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外语学习

漫长的学习道路 艰苦的科研历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润清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的《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6期，题目为“外语中的实证研究”。我写“漫长的学习道路”后，感到余言未尽；学习写了，科研还没写，于是又写了“艰苦的科研历程”，成为“漫长的学习道路”的姊妹篇。但是，我不好意思都让《外国语》给我发表，于是就投到《外语与外语教学》那里去了。发表时题目改为“谈外语的实证研究”，这次收录时又改为“艰苦的科研历程”。这里记载的，与其说是我自己的体会，不如说是许国璋、王佐良等前辈的关于科研的教导，也是北外多年来形成的重视科研的伟大传统。]       一所大学的学术地位和教学质量取决于其教师的科研水平。一位优秀的大学教师能够把教学和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者从事教学活动是有益的，因为教学给他以灵感，让他发现课题，验证理论或开展实验。而科研活动又能保证教学的科学性、前沿性及时代感。一定量的科研活动能使教师保持对教学的高度兴趣，这样，他就不会有“教书匠”的感觉。科研使教师在学术上永葆青春。     然而，教师在业余时间搞科研有不少困难。例如，没有足够的时间，没有足够的资料，没有机会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最主要的是，有没有懂行的老师指导你，你自己又没有兴趣，决心和适当的科研方法。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主观因素：你有没有兴趣和吃苦的精神。有了这两样，其他条件都可以争取或创造。     从1980年写第一篇文章起，我的科研历史已经有23年了。这段科研历程的每一步都是艰辛的、坎坷的，但同时也是给人教益的，令人欣慰的。     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名师指点至关重要。1980年，通过许国璋先生，我结识了赵世开先生。赵先生当时在《动态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的前身）编辑部工作。他知道我当时在读许老的语言学研究生，就把他刚刚得到的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美国著名的法位学理论的创始人）的《语法分析》（Grammatical Analysis）一书转给我，让我写篇评介。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拿来就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写出一篇像样的评介文章发表了。当时自己很得意，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首先是老师选题选得好。赵世开先生知道，那时，法位学理论在中国还不曾有人介绍过，但在美国已经出了不少书和文章。出乎意料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就与派克先生取得了联系，很快，他就来信表示希望来中国讲学。我把邀请派克先生的打上去，王佐良先生立刻就批准了。就这样，派克先生就来北外讲学了。派克先生的讲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调查生疏语言有一套高超的技术，这是传教士语言学家所接受的训练使然。一是他有办法准确地记录下生疏语言的发音。如，他让我们用中文说“我有一个苹果”，几遍之后，他就可以准确地重复出来。二是他有一套调查语法系统的方法。如，他让我们说“我打他”、“他打我”、“我有两个苹果”、“我有三个苹果”等，他就知道了中文宾语不变化，多数不变化的规律。派克先生知道我国的语言学家王力，并提出与他见面的想法。我陪他去见王力时，这两个大学者交流起来，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他们二人关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谈话，也远远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与派克先生在一起的日子让我懂得，在语言学的探索中，我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此后，我又写出好几篇关于法位学理论的文章。赵世开先生的指点不仅让我发表了多篇文章，而且引导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也碰巧成了第一个把法位学语法理论介绍到中国的人。     另一个例子是，许国璋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你去把图书馆里有关language testing的书都借出来读一遍。”当时，我对language testing一无所知，更没有想到它后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我很听话，就到图书馆把能查到的有关语言测试的书（约有10本）统统借了出来。把这些书抱回去一看，我才吃惊地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而且前人早就有了很多研究。在这些书中，有几本让我爱不释手。我通宵达旦地读着这些书。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有关语言测试的文章。1980年在广州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后来在广外的《现代外语》上发表。当时，研究测试的还有桂诗春和杨惠中两位先生。同上一次一样，这次又是一发而不可收。随着对语言测试研究的深入，各种各样的命题任务也随之而来。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语言测试的重要性。回忆起来，我在语言测试方面的研究，又是得益于许老的指点。有时候，高水平导师的一句话就能为你打开一个新天地。     此后，我又对心理语言学发生了兴趣。把图书馆有关这方面的书全部搬回家。读过之后，立刻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因为自己并没有搞这方面的研究，而只是读了别人的书，所以只能写些综述性的文章。但是，在80年代初的中国，有关心理语言学的文章还非常少见，任何新鲜的信息都是很受欢迎的。我在两年的时间里，写了两篇心理语言学的文章，均发表在《国外语言学》（《当代语言学》的前身）上。其中，一篇介绍的是心理语言学的三大流派，另一篇讲的是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该如何做。这时，我发表的文章总共有七八篇了，都是介绍别人的理论与实践的文章，而自己既无理论又无实践，心理开始感到有些不是滋味。有一次，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王佐良先生。王先生却说：“综述性文章是很有价值的，不能小看。你读10本—20本书，写出5,000-6,000字的文章，把一个学科的概貌讲清楚，就是给读者提供了有用的服务。那些没有时间读这些书的人，或者看不到这些书的人，或者根本不懂英文的人，就靠你提供的这类信息来了解一个学术领域的动态。所以，我们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一直鼓励书评性质的文章，国外杂志刊登的book review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文章。书评信息来得快，能跟上时代，涉及的面又广”（大意）。我又问王先生如何看待综述和书评的学术价值。他说：“不要低估书评的学术价值。你读了20本书，写了篇5,000字的综述。想想看，你读的字与你写的字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综述中的取舍详略，本身就包含着你的判断和立场。这些都能反映作者的学术水平。况且，有些综述包含着作者的评论，那就更有学术价值了。能写出几句评论很不容易。比如你介绍一本新书，如果你是第一次介绍这个领域的书，你能做出评论吗？很难。因为你还不太了解这个领域，而且也无法将这本书与本领域的其他著作进行比较。相反，如果你已经读了10本有关某个领域的著作，这已经是第11本了，你评论起来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将这本书与前10本一比较，就会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大意）。王佐良先生的话恰好为我的书评和综述阶段的科研活动做了个小结。他的话既坚定了我的信心，又给我指明了方向。我也经常用类似的话与我自己的博士生交流：“读懂别人有时并不容易，评论别人就更不容易了。站得比作者低，对其作品只能仰视，评论无从谈起。只有站得比作者高，才能‘指点江南’，高屋建瓴。”     说起写书评，我又想起王佐良先生的另一个番教导。他当时谈的是文学评论，大意是：要评论一位作家的作品，除了要了解其同辈作家的作品外，还要了解其前辈作家的情况，才能看出他的写作受了谁的影响；同时也要了解其后辈作家的情况，才能看出他又影响了哪些作家。这几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何其之难啊！要读多少作品和评论呀！虽然王先生谈的是文学评论，然而此理同样适用于对语言学著作的评论。假如要评论乔姆斯基的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1965)，一方面要谈到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对美国语言学的影响，要谈到1957年出版的乔氏的Syntactic Structures的基本内容，然后才能说清其1965年著作的大的背景，以及他的唯理主义心理学主张的来源。该部著作曾被说成“一举完成了语言学上的革命”。而现在时隔40年再回过头来看这部著作，不仅乔氏的理论有所发展，其历史地位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另一方面还要论及1965年以后生成语法的各个阶段及最近的最简。换句话说，要想对历史上的一本书或一个学科进行比较恰当的评述，不详细了解该书或该学科的前前后后是不可能做到的。     当然，现在再去读几篇关于法位学语法和心理语言学的文章，就会感到十分肤浅了，但在当时却是非常新鲜的。这让我想起许国璋先生的一句话：“在中国做科研真容易啊！”因为经过10年浩劫，我们当时在学术上落后了几十年。所以只要坐下来读几本书，就可以对所见所闻发表一番议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几个最早接触国外语言学的人（包括胡壮麟、徐烈炯、宁春岩、方立等）是抢占了先机的。现在发表文章就不像当时那么容易了。     总之，综述性文章不仅扩大了我的知识面，而且培养了我的概括表达能力和组织能力。这些综述性文章帮助我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多个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我后来开展自己的研究铺平了道路。写第一批文章时，主题比较分散，准备起来十分费力。几年后，写第二批文章时，以前读的书又用上了，感觉就轻松多了，似乎是把许多点连成线了。等到写第三、第四批文章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原来读的所有的书构成一个大的背景，在此背景下，我将许多线又连起来，形成一个平面。这种“连点成片”的感觉就是一通百通的感觉，就像“顿悟”一样。我对一时读不懂的理论从来不用“有用”或“没用”的标准去衡量，这也应该归功于许老的教导。他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希腊时期，阿基米德在给一些学生讲抛物线，其中一个学生站起来问：“抛物线有什么用呀？”阿基米德回答不上来，就吩咐管事的人说：“给他5元钱，让他走吧。”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抛物线的用处何其之大。许老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过早考虑“有用”或“没用”就无法从事基础研究。他还特别强调“不以权威而护短，不以宗师而慑服”。在他的影响下，我对任何一派的语言学理论都十分尊重，认真读懂，但又不随便做任何一派的“追随者”或“信徒”。我更喜欢吸取各派的优点，用来思考中国的问题。     第一次搞自己的研究是有关汉语语篇分析的。这种想法最初也是来自于许老。他一向认为，“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本土的语言问题。所谓的普遍现象只有在汉语（和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上得到验证，才能算得上是universal。当时的参考书还很少，语篇分析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那时的一个重要理论是，语篇(discourse)或篇章(text)像句子一样，也是由相对固定的成分组成的，所以就出现了“故事语法”这个术语，意思是说，一个故事（小说）也有它固定的成分，就像一个句子有主、谓、宾一样。例如，一个故事不能缺少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局等。我用这个基本思想分析了大约30篇鲁迅的短篇小说。一边分析语言材料，一边继续读有关的文献。读文献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语篇结构意识，以利分析之器；分析材料是验证所读理论，发现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东西。边阅读边分析的过程反复几次之后，还真的收获不少。国外名家（如韩礼德、利奇等）和国内大师（如吕叔湘、朱德熙、邢福义等）都强调对实际语言材料的分析。我捧着鲁迅的小说一篇一篇地琢磨，结果发现了好几种不同形式的故事结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简单结构，如《一件小事》，也有的是上述公式的多次反复，即结局之后出现新的人物和背景，接着出现新的事件和结局，然后再循环往复，发展成长篇小说。有的却是两人不同的语篇相加在一起，如《社戏》，一段是城里的戏，一段是农村的戏，二者的惟一联系是形成鲜明对比。再有一种是倒叙，比如《祝福》就是在开头和结尾中间夹着一个长长的倒叙。最有趣的语篇结构是《药》的结构，它是由两个故事构成的，一明一暗，在深层相互重叠，二者的构成成分大致相反。栓柱吃人血馒头是显性故事的开头，却是革命者夏瑜的结局；栓柱故事的结局是他妈妈上坟时乌鸦的悲鸣，而夏瑜的坟上却放着几束鲜花（不是“结局”，应称为“评价”）。     此外，我还分析了几篇说明文，主要是《毛泽东选集》上的文章。当时，外国文献对于说明文的解析很简单，其结构可归纳为：问题——解释（辩论）——结论，其变体可能是问题——观点1——观点2——观点3……反驳1——反驳2——反驳3……结论。但我分析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发现，除了上述结构之外，文章可以出现5-6个层次，最后呈现一幅十分整齐、漂亮的树形图。也就是说，总题目是个大树干，其上有几个大树枝（部分），再上又是几个小树枝（段落），每个小树枝上又分出若干更小的树枝（句群），往上还可以分得更细，直到句子。毛主席的文章逻辑性很强，树形图画出来规规矩矩，平衡对称，没有前后不着边的“无归属”的句子。     在另一篇论文中，我用语用学理论分析了《红楼梦》中的几个段落。这次，主要使用的是利奇的礼貌原则，同时也用上了格莱斯的会话含义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我分析了近百个对话，最后只用了其中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三四段。不在语言材料上花死功夫、卖傻力气，是很难发现一些别人尚未发现的语言规律的。在分析这近百段对话时，我感觉仿佛是在黑洞里爬行，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光明。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漫长的爬行本身就是在一步步地接近光明。京剧演员常说的一句话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科研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写出文章的精彩例子和深刻观察，不知道来自多少天的枯燥、繁琐、乏味，令人头痛的数据分析，不知道是从多少个分析烂了的例子中筛选出来的。我把《红楼梦》中的对话翻腾了几个来回，最后只留下了三四段，每段都具有鲜的特点。第一段是元春省亲时贾政与元春的对话，此为全书最正式的文体（加“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之中……”），人物官方关系为君与臣，私人关系为父与女。贾政的讲话都有言过其实之嫌（违反了质的准则），产生了有趣的会话含义（其中之一是，贾政已失去做父亲的权利）。第二段是忠顺王府的总管家来贾府向贾政要琪官时，贾政、总管家与宝玉之间的对话。这属于不太熟的官场人物之间的私下交往。贾政是副部长级的官，但是看在忠顺王的面子上，要对总管家多敬三分。总管家狗仗人势，摆出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用礼貌原则分析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挖掘出极为深刻的含义。第三段是王熙凤与几个丫头吃螃蟹时开玩笑的场面，用利奇的Banter Principle来分析。第四段是王熙凤领着王善宝家的去搜探春的家时，探春所使用的反语（如“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用Irony Principle来分析。具体的逐句逐句的分析不想在此赘述，可参考《论大学英语教学》（第117-135页）。我想说明的是，只有通过这样的分析才能验证外国理论的解释力。只要有不能解释的现象就说明现存理论需要修改。修改他人的理论，使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就是学术贡献。如果能在分析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那就更是难能可贵了。应当强调的是，创见来自于对语料的耐心、细致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坐在安乐椅上吸着烟、喝着茶想出来的，更不是拍拍脑袋拍出来的。创见也来自于读书之后产生的悟性。有关一个课题的文献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各有千秋。参考文献多，你得到的启发多，但你更难有所发现，因为似乎该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有人研究了。参考文献少，给你的启发可能会少一些，但给你留下的未开垦的土地是非常丰富的。国外的语言理论和语言习得理论都可以拿到中国来检验一番。关键的问题是要把理论读懂读透。此外，还要有适当的研究方法。有了这两条，应该说搞点像样的科研还是可能的。     上面提到的两项研究都取材于书面材料（《鲁迅文集》、《毛泽东选集》、《红楼梦》等）。严格地讲，这是经过“净化”的语言，不同于用录音机录下的自然语言。自然语言的口语特点更多一些，包含“嗯”、“啊”、“这个……”、“就是说”等口头禅和重复的话语。当然，分析书面语也是合法的，收集语料会相对容易些。从小说和剧本上挑选的语句总比自造的句子好。特别是出自名家之手的语句，其语法的正确性少有争议。比如，你想研究“赞扬”这个言语行为在汉语中如何实现，有哪些形式等，你可以找一部小说（《如红旗谱》、《创业史》）或一个剧本（如，《雷雨》、《激情燃烧的岁月》），穷尽其中的赞扬行为，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详细讨论，甚至还可以将它们与英语中的“赞扬”行为的形式加以比较。有大量真实的语言素材，不愁分析不出一些规律来。当然，花些时间去收集自然语言（未经作者加工的语言），是值得提倡的。     再谈我们自己收集材料所进行的实证性研究。我同吴一安教授主持过两项全国性的调查，一项是1987年的“全国英语教育抽样调查”（以下简称“抽样调查”），另一项是1990年的“全国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以下简称“素质调查”），两个调查报告均获得了优秀科研成果奖，后结集为《中国英语教育研究》，于2000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这两个项目所涉及的被试师生之多、覆盖地域之广、研究变量之复杂，在世界外语教学界恐怕也是位居前列的。这么宏大的项目之所以能做成，原因之一是有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现为教育部）的支持：我们拿着“上方宝剑”（国家教委的红头文件）到全国各地，所以得到了各校的配合。当时的国家教委（现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蒋妙瑞和外语处处长杨勋很有科研意识和前瞻眼光，亲自过问了抽样调查，结项时来听了调查报告。素质调查得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和技术支持。当时的主任官员Ian Seaton十分重视科研，看到了这个项目的潜在意义，还为此决定派我到英国去考察3个月。他的关照给我很大的信心。但是即便如此，我们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仍然遇到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我们要抽某学校的35名学生参加13项测试，为期5天。系主任却对我们说，抽人可以，但不能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考试一律在晚上进行。我们解释说，每一门测试都是在全国统一时间进行的，出现时间差异恐怕会漏题。再说，其他学样都是早晨8点进行测试，你们晚上8点进行，将来如果分数出现很大差异，你们自己负责。经过交涉，英语系同意了，但他们管不了马列主义课程和其他公共课，所以我们又不得不把教务长请来。教务长说，其他课都好说，马列主义课雷打不动。我们又宣讲了一遍此次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保证高质量数据的必要性。尽管我们费尽唇舌，教务长仍然表示自己不能做主不让学生上马列主义课。最后，我们不得不把校长请出来。这一次，我们没费太多唇舌，校长当场拍板，35名学生首先保证参加我们的测试，落掉什么课，以后再抽时间补上。再如，我们每到一个学校都是按好的人数比例在系里的学生名单上随机抽样，因为只有经过随机抽样得到的被试群体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在某所学校，系领导为了表现一下自己学校的水平，硬要把他们挑选出来的优秀学生塞给我们。我们又得从科研的客观性、真实性、代表性、严肃性讲起，耐心说服系里的领导，最后他们高高兴兴地按我们随机抽样的名单进行了测试。坚持科研的公认原则是保证科研质量的关键。我们在本校抽样时，随机抽到了一个两个月没有上课的学生。班主任再三向我们说明情况，强烈要求免除该学生的被试资格。我们明明知道，一个落后的学生可以把北外的平均分数拉低好几分。但是我们坚持认为，科研就是科研，因此最终也没有调换自己学校的被试。在说服各系领导配合我们实施科研项目时，我们无形中宣传了科研的原则与思想，其实就是普及了科研的基本知识。同时，在多次面临这样的选择时，我们都坚持了科研规范，使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地面对最后的数据。     这两项大调查的特点是被试人数多，变量多，为时较长，参加者是一个有组织的团队。学习一门外语所涉及的因素和变量是很多的。如果说第一次的抽样调查关心的是外部学习环境的话，第二次的素质调查则关心的是学习者的内部因素。因为所涉及的因素众多，对研究队伍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首先，这个研究小组的知识结构要合理。比如，要有人熟悉总体设计；要有人确定所调查的变量，而且这些变量的测量工具也需要有人来设计，实施预测并进行修改；要有专人负责实施细节；要有人会使用统计软件处理数据；最后，还要有人写调查报告。我们那个科研小组有懂理论语言学的，有懂应用语言学的，有熟悉科研方法的，有擅长语言测试的，还有人会计算机。我们当时感觉比较弱的是心理测试、人格测试和语言学能（language aptitude）测试。这些方面的知识我们只好从头学起。一方面我们派人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所学人格测试和心理测试，另一方面我还专门去英国学习了3个月，求教于几位研究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和语言测试的专家，并将我们的设想讲给他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最后，我们确定有4种测量工具是我们无法设计，必须要买现成的，它们分别是：智力测验、16种人格特征测验、镶嵌图形测验和语言学能测验。在最后的统计阶段，我们也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在多元回归分析方面。所幸的是，Seaton先生给我们请来了著名的统计学家东尼·伍兹和测试专家阿瑟·休斯，保证了我们的数据分析质量。这个研究小组在完成这两个项目的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从中学到的东西为我们终生受用。直到现在，每当回忆起那几年所走过的艰苦道路时，都非常留恋那个小组的团队精神，为科研的奉献精神，不为名不为利的纯朴作风，干活时一丝不苟的那种书生意气。我们之间也有过不同意见，也有过争论，但是没有人记仇，更没有因为争论而影响工作。当年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学生中，现在有不少已经当了老师。他们常有人告诉我，他们后来对科研的兴趣，都与参与那个项目的经历有关。可见，那个项目在一些学生的心里播下了科研的种子。     大型实证性研究设计起来很需要工夫。上面提到的两项大调查，从方案的初稿到定稿，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修改。其中，关键的有两条：一是确认要调查的变量；二是设计或找到测量这些变量的可靠工具。确认变量需要读大量的文献，因为只有找准变量，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才有意义。例如，在全国英语教育调查中，我们确定了7个变量；教师队伍素质、课程教学质量、学生水平测试成绩、教学管理水平、图书资料和电教设备、科研情况和毕业生质量。即使在今天看来，这7个变量也算是找得比较准的。然而，我们最初的理想没有能够完全实现。由于追踪毕业生的工作情况实在是费时费力，又不能得到用人单位的完全配合，所以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放弃毕业生质量这两个变量。剩下的几个大的变量，要分解为具体指标才能操作。例如，教师队伍素质就被分解为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和外籍教师聘用情况等5个方面。水平测试成绩一项只包括一次笔试（词汇、语法、阅读和写作），在当时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语言水平（proficiency）一定要包括听、说、读、写等多项技能，而且测试题目应尽量接近生活中的语言使用的情形，但由于时间和经费的限制，我们却不得不放弃了听力和口语测试。除了测试和调查问卷等工具外，我们还召开了多次教师和学生的座谈会。这部分定性分析的材料十分宝贵，因为我们听到不少肺腑之言。由于我们是带着“上方宝剑”去调查的，有些边远地区的师生把我们当成了“中央派来的大干部”，以为他们反映的情况可以“直通中央”。座谈会上所表现出来的事业心、进取心、责任心和求知欲给我们调查小组的成员上了生动的一课。相比之下，素质调查的设计要复杂得多。我们总共研究了18个变量和13种因素。独立变量17个，其中有3个认知变量、5种人格特征、5个社会心理变量和4种语言学习策略。在13种因素中，有3种是关于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5种是有关其教育背景的，还有5种是关于其家庭背景的。应该说，这个设计稍微“野心勃勃”了一点。但是，这是我们在参考了众多学习者的个性差异研究之后筛选出来的变量和因素。有关这些变量对外语学习成绩的影响，国外的调查众说纷纭，我们很想验证一下它们对中国人英语学习的影响，因此，一个都不愿意放弃。我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当然也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调查结果。应该说，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关于工具的设计，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测量工具的可靠性决定着数据的可靠性，也就决定着结论的信度。这里，我想谈三点体会。第一，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测量工具都是可靠的。在素质调查中，我们的“阅读理解测试”就经过了多次修改。在此之前，我们以为，设计阅读测试是我们的强项。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阅读测试的第一稿和第二稿在测试之后却表现出很低的信度和效度。原本认为最难设计的口语测试，却从一开始就比较令人满意。第二，自己设计的工具一定要事先试用，算出数据，加以修改。必要时，要再次试用或多次试用，最后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方可用于主体研究。像16PF这样的人格特征测试，是许多专家经过多年的研究而逐渐发展成形的。我们自己设计一种测量工具，只试用几次就正式使用，本来就已经够大胆的了。千万不要再嫌麻烦，草草设计一份问卷就以为大事大吉了。只要你试用一次，把得到的结果逐项解释一遍，你就会发现，某项的回答不是你所希望的，某项的回答无法解释或属多余信息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当然，试用之前，请一位懂行的专家帮忙看一遍，也是十分有益的。第三，对于那些自己不能设计的工具，可以去买现成的，然后再学会使用，学会解释结果，并负责保密。显然，并非所有的测量工具我们都能自己设计。像社会心理测试和语言学能测试都是很难自行开发的，因此只能“借用”。当然在借用时，要特别注意该工具是否适合自己的被试群体。例如，在素质调查中测量智力时，我们曾用过Wechsler的“成人智力测试”（WAIS），但是在试测时却发现此测试过于简单，不适合我们的被试群体，因而在正式调查中，我们放弃了该测试，只用了Raven的“标准推理测试”（SPM）。再比如，在语言学能测试中，我们采用了Carroll的“现代语言学能测试”（MLAT）。但因为它是英文版，其可靠性不免受被试英语水平的影响；熟练掌握英语的人，其MLAT得分自然会高（假设其他条件相同），但他的英语学能未必很高。反之亦然。出于上述原因，我们预料到，MLAT得分与英语学习成绩的相关系数比实际情况要高一些，所以在解释测试结果时我们必须要持审慎态度。     最后，我还想对科研中的两种现象发几句议论。其一，盲目追求数量，忽略质量。受社会上浮躁风气的影响，一些人盲目追风，成了“多产作者”，有些人甚至宣称自己一年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这样的论文恐怕不是抄别人的就是抄自己的。这种现象对学术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说到这里，我想起王佐良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你三年不出文章我都不会怪你，但是，如果你第四年出来的文章能一鸣惊人，说明你前三年都是在做有益的工作，而不是在偷懒”（大意）。可见，大师们都懂得科研需要长期积累的奥秘，这正是所谓的厚积薄发。其二，过分强调科研的技术含量，忽略其哲学意义。前些年，我国外语界对定量研究学习不够，所以我们曾大力提倡实证性研究。这种倡导是正确的，而且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现在，会做实证研究的人多了，包含统计分析的文章也多了。这种势头会持续下去。但是，我们在鼓励定量研究的同时，又要强调定性和定量分析同样重要。千万不要认为定性分析没用，更不要认为有了数据就万事大吉了。最近几年，出现了这样一些文章，其技术含量很高，统计分析也很内行，但从头到尾没有一点哲学解释和智慧的火花。这样的文章也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培养的研究者不是只会收集材料和使用SPSS的机器，他们首先应该是懂得语言学理论和二语习得理论的研究者、思想者，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学习科研方法和统计手段。他们甚至可以不会使用计算机，不会使用SPSS，但他们知道最后得出0.8意味着什么，并做出富有哲理的解释。说到底，工具只不过是方法和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验证、推翻或修正、创建某种理论，深化自己对语言现象的认识。     回忆起来，我自己的科研历程似乎呈现这样几个阶段：写书评，写综述，写大型综述（学科综述，如《西方语言学流派》，《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用现成的书面语材料做实证性研究（如对汉语的语篇研究和对《红楼梦》的语用分析）；最后是开展大型的实证性研究（如抽样调查和素质调查）。这几个阶段看上去是偶然的，但细想起来有一定的必然性，其中包含着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从引进到创新的逻辑关系。科研道路是崎岖不平、充满艰辛的，踏行其中的人会倍尝寂莫、苦闷与烦恼，还会遭遇冷嘲热讽，卷入无休止的争论。但是这条道路又会带给人一阵阵的欣喜与安慰，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每前进一步都会产生一种满足感，而且每完成一个项目又会发现一个新的课题来挑战你的能力和胆识。一个人一生的科研可能没有解决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人类的知识宝库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于2003年初）           关于语言学博士生的培养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润清     [说明：这是一篇访谈式的文章，原来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4期上。文章谈到如何培养语言学博士生。同一组博士生导师访谈中，还有胡壮麟、陆俭明、戴炜栋等先生的文章。语言学博士生和准备报考语言学博士生的同志，可以读读这几篇访谈，也许会对自己有点启发。一般来讲，我就是按文章中提出的要求招收和培养博士生的。] 　     问：刘教授，我国恢复博士研究生教育已有十几年了，有博士点的学科和学校也越来越多。请问，您对目前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式总的评价如何？     答：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博士生的培养方式是好的，是有成效的，出了一批人才，也出了不少成果，使那些有志青年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使更多的中国学者跃居各个学科研究的前沿。这个制度使博士生导师的队伍基本形成（当然有的学科还不够理想），使一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学科达到或接近国际一流水平，并激励着一大批硕士生积极进取，使他们脱颖而出。     问：非常同意您的看法。我国走培养自己的博士的道路是正确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想请您谈谈对博士生的培养有什么建议。     答：谈点看法吧。第一，博士生的知识面不宜太窄，专业不宜太专。或者说，专是要在宽厚的知识背景之下去深钻一个尖端领域。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所谓博士，就是要博学，英语称“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英语国家的教育强调“哲学”两个字。Philosophy一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对智慧和知识的追求”。现在Philosophy一词的定义是“对存在的本质的探索或思考；对一切事物之因果的了解；制约一切知识领域的基本原则……”（译自The Chambers Dictionary, 第1280页）。这说明一个哲学博士不仅应具有许多专业知识，而且应该知道诸多学科中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哲学是关于一切科学的科学，是帮助我们做到触类旁通的学问。如果精通多个领域，那么你作出的抽象和概括就可能是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的概括。在诸多科学门类之间，观察程序，论证方法，理论预设，表达和计算方法是相通的。总之，博士生不是一头钻进自己那个专业中去，而是要懂一些哲学道理。这样的学生眼界会宽些，思路会活些，兴趣会广些，方法会多样些，做起研究来会更新颖、独到，有气势。     博士生要博学一点的第二个理由是，当前各种学科的交叉越来越多，任何研究者都很难只顾自己的学科，因为相邻学科的发展已经使它置于一个学科网络，一个学科自己完全独立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二，加强对博士生导师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加强导师队伍的建设才可能保证博士生培养的质量。）首先，要有意识地培养年轻有为的硕士生导师，使他们早日成为某一学科的带头人；要“栽培”，主动进行“加工”，而不是等待他们自己成熟。博士生导师队伍也急需年轻化。不要等到60岁才评上博导，60岁以上的人精力不够，自己的科研比以前少了，学科的发展也可能跟不上了；其次，要重视对现有博士生导师的管理和培养，给他们创造更新知识的条件，使他们掌握前沿科研信息，防止知识老化。     问：您讲的“博士生要博学一点”很有道理。不过我们感到，对不同领域的博士生来说，“博学一点”的含意大概也不完全相同。您希望语言学博士生和知识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他们来说，“博学一点”意味着什么？     答：至少我希望我的博士生知识面要宽一些。不论学位论文将来是关于什么领域的，我希望他的背景知识既要有理论语言学，又要有应用语言学，要熟悉语言学的各个分支。我不希望我的博士生只知道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或只知道韩礼德的语言理论，而不关心其他学派的理论。我不希望学生把自己将要研究的面划得太窄太小，例如“我打算研究英语疑问句的结构”。准备从事理论研究的，也要认真读一些应用语言学著作，这样至少可以从中了解到理论探讨能给应用学科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其实，现在的一种理论研究倾向是在应用中发现例证，并用它们来验证或加强理论的解释力。准备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更要认真通读一些理论语言学的书，不然就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去解决什么问题。没有语言理论，所谓的应用语言学就是架空的，是没有根基的。总之，我希望我的博士生的知识（阅读范围）应该包括普通语言学的各个学科（语言学、音系学、形态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等），以及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神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当然，也应该了解汉语语言学。如果语言学的硕士生、博士生不知道马建忠、黎锦熙、高名凯、王力、吕叔湘、张志公等，未免让同行笑话。     问：我想，您讲的“博学一点”，就是首先对自己所在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有所了解，然后再钻研自己那个范围较窄的专业，即由博而约。这样的知识结构更合理一些。但是，这个目标如何达到？学生入学前和入学后应该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要报考您的博士生，向您打听应该如何准备考试，您一般如何答复？     答：经常有考生打听要考什么科目，要求如何，有什么参考书目等。我一般让考生答三张试卷：一张是理论语言学，一张是应用语言学，一张是论文写作。试卷上是范围很大的、小论文式的题目。例如，评论乔姆斯基的“语言天赋论”假说或生成语法的新发展，评论布龙菲尔德的行为主义或其他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一律用英文答卷。语言质量和回答内容都是重要评分标准。前两张试卷包括的面很广，目的是看看考生是否具备了比较丰厚的语言学知识；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就是希望考生对重大问题有较深的理解，有自己的看法。大部分题目都有“评论”二字，这就要求有深度。我常告诉准备报考的学生，要读一读重要代表人物的代表性著作，不能只读些Introduction之类入门性的书。经典原著都不读怎么做博士？例如，你说乔姆斯基认为如何如何，我问你乔氏什么时候这样说过？你说“我不知道，是John Lyons说乔氏这么说过”。这就不是一个研究者应有的态度，研究者要占有自己的材料。你若能讲出乔姆斯基1965年的观点如何发展了1957年的观点，1980年又如何修改了1965年的观点，1993年又如何修改了80年代的理论等，那才算你读懂了，跟上了。     这里再多讲几句读名家原著的重要性。有些考生已是硕士毕业，却只读过几本“引论”、“导论”之类的语言学书，经典原著一本都没读过，甚至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过。经典的风采是“导论”书中所找不到的。更重要的是，其理论气魄和哲学魅力是后人转述时难以再现的。     应用语言学试卷也一样。我要求考生的知识面要相当宽，同时要求报考者有自己的见解。例如，“你如何看待克拉申的第二语言学习模式？”，“你如何看待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自然顺序？”，“根据语言测试理论你如何评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这样的题目答起来要动动脑筋，靠背书上的几句话是对付不了的。     此外，我希望报考者已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两三篇有见地的论文。也就是说，他自己知道如何进行科研，并对某个小领域已经有所研究。最理想的考生是已经就某一题目发表过多篇论文，来到我这里后只做两件事：把研究做得更深入，更成系统；把论文写出来。然而，有的考生不用说自己发表论文，就连国内的外语学刊也很少阅读。学语言学的人不可不读北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外的《外国语》，广外的《现代外语》，社科院的《当代语言学》（原名《国外语言学》），国外的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Linguistic Inquiry, Journal of Linguistics等。我常常对考生讲，不在乎什么时候入学，重要的是入学前的阅读和研究。     当然，我还告诉考生，我很看重英语水平。书面英语应该写得自然、地道、不幼稚，是学术论文式的语言。     问：听得出来，您对考生的期望是相当高的，看来是宁缺毋滥呀。您总归是能招收到满意的考生的，那么，博士生入学后您如何具体培养他？     答：让他大量读书，定期与他谈论读书的体会，规定撰写书评和论文，批改论文后与他讨论。     除了建议基本阅读书单（包括30本英美文学名著）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自己去查找新书和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我鼓励学生去读我没有读过的书。在某个具体领域，要争取比我读的书还多。我更注意对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考方式的指导。有没有读懂，与他一谈话就知道了。定期与学生谈话，一是了解他的读书情况；二是不断指出方向和纠正偏差；三是强调让学生练习写书评和论文。把思想转换成文字的过程是加深思考、梳理思想的过程。有时，自认为对一个问题想清楚了，但一开始形成文字，才知道其中还有不少空白处没想透。我还常告诉学生；“你写论文让我改，是争取导师指导的最好方式。你写得越多，得到的指导就越多。你写得越好，得到的指导就越深刻。”如果你的文章满篇是语法错误，导师就忙于改语言错误了，文章的思想和结构就顾不上了；如果你的文章语言好，又有思想内容，导师则可以帮助你提高行文的逻辑性，加深对材料的分析，或者作出更合理的概括。第一年读的书比较广泛，是背景知识的铺垫；第二年读的书应该围绕一个方向，一个领域，这样，论文的题目和焦点就越来越明确，下半年形成比较详细的提纲，并着手撰写论文。往往是边写边读，因为一下笔才知道还有不少接不上或了解不深不透的东西；而且写的过程也是研究深化的过程。     我认为，批改学生的论文是最有效，使学生最受益的指导方式。导师的优势不在于他对某个题目比学生了解更多，而在于他丰厚的背景知识、高超的分析能力、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丰富的写作经验。简而言之，导师的学术修养当在学生之上。什么合乎逻辑，什么不合情理，什么样的推理是允许的，什么样的结论是蹩脚的，在他的领域中他能立刻作出判断。他能指出学生行文中牵强附会、东拉西扯、循环论证、重复繁琐等毛病，使其文章（其实就是科研）逐步严谨、科学起来。     这里举两个例子。如何指导一篇书评？有的书评只把该书的各章内容讲一遍，这叫新书介绍，没有评论，它的作用只是提供信息。但是懂行的人，更希望看到有评论的介绍。读懂别人有时并不容易，评论别人就更不容易了。站得比作者低，对作品只能仰视，评论无从谈起。站得与作者一样高，评起来也难。最好站得比作者高，才能“指点江山”，高屋建瓴。换句话说，如果你在评介一本关于社会语言学的书，而这是你读的第一部社会语言学专著，那么你能读懂就算不错了，没有资格发表评论。如果类似的专著你读过十余部，那么自然有比较、有看法，你能立刻知道它是否包括最新研究成果，是属于哪一个传统或派别的；偏重哪些问题；不重视哪些问题；是科普读本，还是给专业研究者写的；语言风格如何等。这时自然就好写书评了。但是，学生一时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先学习写“介绍”，“介绍”书的文章写多了，逐渐就能写出有见解的评论。     有时，学生写述评性的文章，评论某个时期某一领域的思想发展。对这类论文，我常常注意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的广阔性。例如，文章概述的是半个世纪的情况，那就不能只提到20年代和50年代的作品，30年代和40年代的研究在哪里？没有查到那就要继续查。时间上不能断线，空间上不能留空白。不能只评论美国的研究或加拿大的研究，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研究却只字不提。有空白处就说明阅读还不够。另外，述评不是材料的堆积，不能说只要占有翔实材料就万事大吉了。要从材料中分析综合出有规律性和趋势性的东西，也就是用后人的透视眼光在更高的层次上概括出前人看不到的发展规律。     不论写书评还是写述评，学生常犯的毛病是把问题简单化，或者把一种观点说得一无是处，或者把一家一派吹得天花乱坠，或者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放在那里不加以深究。我常常告诉学生，一种学术思潮尽善尽美得没有人反对是很罕见的。把一种学派描写得“一帆风顺”是幼稚的表现。那样的文章枯燥无味，因为它是平面的、单维的，没有立体感。如果能对一种思想提出四五种不同的看法，并且逐一加以分析比较，那样的文章就是多维的，有立体感，读起来有起伏，引人入胜。说来还是那句话：读书多了，自然知道各种不同看法，也就不再想当然，不再走极端，观察也日趋成熟。过激过偏的文章或段落往往经不起推敲，用不了多久就被其他文章驳倒或被人遗忘。 问：通过批改学生的论文来指导学生，一定是很好的培养方式。您举的几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请问，到最后阶段，您对学生的博士论文有何要求？     答：论文要在50,000词（英文）以上，短了说不清楚问题。要有创见，要能提出前人没有论述的观点：合乎科研的规范，结构清楚，文字顺畅。     论文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归纳性的，一类是推理性的。归纳性的研究是以大量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强调收集的数据具有代表性，强调分析是中肯的、客观的，结论完全基于数据。这种研究讲究设计科学，收集数据方法正确，处理数据时不带主观偏见。推理性的研究就靠一层一层地说理，用少量数据推导出一大篇道理。这种研究强调旁征博引，论证严谨，逻辑性强，语言准确，滴水不漏。两类论文都不容易，但相比之下，归纳性的文章略容易一些，尽管收集材料的过程艰苦、枯燥。不论写哪一类论文，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有创见，要对这个领域有自己的贡献，哪怕只是修正前人理论的一小部分。没有创见就算不上博士论文。创见不是喝着茶吸着烟空想出来的；创见来自大量阅读后的思考和认认真真的科学研究。不读书不会有新见解；不深入反思他人的观点也不会有所新现；对新的假设不去验证也得不出站得住脚的概括。     段晴同志在“写在《季羡林文集》出版之际”一文中描述了60年前季先生在德国做博士论文时所尽显的风采和才华：     “博士论文的关键是‘必须有新的东西’。（见《季羡林文集》第2卷，第462页）所谓新的东西，不是凭空杜撰的奇思妙想，而是必须科学地总结出前人未能总结出的规律，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回到季羡林先生所处的学术氛围之中，也就是说，他的博士论文必须解决那些灿如星光的学者们未能解决的问题，进入那些名声权高的学者们未曾进入的领域。对他的博士论文进行评判的绝不仅仅是几个学识渊博的知名教授，他们代表梵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当年年轻的博士在写论文时心中与之交流的对象正是这样一群教授们。交流的对象决定写作的起点。因此，他的论文之中没有长篇大论的背景，没有点缀修饰的辞藻，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一方面，人们读到，论文经过寥寥数语介绍其他学者就问题的思考，摆出争论的关键，以及本论文希望解决的问题，然后直接进入其独特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者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考察对象。经过几番摆事实，几番讲道理，论文的作者一路走来，用一根线将散落的珍珠一个个穿起来，最后加上论文之扣，复以寥寥数语呼应开篇时摆出的问题。”     不论哪一类论文，都包括四大部分，对这个问题前人研究到何种程度（这就要求作者有大量阅读做基础，接近学科的前沿）；你认为他们的研究存在什么问题或不足（这就要求作者对别人的观点进行认真的思考；能看到别人的不足是本事，也是自己科研的前提。如果别人的研究已经穷尽了该领域，你还能研究什么？）；你对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研究的（这是你验证自己的假设的过程，也就是你的科研）；你有什么发现（这是你的创见）。这四部分在不同类型的论文中表现不同，但这四部分缺一不可。     问：大概可以说，这个论文框架也适用于其他学科里的论文。达到你的要求的论文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请允许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博士生毕业后，您希望他如何发展？     答：希望他谦虚谨慎，继续进行科研，不断有新的成果发表。博士毕业是值得庆贺的，但只是刚刚具备了科研能力，还要进行大量研究，才能成为合格的学者。有个别人认为，博士毕业了，了不起了，可以休息一下了。这不对头。一位博士毕业后三五年不见发表什么像样的文章，这位博士很可能从此销声匿迹，被人遗忘了。5年以后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了。我希望学生毕业后：第一，不狂妄；第二，坚持搞研究。他们如果能做到这两点，我就感到很欣慰了。 （于2000年初）             漫长的学习道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润清    [说明：这是给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写的文章，束定芳等策划了一本《外语教育专家谈》，有的稿子先在《外国语》上发表，然后成书。这里写的很像回忆录，多属40年以前的事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知道，这里谈到的许国璋、王佐良等人，已经开始不被年轻人所熟悉了。因为本文集中多次提到这两位老人，所以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王佐良先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著名教授，历任北外副校长、英语系主任等，在英国文学、文艺理论及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许国璋先生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著名教授，历任北外英语系主任、语言所所长、《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是杰出的语言学家和英语教育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语言学领域做出过开创性贡献，他的大学《英语》教材历经30年而不衰，堪称我国同类教材的典范。这两位老人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范影响了我国外语界的几代人。]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yes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no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有时查来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个词了。但是，英英词典使我们看到了英汉词典中解释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那时，我的词汇量极其有限，但这些小书带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年之内，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英语的语言之美，让我体验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