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道歉

我們為什麼道歉 道 歉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嗎?沒有人這樣說過.當你做了一件不利於他人的事情時,你應當對受到影響的人說聲“對不起”,在我們這個社會里,這是每個人從小就受過的教育.只是,社會有時具有一種抹消教育成果的效應,當一個人漸漸不再年少, “對不起”會慢慢淡出人們的生活. 人的成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用道歉的頻率逐漸降低來量度.總體來看,在我們這個時代, “道歉”是一種與“主見”和“行為能力”相排斥的東西,人的“主見”越大, “行為能力”越強,就越是擁有不道歉的本領,越是具有降低“道歉”水平的效用.當一個人完全不臉紅、完全不向人道歉的時候,恭喜,你有福了,你已經不是一般的“大人”,而上升為別人眼中的“大人物”,犯下一個錯,不僅不必道歉,而且還要聽到掌聲和頌歌. 上面這段話,明從道歉走到不道歉有兩條道.一條道,是個人性的,幾乎每一個體從少年到成年,都伴生著道歉能力的減弱,小孩子是一錯就道歉的,成年人就不道歉了.另一條道,是社會性的,一個人有窮有達,有的永遠做布衣,有的慢慢成了豪雄.一般而言,布衣百姓容易道歉,尤其見了“大人物”,就很容易賠小心、賠笑臉,沒事也要道幾個歉;大人物呢,就不必道歉了,有什麼事,打個哈哈就過去了,有時哈哈都不打,也過去了. 現在,當我們談論“中國人不會道歉”的時候,應當看到前面所說的規律,中國人並非沒有學過道歉的功課,也並不是不掌握道歉的技術,而是喪失了道歉的心情.為什麼會失去道歉的心情?值得探討,從淺顯的道理上講,中國人的熱愛“面子”的族群,生活中多少要有些 “人模狗樣”,而不可像小孩子一樣童真.“面子”的重要維護力量是“理”,無論如何,你要顯得自己是占理的,而不是理虧的.占理了,就有面子;理虧了,就沒面子.一道歉,顯得理虧,面子上十分難看.把假話說圓了,把虧心事處理得像沒事一樣,面子就得以保全.故而,做了錯事,一定要像做了正確的事一樣,理屈而詞不窮;心裡有鬼,反而要唱歌壯膽,越是理虧的事,越要做出得理不饒人的架勢,以便於消滅道歉的危險. 當代中國人面臨的一個最重大的道歉問題,無疑是日本的道歉問題,.很多中國人認為日本侵略了中國,卻始終沒有道歉.但這一點中日雙方可能有爭議.日本人認為早已向中國道過歉了,最明確的一次,是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表示日本 “痛切反省其殖民統治和侵略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損害和痛苦,並致衷心的道歉”.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日本並沒有道歉.也許我們可以準確地說,日本沒有做出讓一般中國人滿意的道歉. 從這個例子中,我們或許可以更準確地理解道歉的意義.道歉,意味著人對自己的錯失要有 “敢於承當”的勇氣,而不能回避猶疑、得過且過,人應當通過道歉來承擔自己的責任,這並非法律上追究,但表明自己虧欠於人的心跡,可以撫慰受傷者的感情. 一般地說,中國人並沒有像對待日本或者炸毀我駐南使館的北約或者南海撞機事件中的美國那樣,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反复追要他人的道歉,很多時候,我們也只是把 “討個說法”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法律或者行政上的訴求.這種在道歉問題上的雙重標準,足以反映在目前的中國,至少還沒有形成一個公民社會良好的道歉的習慣.就一種習慣而言,我們在內地很多城市的公共場合,就很少聽到像在香港常常能夠聽到的“對不起”或者 “不好意思”這樣的道歉聲,而當道歉作為一種社會潤滑劑的作用表現得非常有限的時候,許多本可以輕鬆化解的摩擦便很快升級為衝突.在中國的土地上,曾經發生過很多小衝突引發的大悲劇,有時甚至是巨大的社會劫難,現在,大大小小的不幸事件仍在不時上演.但是幾乎很少人把道歉作為一種道歉要求,也幾乎不會有人因為良心的聲音而站出來承擔責任,那些最終承擔責任的人,都是 “查出來”而不是 “站出來”的. 延安時代,毛澤東向 “搶救失足者運動”中被 “擴大化”了的好同志反复脫帽鞠躬,據說感動得很多人熱淚盈眶,這樣的主動道歉行為,我們聽到的畢竟有限,更多的時候,人們習慣於以法律責任、行政責任、政治責任來替代道歉.一個官員,如果沒有組織追究,幾乎不會在錯失發生以後向公眾與論表達歉意.對一般中國人來說,出現問題時,心中首先生發的不是愧疚之感,而是 “這將要受到怎樣的處理”,外在的懲罰永遠於內心的自省.所謂 “檢討書”.與其說是出於良知上的不安,不如說是爭取寬大處理的手段,這也使得 “反省”基本不再可以作為誠信的標尺. 一個文明的社會,不僅是基於法律的,更是基於道德良知的,道歉就是良知的顯現,沒有必要再次申述什麼是真正的 “面子”.如果我們希望未來不是永遠生活在良心的荒野上,如果我們希望社會中的人不只是被 “繩之以法”、“繩之以紀”或者繩之以別的任何外在的東西,而是每個人首先都被自己內在的良知召喚,那麼道歉吧,為你的任何錯失,為你的任何疏忽,庄重嚴肅地向被傷害的人說聲 “對不起,我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