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居籍》补证

左丘明是枣庄人补证 《左丘明居籍》补证 方渭泉 1、​ 左丘明是谁 左丘明是谁？人们也许会感到陌生。因此在本文开头先设置这个问题，目的是想要人们来了解这位为中国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进而对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产生浓郁的兴趣。要说明的是，这里介绍的一切都是经过笔者考实的，而且在将来的文章中也要一一加以考述交待。 左丘明，春秋时鲁国（实则鲁之附庸小邾国）人，姓左，名丘明，约生于公元前531年（鲁昭公十一年），少孔子约二十岁，卒于公元前447年左右（鲁悼公十八年，据六国及其父倚相仕楚之年推算），享年约八十四岁。左丘明先人原是齐国公族左公子，因此得姓为“左”氏。曾祖辈因避后齐桓公时代公族争斗之乱而逃至小邾国的东蔇（今枣庄市山亭区抱犊崮一带）。楚国据有偪阳国（今枣庄市台儿庄区一带）之后，左丘明的父亲倚相有感于楚国人文新奇，更为原本是五十里子国而迅速扩张成泱泱大国的楚国神话所吸引，遂由东蔇赴楚，任楚国左史，成为闻名春秋各国的楚国“国宝”。本为齐国公族后裔的左丘明，少年时期游走于鲁楚之间，秉承渊博家学、聪颖天资与深广阅历，三十岁左右来到鲁国，成为鲁国史官。这就使左丘明得以随从国君左右，并得以阅览太庙秘籍，从而使得左丘明越发博学厚积，再加上左丘明独有的人格魅力，所以深得孔子的钦敬和时人的景仰，成为时人同声赞誉的“鲁君子”、成为史称与孔子“同圣”的中华伟人。 左丘明与孔子虽然年龄相差几近一代，但因两人好同志一而成为善小必稱、過微必糾、道义相疏、过失相规的“畏友”。（注1）《史通·内篇》卷第七说：“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体。”在左丘明一方，《左氏春秋》里引孔子的话就多达十余处，这些引话多有对人事权衡准则用意，并具有藉以申明左丘明自己观点的意义；左丘明竭力排除来自“三桓”的阻力而劝说鲁哀公任命孔子为大司寇之职。在孔子一方，孔子说道：“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引自《论语·公治长》，《十三经注疏》本）依左丘明之喜为己喜，依左丘明之恶为己恶，在孔子心目中很少有人获得如此崇高地位。孔子晚年将修订《春秋》，特与左丘明一起乘车去周都洛阳，查阅《周史》。回到鲁国之后，孔子笔削鲁国《史记》，左丘明则为孔子《春秋》作《传》，使得《经》《传》天衣弥合，共为表里。诚如宋代家铉翁所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传》，何可废也？” （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左丘明是我们今天得知的孔子唯一默契的合作者。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公），下至哀（公）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得更为清楚：“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政见在春秋各国七十余君那里不得施展，于是比照周王室《史记》的规制与周礼理念褒贬、笔削鲁国《史记》，其旨“主乎垂法，不主乎记事” （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事实范围也本未超出鲁史，笔法也只在于“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断狱口吻。在只有两万字的《春秋》里，记下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各国历史是绝对办不到的，诚如民国学者章太炎所说：“孔子之修《春秋》，殆如今大理院判案，不问当事者事实，但据下级法庭所叙，正其判断之合法与否而已。”因此，历史上多称孔子笔削的《春秋》为政书、罪书、刑书；而与政治家、周礼守护者孔子的《春秋》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左丘明煌煌十八万字的《左氏春秋》则是“论本事”，即完全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与慎审态度载记与处理春秋史实。《左氏春秋》虽未出鲁国纪历编年，但其记事范围却远远超出鲁国国境，是一部系统完整的春秋史籍，从而扬起我国真正史学的先鞭。《后汉书·班彪传上》说： 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注2），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后汉书》卷七十，武英殿本） 《左氏春秋》笔调与风格与《春秋》乃至《乘》、《梼杌》也迥异，《左氏春秋》是以“史家载笔，直书其事，其义自见，本不必以一二字为褒贬。”（语见《章太炎演讲录》）从《春秋》与《左氏春秋》两相对较中可以看出，《左氏春秋》写作于孔子笔削《春秋》之前，而结稿于孔子去世之后。唐人刘知几说：左传“采摭羣言，然后成一家，传诸不朽。观夫丘明授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向使专凭鲁《策》，独询孔氏，何以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也？”（《史通·内篇》卷第五）待孔子《春秋》完成之后，《左氏春秋》则又承当起解《经》的责任，即左丘明尽量将《左氏春秋》移向传《春秋》的方向。即便如此，但也还保留了若干《左氏春秋》的原始风貌，如更多的无《经》之传、合《经》之传、《经》虚《传》实、“不祖孔子”《春秋》（朱熹语），以至于连日月时日也多有与《春秋》牴啎等现象。对此，后世学者多看出些门道，如宋人刘敞就说：“然左传日月与经不同者多，或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错杂文。”（《春秋权衡》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如明末清初人朱鹤齡说：“左氏论人论事，时有悖于圣人者。”又说：“学者无耽其文之博丽而昧其义之踳駮者矣。”（《读左日钞·凡例》四库全书版）这些也都说明《左氏春秋》始于孔子《春秋》之先，而其后又从《春秋》之不及。 左丘明继《左氏春秋》之后的另一部史作是《国语》。《国语》，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各国历史资料汇编，而且是左丘明写作《左氏春秋》时未被采用的那一部分。唐人刘知几说： 子长（即司马迁）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按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有者哉！”（《史通·内篇》卷第二，《四部丛刊》本） 《尔雅注疏》卷第六： 《左传》曰：“今又荐饥。”释曰：“此《晋语》文也，左丘明旣作《传》以解《春秋》，又采简牍以作《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谓之外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就在写作《国语》期间左丘明的眼疾发作，几近于失明，这就给左丘明写作带来极大不便。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国语》文字若干不相协调的原因皆源于此。 左丘明的第三部史著是《世本》。《世本》载记的是上自少典、黄帝，下至春秋时期帝系及诸侯、卿、大夫、士的系谥名号。《世本》当是左倚相与左丘明父子两代人所作，这与后世司马谈与司马迁父子作《史记》、班彪与班固父子作《汉书》、刘向与刘歆父子校雠典籍的情形是一样的。《左氏春秋》中就保留了大量古《世本》的资料，如“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左氏春秋定公元年》）等等。 史书，历代都是国家的一级机密，且不得私人撰修。司马迁父子虽身为太史，但在未得“王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写作。班固父子修《汉书》同样如此，而且班固还曾因私修史书之罪下过牢狱。庄廷鑨私修《明史》，生前未被办罪，死后却遭戮尸。国史不可私作，自古皆然。清人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书说类五》 卷二十八引韓愈话说： 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尙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呉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注3） 《史记》修成之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以《史记》起始也不被人知。同理，正因为《春秋》与《左氏春秋》两书的性质不同，前者可在孔门弟子中流传，后者则只能或深藏于太庙之中，或私藏于自家，秘不示人。因此，在整个战国时代，人们只知《春秋》，而对《左氏春秋》知之者甚少。此外，孔子与左丘明写作时虽然已经有了周宣王时创造的籀书（太史籀所创文字，俗称大篆），但他们却执意用古老的所谓“科斗文”（即后世所称“古文”）写作。清人桂馥《說文解字义证》卷十五就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即谓之籒书。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又说“此可知大篆不施于书册也”。这样一来，致使对于简约的《春秋》，孔子得意门生“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引《史记》卷四十七），何况对于史实因果更为繁复的《左氏春秋》！这是影响《左氏春秋》流布的另一个原因。 《史记·六国表序》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讥刺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试想：“使孔子不修《春秋》，丘明不述《左传》，则今日之视春秋犹是洪荒之世已。”（引自《章太炎演讲录》）这里再追加一句，假使没有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国语》、《世本》，视春秋为洪荒且不论，连我们的祖宗是谁都将不得而知！今天我们说左丘明伟大，其伟大处不就在于此？ 然而，《左氏春秋》在战国时代并没有完全不被人知。刘向《别录》就说，左丘明将《左氏春秋》授弟子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张苍是谁？张苍本秦朝御史，“主柱下方书”，也就是管理天下图书典籍。入汉朝之后几经升迁，到汉文帝时位居丞相。《史记·张丞相列传》说他“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其中就有《左氏春秋》，并亲授贾谊。《汉书·儒林传》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即便有如此绵绵不绝的研究队伍，《左氏春秋》也还没有立于西汉学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末哀帝，原因则在于《公羊经》派的深度排斥。西汉末年，奉车都尉刘歆联合光禄大夫房凤、王龚等与“公羊派”抗争，直到汉平帝时才立《左氏春秋》于学宫。 这之后《左氏春秋》传《经》地位越来越高，以至翘楚于《公羊传》之上而成为显学。左丘明这位贤人的名声也随之弥高，直至东汉末及魏晋时期，左丘明的声望如中天之日。就在左丘明的历史地位复原到应有程度时，认领左丘明为祖先的闹事也随之而来，因为在门阀隆兴的时代，有此贤人做为自己的祖宗，不止带来荣宠，而且可以取得仕途与姻戚的实在利益。 第一个配合肥城丘姓认领左丘明为其祖宗的人是东汉末年的应劭。应劭曾做过太山太守，有名的“泰山通”，不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其一，他硬是将春秋时期的肥子国从河北藁城搬到山东肥城；其二、他硬是要得姓比左氏早得多的丘姓来认领左氏为其祖宗；其三，很可能还是他（应劭《汉书注》已经为佚书），硬是将肥城的一处土堆说成是左丘明冢。凡此不能不令人怀疑应劭与肥城丘姓之间的不寻常关系。如其不然，著有《风俗通》与《汉书注》的应劭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错误呢？正是应劭的这些不实“记载”，而为此后的肥城丘姓认定左丘明就是他们的祖宗提供了所谓依据。 第二个为肥城丘姓张目的是魏收，即被世人视为小人之史、秽史的《魏书》作者。前文（指《左丘明居籍》，下同）已经说过《魏书》几经修订，原因在于显门官宦对其不满。《魏书·地形志》东平郡目下“富城，左丘明冢”，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次左丘明墓在肥城的记录。有了这唯一一次，也就更加为肥城丘姓认领别左姓人为祖宗提供了超乎常理的所谓依据。这里要指出的是，出现这样的载记，要么是魏收照抄应劭的《汉书注》，要么其中同样包藏着鲜为人知的不光彩秘密。 到了唐、宋，儒家们关心的似乎不再是左丘明的葬地与籍贯，而是节外生枝地攻讦《左氏春秋》的著作者。如唐朝啖助、赵匡等人以为左丘明在孔子之前，王安石则硬说左丘明是在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人，而且列出十一条证据（可惜这十一条今已不存，不然大可拿出来逐一欣赏），叶梦得则更是无中生有地称“古有左氏与左丘氏”，于是他大胆地将左丘明一分为二，说《春秋传》出左氏，《国语》则出左丘氏，如是等等，连大名鼎鼎的二程（程颖、程颢）、朱熹也概莫能外。再加上《广韵》的不辨与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鼓噪，于是将魏晋之前非常通透明晰的左丘明置于重雾厚霾之中。对此，宋末经学大师家铉翁说道：“以此误天下后世，有不可胜诛之罪。”（宋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虽然，但更多的学者却不听这一套。《六臣注文選》卷第四十三唐人傳良注：“左，姓也；丘明，名也。”清代乾嘉学者毛奇齡说道： 孔安国曰：“左丘明，即鲁太史也。”按汉（书）《艺文志》：《左氏传》、《国语》皆鲁太史左丘明著。《司马迁传》：“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复纂异同，为《国语》。而刘向、刘歆、杜预辈，皆言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歆且曰：“左丘明好恶与孔子同，亲见夫子，而《公》、《谷》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侔也。”其曰好恶与圣人同，则明指《论语》“左丘明耻之”诸句。自唐人啖助、赵匡、陆德明辈，不知何据，乃曰《论语》所引丘明，乃史佚迟任之类。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谓左氏即其人非也。宋程、伊川遂谓左丘明古之闻人，而朱子用之，亦遂分《论语》、《左传》为两人。然实无明据。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左丘明“肥城说”似乎也在“与时俱进”，随着以上提到的鼓点不断地编造若干自己都不能自圆的假证。 二、一场“不祖其祖，而祖他人之祖”的闹剧 清嘉庆八年（1803年）,山东巡府铁保给朝廷上了一个疏奏（当然要附上由肥城丘姓炮制的一堆附件），皇帝授予肥城丘姓----也就是授予丘姓头面人物丘明善世袭五经博士爵位。 今查，铁保字冶亭，栋鄂氏，满州正黄旗人。铁保由漕运总督于嘉庆七年迁广东巡府，同年调山东（见《清史稿》）。铁保奏折是在调任山东巡府的第二年，具体说也只有不到半年时间。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不到半年时间丘明善怎么可能撼动这么大的人物呢？深入考究，原来撼动铁保者不是丘明善，而是时任山东学政的刘凤诰。山东人对刘凤浩并不陌生，济南大明湖铁公祠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楹联即此人之作，书写者就是铁保。 刘凤诰，字丞牧，号金门，江西萍乡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迁升为侍读学士，嘉庆五年起任山东学政，直至嘉庆九年调离，著有《存悔斋集》。刘氏是一位力主左丘明姓丘名明的人，他认为：“舉其官曰左氏，着其人曰丘明。”（刘凤浩《存悔齋集》卷六）也就是说，左是官，即左史的省称，而丘明，才是他的姓与名。刘凤浩的论断要得“实证”支持，而肥城头面人物丘明善自然要从“实证”中得到利益，可谓一拍即合。再加铁保的什么动机，于是这就有了《山东巡抚疏请增设左丘明世袭五经博士》第一个折子。 铁保折子被嘉庆皇帝批转到礼部，其时的礼部尚书为纪昀，于是就有了纪昀《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疏请增设左丘明世袭五经博士>折子》（见附件一中第一个折子）。纪昀，字晓岚，乾嘉朴学（考据学派）的领袖人物，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十余年。山东巡府疏奏的荒唐与假证理所当然地被其驳回。第二年，也就是嘉庆九年，铁保等人（当然包括刘凤浩并丘明善在内）不服朝廷（实则礼部）驳议，再次上疏朝廷，“坚执姓丘，不应被驳。”并另请增设汉儒郑玄子孙世袭五经博士。于是就有了纪昀的第二个奏折----《礼部议奏<山东巡抚申辩前疏并另请增设汉儒郑元世袭五经博士>折子》（见附件一中第二个折子）。应该说，纪昀的两个奏折大有意犹未尽之憾，于是又责请时在京城的另一位经学大师段玉裁写就代礼部《驳山东巡抚请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见附件二）。 段玉裁是谁？段玉裁（1735――1815），字若庸，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文字、音韵、训诂及经学大师。著名学者钱大昕、姚鼐、王念孙父子皆为其友。早年在贵州、四川多个县任知县，后辞官回乡，从事经典研究，一生著述三十余种，七百馀卷，收于《经韵楼丛书》。其中《说文解字注》最为著称，王念孙感叹道：“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段玉裁55岁时再次入京，嘉庆九年（公元1803年）受礼部尚书纪昀之托，写就《驳山东巡抚请以丘姓人充先贤左丘明后博士议》。 如果说纪昀的两个折子是以礼部尚书身份上书皇帝，那么段玉裁的折子则是礼部乃至各阁院博士们集体奏议。如果说纪昀的折子只是就山东巡府铁保疏奏范围之内而论事，那么段玉裁的“博士议”则远远超出授爵丘明善与否的范围，而是对千百年来歪邪儒生强加给左丘明的姓氏、籍居、墓地、著作等一系列扭曲不实之词的大清算、大扫除。今天看来，此次清扫虽然还有欠根除其《风俗通》、《魏书·地形志》种源之憾，因为《风俗通》与《魏书·地形志》的时代更具有造假气候与土壤（下文有专论），但亦可以看作是对左丘明身世、籍贯、墓葬及其著作虚假不实的“总结算”。笔者将纪昀、段玉裁奏议做为附件，并做了必要的铨释，给出白话译文，人们大可从中领略“肥城说”的荒唐与虚假、可笑与可悲！东汉班固说：“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庆，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 （《白虎通德论》卷八）姓，人伦内核，古人视之如身家性命！《左氏春秋》有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见襄公十年传）又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见襄公三十一年传） 然而为一己之私，竟也有“不祖其祖，而祖他人之祖”！颠倒是非以至如此，中国历史尚难找出第二例！这倒不全怪段玉裁的言辞激烈，因为他面对左丘明这位伟人如此受辱，实在难以掩饰内心的愤懑而已！ 可惜的是，铁保的两次奏折我们一时难以搜寻得到，大概是收藏于清秘府了吧？不过还是找到了刘凤浩的一篇《进文》，从看，该《进文》当是铁保第一个疏奏被驳退之后，刘凤浩为铁保出主意，坚持再次上奏时写的。《进文》，呈进顶头上司铁保之文也。为便于大观，同样做为附件，并加了一个驳议，这就是附件三。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对铁保、刘凤浩伙同丘明善的拙劣造假、欺骗朝廷的行为稍有披露。附件四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坚持左丘明“肥城说”安徽学者俞正燮的。俞氏在其《书<左传精舍志>后》一文中，对上述人等的荒诞行径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抱怨。当然，他不可能将笔锋直指铁保与刘凤浩，于是对丘明善大加鞭伐。因为，依他的说法：“山东官吏不能辨别伪书，丘氏子孙自诬其祖”，再加上“部员不能分别古书”，“三难具而累及先贤”，以至于误了“丘氏真贤”。说明白些就是：让姓了左姓两千多年的左丘明改姓丘之所以没有得逞，全是铁保、刘凤浩、丘明善等人造假惹的祸，全是纪昀与段玉裁们不懂古书所致。俞氏的轻狂，令人瞠目！ 真的不可小觑此场由山东巡府铁保及刘凤浩、丘明善演出的闹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我国千百年来空前规模、空前深入、空前紧凑的有关左丘明研究的大演场，参与人数之多、涉猎之宽泛、揭示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代所不及的。只要翻检一下乾嘉学者们的集子，几乎没有不对此有所议论的。 由山东巡府挑起的这场学术大辨争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纪昀在第二个奏折里说道：“《山东通志》载左丘明墓在峄县，而以肥城之墓分注于下，是此二墓皆在疑似之间，未必肥城果眞，峄县果伪。”这样的结论，看起来好像仍为两可，但对“肥城说”的彻底否定，不就是间接肯定左丘明墓在峄县的吗？这是有清一代对左丘明墓在峄县坚定不移的认定！本文不惜篇幅将此次论争的原始主要构件作为附件，想读者自会有所结论，故不再多加赘语。 同一般戏剧一样，由刘凤浩为导演，由铁保、丘明善充当主角的这场闹剧结束不久，俞正燮则貂续于后。因为俞正燮的说词为今天“肥城说”们所论必征，所以这里有必要对俞氏的说词加以述评。 俞正燮何许人？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1821年中举，以后虽数次参加会试，却都榜在孙山之外。之后他开始游历大半个中国，这其间他结识并得到学者孙星衍赏识，进而声名大彰。应该说，俞氏在学术上还是多有造诣的，但在左丘明的姓氏与墓地考据方面却实在不经一击，这中间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与肥城丘姓有什么“过手”。他先后写出有关左丘明姓氏与墓地系列考据文章，主要有《左丘明作<左传>论》、《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左丘明墓考》、《书<左传精舍志>后》等等（见俞正燮《癸巳类稿》）。其中为左丘明不得改姓丘而大鸣不平，对朝廷认定左丘明墓在峄县大喊其屈。指斥纪昀与段玉裁们不懂古书，俨然以独自瞭知古籍者自居。以下是俞氏系列文章的大体。 《左丘明作<左传>论》：俞氏在文中，一方面大鞑唐代“啖助、赵匡、陆淳以私心测圣”，否定《左传》为左丘明所作，一方面只说是丘明作《左传》，全然不提“左”字放到何处。单读该文，可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听你说反倒糊涂起来了”。 《左丘明子孙姓氏论》：俞氏在文中，极力反对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中左、丘两姓是由“左丘”复姓合分而成的说法。他说：“丘氏二脉：一出太公，一出丘明。丘明子孙为丘姓，义最古，无疑。”也就是说，齐太公与左丘明完全是两档子事，齐太公的裔孙姓丘是以地为姓，而左丘明的裔孙姓丘则始自丘明这个人。俞氏的根据就是汉代史游的《急就章》与宋代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那就让我们看史、王两位的《急就》吧。先说史游。史游为西汉元帝时人，曾为黄门令，是一位书法家。他的《急就章》本是一部识字蒙书，史游用隶书草写，也就是用后人们世称之为“章草”书体书写的，三字一句，以供儿童识字之用，并非什么学术上的经典之作。其中有： “左地馀”三字，唐人颜师古注：“左丘明本鲁之左史，继守其职，遂为姓焉；又，楚左史倚相末裔亦为左氏。” 又有“丘则刚”三字，唐人颜师古注：“陈有宛丘居之者，以为姓；又邾有丘弱，后亦为丘氏。”（引自《四部丛刊》本） 再说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浙江鄞县人。进士出身，南宋学者，官至吏部尚书。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著书立说，名著《困学纪闻》、《玉海》就是这个时期写的。王应麟晚年为教本族子弟读书，先后编写了儿童蒙书《三字经》（时称《三字歌诀》）与《姓氏急就篇》。 《姓氏急就篇》是仿照史游《急就章》写成的，也是三字句，在“左丘明”一句下，王应麟自注道： 左氏：周有左儒；又，左丘明，鲁之左史，继守其职，遂为氏；又，楚左史倚相，末裔亦为氏；又齐公族有左丘公子，后为氏。 丘氏：陈有宛丘居者，以为姓；《风俗通》鲁左丘明之后。┅┅”（引自《四库全书》本） 在颜师古与王应麟的注里看到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交待，均没有肯定左丘明就是姓丘！俞正燮也真能想得出，将儿童蒙书拿出，且号称“义最古，无疑”的左丘明姓丘的证据！即使这样些儿童蒙书的证据，读者如果不加检索原著，还真的以为西汉时就有人认定左丘明本姓丘，从而他的子孙也随之姓丘，当然也还真的会随俞正燮认鹿为马了。然而事实却是从春秋到秦、汉、魏、晋，除应劭之外，再也没有一本书将左丘明拆分开来，以为左是官，丘是姓，明是名的。真正要左丘明改姓丘，那是唐代以后“邪儒”所为。宋人马永卿对此极为愤慨，说道： 后世之罪大矣，至于唐时啖助尤为作怪！至于以谓左氏者非左丘明也，乃《论语》孔子所引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人。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者，左丘明非春秋左氏，而左氏别有名也。其妄意穿凿，乃至如此。想见啖助当初立此新意穿凿之时，自谓可破万世之惑，不知为后世笑具也。（《元城语录》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左丘明姓左最早见于《论语》，俞正燮说左丘明姓丘是“义最古”，岂不在强奸孔子《论语》，岂不在强奸史游与王应麟的《急就》？ 俞正燮认定左丘明姓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告诉人们：肥城丘姓所守的“墓”（真的有春秋时人屍骨？）就是左丘明的墓，换言之，左丘明墓不在峄县，而在肥城。于是他又有了《左丘明墓考》一文。《左丘明墓考》是俞正燮篇幅最长，花气力最多的一篇。文中他一口气说出了左丘明墓在肥城的三个“佳证”。为不失俞氏原意，不妨稍长一些摘录如下： 《元史·地理志》济宁路肥城云：至元十二年以平阴辛镇寨东北十五里古城改设今县是也。《水经·汶水注》云：泌水西南流经肥城县故城南，泌即今城南肥水，今县城即汉城，元人盖据水经知之。《水经注》又云：泌水自肥城故城又西南过富城，则魏富城治在今治西南，魏富城本汉肥城地。《魏书·地形志》东平郡富城注云：有富平城、卞城、武强城、左丘明冢。魏富城为今肥城，丘明冢见古籍者以魏书为始，冢在肥城。佳证一矣。 平阴县志云：卢故城，在县东北七十里长清境内，其迤西南十里，正今肥城西北境内，为唐平阴治，唐《元和郡县志》平阴县云：左丘明墓在县东南五十五里，应在今县西南地。佳证二矣。 《太平寰宇记》云：郓州平阴县本汉肥城，谓其治为肥城地。又云：隋开皇时置榆山县，大业二年移于今里，改名平阴。则宋平阴治，始隋大业时，一与唐同。又云：左丘明墓在县东南五十五里，亦与《元和志》合。佳证三矣。 正因为有此三个“佳证”，于是俞氏说道：“丘明墓依古籍在今肥城，审矣！” 现在来梳理一下俞氏的三个“佳证”。先说第一个。《魏书·地形志》的确有那么一段，而且是二十五史中唯一标记左丘明墓的一次。今本（即中华书局本）原样是：“富城，二汉、晋属，有富城、上城、武强城，左丘明冢。”查汲古阁本《魏书》亦同。《魏书》分明写的是“富城”，而俞氏却引为“富平城”。富平在哪？清人钱坫《新校注地理志》卷第八：“富平，在今武定府阳信县东南三十里，《后汉书》注故城今厌次县也，《括地志》在阳信县东南四十里，《太平寰宇记》三十里。”（清咫进斋藏本）富城与富平城相去几百里，俞氏显然搞错了。既然错了，又谈什么“佳证”！另两条“佳证”只引利于“肥城说”一项，为什么不引《太平寰宇记》中墓在峄县一项？给人感觉好象古籍只有墓在肥城的唯一记载，这叫瞒天过海！而且俞氏三条“佳证”只能指明《地形志》所说左丘明墓的具体方位，而全然不辩证左丘明墓为何在此处，而不在峄县。因此，说左丘明墓就在肥城并不能令人信服。俞氏的这种顾左右而言它的考据方法，实在不算高明。左丘明墓“肥城说”一向不敢越《魏书·地形志》一步，如闭口不谈肥城春秋时属鲁还是属齐？古肥子国真的就是肥城？左丘明又是如何得肥子国封邑的？如是等等，一旦越过《魏书·地形志》一步，则“肥城说”就会全线崩溃。 三、应劭是“肥城说”的始作俑者 前面说过，不论纪昀与段玉裁，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从根本上澄清被“肥城说”奉为金科玉律的证据，这就是来自应劭的《风俗通》及今已失传的《汉书注》虚假不实的存记。下面专门讨论这两本书。 应劭，字仲远（又作援、瑗），东汉世代宦门，“汉灵帝中平三年举高第,再迁，六年，拜太山太守。”汉献帝初平二年，曹嵩、曹德父子被徐州牧陶谦杀之于太山郡界，应劭畏惧曹操加害于己，于是“弃郡奔冀州牧袁绍”那里去了（《后汉书卷四十八》）。应劭任太山太守四年，（今人王利器以为六年，非。见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版），史称“泰山通”。现在的问题是，应劭在与左丘明的相关问题上都说了些什么，是否可信。 应劭有两部著作被“肥城说”视为真经、圣经，一是《风俗通》，一是《汉书注》（又称《汉书集解》）。先说《风俗通》。《风俗通》成书，《后汉书》本传里是这样说的： 初，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又论当时行事，著《中汉辑序》，撰 《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后汉书卷四十八》） 司隶，即司隶校尉，相当后世的吏部尚书，是汉室遴选与考铨官吏机构的总理官。应劭的父亲在任司隶校尉期间曾下达通知，要各官府郡国的官员、显贵上报他们先人的名望事迹，由此喊出了魏晋南北朝门伐风尚的第一声！青年的应劭将从他父亲那里得来的这些资料整理成《状人录》，这本《状人录》就成为《风俗通·姓氏篇》里的主要写作素材。清代学者桂馥称《风俗通》为“少年之作”并不为错（注4），今人王利器极称《风俗通》为历官之后作，也不为错：这只说明《风俗通》“论当时行事”时间之长。应劭的《姓氏篇》早已散佚，今天能看到的都是后人从古籍中辑录出来的。下面是清代乾嘉时期经学大师张澍的辑录及张澍所加按语： 丘明氏，鲁左丘明之后，又云，齐太公封于营丘，支孙以地为氏，世居扶风。汉末，丘俊持节江淮，属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吴兴也。” 澍按：丘光庭《兼明书》引《广韻》云：“丘氏，鲁左丘明之后也。明曰丘明，出自齐太公之后，不因丘明得姓。”《汉艺文志》：“左丘明姓左，名丘明。”岂其子孙以父祖之名为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丘弱，则左氏为传时已有丘氏，非丘明之后也。审矣！（清张澍《补风俗通姓氏篇》二酉堂板） 张澍注中说，辑此段文字于《隋纪》、《广韻注》、《通鉴》。三书合辑，大概符合应劭《姓氏篇》原貌的。对于这样一个常识性，且春秋、两汉时期对左丘明的姓氏本无异议，举任何一本书，也都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到应劭那里，却又怎么横生出一个“丘明氏”来了呢？岂纪昀一个“应劭《风俗通义》，而未着其何以分”、段玉裁一个“非《风俗通》有误，而《广韵》误也”所能化解得了的（纪、段引话见附件）？依笔者之见，这根本就不是有误与否，而是别有用心：要么早在司吏校尉纪奉征集“各上前人像赞”时，肥城丘姓就篡改了他们的祖源；要么在应劭任太山太守时，肥城丘姓就与应劭有了不光彩的“过手”，不然这样的常识性颠倒断然不会发生！另一个与之相关联的是非颠倒是，应劭硬是将春秋时期的肥子国从河北藁城搬到了山东肥城（应劭的影响极为恶劣，后世地志与注释大都不加分辨地加以引用）。在应劭的《汉书注》里，他说：“肥城，古肥子国。”以至引得叶佩甫大惑不解，说道：肥子国在山东，“不见于春秋、战国。” （引自清 叶佩甫《续山东考古录》卷之六，已见前文）应劭的《汉书注》也已散佚，今天很难得其就里，但叶佩甫的引话不会有误，因为清人钱坫《新校注地理志》有同样的引用：“肥成，应劭曰，肥子国。”（钱坫的引用，与叶佩甫同样存有不解之惑）如此颠倒是非，应劭到底要告诉人们什么？后世的“肥城说”们在解答左丘明墓之所以在肥城，动辄就引应劭的“肥城，古肥子国”，进而来圆古肥子国是左丘明的食邑，死后自然要埋到他的食邑、家乡的痴话妄语。左丘明真的有采邑？前文对此已有所证，这里再补充一点：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宋人胡仔《孔子编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孔子在春秋时期是出了名的圣人，弟子三千，做过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与鲁宰，薪水是奉粟六万，并无什么采邑。而左丘明只是一介书记史臣，且春秋时期列国史臣已非周天子的命官，其势、位逊于孔子多多，连孔子拿的也都是奉禄，左丘明又哪里来的古肥子国封邑？出现这一系列怪现象，笔者很是怀疑：左丘明墓在肥城的源头也是出于应劭之手！并由此推断：肥城丘姓的“不祖其祖，而祖他人之祖”闹剧序幕拉开的具体时间是东汉末年，即东汉灵帝与献帝之交，中经南北朝的拓跋魏，历时一千七百多年，直至清代嘉庆年间，走上戏剧高潮。 《后汉书》应劭本传说得非常清楚：其文“不典”。张自烈《正字通》说：“典，法也。”“不典”就是不可为凭、不可为据、不可为法、不可为信。譬如应劭在《汉书注》里硬是将小邾国的都邑塞进同时存在的滕国疆域之内，等等（已见前文）。就是这样一些不经、不信的文字却被后世的一些著书者不加思索、不假考证地引以为据，其中包括一些大著、名著，如《元和郡县志》、宋人陈彭年的《广韵》、郑樵的《通志》、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等。然而也有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其惑的，如极受乾隆皇帝推崇的宋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明人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两部大著就是。王圻就说： 丘氏有三：太公都营丘，支庶以地为氏。又丘林、丘敦氏并改丘氏。 左氏有二：齐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为氏，楚有左史官，亦为左氏。（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八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丘氏得姓之源有三，其中之一是与左氏同出齐太公，然而这丘姓一支比左姓一支得姓时间早得多，绝非同宗。这岂能为《风俗通》一书所能搬动得了的！至于肥城丘姓是不是齐太公的后裔也值得怀疑，因为汉末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南下，因慕汉人的人文而自比，丘林、丘敦等外族也就改姓为丘。说到此，我想起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首诗来，道是：“虚经腐史意何如，谿刻阴森惨不舒，競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陈寅恪全集·经史》）我改了其中几个字以附于此：“《风俗》腐史意何如，妄改左氏惨不舒，競作丘论荒唐语，遗误千古是此书。” 现在再来审视《魏书》。魏收的《魏书·地形志》有“富城，左丘明墓”字样，我在前文说过，《魏书》所以出现这样的字样，要么是照抄应劭《汉书注》，要么是魏收写作此书时有着应劭、山东巡府与肥城丘姓同样的“过手”，除此难以找到别的解释。关于《魏书》，《四库全书总目》有这样一段话：“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劳模春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其中有不该“传”而传者，可以举出好多。如魏收修史，得到阳休的不少帮助，于是魏收特地为阳休之父作佳传，如是等等。所以《魏书》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好，从《魏书》三番五次修订就可见一斑。时人称其为“秽书”，后世学者又称其为“小人之史”，唐人刘知几《史通·外篇》卷第十八就说道： 子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熏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注5） 对于小人之史，佞人之笔，人们又怎么能去当真？至于千百年来，关于左丘明的种种“积非成是”，当然必须釐正，还澄明于左丘明。 四、左丘明墓在小邾国补证 在指认左丘明墓所在何处，有一派言论为“请拿出先秦文献记载或实物证据来”。有此一派言论并不为奇，那是因为他不知左丘明其人，更不知其所处时代历史所致，单就左丘明所处时代墓葬习尚而言，哪里会有什么墓封？又奢谈什么墓冢？我在前文已经说过，指“这就是左丘明冢者”，则定然不是左丘明墓冢。因此目前研究的方法只有“排除法”，即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结合事理、情理，综合、比对，而决不可只凭假造的什么“左传精舍”、造假的歌咏左丘明为“英雄”的诗文，乃至编造的唐、宋、明各代朝廷对左丘明的封赐为凭据。 今查古籍，左丘明墓共有四处：一在甘肃灵台，一在曹州（即今定陶县），一在肥城，一在峄县。（注6）为使读者对此有个全面而深层次的了解，这里引述的资料不妨稍多一些，稍全一些，辨证稍多一些，稍长一点，目的在于证明本文绝非虚证。 其一、左丘明墓“灵台说” 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这样写的：“灵台，左丘明庙，在县东北三十里。” 清乾隆《甘肃通志》卷二十五：“左丘明墓在灵台县东北三十里。”据称明朝《灵台县志》有同样记载，可惜笔者手头无此书。左丘明为何埋葬于灵台？据传，鲁国内乱，左丘明遂因之西进，沉迷于灵台山水甲秀，于是定居并老死于此。《左氏春秋》昭公十五年：“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晋杜预注：“密须，姞姓国也，在安定阴密县。”（杜预注《春秋左传》汲古阁本）阴密县即今之灵台县，今属甘肃省平凉市，相去鲁国数千里之遥，古籍记征甚孤，且与事理、情理不符，这只能表明普天之下，对于这位“鲁君子”的景仰而已，并不说明左丘明墓真的就在灵台。 其二、左丘明墓“定陶说”。 明嘉靖《山東通志》卷十九：“定陶縣陶丘之巔葬魯太史左丘明之王父，有宋盛琳所撰碑刻。”清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四十四：“左君墓，在曹县西北左山上，府志相传左丘明父葬此。”其实这是一种误传。古定陶地域含济阴、定陶两县，汉哀帝时葬定陶恭王于此，因为葬地在魏晋时的定陶城之左，所以世人称之为左城，也称葬城。而左山葬的却是战国时人慎到。慎到，战国时赵国人，与孟子同时代，崇尚道家、法家（今存《慎子》一书），是战国时期的显士，曾于齐国稷下讲学而负盛名，受上大夫禄，鲁国也曾拜其为大将军，所以后人称慎到为鲁太师。明万历举人郭文英《左公庙碑记》是这样写的：“州治（即渮泽）之南四十余里，灵圣湖迤南，有土隆然一丘，号为左山，不知始于何代，《州志》则谓左丘明之墓，盖周良史云。”由于济阴县与定陶县县域历代变迁，所以人们以讹传讹，于是由鲁太师慎到墓，而鲁太史左丘明王父墓（王父，祖父也），而鲁太史左丘明之父墓，而左丘明墓。由“太师”而传为“太史”，再由“王父、而父、而左丘明本人”，道理同于甘肃省灵台县左丘明墓：这也同样只能表明普天之下，对于这位“鲁君子”的景仰而已，并不说明左丘明墓真的就在定陶。 左丘明墓“灵台说”与“定陶说”向来不为人承认，因为于事、于理均不成立。到此，只有左丘明墓“肥城说”与“峄县说”非此即彼了。关于“肥城说”，前文与上文已经征述其伪许多，因为“肥城说”历代炒作，虽每每取辱于世人，然至今毫无检点；而“峄县说”几于偃声，大有“邪径败良田”（《汉书·沟洫志》语）之势。所以，下面不得不再罗列一些证据，以申明笔者前文所引乾隆《山东通志》其证不孤。 先引明、清两代方志，为不失于偏执，特将同书有关肥城的载记一并同列。 明嘉靖《山东通志》卷十九峄县目下：“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一在肥城县。” 同卷肥城目下：“左丘明墓　在肥城县西南二十五里，一在峄县。” 清康熙十三年《山东通志》卷二十一兖州府目下：“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一在肥城县。”济南府目下：“左丘明墓，在肥城县西南十五里，一在峄县。” 清雍正三年《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二百四十至卷二百五十一峄县目下：“左丘明墓，楚左史之后也，墓在县东北七十里。” 清乾隆元年《山东通志》卷三十二兖州府目下：“峄县，周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一云在肥城西南五十里正觉寺西。元魏《地形志》（即《魏书·地形志》，古人称拓跋魏为“元魏”）云在富城县，即今肥城境也。”（笔者按：文渊阁《四部全书》本。泰安府肥城县目下，无左丘明墓字样。卷九肥城目下只说：“都君庄，在县西南四十里，相传即舜成都之处。” 清乾隆三十五年《兖州府志》卷二十一峄县目下：“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一云在肥城西南五十里正觉寺西，元魏《地形志》云在富城县，即今肥城境内。”（当府志自刻，无刻本信息） 清嘉庆二十五年《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八兖州府目下：“左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泰安府目下：“左丘明墓，在肥城县西南五十里，肥河乡都君庄，又《元和志》：在平阴县东南五十里。”（《四部丛刊续编》本） 历代方志的写作，皆有必遵的规矩：其中就有“正讹而传信”、“缺疑以慎言”这样两条。所谓“正讹而传信”，就是已知其误，即使古籍有记载，写作时也不取用，如乾隆元年《山东通志》肥城目下就断然不书左丘明墓之存在，而只在峄县左丘明墓条下加注，且引《魏书·地形志》以说明出处，姑存一说。所谓“缺疑以慎言”，对于那些在似与不似之间游弋而难断者，则慎审下笔，“以疑传疑”。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左丘明墓为什么会出现在多处的原因。本文引述以上，旨在说明：左丘明墓“峄县说”在明清两代方志中的分量远比“肥城说”重得多。 再引宿儒著述，其如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道统考》卷二百：“峄县东北七十里，济南府胙（胙，肥的异体字）城县西南二十五里俱有左丘明墓，未知孰是。” （笔者按：明万历癸卯刻本。王圻，字元翰，一字洪洲，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擢御史。） 明郭子章《圣门人物志·先儒》卷七：“其书自宣、成已前三纪而成一卷，至襄、昭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一在肥城县。”（笔者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自号蠙衣生，泰和(今属江西)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曾任都御史、贵州巡抚、兵部尚书等职，后成名医。） 清熊赐履《学统·附统》卷三十四：“丘明墓在峄县东北七十里，一在肥城县，未知孰是。”（笔者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熊赐履，字敬修，孝感人。康熙戊戌进士，官至大学士。） 凡言及左丘明墓在肥城者，大多会提及《魏书》及《风俗通》；而称左丘明墓在峄县者，则多缄口出处，这似乎在向人们昭示：凡言在肥城者，则出于《魏书》，凡言在峄县者，则出于世代口碑。古語：“裨谌谋于野。”是说，郑国欲有军国大事，便派大夫裨谌到乡间百姓那里共同谋划。《魏书》与《风俗通》为造假之作，世代相传的“峄县说”岂不更为可信？ 今本《大元大一统志》已经为残本，在只存三十五卷与附录九卷里，缺的又恰恰是山东这一部分，因此我们难以看到具体。而在元代于钦的《齐乘》卷五山东陵墓一节里是这样说的： 左丘明，峄州东北七十里。《元和志》东平平阴县东南復有丘明墓。 元代至元二年设峄州，州治为峄县。其时肥城都君庄一带归平阴县，平阴县又属东平州所辖。现在来说于钦与《齐乘》。于钦，字思容，山东益都人，历官至御使宪台都事左司员外郎，做过多年益都路田赋总管。山东，古齐、鲁之邦。单称齐，犹今单称鲁。乘，即史。鲁的史书叫《春秋》，齐的史书叫《齐乘》。《齐乘》就是山东的史志，是山东历史上的第一部史志，也是世人评价极高的一部。《四库全书提要》说道： 钦，本齐人，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他地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以论断者实为详确、可信。故向来推为善本。卷首有至元五年苏天爵序，亦亟称之。 时人嘉议大夫、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苏天爵的《齐乘序》里写道： 于公生于齐，官于齐，考订古今，质以见闻。岁久始克成编，辞约而核。 《齐乘》是当之无愧的信史、信志！它不是古籍的照抄，而是“援据经史，考证见闻”的勘查、辩证所得，于钦考定左丘明墓就在峄县。之所以列出《元和郡县志》中的“肥城说”，只为存此一说，并不当真。 再向上追溯到唐、宋。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下面是两部书有关左丘明墓的述记：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十一郓州平阴县目下：“左丘明墓，在县东南五十五里。”（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本。笔者按：肥城都君庄一带历史隶属变迁频繁，至唐贞元十四年隶于平阴并归郓州所辖。） 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沂州承县目下：“左丘明墓，在县东北七十里。”卷十三郓州平阴县目下：“左丘明墓，在县东南五十五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笔者按：氶，又写作“承”，见前文。肥城都君庄一带历史隶属变迁频繁，至唐贞元十四年隶于平阴并归郓州所辖。） 现在来说这两部史地志书。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唐宪宗时宰相。应该说李吉甫深明时政，在相位是很有建树的：为汇总全国方镇、府、州、县数与户口、赋税、兵员等状况，著有《元和国计簿》十卷；为掌控职官源流与职务，著有《百司举要》一卷；为“辨州域之疆理，时获省闻，或裨聪明”（《自序》语），他先后撰著《十道志》（已佚）与《元和郡县志》两部地理志，两书结为姐妹篇，因此《元和郡县志》不同于一般的地志，是在藩镇割据国情下，是为弄清郡国疆域与摆脱财政窘境而写作的。而《太平寰宇记》则不同，它“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本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书而大变。”（引自《四库全书提要》）乐史，北宋人，官至太常博士、直史馆事迹，《太平寰宇记》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故以名。现存《元和郡县志》中确无峄县有左丘明墓载述，但这并不能成为俞正燮否定峄县有左丘明墓的依据。且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自序》里说的： 虽则贾眈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国志》，不独编修太简，抑且朝代不同，加以从梁至周割据更名，暮四朝三。臣今法波讨源，穷本知末，不量浅学，撰成《太平寰宇记》。（笔者按：贾眈唐代人，所撰《十道述》今已散佚。） 《元和郡县志》四十卷，而《太平寰宇记》则洋洋二百卷；另外《太平寰宇记》“采摭繁富”，“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要”（《四库全书提要》语）：凡此，《元和郡县志》都是难以与《太平寰宇记》开比例的。至此，人们或许要问，《太平寰宇记》既为信史、信志，为什么还要将左丘明墓开列在平阴目下呢？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有《风俗通》、《魏书》的疑书伪记，因此《太平寰宇记》也不得不遵循“以疑传疑”史志写作的规矩。 然而，左丘明墓在峄县并不能说《太平寰宇记》载记为最古。再向上追溯，笔者推定早在西晋时就载记于册，这册就是大名鼎鼎的《述征记》。《述征记》的作者为东晋与刘宋时期的郭缘生，《隋书·经籍志》卷二《史部·地理类》载:“《述征记》二卷，郭缘生撰”，同志《史部·杂传类》又载: “《武昌先贤志》二卷，宋天门太守郭缘生撰”，则知郭缘生曾做过天门太守。“征记”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界乎方志与游记之间的文体，如郭缘生的《述征记》、《续述征记》，裴松之的《北征记》，戴延之的《西征记》等，可惜《述征记》早已成为佚书。下面是《太平寰宇记》与《齐乘》引述《述征记》的话： 《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峄县目下：“君山，一名抱犊山，在县北六十里，《述征记》曰：承县君山，即抱犊山，壁立千仞，顶宽而有水。去海三百里，天气澄明，宛然在目。山上有池，周迴五丈，深可三四尺，春冬水旱，未尝有减；若渐污秽，则竭，诚祷，则生。上有精庐，每有修定，僧居焉。上有地顷余，昔有隐遁者抱一犊于其上垦种，故以山名。汉名楼山，魏号仙台，高九里，周迴四十五里。” 《齐乘》卷一峄县目下：“君山，一名抱犊山，峄州北六十里。《述征记》曰：承县君山有抱犊固，壁立千仞，去海三百里，天气澄明，宛然在目。山上有池，深才数尺，水旱不增减。平田数顷，昔有隐者王老，抱一犊，于上耕种。后遇异人，仙去，故以名焉。汉曰楼山，魏号仙台。其高九里，周四十五里。” 由上引述文字，可以看出《述征记》之大拢，现在我们来分析这段文字。《述征记》所谓“汉名楼山”，楼，本作“娄”，邾娄之娄，即邾娄国之山，是以领属关系所命名的。而称君山则与之不同，君山是以“鲁君子”左丘明关系所命名。《述征记》在指示读者：其一、“君山”之名自古有之，且与“楼山”两名并行，到了魏晋始有“抱犊山”或“仙台”之称。为什么呢？因为魏、晋玄学大兴，传有王姓隐居者抱犊其上垦种，故名抱犊山；因王姓隐者后遇异人仙去，故名仙台。其二、君山是一个周廻四十五里大的山体总称，抱犊山与仙台只指山上“崮体”那一部分山体。梳理一下上述文字：春秋时称君山或称楼（娄）山，至魏、晋时始有抱犊山或仙台之称，而君山、楼（娄）山之名贯于春秋与后世始终。 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即那周廻四十五里山体又何以命名为“君山”呢？笔者翻检古籍，此地并无道家老君仙化的记载，其山形也无道君的形象，所有，只有春秋以及后世尊仰为“鲁君子”左丘明的墓地与家乡。换言之，君山的得名完全出于与孔子“同圣”、世代推崇的“鲁君子”左丘明墓及家乡所在。所以，东晋、刘宋时期郭缘生的《述征记》本来就有君山为左丘明墓葬地的记载。如果说应劭所运用的是“搬地法”，将肥子国强从冀北搬运到齐西，如果说魏收所运用的是“指鹿为马”法，硬将一堆土块谎称为左丘明冢，那么《述征记》的君山葬有左丘明骸骨记载，则是自春秋至魏晋七百年来的口碑相传。《元和郡县志》所以不载，那是因为古人为尊者讳的成例所致。隋煬帝大业“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齐郡贼杜威率众渡淮，攻陷历阳郡。丙辰，勃海贼窦建德设坛于河间之乐寿，自称长乐王，建元丁丑。辛巳，贼帅徐圆良朗率众，破东平郡。”（《隋书·帝纪第四》，中华书局版）也就在这一年，左丘明的后代“山贼左君衡”纠合君山山民攻陷峄县（见《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三），并盘据至唐武德四年，在十余年里给唐王朝一统带来不少麻烦。由与孔子“同圣”的“鲁君子”左丘明，其后代一变为“山贼”造反者，这在正统儒家那里怎么也不可接受的。同例还有明代崇祯年间的“先圣”孔子后裔孔有德，孔有德虽然叛逃于清（有意思的是史书上称清为辽），然而清人所修的《明史》仍然以乱臣贼子视之（参阅《明史·庄烈帝纪崇祯四年》）。乐史与于钦所以不直引《述征记》左丘明墓于书，均出于不忍心将“鲁君子”与“山贼”掛勾使然。 今查君山一带左姓奇少，那是因为唐王朝对君山一带以左君衡为首的左姓一族包剿的结果，致使左丘明后裔星罗于临沂市之苍山、费城、平邑，枣庄市之峄城、市中等地，现在这些地方以左氏命名的村庄，如峄城区的左庄、苍山县的左家官庄等，则皆中古以后左丘明后裔逃难地。应该说“左君衡事件”是左丘明一族在中古时所遭的致命一击。这之后左丘明的奉祀且不论，即使左丘明这位历史伟人的口碑也湮没在历史睡河之中了。然而，左丘明并不孤独，他另有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