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模式比较研究2009

第 ３９ 卷第 ４ 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３９ ，No ．４July 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９ ０２ １１ 　 　 　 　 　 　 　 　 　 　 ［本刊网址 · 在线杂志］ ht tp ：／／www ．journals ．zju ．edu ．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２００９ ０４ ３０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０７&ZD０２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０５７２０９４） ［作者简介］ １ ．赵晓庆 ，男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管理研究 ；２ ．许庆瑞 ，男 ，浙江大 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管理研究 。 主题栏目 ：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 DOI ：１０ ．３７８５／j ．issn ．１００８‐９４２X ．２００９ ．０２ ．１１１ 自主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 赵晓庆 　许庆瑞 （浙江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 　要］通过比较日本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企业的创新模式 ，发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分别实行了 技术跨越战略与价值链提升战略 ，其共同点是都依赖于海外市场 ；日本却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需求 ，以破坏 性创新颠覆欧美企业的垄断地位 。借鉴国际上的创新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 ，根据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 内市场特性 ，对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之路进行初步后发现 ，我国应形成以破坏性创新为主导 、以技术跨 越为辅助的自主创新模式 ，并以深入理解我国客户需求 、发掘我国文化内涵为根本创新思路 。 ［关键词］自主创新 ；创新模式 ；破坏性创新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 Models Zhao Xiaoqing 　 Xu Qingrui （Department o 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ej 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３１００５８ ，China）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novation models of Japanese ，Korean and Taiwan firms indicates that Korea adopts technology leapfrogging strategy while China摧s Taiwan applies technology value chain promotion strategy ． But both of them depend mostly on overseas markets ． However ， Japan ， in principle ，depends on special demand of domestic markets and therefore it subverts the monopol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firms with the aid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some new innovation theo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path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 for Chinese fi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mestic market ．The study argues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model of indigenous innovation with disruptive innovation as a dominant approach ，together with a subsidiary approach of technology leapfrogging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China should place emphasis on the new creative thinking based on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both Chinese customers摧 demands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value ． Key words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novation models ；disruptive innovation 一 、引 　言 日益频繁的低端反倾销 、被发达国家核心技术垄断的 DVD制造 、计算机组装企业的赢利空间 日益微薄 、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安全之忧 ，都引发出国人对掌握核心技术的急迫和焦虑 。于是 ，通过 自主创新尽快掌握核心技术 ，正日益成为无数中国企业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依赖的必由之路 。 进入新世纪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增长方式的转型 ，正从粗放型 、投资推动型转向集约型 、创新 推动型 ，从传统产业的低成本优势转向高技术产业的技术优势 ，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发挥科技进步 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 。中国企业已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我们正处在类 似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到 ６０年代的日本及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到 ９０年代的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境 中 。美国新经济 、日本 、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模式都在召唤我们 、催促我们作出抉择 。在这 样的形势下 ，我们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是 ：日本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成功实现自主创新的模式是 什么 ？我们能否借鉴它们的成功模式 ？基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性 ，我们应该选 择怎样的自主创新模式 ？ 因此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研究日本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创新模式 ，并借鉴国际上的创新理 论 ，分析我国的自主创新之路 。即在对上述三者的创新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其共性与 特性 ；利用破坏性创新理论对日本创新模式进行阐释 ，并由此得出其对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模式的 启示 ；同时借助格申克龙的经济发展理论 ，对我国探索自主创新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的方向进行 分析 。 二 、日本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创新模式比较 半个世纪以来 ，世界上涌现出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 ，其中日本早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经济强国 ，除此之外 ，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也以其强大的经济竞争力与高速的技术进步著称于世 。 而且 ，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我们处于类似的文化与地理环境中 ，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因此 ，考察其发 展与创新模式 ，可以为我们寻找合适的发展战略与创新模式 ，提供很好的借鉴与启示 。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和 ７０年代初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但它们同时也有很大 的后发劣势 ，特别是在获取新技术和接近国际市场这两个方面遭遇严重的发展瓶颈 。在当时的条 件下 ，由于与国际科技发展的长期隔离 ，它们没有辨认 、吸收与掌握先进技术的能力 ，甚至无力吸收 当时已成熟的技术 。同时 ，由于其自身市场不大 ，特别是对高技术产品需求狭小 ，无法满足它们进 行快速产业升级的需要（如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于是向国际市场（主要是发达国家）出口就成为 它们必然的选择 。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 ，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成功进行产业升级的最主要领域是电子信息产 业 。在此过程中 ，促使产业升级成功最重要的机制是 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系 统［１］ 。 OEM 是企业间分包的一种特殊形式 ，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制造商根据买方（一般是跨国 公司）的设计要求和提供的核心零部件 ，生产最终产品 。在此过程中 ，跨国公司会向后进国家和地 区的企业转移必要的技术 ，并以它们自己的品牌 ，通过其成熟的国际渠道销售产品 。因此 ，后进国 家和地区巧妙地借用跨国公司的技术和销售渠道 ，克服其技术与市场障碍 ，跻身国际生产网络 ，进 入全球价值链 ，由此开始其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历程 。 研究发现［２］ ，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大致都经历了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 期开始的 OEM ，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 ODM （Own Design Manufacture） ，然后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 ６５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９卷 OBM （Own Brand Manufacture） 。按照定义 ，进入 OBM 阶段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 ，能够进行 所有阶段的生产与创新 ，包括制造 、新产品设计 、R&D 、形成自我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 。因此 ，进入 这一阶段的企业才真正开始了自主创新活动 。 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 ，虽然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都开始于 OEM ，并且都先后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进入 ODM ，但随后的发展却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我国台湾地区继续坚持中小企业专业化的模式 ， 不断通过国际分工深化产品价值链 ，强化了自身在快速变化的计算机等产业中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 特别是在 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台湾地区企业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 。但是 ，我国台湾地 区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完全按比较优势选择技术与创新活动的机制 ，到 ２１ 世纪 初 ，绝大多数企业的技术活动仍停留在产品与工艺设计阶段 ，很少有企业开展自主的 R&D 活动 ， 去形成独特的技术系统平台 。因此 ，到目前为止 ，我国台湾地区企业在核心技术研发和系统平台发 展上几乎无所作为 ，仍没有产生在技术上领先国际的企业 。 然而 ，进入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 ，韩国却开始了与我国台湾地区不同的发展道路［３］ 。虽然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的创新焦点是产品的设计（或称为创造性模仿） ，但韩国的部分领先企业已开始了对先 进技术的研发活动 。特别是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三星 、LG 、现代等企业已经将其创新焦点指 向新技术的研发 。虽然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 ，但十几年来在研发上的密集投资与努力使三星等企 业在 ２１世纪初开始结出累累硕果 。如今 ，三星在存储芯片 、平板电视（如 LCD） 、CDMA 等产品技 术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技术实力 ，已成为与美 、日 、欧跨国公司比肩的企业 。 显然 ，韩国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它没有拘泥于比较优势 ，虽然韩国确实充分利用了其比较优势 所带来的发展机会 ，但它希望超越自己的发展阶段 ，积极地开展自主研发活动 ，缩短自然发展过程 ， 建立基于新技术的竞争优势 。因此 ，韩国是在总体上遵循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但 在局部领域上却极力缩短发展过程 ，通过政府产业技术政策与银行的金融支持 ，实现跨越发展 。 在比较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与创新模式的优劣时 ，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明显的矛盾 ：从 近几年的情况看 ，我国台湾地区表现出极强的整体竞争力 ，而韩国在其整体竞争力落后于我国台湾 地区的情况下 ，其个别企业（如三星）却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与技术创新能力 。实际上 ，这个矛盾很 好地显示了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两种发展模式的特征 ，也显示了跨越式发展战略与价值链提升发 展战略的特征 。我国台湾地区严格按照由其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的产业 ，并不断 根据禀赋水平的提高进行产业升级 ，同时沿着产业价值链提升自己的技术创新活动 ，由此能够最有 效地使用资源 ，进入具有最大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业价值活动 。因此 ，最终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 地区经济体便势所必然 。 而对韩国来说 ，虽然总体上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如它在钢铁 、造船 、电子信息制造等领域的 强大优势地位） ，但在个别领域却实行了技术跨越战略（如存储芯片 、LCD 和 CDMA 的研发） 。这 种违反其资源禀赋水平的发展模式必然要求改变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方式 ，扭曲其资源价格体 系［４］ 。于是 ，韩国建立多元化的特大型企业集团 ，并通过政府的产业技术政策保护国内市场 ，通过 银行的低成本金融投资 ，鼓励出口和开展自主创新活动 。因此 ，这种整体偏离有效资源配置 、局部 造成资源密集投入的方式 ，就形成了韩国个别企业的强大竞争力和国家整体的竞争力缺失 。 与上述个别领域的跨越发展战略相一致的是韩国在这些领域的技术赶超模式 。据一些学者研 究［５］ ，韩国的技术赶超模式主要是三种 ：第一种是跟随追赶 ，即走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技术道路 。如 消费电子 、PC机 、机床等产业发展基本上符合这一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跳跃式追赶 ，即走与发达 国家的企业同样的技术道路 ，但韩国企业跳过了其中一些阶段 ，直接进入比较先进的阶段 ，与发达 国家的企业齐头并进 ，甚至形成领先地位 。 一个成功的跳跃式追赶案例是三星直接进入 ６４ KD RAM的生产 ，最后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率先开发出 ２５６K 芯片 ，成为该产业的世界领先企业 。 ７５第 ４期 赵晓庆 　许庆瑞 ：自主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 第三种模式是创造新的技术道路 ，即不遵循发达国家的技术演进道路 ，而是探索新的演进道路 ，韩 国首先使用新兴的 CDMA 移动电话系统就是这一创新模式的典型案例 。由于政府的这一大胆决 策 ，韩国企业在 CDMA 系统的许多设备及终端的开发与制造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 尽管我国台湾地区与韩国在发展战略与创新模式上有很大的差别 ，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其中 最核心的一点是它们都以出口为主 ，特别是高技术的电子信息产业 ，它们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是出口 到国际市场（主要是发达国家） 。实际上 ，到 ２０世纪末 ，我国台湾地区与韩国的计算机应用水平远 远落后于美国 、日本与欧洲 ，甚至也落后于新加坡［６］ ，这与它们的信息产业制造大国的身份是很不 相称的 。这一点对于理解我国台湾地区与韩国的创新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因为在这种完全依赖海 外市场的情况下 ，由于文化和地理等因素的隔离 ，企业不可能真正理解其客户的需求 ，特别是潜在 的客户需求 ，所以 ，企业的自主创新就只能是技术上的追赶与跨越 。而我们知道 ，创新过程中另一 个同样重要（也许更重要）的因素是客户需求 ，没有客户需求的引导 ，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迟早 会枯竭 。 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的创新 ，是日本企业创新模式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当然 ，依托于市场需求的 创新也必须有优秀的技术基础 ，国内市场独特的客户需求必须有相应的技术创新才能得到满足 。 因此 ，技术上的追赶与跨越也是日本企业创新的一个基本模式 。但是 ，日本企业的高明之处在于它 们并不满足于技术进步 ，而是更关心如何将这些先进的技术用于满足日本客户独特的需求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年代 Sony的晶体管收音机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丰田的 JIT 生产方式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本田小 型高动力引擎和摩托车 ，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Canon 的小型复印机 、Sony的随身听以及游戏机等等 ， 都是创造性地将当时的先进技术结合日本市场的独特需求的产物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基于国内需 求的自主创新 ，日本企业才使自己能够与欧美企业区分开来 ，成为鼎足而立的世界三大经济体 之一 。 当然 ，日本企业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日本本身有较大的人口基数 ，而且日本的市场 经济自明治维新以来 ，到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整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也已 接近发达国家 ，因此 ，其国内市场的规模与纵深都是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和 ８０年代的韩国与我国台湾 地区无法相比的 。有了这样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与水平的国内市场 ，并在政府的全力保护之下 ，日本 企业才能够首先通过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 ，磨炼出极强的企业竞争力 ，然后再由胜者整合国内资 源 ，走出日本征服世界市场 。正是这样一种首先依托国内市场发展与壮大自己的模式 ，促成了日本 企业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创新模式 。 那么 ，日本企业从跟随欧美企业发展到转向寻找自己独特的模式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 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需要我们从文化 、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进行考察 ，这里无法 展开讨论 ，本文只想简单讲讲这个问题的线索 。自明治维新以后的几十年间 ，日本一直是走全盘西 化的道路 。但到了 １９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当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 、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 后 ，日本知识界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反省［７］ 。这一文化自觉运动在以后日本的社会思想意识中具有 很大的影响 ，由此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日本企业的发展与创新的走向 。 对日本创新模式最直接 、最清晰的影响因素之一是日本人对小巧精致的喜爱 ，这是日本一系列 独创性产品的文化根源 。这样一种文化特性可能源自日本人居于一个狭小地域的岛国意识 ，由此 产生的对空间和资源的节约意识逐渐演化为“小就是美”的审美观念和对产品小型化的无止境追 求 。当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时 ，美国各大电子厂商都没有发现晶体管的潜 在应用 ，而 Sony的盛田昭夫却立刻看到了这个东西的潜力 ，这不能不说是两种文化在左右着美国 与日本企业的创新决策 。正是在小巧 、精致 、高质和节能等观念的影响下 ，日本企业在小巧精致的 消费电子产品及小巧节能的汽车与摩托车等领域制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 ８５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９卷 当然 ，基于日本文化特性制造出的产品要具有国际竞争力 、赢得国际市场 ，还必须使这样的文 化特性符合当今的国际潮流 ，或者在某个方面符合国际市场的审美需要 。而日本产品小巧精致的 特性恰好符合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影响日渐扩大的一种国际潮流 ，这就是从追求豪华 、宽大和宏伟 的西方传统审美与消费观念到追求小巧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绿色生活观念的转化 。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的石油危机和人类对自身生存危机的反省 ，则启动并加速了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深化 。于是 ，当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日本小巧 、节能 、高质的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时 ，人们发现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产品 。 因此 ，我们可以说 ，日本企业在 ２０世纪最后 ２５年的成功是两种努力的结果 ，一方面是技术的努力 ， 另一方面是文化的努力 。也就是说 ，日本的成功不仅是日本技术的成功 ，更是日本文化的成功 。 三 、破坏性创新理论 ：进攻者优势的理论阐释 显然 ，在上文关于日本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创新模式的比较中 ，我们更看重日本的创新模式 ， 因为只有日本真正颠覆了欧美企业的优势地位 ，在许多行业达到了技术领先 。日本为什么能够做 到这些 ？在以弱胜强 、另辟蹊径 、后发而先至方面又有何规律可循 ？从产业发展与企业战略角度出 发 ，美国哈佛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克里斯坦森（M ．Christensen）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理论（disruptive innovation）［８］ ，为我们阐释日本企业的创新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 克里斯坦森以创新的环境为基础定义了两种创新类型 ：维持（sustaining）与破坏（disruptive） 。 破坏性创新理论对创新类型的划分不是基于其中蕴涵的技术本身 ，而是基于技术创新对相应产业 中商业模式的影响 。维持性创新就是跟随产业商业模式的指引不断改进与创新 ，以满足主流客户 不断增长的需要 。而破坏性创新往往是逆商业模式的指引而行 ，它并不旨在向市场上的主流客户 提供更好的产品 。相反 ，通过引入性能较差但具有其他特点（如方便 、便捷和廉价）的产品 ，吸引新 的客户 ，破坏并定义新的商业模式与性能轨迹 。克里斯坦森的研究发现 ，在维持性环境下 ，市场中 的现有企业几乎总能在竞争中获胜 。而在破坏性环境下 ，新进入者更有可能击败市场现存者 。 一旦破坏性产品在新的或低端市场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改进与进攻的循环就开始了 。特别 是当主流市场上产品的关键性能已经满足了客户的基本需要 ，许多客户对关键性能的改进已没有 兴趣 ，相反 ，他们对一些新的产品性能产生兴趣 。于是 ，破坏性产品开始吸引主流市场的低端客户 。 而随着破坏性产品性能的逐渐改进 ，它在原来的关键性能上越来越接近原有产品 ，这使破坏性产品 逐渐往主流市场的高端挺进 ，最终形成新的主流产品与主流商业模式［９］ 。由于市场中主流客户开 始并不需要新的性能 ，于是现有企业的创新方向瞄准关键性能的改进 ，相应的企业资源分配程序就 主要是为了支持持续性创新 ，没有准备对破坏者创造的新的或低端市场进行防卫 。因此 ，从本质上 说 ，它们无法对破坏性创新作出回应 。克里斯坦森将这一现象称为价值观或动机的不对称 ，它是导 致市场现存者在破坏性创新中失败的行为缘由 。 如果用破坏性创新理论来解读韩国 、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创新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企 业利用其一往无前的拼命精神 ，在持续性创新上与强大的欧美企业展开正面竞争 。而我国台湾地 区企业虽然也是沿着持续性创新的轨道发展 ，但它们并不与欧美企业正面竞争 ，而是本着与狼共 舞 、共同发展的方针 ，认同事实上的价值链分工 ，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然后不断提升自己的资 源能力 ，使自己的价值链位置不断攀升 ，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并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 。 虽然也有许多日本企业主要是在持续性创新上与欧美企业竞争 ，但最具竞争力的日本企业却 几乎都是利用破坏性创新一举颠覆欧美企业的垄断地位 ，在新的商业模式下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和市场领导地位的 。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和 ６０年代 ，当欧美企业主要在产品性能的豪华与多样性 、 市场营销的深度上做文章时 ，新兴的日本企业并没有将自己限制在这一主流商业模式所决定的产 ９５第 ４期 赵晓庆 　许庆瑞 ：自主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 品性能轨道上 ，而是将自己的目光放在西方企业忽视的产品质量和生产组织上 。他们从美国请来 了不受美国企业重视的质量管理专家戴明（Edwards Deming）和朱兰（Joseph Juran） ，在此基础上 发展出具有日本特色的全面质量管理模式 。全面质量管理与丰田生产方式一起 ，通过对产品质量 、 生产速度与柔性以及低库存成本的强调 ，破坏了传统欧美企业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优势地位 ，奠定了 日本制造风行天下的基础 。 四 、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 ：出路何在 ？ 显然 ，没有一种模式是普遍适用的 ，最好的模式是最适合我们的模式 ，而什么是最适合我们的 模式呢 ？实际上 ，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我们就以日本巨型企业作为学习与模仿对象 ，提出要建 设几十家特大型国有企业集团 ，希望它们能够撑起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片天 。然而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 代中期以后 ，日本巨型企业的问题暴露无遗 ，而美国以硅谷为典范的新经济却焕发出巨大的创新活 力 ，于是我们又开始转向中小企业及其聚群 。最近 ，韩国三星的崛起又让我们看到大型企业的另一 线曙光 。同时 ，我们的企业家们在追逐着波特的竞争战略 、圣吉的学习型组织 、韦尔奇的组织变革 等管理时尚 ，希望从他们的每本和每一次演讲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总之 ，我们仍在这些炫目的成 功故事和卓越的管理方略下徘徊 ，仍不知我们的自主之路在何方 。 面对这些纷繁的成功模式与管理时尚 ，我们应该再一次回到深入的理论分析中 ，透过理论的内 在逻辑和历史的指向 ，唤起我们的思考 ，激发我们的创造力 。 在关于后进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领域 ，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影响甚大 。格 申克龙认为没有固定的发展阶段 ，后进国家不可能走与先进国家同样的发展模式 。他特别强调 ，企 图通过识别后进国家所缺失的前提条件（由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所决定） ，并且想办法建设这些条 件 ，并非合乎逻辑的途径 。这是因为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着非常不同的市场与技术环境 ，因此 它们发展的障碍与机会也会很不相同［１０］ 。因此 ，格申克龙认为 ，每个国家都必须绘出它们自己独 特的发展道路 。 在格申克龙的模型中 ，与政府政策 、发展道路 、技术获取方式 、建设等方面相关的战略创新 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 。只有根据当前环境与国情 ，选择并成功地实施独特的发展模式 ，后进国家 才能发挥优势 、克服劣势 ，获得经济起飞与发展 。格申克龙认为 ，每个后进国家都必须克服同样一 些发展障碍 ，建设一些类似的技术与市场通道 。但格申克龙不认为克服障碍 、发展通道需要同样一 些前提条件 ，而是认为这些前提条件具有可替代性 ，即不同国家可以通过建设不同的条件而达到同 样的发展目的 。在格申克龙的研究中 ，更为可取的是 ，他发现寻找适当的可替代的前提条件并不是 一个理论问题 ，而更可能是一个实践问题 。也即是说 ，每个国家都必然是在探索中逐步找到适合自 己的发展道路 。这意味着战略与政策创新是一个实验和学习的过程 ，其中蕴涵着高度的不确定性 。 因此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 ，详尽的发展是不适宜的 ，而应该代之以简单而灵活的发展战略 ，这样 才可能对环境变化作出快速反应 ，抓住不断涌现的机会 。 当然 ，每个后进国家也会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 ，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 、 发展战略与政策 。因此 ，实际上这总是一个模仿与创新并举的过程 ，也就是格申克龙讲的确定缺失 的发展前提条件 ，然后根据自己的状况 ，寻找替代条件的过程 。 从格申克龙的理论视角来审视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道路 ，应该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 。一方面 ， 能使我们对日本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有更深刻的认识 ，可以有意识地确定它们各自需 要克服的障碍和缺失的前提条件 ，由此才能理解它们各自的替代条件 。另一方面 ，当我们思考自身 的发展道路时 ，能够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是怎样的不同 ，我们所需要克服的障碍与缺失的条件 ０６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９卷 又有何不同 ？我们可以模仿它们的哪些战略与政策 ？应该在哪些方面探索我们独特的发展道路 ？ 显然 ，我们在这些方面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对日本等国的发展经验和我们面临的环境需要更深入 的思考 。笔者在此方面也仅仅有一些初步的研究 ，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研究结论 。但笔者愿意将自 己的一些初步想法呈现给读者 ，希望大家批评与指正 。 首先 ，我们不可能完全走类似于韩国与我国台湾地区的重点发展消费品产业的道路 ，这是因为 我们不可能依赖国外技术 、装备与市场而发展（在发展初期是可能的） ，而应该建立自己相对独立完 整的重工业体系 。 其次 ，在创新道路方面 ，我们的现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我们有类似于韩国的跨越式自 主创新（如方正的汉字激光照排 、３G 的 TD CDMA 技术 、EVD 等技术） ，有大量类似于我国台湾 地区的 OEM 生产商（如东莞与苏州的一部分计算机生产 、浙江的传统产品制造） ，也有个别类似于 日本的破坏性创新（如小灵通） ，还有一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主导的产业领域（如手机与化妆品生 产） ，因此表现出混合的创新模式 。但这样一种局面不应该持续很久 ，应该形成一种或两种主导的 创新模式 ，这是走出低水平模仿的根本出路 。我们应该按照以破坏性创新为主 、辅之于少量的跨越 式创新的模式发展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是后进国家进入先进行业 、形成持续竞争力的最佳途 径 ，因为这条道路赖以成功的核心是我国市场与社会文化的独特优势 ，这种优势是他国难以模仿 的 。同样是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条道路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几十年时间的积累和努力 。因 此 ，我们在坚持破坏性创新的同时 ，也应辅之于个别领域的跨越 ，特别是在一些有关国防和国家经 济安全的关键技术领域（如两弹一星 、计算机芯片与操作系统 、新一代互联网等） ，应该由政府牵头 ， 联合大学 、科研院所和企业 ，集中攻关 ，形成局部优势 。 最后 ，要形成以破坏性创新为主的创新模式 ，需要我们的企业家 、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 、科技专 家以及整个社会在客户认知 、市场深化 、制度建设 、技术跨越和传统文化挖掘方面的持续努力与追 寻 。当今 ，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 ，正在使社会生活 、经济运行和企业的经营管理 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无论是生产制造 、物流供应链 ，还是市场营销 、商业与服务都在重构之中 。 传统的竞争规则 、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正在被颠覆 ，新的模式正在孕育 。这种变动与混乱的局面 ， 给我国正在崛起的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跨越的机遇 。 应该说 ，当前我国企业与政府在客户认知 、市场深化 、制度建设和技术跨越等方面已经有了很 大进步 。比如我国从彩电产业的成功到手机产业成功的转化 ，就摆脱了单纯依靠低价格优势的局 面 ，而开始从我国独特的客户需求和市场渠道方面赢得优势 。当 TCL 、波导 、夏新开始以钻石手 机 、时尚设计 、当红明星赢得客户时 ，中国企业就开始了探索中国式的创新道路 。不过 ，我们应该看 到 ，这些探索还仅仅是在文化的表层 ，而且这些表层的审美现象也仅仅体现在产品的外观设计中 ， 这些显然都是易于认识与模仿的 ，因此无法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 。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 ，后进国家对主流模式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胜利 。而这种 能够孕育持续竞争优势的文化应该产生于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西方主流文化的结合与碰撞 ，并通 过与新兴技术和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大势的融合而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变动 、大转折 的时期 ，信息技术 、生命科学和纳米技术的快速进步 ，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环境保护的深刻反 省 ，对世界主流的能源耗损型发展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置疑 ，都引发了世界各国对新发展模式的 探索 。显然 ，我国要想在新世纪有所作为 ，就必须在新发展模式的探索方面有所突破 ，并领导世界 走向新的发展道路 。而且 ，我们这样的设想并非单纯的幻想 ，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 ：我国几千年 的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恰恰与新发展模式的思路一致 。中华文化对天人合一与社会和谐的强调 、 对自我精神与道德修养的追求 、对精致的生活艺术和审美的热爱 ，都会成为我们探索新发展模式的 文化根基 ，成为我们赖以领先世界的强大力量 。 １６第 ４期 赵晓庆 　许庆瑞 ：自主创新模式的比较研究 五 、结论与展望 通过比较研究日本 、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创新模式 ，发现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虽然分别实行 了技术跨越战略与价值链提升战略 ，但其共同点是都依赖于海外市场 ；尽管技术上的追赶与跨越也 是日本企业创新的一个基本模式 ，但日本企业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们并不满足于技术进步 ，而更关心 如何将这些先进的技术用于满足日本客户独特的需求 。因此 ，日本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需求 ，以破 坏性创新颠覆欧美企业的垄断地位 。本文的初步分析表明 ，我国应形成以破坏性创新为主导 、以技 术跨越为辅助的自主创新模式 ，并强调以深入理解我国客户需求 、发掘我国文化内涵为根本的创新 思路 。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通过对三个国家和地区自主创新的比较和理论分析 ，对我国的自主 创新模式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而没有对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市场特性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差别进行深入分析 ，也没有对我国企业的创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 。此外 ，我们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 也有一定局限 ，应利用更多相关的创新理论 ，从更多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的自主创新道路 。 ［参 　考 　文 　献］ ［ １ ］ Mike Hobday ，″Innovation in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Ox f 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３１ ，No ．３（２００３） ， pp ．２９３ ３１４ _． ［ ２ ］ M ．Hobday ， Innov ation in East A sia ：The Challenge to Japan ，London ：Edward Elgar ，１９９５ 後． ［ ３ ］ A ．Amsden ， A sia摧s Nex t Giant ： South Korea and L ate Industrialis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１９８９ ． ［ ４ ］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枟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 ———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枠 ，枟中国社会科学枠１９９９年第 ５期 ，第 ４ ２０页 。 ［Lin Yifu ，Cai Fang & Li Zhou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５（１９９９） ，pp ．４ ２０ 忖．］ ［ ５ ］ Keun Lee & Chaisung Lim ，″Technological Regimes ，Catching‐up and Leapfrogging ： Findings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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