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两大流派

第四讲启蒙运动的两大流派一、启蒙理性的分裂前面曾提到，在16—17世纪中叶，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儿开启了西方思想的两个对立的传统——盎格鲁－萨克逊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唯理主义）传统。（均是怀疑、批判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结果）。直到今天，英国人还长于实干，欧陆人则长于思辩。笛卡儿开启的思想传统rationalism被译为“理性主义”，多少有些不确切，容易产生误解，似乎与之相对立的“经验主义”就不讲“理性”了。翻成“唯理主义”较好一些，但这个“唯理”还不能理解为“唯理性”，而应理解为“唯推理”才行。其实英国人的经验主义也是讲理性的（重视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注重观察实验，这本身就是“理性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只是他们讲的理性和欧陆人讲的理性有一种思想倾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用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都是启蒙理性）的差异来概括。启蒙时代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于马基雅维里国家学说的看法，为我们理解这两种理性的不同特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在西方第一次提出“政治无道德”，使他成为（西方）现代政治学之父。传统的政治学是讲仁义道德的，是“代上帝立言”的，中世纪西欧这类很多。而马基雅维里反其道而行。实际上提出了政治学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野问题。马基雅维里自己的说法：“我想把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只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因为他观察到了“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从这种经验主义出发，他从古罗马和意大利史中撷取了各种事例来说明权力本身的逻辑。他想用这些故事告诉他的“新君主”们，权力的运作是不可用日常的价值观去衡量的，如果你非要那样做，不但会失去权柄，而且会整个国家遭殃。因此“使用残暴手段”，可以有拙劣和妥当之分，却不可用“应不应该”来计较。马基雅维里最看重的是权力的技术化操作，而不是它合乎不合乎通常的道德（包括自然权利）的问题。这种态度在启蒙时代的法国和英国，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法国启蒙哲人一般厌恶之。如狄德罗说马氏是在宣扬“暴君的权术”，伏尔泰骂他是一个邪恶的歹徒。法国革命者的政治语汇中，“马基雅维里主义”也一直是骂人话。可英国人就不这样看。培根在《学问的进步》中说：“对马基雅维里以及他这一类作家，我们是该深怀感激之情的，正是他们开诚布公地说出或描述了人们的实际作为，而不是他们应当的作为。”休谟也将马基雅维里称为“伟大的天才”。可见英国人像马基雅维里一样注重实际，也用一种科学的眼光看政治学，或者说要把政治学看作一种自然科学，而在科学的问题上，当然就只有事实判断而没有价值判断了（你只能说牛顿定律对不对，而不能说它好不好，合乎不合乎道德）。所以在科学上应该讲“价值中立”。后来的青年马克思也把马基雅维里和自然科学家同列，但原因与英国经验主义者稍异，他是要证明政治社会也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同时，也发现了国家的引力定律……马基雅维里……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在这里把“理性”与“经验”并列，就很有意思，说明经验主义决非与理性主义无缘。经验主义也是一种理性主义，只是它讲的理性是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看来经验主义注重工具理性是自然的。而欧陆理性主义或唯理主义注重价值理性，自然也是和笛卡儿思维逻辑相关的。笛卡儿讲“我思故我在”，无需考虑客观事实，仅从概念出发就可以推演出结论——当然这种概念也必须接近于一种直接的、不可辩驳的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依靠一个有思想生命的良知（或者说一种道德良心）来获得。这就和道德、价值的问题联系起来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还会引导出两种不同的处世态度或行为方式：前者稳健务实，沉着事功，注重实效，讲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后者激越浪漫，高瞻远瞩，公而忘私，关注全人类的生存状态，追求理想社会，而且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尽快实现之。前者有“小人喻于利”的猥琐，会带来不少社会弊端，但也有实事求是的优点，因而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往往成效较快；后者有“君子喻于义”的高尚，也有助于抑制社会风气的腐败、保障公正与平等，但往往因其好高骛远和唯意志论的倾向而导致乌托邦实践从而阻碍社会进步。二、法国启蒙对价值理性的倡扬法国启蒙的特点就是特别认同价值理性。尽管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英国崇拜者曾大力英国的工具理性。有人（拉尔夫等）认为，伏尔泰最伟大的单项成就或许就是他在法国倡导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来消除笛卡儿唯理主义的影响。他年轻时曾因得罪了一位权贵而被放逐到英国，在英国过了三年，其间“彻底”皈依了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回国后就致力于宣传培根、洛克的思想，宣传牛顿那一套已为经验证实了的科学体系，要法国人放弃不讲实际、空对空的笛卡儿主义，并在引导法国思想界更注重实际方面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他的著名的讽刺小说《老实人》（1759）就典型地反映了伏尔泰的这一思想倾向。此书的主题就是教导人们：生活是不完美的，可能永远不会完美，但如果人类不去进行枯燥无味的推理论证，踏踏实实地去做那些单调而富有成果的艰苦工作，人类将取得最大的成功。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也有同样的思想倾向，如孟德斯鸠极其推崇英国政治制度，写《法意》宣传之；狄德罗编《百科全书》也体现了工具理性精神，要通过普及最新科学成就清除迷信，推动科学发展，以减轻人类的苦难。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的宣传，对于法国思维方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朱学勤在92年第6期《读书》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伏尔泰等人这种英国工具理性宣传影响的局限性，可以在此引为参考。朱文说：“法国是个大陆国家。她的精神气候是文学型、戏剧型，不是哲学型、逻辑型。哲学的面包不涂上文学的奶酪，法国人咽不下去。……启蒙运动的主流作家，有文学活动，但基本性格是哲学型、逻辑型、百科全书型。他们深染英国的岛国气候，向法国输入的也多是海洋恒温型工具理性——沉着事功，平庸缓进，而不是充满浪漫美感冲天而起的价值理性。因此，启蒙学派的哲学家是法国本土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内容却是舶来进口的，与本土精神气候并不契合。”另一位上海学者傅铿，在一篇谈雷蒙·阿隆的文章中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伏尔泰宣传的局限性，也值得一读（《读书》92.1“浪漫理想和事功精神”）。傅铿说，十八世纪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羡忌英国人在制度上和商业上的辉煌成就，但是他们却热中于将英国人的制度转译成种种光芒四射、永恒但却是含混不清的理念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民主权曾经是魔力巨大的革命咒语。傅文引用阿隆的说法解释说，这一情况显示了法国文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职能：“那就是将文人自身与人类的种种梦想和激情联结在一起，与此同时，不管是好是歹，将那些散文化的社会成就转化为种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使命，光辉灿烂的功绩和悲剧式的史诗”。（散文化，黑格尔的概念，prosaic，意思是不追求浪漫美感、精彩出奇，从一点一滴的平凡无奇的小事做起，用水滴石穿的办法建功立业）这也就是说，伏尔泰等人虽崇尚英国经验主义，但他们是不是真的能成为这种经验主义者却大成问题。他们毕竟受到法国思维传统、精神气候的局限。这局限其实还很严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就和他们的英国老师们截然不同（傅文也提到此点）：伏尔泰猛烈抨击宗教势力、毫不讲情面和妥协而著称，而狄德罗、霍尔巴赫等许多百科全书派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相反，在英国，像牛顿这样的第一流科学家，开整个时代之风气的人，也深信上帝统治着整个宇宙，而洛克这样的经验论哲学家则竭力倡导宗教宽容；另一位重要的英国哲学家休谟也只不过提出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可见英国的科学精神被法国人推向了极端。爱走极端、干什么都讲究一个彻底性，这就是价值理性的思维方式，是法国思维传统的根本特点，是束缚伏尔泰们的一根看不见的精神绳索。更何况法国还有个卢梭。此公一贯坚持法国传统思维逻辑，无限崇尚价值理性，对英国工具理性始终嗤之以鼻。虽然在英国思潮大举入侵的时候，他受到排挤，位处边缘，但随着大革命的临近、社会冲突的加剧，他的思想最终还是由于最契合法国精神传统而得到了普遍的服膺，堂而皇之地占据了法国启蒙运动后期的中央舞台。近年来对价值理性贬斥较多，因其和极左思潮有一定关系。但如果没有价值理性，只讲工具理性，能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如果两者必须兼顾，又应怎样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思考。由于由对牛顿体系的崇拜，18世纪法国还出现了崇尚“简洁”、“简单”的风气，突出表现为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盛行。此外还有由洛克“感觉论”哲学引起的“情感崇拜”的流行，这些因素都强化了启蒙时代法国的价值理性精神。三、苏格兰启蒙的工具理性精神启蒙运动运动发端于英国，以培根、霍布斯（英国的一个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为先驱，洛克和牛顿则代表了英国革命时期启蒙运动的最高峰。其后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就转到了法国。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启蒙运动就此完结。英国启蒙还在继续，只是主要阵地从英格兰转到了苏格兰。苏格兰启蒙是在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尤其是在1707年苏格兰被并入英格兰之后才开始的，和法国启蒙基本同步，也是在18世纪中期达到高潮，影响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涉及范围达到法、德、美等国。在这期间，苏格兰文化和科学界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建筑学和自然科学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其中有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社会学的鼻祖亚当·弗格森，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詹姆斯·赫顿，近代编史方法的开拓者威廉·罗伯特森，文学家沃尔特·司各特，哲学家哈奇森、休谟，还有大化学家布莱克、发明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等等，群星灿烂，数不胜数。但说到苏格兰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成就，主要还是集中在心理学、政治理论、政治经济学、伦理哲学和美学诸方面。而苏格兰启蒙学者全都是按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成就自己的事业的，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活动都浸透了工具理性的精神。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在苏格兰这么一块弹丸之地上，竟出了这么多优秀人物，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堪称奇迹。18世纪的苏格兰实际上成了当时英国文化繁荣的代表，苏格兰的文化中心爱丁堡被称作“大不列颠的雅典”。启蒙运动，我们印象上是为革命造舆论的，因为反对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是其两大主要内容之一（另一是反对宗教迷信）。为什么英国革命之后的苏格兰会出现一次启蒙运动？看看当时苏格兰特定的历史条件。在英国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苏格兰落后很远。英国发达地区主要在伦敦周围和英国东南部。英格兰的海外贸易赢利巨大，苏格兰根本没份。在政治上英格兰苏格兰虽有王族关系，但相互独立。160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死后无嗣，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入主英格兰，身兼两国国王，并作为詹姆斯一世在英格兰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时代，但两国并未就此合并。英国革命期间，曾两度合并过（在共和国时期和护国主时期），但都为时不长。英国革命最后胜利后，1707年才正式合并。合并有力地推动了苏格兰的经济繁荣，因而得到各阶层广泛拥护。苏格兰知识界也充满自信乐观的情绪，因而创造力比较活跃。启蒙即以此为背景展开。由此看来，苏格兰启蒙和英国革命时代的早期启蒙虽有精神上的联系，但在历史使命上却有很大的差异：后者有造舆论、作论证、作辩护的作用，前者则是一种伴随着社会解放而来的一种思想解放，是进步的社会变革带来的一次文化繁荣。和革命时代要来还未来的法国启蒙比较起来，这种使命上的差异就更其突出了：那实际上是建设与破坏之间的差异。苏格兰启蒙因而具有典型的工具理性精神。革命后社会环境的宽松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享有相当充分的思想言论自由，他们可以比以往更加务实、更加大胆地发表自己的。他们较少思想束缚，开拓进取的活动范围更加广阔。他们已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霍布斯、洛克）那样为逃避专制政府的迫害而流亡海外，也无需像同时代的法国启蒙学者那样必须小心翼翼，往往不得不到海外去出版著作，还得随时准备进巴士底狱。总之苏格兰启蒙学者得天独厚、心舒气顺，可以不用着急、慢慢来，更充分地发扬英国传统的工具理性精神，沉着事功。其实，英国工具理性的传统也是和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密切相关的。英国自1215年就产生了《自由大宪章》，从法律上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使社会的多元性和自由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障。由此开始的自由主义传统直到绝对主义时代（都铎王朝时期）也不曾泯灭。在法国就没有这种事情。英国社会的自由度传统上就比法国高。可见工具理性精神的培育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那就是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思考题】1、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可否偏废？为什么？