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怎样让人心烦一乱的

大学是如何让人心败坏的 大学是如何让人心败坏的 pkpku 发表于 2008-12-13 13:24:13 大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脱离家庭和原有社会空间的约束，聚集在大学这样一种临时建构起来的社区。一是失去原有的习惯约束，二是现在的大学只教人训练职业，而无人格之教育与修养。刚进学校的学生尤其容易在这种道德真空状态中败坏人心。究其根源，实在于教育宗旨变化引起的教育制度的变迁。 古典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是以对人的修养为主要培养标准的教育。而现代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各种专门的工匠为教育旨趣的。这种宗旨上的不同，导致制度的不同。比如传统教育从来不可能有“思想道德教育”这样一种专门的教育，因为它无论教授文学、历史还是哲学，都有很强的道德教化目的在里面，而现代教育，即使文学、历史、哲学的教育，也已经高度职业化，失去了修养的功能。 亚里士多德把教育分为“自由教育”与“机械教育”两种，前者是一种关乎修养的人生教育，文学、哲学、历史的教育，为那些有足够闲暇和自由的人们设立，目的是个人品味的修养与人格完善。后者是一种工匠化的教育，为那些没有闲暇，必须以做工养活自己的人们所设立，目的是培养适合职业的工匠。在古典社会，前者是受到尊敬的真正的教育，在现代社会，所有人都已经变得没有“闲暇”，也没有资格享受“自由”的教育，大学，正是一个为社会这所大工厂准备零件的车间而已。 然而，传统的高贵的自由教育如何能够被原本下贱的职业教育打败呢？问题的关键正是科学教育作为一种价值观，终于凌驾于人文教育之上。而不仅仅是科学本身的崛起。让我们以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为例。 此时正值一战结束，欧洲一片残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对欧洲文明以及破坏和平的科学表现出极大的悲观与怀疑。而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帝国的兴起，对中国人心理冲击之大，实可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将美国的强大归结于物质与科学的强大。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把美国的强大归结为“美国之所以为美者，在此数十年物质文明之修明。而即冠万国。亦可证物质之变化，人类最大也。”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在《欧战后之中国》中写道：“际兹科学昌明之世，经济之能否发展，全视乎科学之能否应用以为断。是以各国之战后经营，一面力图经济之发展，一面力谋教育之改善。”将科学的地位提到新的高度，并称“此次欧战，人每称为“科学战争”，诚以新兵器之发明，破坏力之雄大，有非战前所能梦想者。夫以科学应用于杀戮，原非仁心仁术所能忍闻，惟和平建设，亦多有赖于科学。”科学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巨大威力已经让国人侧目。随着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破败，美国在时人的认知中，实际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的代表，科学进步的象征。美国逐渐取代德国和日本，成为中国教育界最欣然向往的导师，可用1922年陶行知的一段话来回顾：“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陶行知身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生，也是杜威和另一位著名教育家孟禄的学生，对当时中国教育界盲目学习美国的倾向，所言应当不虚。 1919年，挟此美国如日中天之势，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他在演讲中着力批评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态度是“只用人家的结果，而对科学的态度不稍加变更”。恰好，康有为在同一年出版的他1905年写就的《物质救国论》，印证了杜威的看法。康有为在该书中把西洋一切形而上的道德哲学统统看做无用，中国只需要学习西方的“工艺气电”，加以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便可用“西方的物质”救中国的国。而杜威告诉他的中国听众“科学进步的影响实有两大步，一是对物质上的效果，一是对道德上的效果。”科学带来的进步观念，我们打破古代人的习惯、教条和道德。科学必将给我们新道德带来重大的变迁。 至此，从欧洲文艺复兴时候起就未绝的教育争论，即是语言、文字、文学、历史等人文的学问为主要教育，还是以自然科学为主要教育，在科学技术取得巨大突破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产生了定位。“科学”逐渐以它的改造一切甚至要改造“旧道德”的力量凌驾于人文之上。 与此同时，中国著名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与杜威谈话后，欣喜异常，认为杜威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从民国二年起就大力推行职业教育的黄炎培，一直被国内很多传统教育的卫道士们讽刺和攻击，称其实业教育也好，职业教育也罢，不过都是“啖饭教育”。杜威来华以前，黄炎培一直找不到更多理论上的反驳，因为他这样自身新旧参半的人物，实则明白职业教育并无传统教育的道德教化之功，他甚至以自己儿子在新学校学习，不懂待人接物为例，证明新教育的不足处。然杜威来华的访问，将科学的理念注入职业教育中，使得原本卑下的“职业教育”有了学理上的正当性与高贵性。科学的方法与精神压在了道德之上，科学与人文的位置，在杜威的话语体系中发生逆转。对黄炎培这样毕生倡导职业教育，而学理不足的中国学生来说，不啻为思想上和感情上的一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