文如下：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象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象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象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象。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主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注释  〔１〕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 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２〕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 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 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 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在广州之谈魏晋 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癋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 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３〕黄巾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起 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 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 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４〕董卓（？—１９２）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 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 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１９ ０），山东河北等地军阀袁绍、韩馥等为了和董卓争权，联合起兵讨卓，他便劫持献帝迁都 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他在离洛阳时，焚烧宫殿府库民房，二百里内尽成 墟土；又驱数百万人口入关，积尸盈途。在他被杀以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长 安，焚掠屠杀，人民受害甚烈。    〔５〕党锢东汉末年，宦官擅权，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比较正直 的官僚，为了维护刘汉政权和自己的地位，便与太学生互通声气，议论朝政，揭露宦官集团 的罪恶。汉桓帝延熹九年（１６６），宦官诬告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学生领袖郭 泰、贾彪等人结党为乱，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狱，株连二百余人。以后又于灵帝建宁二 年（１６９），熹平元年（１７２），熹平五年（１７６）三次捕杀党人，更诏各州郡凡党 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锢。直到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黄巾起 义，才下诏将他们赦免。这件事，史称“党锢之祸”。    〔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二十岁举孝廉，汉 献帝时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汉后追尊为武帝。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和 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延揽文士，奖励文学，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诗文编 为《魏武帝集》。    〔７〕《三国志演义》即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书中将曹操描写 为“奸雄”。    〔８〕严可均（１７６２—１８４３）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清嘉 庆举人，曾任建德教谕。他自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起，开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历二十 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内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编辑为十五集，总 计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三卷，并以为原书题名不能概括全书，故将 书名改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原书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由黄冈王毓 藻刊于广州。    〔９〕丁福保（１８７４—１９５２）字仲祜，江苏无锡人。清末肄业江阴南菁书院， 后习医，曾至日本考察医学，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医学书局。他所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 诗》，收作者七百余人，依时代分为十一集，总计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医学书局出 版。〔１０〕刘师培（１８８４—１９１９）一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清末曾参加 同盟会的活动，常在《民报》发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后来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出 卖革命党人。入民国后，他又依附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竭力赞助袁世 凯窃国称帝的阴谋。他的著作很多，《中国中古文学史》是他在民国初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时 所编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遗书》中。〔１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 《魏武故事》，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２１０）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并无篡 汉的意思，内有“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话。    〔１２〕《太平御览》卷四二五引谢承《后汉书》：“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 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童仆更相怒曰： '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竖之口，不 可不勉。’遂投钱去。”按范丹（１１２—１８５），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陈留外黄 （今河南杞县东北）人。    〔１３〕曹操曾于建安十五年（２１０）、二十二年（２１７）下求贤令，又于建安十 九年（２１４）令有司取士毋废“偏短”，每次都强调以才能为用人的。《魏书·武帝 纪》载建安十五年令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 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 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书》所载二十二 年令说：“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 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 知，勿有所遗。”    〔１４〕“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英雄记》载曹 操《董卓歌》：“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于园桑。” 按郑康成（１２７—２００），名玄，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经学家，其生存时 代较曹操约早二十余年。    〔１５〕曹操的遗令，散见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其他古书中，严可均缀合为 一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其中有这样的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 待之。……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按指诸妾）无所为，可学作履组卖也。吾历宫所 得绶（印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１６〕陆机 （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诗人。他评曹操的话，见萧 统《文选》卷六十《吊魏武帝文》：“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唐代李善注：“言 裘绂轻微何所有，而空贻尘谤而及后王。”    〔１７〕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长子名昂字子修，随操征 张绣阵亡，故一般都以曹丕为操的长子）。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即 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创作之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隋书·经籍志》著录五卷， 已佚，严可均《全三国文》内有辑佚一卷。其中《论文》篇论各种文体的特征说：“奏议宜 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又论文气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 力强而致。”    〔１８〕曹植（１９２—２３２）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东阿王，后封陈王，死 谥思，后世称陈思王。他是建安时代重要诗人之一，流传下来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编的 《曹集诠评》搜罗较为完备。〔１９〕曹叡（２０４—２３９）字元仲，曹丕的儿子，即魏 明帝。〔２０〕《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箫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 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曹丕《典论·论文》，见该 书第五十二卷。〔２１〕“为艺术而艺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戈蒂叶（Ｔ．Ｇａｕｔｉｅ ｒ）提出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见小说《莫班小姐》序）。它认为艺术可以超越一切功 利而存在，创作的目的就在于艺术作品的本身，与社会政治无关。    〔２２〕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 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２３〕文 章小道曹植《与杨德祖（修）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 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 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２４〕曹植早年以文才 为曹操所爱，屡次想立他为太子；他也结纳杨修、丁仪、丁癕等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 争宠。但他后来因为任性骄纵，失去了曹操的欢心，终于未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后，他 常被猜忌，更觉雄才无所施展。明帝时又一再上表求“自试”，希望能够用他带兵去征吴伐 蜀，建功立业，但他的要求也未实现。〔２５〕“建安七子”这个名称始于曹丕的《典 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 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 自骋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后人据此便称孔融等为“建安七子”。按孔融（１５ ３—２０８），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太中大夫。陈琳（？—２１ ７），广陵（今江苏江都）人，曾任司空（曹操）军谋祭酒。王粲（１７７—２１７），山 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任丞相（曹操）军谋祭酒、侍中。徐干（１７１—２１７）， 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五官将（曹丕）文学。阮瑀（？—２１ ２），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司空军谋祭酒。应瑒（？—２１７），汝南（今河 南汝南）人，曾任丞相掾属、五官将文学。刘桢（？—２１７），东平（今山东东平）人， 曾任丞相掾属。    〔２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论孔融的文章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 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按“建安七子”中，陈 琳等都是曹操门下的属官，只有孔融例外；在年龄上，他比其余六人约长十余岁而又最先逝 世，年辈也不相同。他没有应酬和颂扬曹氏父子的作品，而且还常常讽刺曹操。《后汉 书·孔融传》载：'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不私纳袁熙（按为袁绍子） 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 '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唐 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引孔融与曹操论酒禁书，其中有“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 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等语。    〔２７〕“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见曹操的《短歌行》。杜康，相传为周代人，善造 酒。    〔２８〕关于曹操杀孔融的经过，《后汉书·孔融传》说：“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 k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融）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 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 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又《三国志·魏书·崔 琰传》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内载曹操宣布孔融罪状的令文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 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饿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融违天 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２９〕祢衡（１７３—１９８）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他 很有文才，与孔融、杨修友善，曾屡次辱骂曹操；因为他文名很大，曹操虽想杀他而又有所 顾忌，便将他送到刘表处去，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死 时年二十六。    〔３０〕何晏（？—２４９）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 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 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３１〕关于何晏搽粉的事，《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引鱼豢《魏略》说：“晏性 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但晋代人裴启所著《语林》则说：“（晏）美姿仪， 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炎，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 转皎洁，帝始信之。”    〔３２〕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 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 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 寻。”又隋代巢元方《诗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说：“皇甫（谧）云：寒食药 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张机）。……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 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３３〕巢元方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关于寒食 散的服法与解法，详见该书卷六《寒食散发候》篇。    〔３４〕“扪虱而谈”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３２５—３７５），字景略，北海剧 （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 扪虱而言，旁若无人。”〔３５〕葛洪（约２８３—３６３）字稚川，句容（今江苏句容） 人。《晋书·葛洪传》说他“为人木讷，不好荣利，……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 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内外二篇，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时政人事。关于服散的记 载，见该书内篇。〔３６〕关于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 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 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 '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 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３７〕关于闻讳而哭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 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 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 王叹曰：'灵宝（桓玄小名）故自达。’”按桓玄的父亲名温，所以他听见王忱叫人温酒便 哭泣起来。    〔３８〕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王粲的族孙。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说：“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夏侯 玄（２０９—２５４），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 说：“（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正始初，曹爽辅政。玄，爽之姑子也。累迁 散骑常侍、中护军。……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曹爽被司马懿所 杀后，他也为司马师所杀。    〔３９〕“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 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 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按正始（２４０—２４９），魏废帝齐王 曹芳的年号。〔４０〕《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 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刘义庆（４ 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 刺史。〔４１〕司马懿（１７９—２５１）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初为曹操 主簿，魏明帝时迁大将军。齐王曹芳即位后，他专断国政；死后其子司马昭继为大将军，日 谋篡位。咸熙二年（２６５），昭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马师所 杀，作者误记为司马懿。    〔４２〕“解散方”《唐书·经籍志》著录《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 书·艺文志》著录《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４３〕皇甫谧（２１５—２８２）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人。晋朝初年屡 征不出，著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等。《晋书·皇甫谧传》载有他的一 篇上司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种种苦痛说：“臣以?弊，迷于道趣。……又服寒 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癳， 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    〔４４〕关于拔剑逐蝇的故事，《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王）思 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 笔掷地，蹋坏之。”按清代张英等所编《渊鉴类函》卷三一五《褊急》门载王思事，有“思 自起拔剑逐蝇”的话，但未注明引用书名。按王思，济阴（今山东定陶）人，正始中为大司 农。    〔４５〕“竹林七贤”《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 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 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亦有一则，说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参看本篇注〔３９〕。〔４ ６〕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国鑟e（今安徽宿县）人Ｊ?恕*《晋书·嵇康 传》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与魏宗 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服药）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康善谈理，又 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他的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    〔４７〕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诗 人，与嵇康齐名。仕魏为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 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又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 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的著作，现存《阮籍集》十卷。〔４８〕刘伶字伯 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仕魏为建威参军。著有《酒德颂》，托言有大人先生，“止则 操鞍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绅处士”在他的面前 “陈说礼法”，而他“方捧?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麦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 陶。”    〔４９〕关于阮籍能为青白眼，见《晋书·阮籍传》：“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 士，以白眼对之。”他的母亲死了，“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 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雠。”〔５０〕“口不臧否人物” 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５１〕晋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如《晋书·胡母辅之传》：“辅之正酣饮，谦之 （辅之的儿子）门规而厉声曰：'彦国（辅之的号），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 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又《王蒙传》：“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 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    〔５２〕关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 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所记略同。    〔５３〕《大人先生传》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写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这里所 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５４〕关于阮籍借醉辞婚的故事，《晋书·阮籍传》 载：“文帝（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 不得言而止。”    〔５５〕颜延之（３８４—４５６）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朝宋诗 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 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 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５６〕《难自然好学论》嵇康为反驳张邈（字辽叔）的《自然好学论》而作的一篇论 文。    〔５７〕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已克殷纣，平 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按禄父为武庚之 名），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 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 放蔡叔，迁之。”嵇康的《管蔡论》为管、蔡辩解，说“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 然。……周公践政，率朝诸侯。……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 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    〔５８〕《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２０５—２８ ３），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投靠司马昭，曾任选曹郎， 后将去职，欲举嵇康代任，康作书拒绝，并表示和他绝交，书中自说不堪受礼法的束缚，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后来嵇康受朋友吕安案的 牵连，钟会便乘机劝司马昭把他杀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叙述他 被杀的经过说：“大将军（司马昭）尝欲辟（征召）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 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 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 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 此除之，遂杀安及康。康临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叹曰：'雅音于是绝矣！’时人莫不哀 之。”按杀嵇康的是司马昭，鲁迅误记为司马懿。    〔５９〕裴頠（２６７—３００）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晋惠帝时为国 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晋书·裴頠传》说：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 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仿效，风教陵迟， 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６０〕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著有 《魏氏春秋》、《晋阳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贤论》，批评当时清谈家奉为宗主的老聃， 用老聃自己的话证明他的学说的自相矛盾，不切实际，从而断定老聃并非大贤。〔６１〕何 曾（１９７—２７８）字颖考，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司马炎篡魏，他因劝进有功， 拜太尉，封公爵。《晋书·何曾传》说：“时（按当为魏高贵乡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 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鲁迅误记为司马懿）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 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 听阮籍以重哀（母丧）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 此，君不能为吾忍耶！’曾重引据，辞理甚切。帝虽不从，时人敬惮之。”    〔６２〕“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二句，见《庄子·田子方》：“温伯雪子适齐，舍 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吾不欲见也。’”据唐代成玄英注：温伯，字雪子，春秋时楚国人。鲁迅误记为季札。〔６ ３〕阮籍不愿儿子效法自己的事，见《晋书·阮籍传》：“（籍）子浑，字长成，有父风， 少幕通达，不饰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又《世说新语·任 诞》也载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６４〕嵇康怠慢钟会，见《晋书·嵇康传》：“（康）性绝巧而好锻（打铁）。宅中 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又说：“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 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 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 去。’会以此憾之。”按钟会（２２５—２６４），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 司马昭的重要谋士，官至左徒。魏常通乡公景元三年（２６２）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 蜀，蜀平后谋反，被杀。〔６５〕《家诫》见《嵇康集》卷十。鲁迅所举的这几条的原文 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 尖，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人，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所以然者， 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 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 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 言。……又慎不须离楼，强劝人酒，不饮自己；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 （据鲁迅校本）按嵇康的儿子名绍，字延祖，《晋书·嵇绍传》说他“十岁而孤”。〔６ ６〕刘勰（？—约５２０）字彦和，南东莞（今江苏镇江）人，南朝梁文艺理论家。著有 《文心雕龙》。这里所引的两句，见于该书《才略》篇。    〔６７〕陶潜（约３７２—４２７）又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晋代诗人。曾任彭泽令，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虚伪，辞官归隐。著作有《陶渊明 集》。梁代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五四”以后又常被人称为 “田园诗人”。他在《乞食》一诗中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 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 贻。”又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江州刺史王弘造渊明，无履，弘从人脱履以给 之。弘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于众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采菊东 篱下”句见他所作的《饮酒》诗第五首。    〔６８〕陶潜的《述酒》诗，据南宋汤汉的注语，以为它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 —晋宋易代而作，注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