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研究】 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 吕变庭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 北宋士大夫的人格关怀具有中国传统儒者的典型性和代性 , 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局面 在宋代出现 , 既是其国情的客观需要 , 也是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历史必然。北宋士大夫不仅复活和进一步延 伸了儒家传统的忧乐思想 , 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意识 , 因而形成北宋士大夫 人格的突出特征。 [关键词 ] 士大夫 ; 人格 ; 责任意识 [中图分类号 ] K24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 - 3541 (2005) 02 - 0066 - 05 On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of Scholar - Offici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U Bian - ting (Hebei University , Baoding , Hebei Province 071002 , China) Abstract : The personality solicitude of Scholar - Offici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ossessed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llectual , and the emerged of situation that Emperor govern with Scholar - Official , it was objective requi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ctual conditions as well as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mixing together Confuciamism , Taoism , Buddhism. Scholar - Offici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not only revived and elongated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which Confuciamism shares the people’s joys and sorrows , but strengthen themselve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country and nation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 so formed a outstanding personality trait of Scholar - Official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 scholar - official ; personality ;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country and nation [收稿日期 ] 2005 - 02 - 01 　　北宋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最得意的时代 , 也是中国古 代社会历史的转型期 [1 ] 。在这个历史转型期里 , 史学界 对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现象关注较多 , 但从 宏观的角度去比较系统地阐述有关北宋士大夫人格特征 问题的论著 , 目前还不多见。有鉴于此 , 笔者拟从政治 人格、文化人格和社会人格三个方面具体剖析一下北宋 士大夫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角色转换及人格独立问题 , 不当之处 , 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政治人格 : 从边缘到核心 在中国古代 , 士大夫是官僚与知识分子的特殊结合 体 , 这种双重身份就了士大夫具有其特定的政治人 格 , 而且这种人格是可变的和历史的。众所周知 , 由士 大夫参政议政应是宋太祖立国的一种坚定信念 , 也是他 从唐宋以来那些武人政治在接连惨遭失败后认真出 来的一条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他说 : “五代方镇惨虐 , 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 , 分知大藩 , 纵皆贪 浊 , 亦未及武臣一人也”[2 ] (卷7) 。宋太祖说得也许有点儿 绝对 , 但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 , 因为他对武人政治的 潜危险深有体会 , 而他本身即是武人夺权的一个例子。 所以他积极采纳大臣赵普的建议 , 通过杯酒释兵权 , 解 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武人”统领禁军的权力 , 并实 行将从中御的策略 , 从而使军权牢牢地控制在皇帝和文 臣手中。从历史上看 , 武人固然是歧视士大夫的集团势 力之一 , 但它并不是妨碍士大夫进入国家权力中心的主 要因素 , 而最大的障碍则来自宗室和外戚这两股政治势 力。由于这两种势力与皇帝有着特殊的关系 , 他们经常 成为乱国弑君的罪魁祸首 , 如在宗室方面 , 汉有“吴楚 七国之乱”, 晋有“八王之乱”; 在外戚方面则前有东汉 的窦氏专权 , 后有唐代因外戚杨国忠跋扈而导致“安史 之乱”, 成为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尤其是在他们专权 时期 , 士大夫不要说人格尊严 , 甚至连性命都难以保证。 比如武则天重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等 , 致使“忠鲠之 臣 , 朝不保昏”[3 ] (《酷吏传》) 。而杨国忠则“惨文峭诋 , 逮 —66— 2005 年第 2 期 (总第 190 期) 北方论丛 THE NORTHERN FORUM No12 , 2005 Total No1190 系连年 , 污蔑被诛者百余族”[3 ] (《外戚传》) 。且不说身临其 境 , 即使我们今天耳闻这些行径也不寒而栗。因此 , 吕 公著对宋神宗说 :“自古亡国者乱家 , 不过亲小人、任宦 官、通女谒、宠外戚等数事而已”[2 ] (卷303) 。故通过太祖、 太宗、神宗等几代帝王的殚思与整治 , 大大弱化了宗室、 外戚和宦官的势力 , 同时 , 却赋予士大夫以国家重任。 如北宋“不用宗室为宰相”, “乃所以安全之也”[4 ] (卷3) 。 当然 , 北宋皇帝感到社稷安全的最重要原因其实不在 “不用宗室为宰相”本身 , 而在于他们把宰相之位交给了 布衣孤寒之士。据《宋史·宰相表》统计 , 北宋大概有 92 %以上的宰相是科举出身 , 相较之下依靠门荫登上相 位者不过几人而已 , 这是北宋宰相成分构成所发生的重 大变化。宋太祖曾说 : “向者登科名级 , 多为势家所取 , 致塞孤寒之路 , 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 , 以可否进退 , 尽革畴昔之弊矣”[2 ] (卷16) 。其取仕的倾向性之鲜明 , 在中 国古代历史上史无前例。而为了使右文政策不被中途废 止 , 宋太祖更以家法的形式使之化 , 从而将其抬高 到至上的地位。对此 ,《宋史·曹勋传》载 :“艺祖有誓约 藏之太庙 , 不杀大臣及言事官 , 违者不祥。”其中“不杀 大臣及言事官”, 集中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群体的人格特 征 , 至少他们的政治人格得到了尊重 , 士大夫的政治理 性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张扬。故北宋文化成造极之势 , 实 赖这政治人格的建树。而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个性 (包括 外在的和内在的) 最为丰富 , 但具体归纳起来 , 主要有 以下几种表现 : 首先 , 忠君是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的传统思想 ,“君 君、臣臣”的分界非常清楚 , 其相互的权责也很分明。 但忠君有两种形式 : 一种是愚忠 , 一种是贤忠。其愚忠 的政治前提是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 , 同时为臣的对于皇 帝的任何行为只是一味顺从 , 不知审辨 , 而在荀子看来 , 这种行为实际上不应叫做“忠”而应称“谄”, 因为“逆 命而利君谓之忠”[5 ] (《臣道篇》) 。在理论形态上 , 愚忠采取 了“王天下”的独夫形式 , 班固说 : 君者“天覆地载俱 王天下也”[6 ] , 因此这种理论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天下之 大 , 四海之内 , 所共尊者一人耳”[5 ]《臣道篇》。与此相反 , 北宋士大夫的忠君是贤忠 , 他们与跟皇帝的思想互动中 , 逐渐达成了“共天下”的通识 , 如为臣的说 : “天下者 , 天下之天下 , 非一人之私有”[7 ] (p. 386) ; 而为君的也说 : “天下至大 , 人君何由独治也 ?”[2 ] (卷86) 正是由于这种观念 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推演与渗透 , 宋代皇权与相权的制衡 关系才具有了一定的弛张度 , 也使宋代的皇权与相权究 竟孰强孰弱在学界引起了争议 , 其实这个争论本身恰好 说明士大夫的忠君意识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 而变 化的结果是皇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与此同时 , 士 大夫的基本人格在政治方面也受到了相当的尊重 , 至少 在一定的范围内 , 士大夫与皇帝的政治人格权是平等的。 当然 , 历史证明皇帝的政治人格权还需要士大夫自身的 忠君意识来维系 , 所以在皇权有所削弱的同时士大夫则 强化他们了自身的忠君意识 , 故《忠经》一书就是在这 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了。其实 ,《忠君》一书的出现 , 应 看作是北宋士大夫对于忠君思想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约 束的一个鲜明例证。然而 , 北宋士大夫对皇帝之忠并不 是无条件地去服从皇帝个人的主观意志 , 而是尽可能在 不触动皇帝个人利益的前提下 , 使皇帝来顺从士大夫的 主体意志 , 这是北宋士大夫政治人格的典型特征。所谓 主体意志是指代表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思想潮流和变革 实践。如王安石变法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效果 , 是因为它 体现了当时士大夫的主流意志。虽然作为保守派的代表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颇多非议 , 但当他对王安石变法进 行全盘否定时 , 还是引起其保守派内部的激烈争论 , 故 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经过几个同合之后 , 最终还是以变法 派的胜利而告结束。可见 , 北宋士大夫的主体意志是大 势所趋 , 而高太后和向太后试图逆北宋士大夫的主体意 志而动 , 她们最终招致彻底的失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其次 , 言事权得到了“家法”的支持和保障。北宋 的皇帝非常重视士大夫的言事权 , 据《宋大诏令集》载 , 北宋皇帝先后颁行了 5 次“求言诏”, 如王素在行将赴任 淮南转运使时来向宋仁宗辞别 , 宋仁宗对他说 : “卿今便 去 , 谏院事有未言者 , 可尽言之”[8 ] (卷八) 。而宋真宗说得 更明确 :“群臣敢言者亦甚难得 , 苟其言可用 , 用之 ; 不 可用 , 置之。若必加罪 , 后复谁有敢言者 ?”[8 ] (卷六) 所以 北宋士大夫的言事权受到皇帝的特别保护。从内容上看 , 言事权包括政治、思想、军事、外交、用人等多个方面 , 尤以“嗣君”为要。实际上 , 能否参与商定“嗣君”这 样的重大事件是考察宋朝士大夫是否已进入其国家权力 核心的根本标志。宋初因为行政制度尚不完备 , 虽设有 宰相一职 , 但宰相没有参与商定“嗣君”的资格与机会 , 如关于宋太祖传位给其弟赵光义一事就没有宰相说话的 机会 , 这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当然 , 身为宰相的范质、 王溥、魏仁浦自己不积极争取这个权力 , 也是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客观地说 , 对北宋的大多数士大夫而言 , 争 夺权利本身并不都心怀鬼胎 , 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 职务权的一种确认和定位。如后来宋朝设置参知政事一 职 , 与宰相分权 , 相互制衡 , 本来是一件好事 , 但由于 皇帝处于个人的目的 , 他不去明确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具 体职责范围 , 故意在两者之间制造矛盾 , 从而使他们都 去讨好皇帝 , 所以为了维护参知政事的行政权 , 唐介就 曾以参知政事的身份跟宰相曾公亮争夺过审阅文书的权 利[4 ] (《唐介传》) 。而像“嗣君”这样的大事 , 士大夫是绝不 能袖手旁观的 , 因为谁控制了“嗣君”权谁就控制了朝 政 , 历史上所说的宦官或外戚专权都握有“嗣君”权。 而为了防止由宗室或外戚掌控“嗣君”权 , 宋朝家法特 别 :“不用宗室为宰相”[4 ] (卷3) , 至于外戚则“皆不预 事”[2 ] (卷480) 。这就保证了士大夫可以直接进入到国家权 力的中枢 , 此外他们还能通过“言事权”对包括“嗣君” 在内的所有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 并通过士 大夫这个群体去影响或改变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如章献 太后临终前想让庄惠太后杨氏“同议军国事”, 但由于士 大夫的坚决反对 , 此事才最终告吹 , 其权也才终于回到 了仁宗手中。可见 , 宋朝的皇帝与士大夫有着一种特殊 的关系 , 一方面士大夫依靠皇帝的恩宠 , 得以加官晋爵 , 施展宏图 , 另一方面 , 皇帝在士大夫的拥戴下得以血脉 —76— 相承 , 一统江山 , 这就是宋朝皇帝做出“与士大夫共天 下”英策的基本动因。 再次 , 士大夫的政治人格不仅表现在忠君、言事两 方面 , 而且还表现在师道方面。师道源于西周时代 , 而 在当时只有官僚贵族才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 起初对贵族 子弟进行文化教育是太史寮的重要职能 , 因而人们就把 那些受教育的贵族子弟称为“学士”。这种局面维持到春 秋战国之际 , 由于庶民阶级的反抗 , 特别是自孔子提出 “有教无类”的主张之后 , 原来由贵族阶级垄断文化资源 的局面被打破了 , 士的内涵也开始朝专业化的方向演变 , 与此同时 , 士作为封建官僚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逐渐 游离于仕官阶层的边缘 , 并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 社会阶层 , 用费孝通的话说 , 就是自孔子以后 , 中国古 代社会就“构成了和政统分离的道统”, 出现了“用文字 构成理论 , 对政治发生影响”但已不再“占有政权” 者[10 ] (pp. 25 - 26) 。从这层意义上说 , 孔子的私学教育无疑 是对王官贵族之学的革命 , 因此以儒教为己任的士大夫 便具有了一种“不臣不仕”的人格特征 , 章学诚《文史 通义·原道》云 : 春秋以后“治、学既分 , 不能合一 , 天 也”, 而如何正确处理学与治的矛盾关系也就成为秦汉以 来历朝封建帝王的头等大事。秦以“焚书坑儒”而亡国 , 汉则因“独尊儒术”而强盛 , 正反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 , 说明了士大夫作为一种知识型的社会力量已经开始显示 出其强大的政治生命力。从道统的角度看 , 士大夫虽然 “不臣不仕”, 但他们决不失去“师道”的本色 , 这是宋 朝士大夫的又一个个性特征。如经筵制度化为宋代士大 夫比较充分地张扬自己的人格提供了舞台 , 程颐说 : “天 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 , 天下治乱系宰相 , 君德成就则经 筵。”[11 ] (《论经筵第三札子》) 。而程颐本人在经筵讲书时就以师 道自居 , 并对皇帝多所规劝 , 故有“僭横”之称。除宋 代而外 , 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有哪一个朝代的士大夫敢于 对“居崇高之位”的皇帝指手画脚呢 ! 没有了 ,“对中国 人而言 , 儒家式之人格典型 , ‘望之俨然 , 即之也温’” 的“师道”风范在北宋已经发展到了极尽处 , 后人很难 再有所超越。 　　二、文化人格 : 从悲观到自信 士大夫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 , 由于经 历了中唐以后强权及武力对文化价值的贬低与摧残的黑 暗时期 , 士大夫那种惶惶不可终日和对自己命运缺乏自 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 而宋朝皇帝采取重用以宰相为代 表的文人士大夫的措施 , 积极培育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文教理念 , 尤其是宋真宗《劝学文》的出台 , 更把读书 宣扬成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 从而它非常成功地刺激和 引导着士大夫的读书热情 , 为宋代的文化繁荣营造了很 好的精神氛围。此时 , 士大夫已不再是屠夫魔刀下的怨 鬼 , 而是皇帝掌上的明珠。而最能体现宋朝立国之文化 发展导向的 , 应当说是宋太祖对统一江南之后所作的认 真反思。在宋太祖看来 , 几十年的东征西讨 , 平定江南 , 实际上就得到了徐铉、汤悦、张洎三位士大夫[12 ] (p. 86) , 而整个广南则仅得周渭一人 [8 ] (卷一) 。宋代在扩张领土的 过程中 , 把士大夫的地位看得比拥有一定的疆土还重要 , 这在前史里是不曾有过的文化意识 , 正是由于宋太祖的 这种远见卓识 , 宋代的科举事业才不断兴旺发达 , 并且 士大夫也才能在其中找回那已经久违了的自信。据《儒 林公议》卷一载 : 在宋太宗时“状元登第 , 虽将兵数十 万 , 恢复幽蓟 , 逐强虏于穷漠 , 凯歌劳还 , 献捷太庙 , 其荣也不可及也。”可以想象 , 当时的状元郎该是何等的 风光和神气 !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 北宋的“文字狱”不仅数量少 , 而且对当事者的迫害也因“家法”的缘故降至了封建历 史的最低限度。如元丰三年 (1079 年) 发生的“乌台诗 案”, 受牵连者多达 29 人 , 其中遭迫害最深的人是苏轼 , 尽管有人想置他于死地 , 但很多士大夫还是为此上书呼 吁 ,“岂有圣世杀才士者乎”[13 ] (p. 57) , 最后宋神宗不得不 从轻发落。这与南宋高宗采取对待“撰造言语 , 妄倡事 端”者“并行处斩”[14 ]建炎元年九月癸丑的高压政策相 比 , 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而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其实就寓 于其日常的各种言论之中 , 没有相对的言论自由也就无 文化人格可言。在北宋 , 那些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士大 夫却可以享受其文化权力 , 甚至他们可以形成一种独立 的文化力量 , 如司马光被贬出朝寓居洛阳 , 当时许多文 化名流如程颐、富弼、吕公著、邵雍等都簇拥在他周围 , 他们“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 , 皆大臣之所不敢言 者”[15 ] (卷24) , “有熙宁之间 , 大为一时之壮”[16 ]《四贤吟》, 从而使洛阳成为北宋的文化重心。这种文化现象在任何 其他历史时代都是不能想像的 , 因为一国之都城往往既 是政治重心又是文化重心 , 只有北宋的都城汴梁不是这 样 , 而此现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士大夫享有独立于政治 之外的文化权力。 仅仅享有独立的文化权 , 还不能完全凸显北宋士大 夫的文化人格 , 因为人格本身是一种个性化的价值代谢 过程 , 它具有一定的柔性 , 且跟人们的自我实现感紧密 相连。由于北宋的官职非常冗滥 , 行政效率较低 , 故通 过政治权力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士大夫并不多 , 他们中的 大多数是既为政也为文 , 而且他们为文之兴趣有时比为 政的兴趣还要强烈。邓广铭先生曾举证了北宋 33 位政要 加学者的“复合性人才”[17 ] (p. 6) , 其中就有被称为唐宋八 大家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 , 有科学巨 星苏颂、沈括、燕肃 , 有史学舵手司马光等 , 他们尽管 在政治建树方面高低有别 , 但在文化人格上人们则很难 判分孰优孰劣 ,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个性 , 所以苏轼尽管在仕途上失意落魄 , 但他在文化方面却被 宋孝宗称作“一代文章之宗也”。 诚然 , 文化个性的成就绝对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 但 从内在的机制看 , 一个士大夫要想树立起他的文化人格 , 就必须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识。而这种审美意识则是一个 渐进的和缓慢的培育过程 , 如宋太祖对“帝王之子”的 要求是 : “当务读经书 , 知治乱之大体 , 不必学作文章 , 无所用也”[8 ] (卷一) , 如果人们头脑中都装着这么一种审美 意识 , 要想成就文化个性就很难了。而北宋之所以能够 —86— 形成群星灿烂的文化局面 , 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 为士大夫尤其是知识女性都具有一种纯粹的胎教文化意 识和素质。胎教在北宋不但是男人的事情 , 同时也是妇 女的责任 , 在某种意义上说妇女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 特别是在子女的胎教和幼教时期妇女无疑起着男人所不 能替代的作用。因此 , 北宋士大夫独立人格的塑造 , 离 开了知识型母性的关爱和培育 , 是不可想像的。当然 , 成书于唐代的《女孝经》就专有胎教章 , 而北宋的突出 之出在于进一步强化了培养知识型女性的社会意识 , 如 司马光说 : “为人母者不患不慈 , 患于知爱而不知教 也”[18 ] (p. 675) 。所以北宋涌现出了无数知识型的女性 , 他 们对子女的教育不仅是文化的教育 , 而且还是一种人格 的教育。如张奎、张亢的母亲宋氏“亲教督二子使读书。 客至 , 辄于窗间听之。客与其子论文学、政事 , 则为之 设酒肴 ; 或闲话、谐谑 , 则不设也”[8 ] (卷十) , 而参知政事 苏易简的母亲薛氏[9 ] (《芬易简传》) 、翰林学士贾黄中的母亲 王氏[15 ] (卷6) 都被宋太宗称为“孟母”, 这种“孟母”范型 的塑造与张扬 , 一方面是对妇女回归教育这种社会现实 的认同 , 另一方面也是对宋代妇女人生价值的在更高层 面上的一种定位。过去人们在探讨宋代士大夫文化时 , 往往忽略了妇女在塑造士大夫文化人格方面所起的重要 作用 , 这是很不应该的 , 在此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恢复 宋代妇女在宋代士大夫文化人格形成中的真实历史地位。 宋代士大夫具有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 , 这种文化批 判意识有时甚至到了十分任性的地步。宋代的文化政策 较其他封建王朝开明很多 , 故士大夫的自我意识非常突 出 , 他们一般不是用凝固的世界观去看待传统的文化 , 而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放在宋代的特定社会历史过程中 去透视与理解。在他们看来 , 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 是死的东西 , 而“自我”作为阐释的主体却是活的和能 动的东西 , 所以宋代士大夫对待传统文化典籍的基本态 度就是四个字“为我所用”, 用陆九渊的话说即“六经皆 我注脚”[19 ]《语录》, 而陆九渊的思想是经过北宋士大夫 “自我意识”长期积淀和过滤以后的一种文化审视 , 其本 身是宋代整个士大夫文化人格的真实写照。尽管形成于 北宋的理学可分为主观派与客观派 , 但就其实质而言 , 它们都是“我”的不同表现形式。程颢说 :“学者不必远 求 , 近取诸身 , 只明天理 , 敬而已矣”[20 ] (卷18) , 从表面 上看 ,“天理”是独立于人之外的一种客观力量 , 但实际 上它不过是“自我”的一个代名词 , 是宋代整个文化环 境的集合。人的观念和思想都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 , 而一种文化环境的集合映射到人的思想层面就是“明天 理”, 故人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就可理解为“天理”。程 颐又说 : “学也者 , 使人求于内也”[21 ] (《伊川学案》) , 这 “内”即是“我”,“求于内”就是把特定的文化环境自我 化 , 化为“道”、“理”、“仁”等等主观的东西。因此 , 学界对北宋经学的总体印象是好主观 , 故为新奇。他们 “好以己意改经”[22 ] (卷33 ,《七经小传》) , “循守注疏者 , 谓之腐 儒 ; 穿凿臆说者 , 谓之精义”[23 ] (卷45) , 对传统经典大胆 地怀疑 , 史称“疑经派”, 其代表人物有欧阳修、苏轼、 刘敞、王安石、司马光、郑樵等 , 如刘敞作《七经小 传》, 王安石作《三经新义》, 这两部书在宋学发展史上 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 王应麟说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 , 谈 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 《三经新义》行 , 视汉儒之学若土梗。”[24 ]《经说》就大胆地 怀疑精神而言 , 北宋的疑古思潮可与新文化运动相媲美。 由于北宋疑古之风气弥漫在整个士大夫中间 , 且社 会生活节奏的加快 , 尤其是仕途的艰险 , 使得士大夫的 思想前后变化较大 , 因而北宋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具有极 大的不确定性 , 表现出一定的自我否定特征 , 梁启超先 生把这种文化人格概括为 : “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 用“今天的我”去否定“昨天的我”, 是自我意识觉醒的 一种表现形式。北宋士大夫的思想大都归属于某一种学 派 , 而各种学派之间的相互交流 , 就使得他们很难把自 己的思想固定在某一狭小的领域。例如 ,《宋元学案》中 安定学派包括程颐、吕希哲、汪　、欧阳发等 , 而程颐 后又创立了伊川学派 , 吕希哲后来转向荥阳学派 , 汪　 则加入了荆公学派 , 欧阳发更成为掳陵学派的一分子。 即使伊川学派也没有将自己孤立起来 , 如果仔细比较 , 那么程颐的思想跟明道先生就非常接近 , 同时又跟横渠 学派有许多相同之处。而北宋士大夫的门户之见之所以 被逐渐弱化 , 是因为他们敢于自我否定 , 而否定本身就 是一种提高和发展。众所周知 , 儒释道在唐代斗争很激 烈 , 其统治者带头打击佛教 , 把学术问题政治化 , 给中 国古代的文化发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而北宋的统治 者对各种学术流派基本上采取包容的态度 , 任其自由发 展 , 所以儒释道在北宋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 这就为理学 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三、社会人格 : 从观望到责任 五代时期的士大夫对他所在的国家有多少责任感 ? 闽国的汀州刺史王继业在弑杀其君时说 :“君无君德 , 臣 安敢有臣节 !”[25 ] (p. 199) 而五代的许多君主对直言不讳的士 大夫说贬就贬 , 想杀就杀 , 视士大夫的生命如草芥 , 极 大地挫伤了广大士大夫忠心报国的责任心 , 因为责任就 意味着被贬或被杀。如闽国的谏议大夫黄讽因直谏而被 贬为民[25 ] (p. 199) , 后晋的处士戴偃因“为诗多讥刺”而被 捕入狱[26 ] (《后晋纪六》) , 南汉自乾　三年 (950) 后宦官专 权 ,“谓士人为门外人 , 不得预事”[27 ] (《南汉九·陈延寿传》) 。士 大夫被排挤在“预事”之外 , 是五代各朝中后期较普遍 存在的现象 , 而宋太祖在平定南方诸国的军事战争中 , 把争取士大夫的支持看作是宋朝立国的基础。所以北宋 初建 , 究竟如何处理政府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冲突及摩 擦 , 是摆在宋太祖面前的一个最为急迫的政治问题 , 而 宋太祖通过认真总结五代灭亡的历史教训 , 认为“宰相 须用读书”[2 ] (卷7) , 接着宋太祖又下诏 : “改马步院为司 寇院 , 以新及第进士 ,‘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 者为司寇参军”[2 ] (卷14) , 这是对司法机关人事安排的一次 重大改革 , 也是推进北宋司法文明的重要举措。后来 , 宋太祖进一步把这种用人模式引入中央和地方的其他行 政机关 , 可以说这是北宋人事管理的一次大换血。从整 体上看 , 北宋士大夫自从进入权力核心以后 , 其社会角 —96— 色便发生了很大的转换 , 由过去的旁观者而直接变成了 责任人。这种责任近的说是“忠君”, 而远的说则是“忧 国忧民”。 毫无疑问 , 责权利是个矛盾统一体 , 有什么样的权 力 , 就有相应地责任 , 当然也必然享受与其责任相关的 利益。士大夫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 他们跟宦官和武夫最 大的不同点就是物质欲望相对不高 , 因此他们不会对国 家财产产生疯狂的占有欲 , 而宋太祖重用士大夫所最看 重也是这一点。故宋代理学的义利之辨 , 绝不仅仅是空 洞的说教 , 在它背后隐藏着很深的一种责任意识。因为 “义”的实质就是“仁”[21 ] (《明道学案》) , 故程颐说 : “君子 以义安命 , 小人以命安义”[28 ] (卷23p. 307) , 这种“君子义” 在北宋士大夫中间起着道德律的作用 , 而它本身就意味 着一种责任。 北宋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和复杂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有许多不得志的士大夫纷纷背弃宋朝而依附于契丹辽和 西夏 , 他们在那里“或授以将帅 , 或任之公卿 , 推诚不 疑 , 倚为谋主”[2 ] (卷124) , 对于这种现状宋政府固然可以 通过扩大科举规模来满足一部分士大夫的仕途需要 , 但 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此类现象的发生 , 因为这不仅仅 是物质层面的问题 , 而且还是精神层面尤其是价值层面 的问题 , 它的最终指向则是培育士大夫对北宋王朝的责 任意识。范仲淹把这种责任意识概括为一句话 , 那就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这种忧患意识 在欧阳修、苏轼、李觏、张载等人身上都有极其鲜明的 体现 , 正如徐复观先生说 : “只有自己担当问题的责任 时 , 才有忧患意识”[29 ] (p. 69) 。 曾子说 : 士应“仁以为己任”, 即士大夫把“仁”作 为自己的责任 , 北宋士大夫的整个舆论导向其实就是想 营造这么一种精神氛围 , 用“仁”来约束其背叛朝廷的 行为 , 因此欧阳修、苏轼等人一生仕途坎坷 , 屡遭贬谪 , 却矢志不改其对君主和国家的责任心。但它本身也暴露 出一个问题 , 那就是责权分离的问题。在北宋初年 , 很 多士大夫的人生抱负基本上可以通过科举制而得以实现 , 但到北宋中后期 , 激烈的朋党之争往往将有志向的士大 夫拒于仕门之外 , 他们大都空有报国之心 , 却无报国之 门 , 所以他们的人生价值从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就大打折 扣了。但即使如此 , 像寇准、包拯这样“先天下忧”的 北宋士大夫毕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国家尽了责任。因 此 , 我们在界定北宋士大夫社会责任的实现程度时 , 一 方面要考虑到朋党之争确实限制了很多士大夫的权责 , 并冲淡了他们的政治热心 , 但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北宋士 大夫对民生的格外关注和对权力腐败的声诛笔伐 , 使整 个北宋社会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 , 而 没有像唐朝那样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可 见 , 北宋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能够保持这么一种良 好的政治局面 , 确确实实跟其士大夫群体那种国家兴旺 , 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有关。对于北宋的社会现状 , 直无 不言 , 言无不谏 , 苏轼说得好 : 士大夫当“砥名节 , 正 色立朝 , 不务雷同 , 以固禄位 , 非独人臣之私义 , 乃天 下国家所恃以安也”[30 ] (《迩英进读·张九龄不肯用张守　牛仙客》) , 范 仲淹则“每感激论天下事 , 奋不顾身 , 一时士大夫矫厉 尚风节”[9 ] (《范仲淹传》) , 后来被称做“殿上虎”的刘世安 “其面折廷争”[9 ] (《刘世安伊》) , 以身任责 , 体现了北宋士大 夫“大厉名节”[31 ] (卷129) 的精神气概和人格特征 , 它是北 宋士大夫主体意识的灵魂。 [参 　考 　文 　献 ] [1 ]内藤湖南.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A] .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 选译 :第一卷[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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