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陈宇,爸爸妈妈在找他

告诉陈宇,爸爸妈妈在找他 家庭背景 儿子陈宇，29岁。生下后被放到了姑姑家里，5岁才被接回父母身边。大学就读于上海金融学院，但大二退学还家。其后自考计算机专业大专和本科，通过了却又不肯去拿文凭。2002年4月，他远赴北京。自此淹没于人海。 父亲陈鼎兴，65岁，数学教授，毕业于北大。《高等数学学习与提高指南――考研必读》等书作者。 母亲金逸芬，62岁，药研专家、“国家发明二等奖”获得者，毕业于清华大学。 “谁家一个孩子五年多没有音信，都是要担心要找的。父母这边再有多少艰辛，跟孩子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受的苦都是不能比的。做父母的，只想知道他一个平安。”――母亲 母亲的信 陈宇，你听到了吗, 陈宇: 你好吗,这句普通的问候，却是我5年来魂牵梦绕的一句话，是我和着眼泪千万次无声的呼唤。陈宇，你听到了吗, 我(们)多次到北京寻找你。几乎访遍了中关村的电子大厦;走遍了双榆树一带的居委会;寻遍了周边外来人口可能居住的平房、地下室、阁楼等;去过树村、六郎庄、方庄、三里屯、“无名高地”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5年过去了，你还记得否，我们全家为你爸爸过60岁的生日的情景,现在，他已是65岁的老人了。但为了寻你，他“千里走单骑”从南京骑自行车到北京，为的是和你一起展示挑战自我的勇气，和你一起体验人生旅程的艰辛。爱子之心，天地可鉴～陈宇，你感应到了吗, 陈宇，目前我们借助于网络和媒体找寻你，也许会令你不快。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思念和担心你，我们能做的事都做了，最后，不得已才通过网络与媒体，把我们记挂你的心情传递给你，希望你能尽快与我们联系。 我们的手机号:(爸爸)、(妈妈)、(姐姐)。 妈妈 2007年10月28日(有删节) 家庭 陈宇就是不肯开口。而父亲呢，“我的原则是:你问我，我肯定给你讲。但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这种关系方式成了父子间的“主旋律” 陈宇的离家出走背后其实没有什么太戏剧化的故事。一如他的出生、他跟父母尤其是跟父亲的关系，相似的版本在很多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中一再上演。 1978年按说是陈家“双喜临门”之年，陈宇要出生，而父亲考上了北大数学系的研究生。那年父亲陈鼎兴35岁，是报考研究生的上限年龄。看上去几乎是不可能再有更好的选择了――父亲去上研究生，陈宇则生下来就被放到了上海姑姑家里，一直长到5岁才被接回南京父母身边(完全相同的童年路陈宇的姐姐也走过一遍)。 陈鼎兴自言是个“开明的父亲”，至于跟儿子的沟通，他想得起来的是:“小时候我跟他玩得很好的。”他犹记把儿子从上海接回南京之前，爱读“水浒”“西游”的他给儿子做了很多玩具，那些大刀、弓箭、金箍棒儿子很喜欢，经常全身披挂了跑到外面去玩。陈宇自小天资聪颖，但学习方法很“个性”――不做作业，但书读得很多。对此，父亲的处理方法是:“我跟他老师说:不用太管他。我希望他能按他自己的性格发展。”陈宇上高中后，父亲偶 然看到他的一本借书证，发现他初中看了30部武侠小说。到他离家前，他爱看的已经是摇滚和《读书》杂志了。 “我其实喜欢比较怪的孩子。这小家伙其实跟我蛮像的。我小时候上学也不做作业、不听讲的。他的封闭也像我。”儿子陈宇的自我封闭出现在他从大学退学后在家自考的三年，他那时就不肯向人求助，尤其是自己的父亲。“他那时候在家自学，我跟他说，数学上的问题你可以问我。”可陈宇就是不肯开口，数学都如此，其他方面更是概莫能外。而父亲呢，“我的原则是:你问我，我肯定给你讲。但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这种关系方式成了父子间的“主旋律”。甚至陈宇从不开口跟父母要钱，“你给他多少钱他也不嫌多，他都拿着，但他就是不开口要。” 父亲从没想过这会是什么问题，因为他还有一个最欣赏最坚持的观点是“自立”，一如他最喜欢日本那部叫《狐狸的故事》的电影。“人要自立，自己管自己。每一代管自己的事情。我老跟他们讲:‘将来我只管你们妈妈，不管你们。我就给你一个起点，以后你自己再去努力。希望你有比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经常跟他讲的话。” 出走 陈宇走了。是姐姐送他上的火车，姐姐给他买了一个手机，但他坚决不肯让姐姐在南京给他入网，“入了网你们不就找得到我了。”妈妈送到楼下被他喝止。他怕妈妈的眼泪。而爸爸，没有下楼 陈宇第一次说起要去家人找不到的地方，是在从大学退学回来的火车上。 那是父母一起去接他回来，儿子因为不喜欢所学的专业要从大学退学，连这样的决定父母都依从了。面对父母这样的开明，儿子说话的方式是一如既往的强硬:“我就算回来学了，将来也还是要出去的，到没人知道我的地方。你们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我。”他这话是对母亲讲的。做母亲的听得出儿子心底的挫败和压力――父母皆名校毕业、事业有成，做这样家庭的孩子并不容易，从小在旁人的眼光和舆论里，“长大后有出息”就似乎注定是他的使命。 接下来，陈宇回家自考的3年是一段相对安静的日子。他学得很认真，那么难的自考他全靠自学而且通过率相当高。父亲曾说出钱给他去上辅导班，他说:“不去～要去那个我还不如待在学校里呢。”父亲心里是佩服儿子的，赞赏他的学习能力，可是这些他想不起来要对儿子说，“我总觉得扬这东西没用。因为人家表扬我我就觉得没用，我从我自己成长经历、我读书的时候就悟到这一点。父亲觉得应该由他给儿子的是另外的东西，比如激励。陈宇自考得差不多之后，开始准备离家。原定2002年春节后走，但时间到了他显出有些犹豫。他嘴上从来很硬:‘你们这个家有什么待头，我就要走了，早晚都要走的，你们不要找我。’但毕竟他没出去过，我们这样家庭的小孩，社会活动、社交方面能力很弱的，他到北京下了火车茫茫人海何去何从⋯⋯” 母亲的心很理解，但父亲的头脑依然“理性”:“我这个人向来是言必行、行必果的。我心想你怎么说好的又不走呢。我就很认真地给他写一封信，我在信里写:‘你越早迈出这一步越好。准备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你只有出去以后才知道。我以后不再催你了，你什么时候走由你自己决定。’这封信他带走了。” 2002年4月，陈宇走了。 5年后，2007年的秋天，做父亲的陈鼎兴65岁了，刚做了双眼白内障手术的他北上来找儿子，这段儿子当年离乡的旅途，他是骑自行车走过的。从南京到北京，9天，1200公里，生生成就了陈宇故事里唯一戏剧化的一笔――“千里走单骑”。听说这个故事的人很少不被这一段打动，就像看到雪域高原那些一步一磕头的藏人，或者中世纪高墙深院里那些自 领鞭刑的修士。陈鼎兴说他后来又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他的儿子有机会能看到:“古人‘千里走单骑’是为了一个‘义’字，爸爸‘千里走单骑’为的是一个‘爱’字。虽然，无法与你5年多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相比，但我这一趟历程，同样需要自信和勇气。” 一个“爱”字，就这样，说出口好难。儿子听到的时候，他的青春都已经过完。 “我有太多事需要检讨、跟儿子道歉。可是能怎么办呢，除非能从头再做一次父子。”做父亲的这句话，比他那段独骑千里听来更让人感觉辛酸。 找寻 儿子走后的第一个春节，老两口相扶来到北京。之后2004年、2005年，母亲一个人又来过。那大海捞针一样的寻找无人知晓 2007年并不是陈鼎兴第一次伴妻到北京找儿子。儿子走后的第一个春节，老两口就相扶着来过。那时，他们寻找的方向是双榆树周边的居委会，以及那些外来人可能居住的青年公寓、地下室、平房和阁楼。因为他们手中唯一的线索就是陈宇曾经到双榆树邮局去取过款(家里在其离家时给他办的一份邮政储蓄，陈宇2002年6月至2003年11月间曾取款，至今卡上还有几百元余额)。 2002年，陈宇初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清华大学招待所。母亲的清华老同学去火车站接的他，这是经母亲再三说服陈宇才接受的安排。那位老同学还借给陈宇一辆旧自行车。两三天后，陈宇打过一个告辞电话来说他找到住的地方，走了。自此这个孤独倔强的孩子就从家人的视线里消失了。 之后2004年、2005年，母亲又来过。那大海捞针一样的寻找无人知晓，只有她手里打印得密密麻麻的一页页海淀区所有居委会的地址电话、她手绘的一幅幅路线图是证据。曾经，因为她的陈宇是个酷爱听摇滚的孩子，快60岁的她去北京摇滚人聚居的树村，去三里屯所有的酒吧，去“无名高地”。这几年她几乎跑遍了中关村所有的电子大厦，不肯落下任何一个摊位地寻找，看到跟陈宇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就给他们看儿子的照片⋯⋯ 几乎一个普通人能够做的关于寻找的所有努力，她都尝试过。 2005年，双榆树派出所帮助从外来人口管理部门查到，陈宇初来北京时曾办暂住证，上面的住址是海淀六郎庄双城公寓。她疯了一般地赶去，只问到陈宇2002年4月16日至11月27日确实在双城公寓西院居住，但之后不知去向。 寻人启事也登过，2005年5月，在《北京晚报》。之后收到过几个来要钱的短信，可最后发现都只是些无良之人在贪求不义之财。 心声 “那个年代，人事业心都比较重，又顶着一个‘名牌大学’，老觉得应该比一般的人还要那个什么一些。所以有时候我也想是不是我们自私了一点。” 这5年多，就算那些在南京家里的日子，做母亲的也过得并不容易，“不说他生日了，你想过年过节的，他姐姐也在，也想着不能忽略他姐姐，整个这种气氛，也不能因为想他就破坏。就这么，一方面要照顾大家情绪，一方面心里真是觉得很缺憾⋯⋯” 而今父母着急的事情之一，是陈宇的身份证面临更换，“我们想在外面打拼，很多保障也不一定有。他回来办了身份证，我们想给他买个医疗、养老保险，解除他的后顾之忧。他以后再出去，我们也不会干预他。” 寻找在继续。 11月7日，深秋的北京寒雾迷离，在六郎庄路口(那是陈宇的暂住证登记上显示他现 在居住的地方)，清早6点开始，陈鼎兴、金逸芬夫妇就站在那里，3个小时，徒劳地想在 上班的人群中辨认出儿子的脸⋯⋯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